 新书推荐 书名：中国书籍文化史研究 作者：于翠玲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月  绪 论 一、总体思路 本书的研究范围是中国的书籍文化史，即以书籍为中心的研究，主要指中国的古代书籍，也涉及近代书籍。书籍具有物质形制和文本内容，便于携带，可以复制，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书籍的历史涉及编辑史、出版史、印刷技术史、媒介史、阅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书籍史研究包括书籍从产生到传播的复杂过程，“不仅要探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也要研究这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时间地点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同周边其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因此，书籍与文化系统不可分割，书籍史就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将具体的书籍的案例，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宏大的文化系统之中加以考察。 中国的书籍史（或称图书史、书史）源远流长，古代对书籍的整理形成了目录、版本、校勘等专门学问。民国时期的学者将其概述为中国文献学，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编写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是第一本以文献学命名的书籍，作者指出：“中国文化之完备，世界各国，殆莫之京，此为中国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这已经揭示了中国典籍与文化密切相关，显示了中国文明的特色。所谓文献就是指典籍，“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也。所以考制度，稽意识，文化之积业，政道所由系。无论何国，对于文献之保存、研讨，必尽其力之所能而优为之”。中国的典籍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意义重大，必须尽力研讨。这本文献学包括结集著录、校理审订、讲习传授、翻译外学、编纂刊印等内容，实际上涵盖了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文献学为后来的书籍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笔者的硕士、博士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正是以文献学为基础，进入了中国书籍史的研究领域。 中国古代的书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涉及编辑观念、编辑体例、刊印技术、流通环节，还有读者阅读、图书收藏诸多方面。在西学书籍输入之后，经过长时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国的书籍文化和出版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也见证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从西方的媒介史、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视角来看，中国的书籍史与西方的书籍史存在着差异，可以相互比较，由此中国书籍史所具有的文化特征更为清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在当今“国学”复兴的文化氛围中，梳理中国书籍史的发展脉络，以史为鉴，温故知新，也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广而言之，书籍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每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书籍有关的各种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书史研究的对象。因而它绝不仅仅是书籍本身形制和内容的演化史，更是一部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通过考察书籍本身的历史，我们便进入长时段的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学术视野。 书籍封面 二、各章要点 基于上述思路，本书主要以中国的书籍文献为基础，提出值得探讨的问题，选择有意义的书籍案例，加以梳理和研究。下面简单概述各章的内容要点，顺带说明写作的相关背景。 第一章总体概述中国古代书籍的编辑与出版问题。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的印刷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曾被称为“朝阳产业”。多家高校设立了编辑学专业，专家学者开始研讨中国特色的编辑学，而编辑史是建构编辑学的基础。为什么中国学者首先提出的是“编辑学”？编辑在中国的书籍史上担当什么角色？编辑活动是如何起源的？这都是值得思考和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从1995年开始，为编辑学专业的本科生讲授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课程，就是从“编辑”这个关键词（概念）开始切入的，由此与“出版”概念以及出版史联系起来。本章梳理中国古代编辑出版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近代以及当代出版文化的演变过程。 第二章借鉴西方书籍史的视角，以中国古代官修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为聚焦点，探讨中国出版史的特点。近年来西方书籍史、阅读史、媒介史的书籍不断被翻译引进，为中国的书籍史研究提供了参照视角。值得探讨的是，中国书籍史与西方书籍史存在差异，这不仅是媒介技术问题，而且是巨大的文化差异问题，不能简单套用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模式。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出版史已经成为世界出版史的一部分，有必要进行跨学科的、跨文化语境的比较研究，《古今图书集成》就是当时学者与西方百科全书进行比较的典型对象。 第三章、第四章的研究对象都是《康熙字典》。一部御定书籍在清代的编纂与流布、在近代的印制和发行，这是一个长时段的考察过程。只有将其置于清代所谓“同文之治”的特殊语境之中，与同时的其他御定书籍比较,并考察其在近代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的出版流变，才能呈现一部书籍的复杂样态和传播轨迹。换个角度来看，梳理一部书籍的生命史，可以窥见中国典籍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的演变过程。这种以具体书籍为案例的文化考察，涉及横向与纵向比较，结合微观与宏观考察。可以说，《康熙字典》不仅是一部检字的工具书，而且是中国书籍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从《康熙字典》到新字典的变化，也是新旧知识更替以及工具书转型的过程，尤其具有“知识社会史”的意义。 第五章论述古代官修类书的编辑传统及其终结，以“编辑”作为切入点，这里的“编辑”也可以用“编纂”表述。在中国书籍史上，有很多辑录群书资料而编纂的书籍，特别是官修的综合性类书在历代不断繁衍，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理念、编辑体例、编排方法。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这种编辑传统及知识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什么会在近代终结？西方书籍史考察作为“启蒙运动的生意”的“《百科全书》出版史”，并不涉及具体的编辑环节。与之对比，中国古代类书的编辑传统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建构了中国古代类聚群书、层层积淀、整合为一的知识体系。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类书的编辑传统被百科型辞书体系所取代，但类书的文献价值依然值得探讨。 第六章辨析中国古代的“博物”观念的内涵及来源，梳理古籍中的博物文献资料，目的是结合近代西方博物学科输入的背景，反思中国古代博物文献的文化特征及价值。这种从“博物”观念到博物学科的跨越，起因是以近代来自西学的博物书籍为参照，追问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博物学，由此探讨源自儒家传统的“多识之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与诸多文献的关联，可以说是进入了古代读书人原有的知识视野和书籍世界。研究古代的博物观念以及博物知识，不仅有很多文章可做，而且对当今的博物文化普及和博物书籍出版也有借鉴意义。   第七章至第九章，都是基于古代书籍的编辑体例而展开的文本内容研究。中国古代类书有特定的编辑体例和分类名目，包括收录经过选择的文学诗赋等，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包括史料、典故、辞藻等），或者说古代文人的知识结构就是类书式的，由此可以进行类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第七章从类书探讨狐文化与狐文学，这仅仅是一个案例，也是古代博物文化中的动物类型之一。第八章论述诗歌选本《瀛奎律髓》受到类书影响，采用分类体例，其特别突出“梅花”一类的诗歌，呈现了中国古代梅花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观。这实际上也是文人对梅花意象的建构过程，反映了传统的比兴思维对植物花卉文化的影响。第九章分析古代所编辑的大量诗格、诗话、诗选等书籍，其采用摘句品诗的方法，记录了古代诗歌名句被汇集、阅读和传播的轨迹。这三章都涉及古籍的编辑体例与文学创作及文化传播相互作用的关系。， 第十章至第十二章，进入书籍的阅读史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人的读书观念和读书方法、不同的阅读群体（文人、家族、女性）、藏书文化等。书籍是文化思想的载体，读什么书，如何读书，甚至什么人（如女性）可以读什么书，这不仅塑造了读者的知识结构和人生观念，更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文化规范和社会风尚。第十章从总体上比较儒士与隐士，这两个群体有不同的经典文献、读书心态和阅读方式。而陶渊明作为隐士读书的代表，其记录个人读书生活的诗文见证了当时纸质书籍流通及其影响的情况。第十一章论述古代的儒家文化渗透到家族层面，教子读书为士、藏书传于子孙，形成了中国读书文化的深厚基础。第十二章考察女性的阅读史，涉及古代女德教化的规范、才女对阅读空间的拓展，以此说明近代女学教育、女性解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是书籍阅读史的个案研究，以康熙朝的博学鸿儒朱彝尊的阅读活动为线索，进入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康熙帝组织文人编纂《明史》，使文人获得了广泛阅读和私下抄录宫廷藏书的机会；康熙帝对西洋历算天文书籍的阅读取向，对文人阅读和讨论西学书籍有引导作用，也为“西学中源”说知识资源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氛围。朱彝尊的大量书跋是个人阅读史的记录，还涉及文人之间的书籍交流活动，展示了博学鸿儒的知识视野，在当时崇尚博综考据的学术风气中具有典型意义。此外，以朱彝尊对利玛窦的看法为线索，以天文历算书籍为媒介，可以勾连到梅文鼎的书籍及其对乾隆朝的才女王贞仪的影响，还有近代梁启超等学者有关利玛窦对中国学术影响的评价。本书所呈现的这种微妙关联，反映了历时性阅读史自然形成的一种轨迹，也记录了利玛窦所输入的书籍在中国学术圈所激起的长久不息的回响。 第十五章论述书籍作为中学与西学相遇与沟通的媒介，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的重要影响。传教士利玛窦以“合儒”的方式解释西学书籍、梁启超早年阅读书目的变化以及所开列的西学书目，二者都是跨文化交流的例证。到了近代，所谓国学概念本来就是中西文化比较与融合的产物，梁启超开列国学书目，要求中国的大学生读中国书，具备“中国学人”的基本素养。这对我们在当今国学复兴的背景下，如何阅读国学书籍、出版国学书籍、建构国学体系，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具有温故知新的意义。 第十六章涉及传播史料和传播观念问题。伴随着西方传播学书籍的翻译引进，有关中国的传播史及媒介史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当然，这出于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正如余也鲁在《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一文中所言：“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 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搜集和梳理相关的文献史料就是基础工作。如何辨析古籍中有关传播的语词概念，这需要借助文献学的知识，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不是简单与西方传播学的概念进行类比。 第十七章所论古代的“采诗”说，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此说又被近代的办报者反复引述、重新阐释，作为论证的思想资源，这正是梳理中国古代传播观念及其演变的一个案例。从古代“采诗”说到近代办报说，其中存在意义关联，这反映了中国文人特有的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及其演变轨迹，有助于我们思考传播媒介功能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总体来看，书籍史的研究就是“探讨书籍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在社会上传播的” 。但书籍是一个连接广泛的关键词，囊括了诸多学科，涵盖了复杂的文化层面。一部书籍的生命史可以从古代延伸到近代，再现于当代，通过不同读者的接受和阐释，实现其不朽的价值。考察书籍的历史，可以贯通古今，采用新旧对比及中西比较的视角，由此发现书籍之间的关联，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因而，中国的书籍史也是文化史，是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史，是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编辑史、出版史和传播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各章虽然有不同侧重点，但见微知著，有着内在关联和焦点，可以统合在“中国书籍文化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之中；或者说是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的书籍史的不同层面及其个案。 编辑| 王婕
了解更多  关于我们 华夏传播研究会，全名为“华夏文化促进会传播研究专业委员会”，是以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为秘书处，联合海内外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和各界朋友而成立的专业性学术共同体。研究会秉持“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的理念，以《华夏传播研究》辑刊为会刊，以举办研讨会、工作坊和编撰著作为抓手，以推动出版华夏传播研究丛书为重要支点，致力于从传播学视角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从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中阐发出独特的中国人的传播智慧。并期盼进一步整合海内外各学科研究资源，推动华夏文明传播研究事业更上一层楼，进而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振兴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呼唤，也就是让传播学说中国话，展现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气派，形塑中华学派，回应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话语权与核心价值观传播等方面对传播学界的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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