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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印刷文化与文学研究》 作者：罗鹭 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ISBN：978-7-5732-0563-6 定价：78.00元 作者简介 一、古籍元刻本及其影印本375 二、古籍书目与版刻图录388 三、其他古籍及其整理本392 四、古籍文献汇编 405 五、现代论著406 本书的雏形是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印刷文化与文学研究”（11CZW036）的最终成果，研究过程历时六年，结项后又花了五年时间不断修改和完善，才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主攻方向为版本目录学，以此为基础从事传统的元刻本集部典籍研究，是我最感兴趣并且长期耕耘的学术领域。但多年来，奔波海内外各地图书馆查阅一部又一部的元刻本古籍，发表一篇又一篇的版本考证文章，按照自己熟悉的学术范式去进行研究，似乎只是在做“量”的积累，一直无法产生“质”的飞跃。因此，在从事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始终努力尝试突破传统的文献学的学科界限，从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去重新审视元代的印刷文化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一是出版学的视角。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元代的文化政策对图书出版的影响，阶段性成果即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元代的文化政策与图书出版》，曾被出版学科的核心期刊接受发表，算是初步得到了该领域同行的认可。 二是传播学的视角。印刷是人类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从印刷媒介与人际传播的角度探讨元代印刷书籍的编纂、出版、流通与阅读，以及由此开展的人际交流等，属于传播史的研究范畴。虽然本书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利用方面还做得很不够，但从目前搜集到的相当丰富的印刷传播史料来看，与传播学的治学理念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与该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三是历史学的视角。研究元代印刷文化，离不开对元史的学习与研究。举例来说，如果不熟悉元史，不了解元代典章制度，没有接触过元代的硬译公文，根本就无法读懂和利用元代官刻本卷首的圣旨、咨文、牒文等出版史料；没有受过严格的元史学术训练的学者在整理点校相关文献时，断句标点难免讹误。此外，元朝与高丽、日本的书籍、文化与文学交流研究，也属于专门史下属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范围。至于书籍史本身的研究，传统的图书史属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个一级学科中“文献学”的分支，但似乎也可以归属于专门史。研究元代书籍印刷的政策导向、产业发展、物质文化、价格问题等，最考验研究者的还是历史学的功底。 四是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书籍社会史或者印刷文化史视角。在学术理念上，西方的书籍史研究主要引入社会、文化的视野去观照印刷书籍对民间社会、大众知识文化、普遍思想观念的影响，通行的经典研究模式是某部或某类书籍的印刷与传播成了推动历史发展或文明进程的一股力量（以〔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为代表）。这样的思维方式确实很“西方”，但将类似的思路或方法移植到中国古代书籍社会史或文化史的研究，则不一定合适。因为在中国古代书籍史上，没有什么书籍比《四书》《五经》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更大，而这些书籍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简牍时代，中国古人的思想观念在那一时代早就基本固定下来，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真正通过印刷媒介开启民智、进行思想启蒙，要晚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比如研究《新青年》等新式印刷读物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与思想文化的影响，则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用书籍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去研究元代书籍史，同样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除了通俗文学典籍、民间日用类书、《老乞大》等语言启蒙教材，很难搜集到更底层民众的书籍印刷与阅读史料，即使有，也只是零散地见于文人学者的记录。因此，本课题的研究，虽然采用了“印刷文化”这一概念作为书名，但在研究立场和方法上并不同于西方的书籍社会史或印刷文化史研究，这是要请读者明鉴的。不过也要承认，西方书籍史或印刷文化史的研究成果让我们颇受启发，即不再只是静态地从事印刷书籍的版本鉴定、外观研究、目录编纂、文本校勘、真伪辨别等传统的文献学工作，而是动态地考察印刷书籍与人、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制度等的关联与互动。 五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在现有的学位授予专业目录中，我所在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是下属于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属于“中国文学”学科。因此，本课题没有采用纯粹文献学的方法，而是与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交叉研究，涉及元代编选和刊刻的《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别集、唐人诗集、宋人别集、元人诗文集、历代诗文评著作、元代通俗文学典籍等，探讨这些书籍的出版印刷对元代文学传统的建构、元代文学特色的形成、元代文学传播的影响等。 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图书史、出版学、传播学、元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书籍史、元代文学等不同的学科与方法，本课题都有所涉猎。但与专门研究相比，每一方面可能都无法做到精深，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难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学术基础还是以版本目录学为主，这也是我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信心所在。当我调查并阅读了数百种元刻本之后，我仿佛“穿越”到了元代，与元代文人学者阅读同样的印刷书籍，获得相通的阅读体验，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我逐渐认识到，从事书籍史与文学史研究，无论做出怎样的理论阐释，都离不开对原始文献的搜集、整理、考证与阅读。试想一下，如果利用某一部“元代印刷书籍”得出某个结论，但最终被人证实该书的版本不准确，是刊刻印刷于明代，这样的结论又怎么可信呢？这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坚持认为版本学才是研究书籍史的正确方法，而是建议所有的书籍史研究者都应该重视史料，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我们完全可以用目录学的方法调查元代印刷史料，用版本学的方法精确鉴定每一部存世元刻本的年代和真伪，用出版学的方法研究元代图书出版的审批制度，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元代印刷书籍的传播与文人交流，用历史学的方法还原元代书籍生产的物质基础、产业规模、价格与购买力问题，用书籍史的方法探讨元代文学典籍的编纂、刻印、流通、阅读、影响的循环过程，用古代文学的方法考察元代文学的接受传统、审美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元代文学典籍刊印特色……这些不同分野的研究完全可以互鉴互补，最终从整体上探讨元人围绕印刷书籍的“交流循环”展开的各种学术文化活动及其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期待感兴趣的学界同行在本书的基础上开展更为全面、丰富与精深的研究。 本课题得到了众多师友的关心和帮助。我最初萌生研究元刻本的念头缘于在北京大学访学的经历，指导老师安平秋先生给了我研究方向的启发和指引，使我有机会全面调查并深入研究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的大量元刻元人别集。我最近发表的《虞集<道园类稿>版本新考》一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惠于十六年前的那次访学经历。在申请项目阶段，我的导师程章灿先生给了我很多具体的建议和指导，我也一直在老师开创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方向进行独立的研究。查阅资料期间，国家图书馆陈清慧师姐、上海图书馆郭立暄先生多次为我查阅善本古籍提供帮助；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傅斯年图书馆前主任陈鸿森先生及夫人张慧娟女士，在我赴台北访书时多有照拂；日本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教授多次为我赴日访书提供便利，关怀备至。在研究过程中，本书的部分章节曾发表在《出版发行研究》《国学研究》《古典文献研究》《中国诗学》《四川大学学报》等刊物。在最终成果的出版审校阶段，责编郭冲先生为本书的编校付出了很多辛劳，保证了书稿的文字质量。特此一并致谢！至于书中的错误与不足之处，概由本人负责，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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