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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来到国家图书馆跟各位先生、女士交流。我自己是做出土文献和古文字方面研究的。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在纸质书出现之前，中国人的书籍是什么情况，特别是上古时代的书籍是什么样的，古代的书籍文化是什么情况，当时的人读书写字、包括书籍的制作是什么情况。近几十年来出土的资料越来越多，从先秦一直到汉代的书籍，包括简、帛的书籍非常多，我们可以把这方面的情况描述得更加的清楚一点。今天的介绍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书籍所承载的图文内容，即文本内容之外的外在形式特征，包括书籍是如何制作的、如何使用的、如何收储的。第二就是书籍文本、图文内容本身的一些特点。从文本及文本以外的形式特征这两方面来介绍。 先请问大家这样三个问题，第一，您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书籍是什么时代的，写在什么物质载体上面？很多人说是甲骨文，可以告诉大家，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记录，但是甲骨并不是当时的书，这点是需要明确的。包括青铜器铭文（金文），也不是当时的书。这就牵涉到最早的书到底是什么形态的问题。第二，大家知道毛笔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一直以来有一个说法：毛笔是秦代的蒙恬发明制造的。但这个说法在清代就被学者否定了，毛笔出现的时期要远远比秦代早。考古出土的战国时代毛笔就有不少，汉代的毛笔就更多了。有很多证据证明：商周时代就有毛笔，甚至商周以前就有毛笔的书写。第三，现在通用的植物纤维纸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大家都知道东汉的蔡伦造纸，然而研究表明：蔡伦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纸的，他只是改进了造纸技术的一个人。现在的考古出土了不少西汉时代的纸。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在植物纤维纸出现之前的书籍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甲骨文，大家可以去看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先生的一篇文章，提到甲骨并不是当时的书。金文也基本上跟书是不能划上等号的。它们实际上是当时特殊的书写形式与特殊的文字载体。当时的书是什么样的？《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对被征服的殷遗民有一段训话。当时这一些商代的遗老遗少还不太服气，有的要来造反，不太安稳，周公就跟他们讲了一段话，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商朝的先人有典册，记录了商代把夏代的天命革掉的事情，“革命”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古代人认为，一个王朝能够统治天下，一个帝王能够统治天下，是因为上帝给了他天命，如果你干得不好、胡作非为，那么这个命是要被革掉的。“命”是能够在朝代、帝王之间更革、更代的。“殷革夏命”就是商代把夏代的天命给革了。夏代最后一个君主是荒淫无道的夏桀。后来成汤伐夏，灭亡了夏代。商代的先人用典册记录了革掉夏代天命的事情，那么，周人把商代灭掉，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有册有典”就是商代早期已经有了典册来记录一些历史大事，这是文献当中商代已经有典册的最重要的文献证据。现在基本上相信这个是周公原话的实录，也可以反映西周人对商代文献的一种看法。 除了文献当中这一句话之外，从古文字的资料当中也能够找到一些文字的证据，来证明毛笔和竹木制的简册在商代或者商周时代已经有了。现在写的“又”初文就是一个右手，手里是拿着一个什么？是毛笔，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写的“聿”（图1）。聿上面加一个竹字头是什么字？就是繁体字的“筆”，笔就是从竹聿声的。《尔雅》说“不律曰笔”，古代笔就叫不律。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这哪里是一支笔呀？这不是下面一个毛刷子吗？其实古代最早的笔就是毛刷子，想想英文当中笔怎么说？“brush”，毛笔就是“brush”。比如图1中的字下面加一个“皿”字底，就是尽，表示一个器物里面的东西吃完了，用一个毛刷子把里面刷刷干净，里面空了就是尽，繁体字的“盡”就是这样。所以笔跟刷子是一个东西。这是西周时代“聿”的写法，稍微简单一点，跟后来的毛笔有一点接近。西周金文和小篆中的“书”字（图2），“书”的繁体“書”，简体这样写是从汉代草书来的，原来的篆文跟金文的写法是上面是“聿”，下面是一个“者”，它是一个形声字，就是从聿者声，后来的繁体字其实是把下面的“者”给它简化了，上面还是一个“聿”，还是能看出来，因为书写是跟毛笔有关的。下面“者”就是书的声旁，古音变化很厉害，现在已经看不出“书”跟“者”读音的关系了，其实原来是很近的。后面这两个字就更加直接了，是书写的物质载体，周公讲“有册有典”的“册”与“典”（图3）。“册”就像把竹木的木条用绳编起来，而且是上下两道编绳，也有三道编绳的。典跟册有一点不一样，上面是册，下面是一个小案子“丌”。典跟册有什么不同呢？典要比册珍贵、庄重一点，所以把它放在几案上面，等于把它供起来。现在还讲经典、典籍，不会讲经册，典本来就有一个比较庄重、堂皇的意思。在商周时代一定有毛笔书写和简册制作这样一个文字学的证据，但是竹木是有机物，非常容易腐朽，在商和西周甚至春秋时代的简册是没有发现过实物的。但幸运的是其他一些不易朽烂的东西上面还能够看到一些痕迹，包括一些骨质的物品上面能够看到一些毛笔书写的痕迹，一些石器、玉器上面能够看到商周时代的毛笔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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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手漉和纸--白莲纸、四尺对开/半纸，纯手工抄纸，出口日韩台  古戈爾藝術380 东周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墨子，他有一部书就叫《墨子》，里面有一篇《明鬼》，讲了这样一段话：“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有]，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口头讲是没有用的，要把它传到后世，写在简册、缣帛上面，让后代能够知道。但是又怕这些竹木制的或者缣帛的东西不容易流传到后代，容易腐蠹绝灭，后代的子孙就看不到了，怎么办？“琢之盘盂，镂之金石”，就在青铜器上面、石头上面给它铸出来或者刻出来这个文字，加以宝重。这个“重”就是“宝重”，让它流传到后世。这里讲到的“竹”和“帛”就是我们上古时代书写的最常用的物质载体。一个是竹简，当然也包括木简，还有就是缣帛，这是植物纤维纸产生以前中国最常见的书写载体，盘盂金石反而是非常用的手段，是一种特殊的、需要后代人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的手段。经常看到金文当中会说“子子孙孙永保用之”，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不会坏掉，能够传遗子孙，世世代代永远流传下去。纸质书出现之前的这个时代就叫“书于竹帛”。有一位研究书史的一位美籍华人学者钱存训，他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书于竹帛》，主要讲早期的文献、早期的书籍是怎么样的。 甲骨一般都是刻的，但是也有涂朱的。朱书的和此先刻了之后再把它涂朱，有一些刻辞是有朱砂的，用毛笔在里面描过，甚至在甲骨当中还看到用毛笔蘸了朱砂或者墨写了而没有刻的。这些涂朱的刻辞，一般被认为是有特殊意义的，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刻辞。比如有一件商王占卜出行有没有灾祸，后来果然出了车祸，前面的一辆车车轴折断，马可能是撞到了石头上，王的车跟着也翻了，驾车的这个人子央也从车上掉下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用涂朱的形式把它描了一遍，这个是当时用毛笔书写的一个证据（图4）。
图5 大莲纸--供海外市场，书画书法，四尺半生熟宣70*138cm 古戈爾藝術380 西周时代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是毛公鼎（图5），这件器物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家去参观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毛公鼎虽然很不起眼，却对我们研究古文字及西周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共499个字。一般认为，这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一篇铭文，是周宣王对他的大臣毛公[厂+音]的册命。当时西周国势已经衰微，所以这个鼎的装饰很简单，就是一道弦纹和重环纹。但是里面的文字非常重要。这一篇册命的文字原来并不在鼎上面，西周时候如果要封一个诸侯国，册封一个封君，赏赐一个大臣，对他的册命也就是文诰，都应写在简册上。大家知道清华在2008年的时候入藏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简册，里面有一篇就是战国时代抄录的一篇西周早期封许国的册命文字，许国是西周时代“四岳”之一（即姜姓四岳），申、吕、齐、许四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原来不知道封许国第一个受册命的是谁，现在知道了，受册命的是吕丁，应该跟姜太公是有亲属关系的。当然他跟姜太公吕尚是什么关系，现在也很难考证，但是因为他姓吕，所以一定跟吕尚是有关系的。如果将这篇册命的文诰去跟西周一些青铜器铭文比较，赏赐的东西，册命的程序，一些话和套语，完全一样，甚至比青铜器上看到的还要复杂。有人讲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往往是选录了册命原文当中一些重要的内容，毕竟青铜器上能刻字、铸铭文的地方很有限，所以选了最重要的一些东西，而原始记录都是在简册上面书写的。大家也不要以为，金文就完全等同于当时的书。虽然现在只能看到战国时候的人过录的这些早期的文献，已经看不到西周时代的原始档案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应该是比较的可靠的东西。后来《尚书》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也是从类似册命等档案转变过来的。 中国的书史应该说是有连续性的，虽然从早期的简帛时代到后来的纸质书的时代，里面有很多的不一样，比如后世书的形态，就经历了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的转变。承载书籍内容的物质材料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毕竟它们都是用汉字记录的。而且从书写的形式特征上来看，一般都是直下、左行，去看甲骨文就会非常清楚。甲骨时代的刻字，一般都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这样左向的书写行款，都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当然甲骨里面也有特殊的，因为它要迎兆刻字。但是这种行款习惯是已经奠定了，可以说一直保存到近代。我们受了西方的影响后，现在从左往右写、从上往下写，但是现在台湾很多的书籍、报纸还是沿用原来的习惯，非常顽固地保留下来，一脉相承。简卷、帛卷跟中古时代以后的纸卷是有明显的传承关系的。 从文字的字体上来讲，比较模糊地讲，简帛时代的字体主要是古文字到隶书的阶段。大家去看简帛的文字，西汉以前的文字会觉得比较陌生，它是接近于古文字的时代，东汉以后也是行楷书早期的东西，纸本卷子和以下的书就是楷书统一天下了。文字发展跟书籍的记录，也有一种同步演变的关系，这是很有意思的。 从文献学上来讲，稍微学术一些，从简帛到纸质卷子时代，古书的变化大致是一种从“流动”态向“定型”态过渡。这个怎么讲呢？简册时代因为容量有限，一篇大概十支简、二十几支简，再多一点有一百多支简，它的变化是非常多的，书籍的内容的组合，同一个简卷里面抄哪一些东西，变化非常多。版刻书以后就没有那么多变化了，一个一个书版都定型了，所以它是一个从“流动”态向“定型”态过渡的时代。了解一下简帛时代古书的特点，对研读后世的书籍，也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看一下简册古书时代的上下限和简纸交替的问题。在步入纸质书籍之前，简册时代、简牍时代应该说已经经历了一千年以上，上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从文字学的证据和文献的证据来看，商代一定有简册了，一定有毛笔了，那么能不能推到夏商之际，甚至能不能再往前推到传说时代的所谓夏代？现在对汉字的起源有两种讲法，一种认为汉字在夏代初年已经形成了体系，还有一种讲法认为是在夏商之际形成了文字体系，这两种讲法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为什么说有的人认为夏代初年就已经有了汉字的成书体系呢？这有文献学的证据，在《史记·夏本纪》里，能够看到非常完整的夏代先公先王的世系，因为商代的世系已经被甲骨文证实了，所以很多人认为夏代的世系可能也是有根据的，认为这个世系可能也是通过汉字记录下来的。但是这个问题也不好说，因为口传也能保存。很多民族学上的证据都可以说明，有一些史诗，像西方的《荷马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很多都是靠口传，甚至很长的篇幅都能够传下来，传得很久，夏代的这些东西虽然也不一定是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但却是一个值得参考的现象。 清华简当中有一篇叫《厚父》（图6），按照我的看法，它记录的应该是夏代后期的某一个王与大臣的对话，不知道有没有可靠的夏代故事根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西周时已经编定了。可能是西周人根据早期的一些传说编写的，这对研究夏代的文献流传也是有帮助的。清华简很重要，虽然它是一批流散的简牍，但是它的价值非常高。这是上限的问题。夏代有没有简册可能还是要存疑的。
图6 日本手漉和纸--三桠皮纸，四尺对开/ 半纸，纯手工抄纸，出口日韩 古戈爾藝術380 就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出土实物来说，简册最早是战国时期的，即著名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墓不仅出了一套完整的编钟，也出了目前为止最早的一批简册，是战国早期的。发现简册的地域有两块儿，一块儿是极湿的，就是像曾侯乙墓这样，出土于非常潮湿的地带，比如湖南湖北。墓葬完全浸在水里，简是吃饱了水的。大家如果去看战国时候简册的实物就会知道，这些东西跟大家想象的、跟电视剧里展示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从墓葬的水里拿出来的，非常软，就像面条一样，完全可以甩动的。饱水率据说有百分之三四百，要造假都造不出来，这是一块儿地域；还有一块儿就是极干的地区，西北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悬泉置汉简这些，它是使用之后被废弃，然后就自然风干、脱水，也能够保存下来。即所谓“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一年”。在江南这一带，保存简册就很困难，江苏连云港出过汉代的简牍，浙江这一带就几乎没有出过。除了像刚讲的《厚父》之类的这些古书之外，还有大量的非古书的内容。当时官府的行政的文书、法律简册、书信、籍帐等等实用类的一些文书，也有很多。 简册时代下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文献里面的记载就是东晋桓玄时代，大概公元4世纪。当时桓玄有这样一个讲法：“古无帋，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是简纸更替的一个文献上的记载，晋代用简的都以黄纸来取代。文献记载跟考古出土最晚的简册时代也是相合的。在目前的考古简牍资料中，晋代也是最晚的。这就是我自己去湖南考古所拍的湖南郴州的西晋简册（图7）。这上面的文字很好认，基本上是楷书，这是简册时代的尾巴。基本上文献记载跟考古出土的实物是相合的。
图7 手漉和纸--白莲纸、四尺对开/半纸，纯手工抄纸，出口日韩台  古戈爾藝術380 早期的纸。现在写的纸是从“纟”旁的，丝绵所做的叫絮纸，这还不是我们后来讲的植物纤维纸，《说文解字》说“纸，絮一笘”，絮一笘，是用丝绵、絮这种东西做的纸，这跟后来的植物纤维纸是不一样的，植物纤维纸是西汉时代开始出现的，现在一般把它称为原始纸，在汉代的古书里，这种原始纸被称为“赫蹏”（xì tí）。“赫蹏”在《汉书》里面是有记载的，在简里面也有记载，所以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简、纸并用的时期，不是说简一下子就没了，纸一下子就出来了，这两个东西完全是连接着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西汉到东晋这样一个简纸并用的交替。一开始，原始纸，即所谓的“赫蹏”，其使用并不是很广泛，使用的地位跟简册也不一样。《汉语大词典》有“赫蹏”这一条，它的解释就是“古代称用以书写的小幅绢帛”。注意，它解释说是赫蹏是小幅的绢帛，还是跟早期的简帛的帛是认同的，还有“后亦借指纸”，说后来才把赫蹏作为纸的代称，其实现在的学者都已经指出来，这种所谓的赫蹏，东汉的应劭说“薄小纸”，其实并不是绢帛，应该就是这种原始的纸。这个故事在《汉书》里有记载，《汉书·外戚传》里面说“武（籍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赫蹏书，这个故事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妒忌当时一个叫曹伟能的宫人，为什么妒忌她呢？因为曹伟能怀孕了，要生皇子，。赵昭仪想把她害死，就派籍武这个人拿来一个匣子，里面放了“裹药二枚”，两枚药，然后用这种薄小纸写了字，让她把这个药吃下去自尽，“努力饮此药”，不能再进宫。颜师古的注就引到应劭的讲法，说“赫蹏，薄小纸”。但是宋代人一直有这样一种误解，认为这种“赫蹏”就是缣帛，其实现在看起来不是缣帛，就是汉晋以后都会看到的这样一种小的纸片。这种纸片怎么用呢？它是跟简册、封检一起使用的。大家看一下这一支敦煌汉简（图8），这支简是裘锡圭先生考释的，非常重要，是研究赫蹏很重要的一个资料。“正月十六日因檄检下赤蹏与史长仲赍己部掾”，这“檄检下赤蹏”就是在简牍和封检（盖着封检的牍板）下面有一张纸片。古代人是在一块木牍上面写信，可以写的字非常有限，在这种植物纤维纸发明以后，就在木牍当中跟上面盖着的板之间加一块小的纸片，这种纸片上面能写的文字就多一些了。
图8 古戈尔玉版宣纸--供海外市场，书画书法作品纸，四尺半生熟宣70*138 古戈爾藝術380 看一下在晋代楼兰遗址出土的封检和封检下面压的这种残字纸的关系（图9）。日本有一个学者叫籾山明，据他研究，这种残字纸上面写的书信文字与封检上面的文字是同一个人书写的，相当于外面是信封，里面是书信的正文。这一支简讲的就是封检跟木牍相配合的下面有这种小纸片夹着，一起带过去给己部掾。这是敦煌汉简西汉晚期或者到王莽时代的汉简里面有这种原始纸的一个直接证据，跟《汉书》里面的“赫蹏书”是能够相印证的。
图9 敦煌汉简974号。早期的这种纸不是用来抄书的，而是日常用来写一些简单的信息或者写一些书信的一种辅助性材料。 西汉原始纸上面的书信。籾山明就举出来好几件书信，里外笔迹是一样的，这样的纸片折叠起来，用封检、木板夹住，捆扎起来，投寄出去。这种早期的纸都是起到一种传递简单信息、配合其他物件使用的作用。还有《汉书·外戚传》里还说：“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箧中物书，一个小匣子里面有药，有“赫蹏书”，就是薄小纸上面写的“努力饮此药不得复入”，写在这小纸片上。这种东西可以参考在大英图书馆藏的佉卢文抽屉式的信匣，上面有一个盖子可以盖住，里面可以放一些东西，也可以在这个盖子的内部写一些文字。这些都可以来参考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谓“箧中物书”是什么样的。一个小匣子，里面放了东西，放了这种赫蹏纸，上面写了字。早期的纸不是用来抄书的，跟后来的卷子这些都不太一样，它具有一个书写简便的信息的功能。所以，战国一直到秦、西汉、东汉前期，抄书主要还是以简帛为主。 下面来看一下书籍、简册的制作工序。做简册第一步就是要截筒破牒，把竹筒剖开，把木片给它剖成一片一片的小片。截筒破牒的过程现在也不太清楚是怎么样，因为在竹简的背面，会留下一些痕迹，现在看到非常多的竹简后面都会有这样一些痕迹，这可能与竹筒的破取是有关系的。第二步就是刮削打磨和杀青，用一盆炭火烤竹简，这就是杀青。我们现在还讲杀青。“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把竹木简册里面的水分蒸出来，在简面上就像人出汗一样，所以叫汗青。后来汗青就作为书籍、史书的代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序，因为不把水分蒸烤出来的话是没法儿用来书写的，当然简册除了蒸干水分之外，还要有一些其他的工序，要涂一些东西上去，还有修治。以前没有看到实物的话就不太清楚，有一些战国简，两端是经过修治的，如果是比较尖锐的话很容易剌手，所以往往把两边修治成梯形或者半圆形的。这是长沙简牍博物馆的陈列（图10），这个工具就是用来截筒破牒的斧子、锛子，属于比较大的工具。下边这幅图是小刀（图11），是用来刮削的。当时没有橡皮、没有涂改液，简册都是有一定厚度的，如果写错的话，或者说你写的东西现在觉得没有用了，想要重复利用，怎么办？就用刀把上面的字刮掉。所以刀不是用来刻字的，是用来刮削的，相当于橡皮。有一个直接的文字证据，就是删除的“删”。大家想一想，“删”就是一个会意字，左边一个册，右边一个刀。为什么是“删”？就是用刀把简册上面的东西文字删掉。在很多考古的垃圾坑里、井里还能看到大量的削下来的东西，叫削杮。这种废弃物现在也是很重要的文物，有很重要的文字记录，实际上是当时没有用的东西。大英图书馆藏了一批斯坦因劫掠过去的汉代削杮，几乎所有的简册都是毛笔书写的。但是现在至少有一个反例了，就是在四川最近考古出土的汉代的简里面看到用刀刻的字，这个以后可以注意，材料还没有发表，已经看到有报道了，好像只有一枚，非常罕见。
古戈尔宣纸--供海外市场，书画书法作品纸，四尺半生熟宣70*138cm 古戈爾藝術380 然后是编连，就是用绳把竹木简编起来，有朋友可能要问，简到底是先编好以后再写还是一支一支简写完之后再编起来？可以告诉大家，这两种情况都有的。在汉代画像石里也有呈现，一个人拿着一个简卷写字，一边写简，一边在往下垂。但是也能看到拿着一支简写的，而且从简册本身的内部证据来看也在这样的现象，有的字是被编绳压住的，这就说明它是先写了之后再编的。因为编绳编起来之后比较紧，不可能写的时候把它推开再写一个字。所以它一定是先写，写了字之后编起来，才能把字压住。也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字跳过了编绳，编绳的位置明显是空出来然后跳过编绳写的。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先编后写的证据，但是这个不好说，这不是一个积极的证据，为什么？因为简册在制作的时候它在编绳的地方都会留下一个三角形的或者是方形的这种契口，编的时候要用它固定编绳，制作简的时候都会留出来，所以抄的人有可能在看到这个契口的时候有意会跳过，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先写的。所以这不是一个积极的证据。 这是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谓永元器物簿，全称叫《广地南部永元五年至七年官兵釜硙月言及四时簿》，记当时边塞的小吏使用的一些日常的物件，锅子、磨盘还有一些包括兵器等等的使用损坏的情况。这个简册非常完整，上面的编绳都是原物（图12）。这就是我讲的自然脱水形成的一个实物，我看过实物，非常惊讶，像新的一样。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简册不是一次编成的，它是不断使用，不断往后再接。从编绳就能看出来用完后又接了一个新的册子，是一边用一边往后这样接的。
书写方面。书写有一个大问题，有没有案子承托？这在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论。我们知道高的桌和椅是唐、五代以后才有的。当时有没有案子承托来书写简册，这是一个大问题。刚跟大家介绍过，在简册制作的过程当中，会留下一些痕迹，最早注意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包山出土的一批楚简册当中，简背发现有尖锐工具划出来的斜线，或者是用墨划出来的墨线一道（图13）。根据斜线编连之后的结果，发现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连接，当然有的也连不起来。他们就怀疑这是在编连之前做的一种记号，后来有一位年轻学者孙沛阳，他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参与了北大简的整理，就发现北大简不管是秦简也好汉简也好，都有类似的现象，就是在简背都有这样的划线。这样的划线后来在清华简里面也发现，它们的斜线基本上是连的。请注意而且这三个竹节位置也是并列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图13 古艺生宣-- 传统古法，纯手工，138*70cm*100张 古戈爾藝術530 孙沛阳先生当时就认为这个简背划线跟简册的编联是有密切关系的，跟包山简整理者的意见是一样的。然后在其他的简册当中，像岳麓秦简、清华简等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他认为这一些简背的划线是要提示简册编连的一些信息。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编绳散乱之后，这个简册怎么办呢，要把它连起来，那就看后面的斜线，简背的划线。但是现在也发现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孙沛阳其实也注意到了，就是在一些简册的书籍当中，按照现在从左向右的排列顺序，排成1、2、3、4、5、6、7、8、9，这样按照简册的顺序排过来之后，你去看简背的划线它是不连的。但如果把这个简册从右往左这样排，排成1、2、3、4、5、6、7、8、9，这样排之后，后面的简册的划痕是能够连续的，能够连成一道，孙沛阳把这个称为“逆次简背划线”，就是你把这个简册反过来编它才能连，所以他怀疑这些简册原来就是从左往右编的，这与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从右往左编的现象是反的，所以叫“逆次”。我怀疑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成立，现在没有看到过任何出土的简册是由左往右编的，这是违反一般的先秦、秦汉的书写行款的。应该说他想象的这样一种现象是一种颠覆性的假想，我觉得实际上应该反过来推测，它并不是完全是用来提示简册顺序的，完全有可能是在简册制作当中无意留下的一些痕迹，就是我刚刚讲的在截筒破牒的时候无意留下来的一些竹简背后的痕迹，它跟提示简次的功能不一定是有那么强的关联性。为什么？孙沛阳也提到，现在看到有很多简册它不但不连，甚至当中会有跳过，就是前面连，当中有一个完全不连，后面又是连的，这样划痕跳脱不连续的现象。他怀疑是这一支简写坏了，所以换了一支简，写错一个字然后换一支简，造成了不连续的跳过一支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假想也不能成立，为什么？刚讲了，如果简上写错字可以把它刮掉，不可能写错一个字这一支简整个废掉，这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这样简上划痕不连续的现象，甚至跳过的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就证明当时书写跟简背后面的划痕其实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有这样一个例子，清华简的“殷高宗问于三寿”这一篇（图14）。这一篇很有意思，它背后有简序，大家看8、9、 11、12、13、14，按理，大家看一下10，它编次序的话应该是8、9、10这样放，11、12、13、14、15，但是现在为什么这样编呢？根据文意应该是把10跟15这两支简对调一下文意才能读通，这两个数字相关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简背划痕的位置，如果把它们调过来按照10、15的话，它们的划痕也是连续的。这提示我们什么呢？就是简背信息的制作、截筒破牒跟它编号的顺序是有相关性的，但是跟正面的书写往往是没有相关性的，它写的时候完全可以不管背后的简序，序号也可以不管，可以拿错，可以想象比如说它是1、2、3、4、5、6这样排下来，应该是这样一行一行拿下来，有的就拿错了，拿到15了，先拿到一支15号，后来才拿了10号。书写的时候往往是不管背后的顺序的，更不要说这种简背的划痕对它提示简序的功用了。这种划痕很有可能还是在制作简册的时候无意间留下的。如果说这种工序是比较完整、比较有规律的话，它的划痕跟它的书写往往是相配的，能够相应的。但是也有不连的现象，不能配合的现象也有，它不是一种密切相关的关联。
图14 白乐天和纸---专供海外市场 古戈爾藝術380 竹木简册在写和编的前后还有一个工序，要涂一层胶，或者涂一层油。陈梦家先生在整理武威汉简的时候已经注意到，武威汉简出土的时候表面好像有涂过胶，非常光亮。后来在尹湾汉墓简牍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整理过程当中，都发现了有这样涂胶或者涂油的工序。这种工序到底是在书写之前还是书写之后，也不好说，但是它应该是为了便于文字的书写或者是保存文字的功能，这是以前不太清楚的。 下面简单讲一下简册书籍的长短与书籍内容和时代的关联。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只能长话短说。现在还有这样的现象，比较重要的书，开本会制作得比较大一点，比如说大百科全书，还有一些辞典，开本会做得比较大，精装。古代也是有这样的讲法，东汉以后的著作当中经常提到就是经书，儒家典籍的长度跟其他书籍的长度是有区分的。比如说《春秋》是两尺四寸，那么《孝经》就是一半，郑玄还说过《易》《诗》《书》《礼》《乐》《春秋》都是两尺四寸，《孝经》谦半之，就是减半，《论语》是八寸，就是二尺四寸的三分之一，再短一点。那么还有一种讲法，《论衡》里面说诸子是尺书，一尺。《论衡》的话也比较怪，它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说秦始皇是不烧诸子书的，这个话可能也没有什么根据，现在看秦墓里面根本不出书的，全部都烧掉。“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比较长的简册是写儒家的典籍，小的写一些传、记类的书。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所谓“三尺法”，法令书写的简册是最长的，三尺律令。 这个规律在近代以来逐渐有学者加以总结，民国时候马衡先生讲过，周代跟汉代以后简册的长度是有规律上的不同的，他认为在周代书写六经、纪传和国史之简就是写历史书都是二十四的分数。比如说两尺四寸，一尺二寸或者八寸，就是二十四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到了汉代以后，都是二十的分数，这是根据王国维先生的意见，有的是两尺，有的一尺五寸，它就不是二十四的分数了，是二十的分数。所以他说这个是秦以前和秦以后汉代简册长短的不同规律。这是马衡先生总结的，但这种讲法现在看起来是有问题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简册出土越来越多，吉林大学的林澐先生总结过，从战国到东汉，简的长度其实不存在这样一个二十四和二十的分数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实际上是逐渐缩短、逐步地制度化，并不是说在周代的时候就有制度化的二十四的分数这样的规律，只是说从战国到汉代竹简是逐渐缩短的。 李学勤先生也是这样的看法，他说从实物去观察，在西汉初期，还不能说存在一种系统的定制，并没有说儒家的典籍就特别的长，是两尺四寸，其他的诸子书就短一点，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定制。他们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从现在考古出土的实物去看，确实是这样。在西汉以前确实不存在这样一个系统的、规律性的制度。这种制度应该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典籍的地位突出了以后才出现的，比如武威汉简里的《仪礼》，当时经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所以才会用比较大的两尺四寸的尺幅去抄。所以，战国到西汉初期，简册书籍没有一定的制度，尤其是和书籍的内容的关联是看不出来的。虽然没有制度，却有一定的习惯。比如林澐先生认为战国时代的书比较长一点，它一般是两尺的书。我们知道战国到汉代，一尺大概是23厘米左右，清华简儒家典籍跟西汉的一些儒家典籍往往是45—46厘米，两尺书。（见表1）当然这个所谓两尺不是说标准的两尺，有的是一尺九或者是二尺一寸，稍微上下有一点波动，是这个范围之内的两尺。
秦汉时代简册的尺度开始缩短、尺书增多，古书里面所讲的尺书，就是一尺书、二十几厘米的这种书比较多，这种尺寸跟人的手肘长短差不多，拿在手里看起来最舒服。如果是四十几厘米，拿起来看是比较吃力的，可能需要一个案子，比较麻烦。还有一种更加短一点，就刚刚讲的抄《论语》《孝经》这一些更短的小经，七八寸的这种小书，这种一般是两种功能，一是备忘，抄一些比如说像现在讲的名人名言、儒家的一些名言，用来备忘的。还有一种就是学童识字的一些入门书，像《论语》《孝经》这一些都是以前学书的时候、学典籍的时候入门的。既然小孩儿要拿，不可能给他一个太大的书，得是简册短一点的，拿起来方便一点，容易携持、携带，这个规律是能够看出来的。（见表2）战国时候的两尺书特别多。一尺多的也有，七八寸的就是郭店简的《语丛》这一类，是比较短的。《语丛》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记录一些名人名言，用来备查备忘的。比如《论语》里面“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上面都有，所谓《语丛》就是记录这一些比较有名的话，长的简册也有，两尺多的也有。到了秦汉以后，一尺书就比较多。东汉以后，抄写儒家典籍的大简册比较多，例如武威汉简，长达两尺四寸。
简册书籍的收卷和贮存。图15就是武威汉简《仪礼》，它有四道这样的编绳，当然这是它们复原的。现在出土的简册，基本上很少有编绳还保留下来的，只有像西北简的一些还有保留，多数的编绳都已经看不见了，有一些有残迹还留在上面。简册的收卷方式、贮存方式一般都是东汉墓砖里面这种抱简图，把它收卷起来这样拿着（图16）。简册最重要的收卷方式就是这样把它卷起来，为什么？战国到汉大量的简背后有标题，往往是书写在整个简卷的最后一支、两支或者三支当中，有的简背还刮削一下，写一个题目。为什么是写在最后几支？它要卷起来，最后在外面能够看到，能够露出来这个篇题。陈梦家先生在整理武威汉简的时候也注意到简册收卷的一些痕迹。在最后的几支简上面有文字互相叠压的、印在其他的简背的痕迹，是墨未干的时候被染印上的。在刚刚抄完墨迹没有干的时候就把它卷起来了，就会有墨迹印在其他的简上面的这样的痕迹，这是很对的。
图15
图16 墨吐凤纯羊毫毛笔---传统湖笔经典，篆隶楷行草、国画 古戈爾藝術60 还有一种就是钱存训先生在《书于竹帛》里面提到的，简册不一定只能卷起来，很有可能与后来的折页一样，会有简面相对，就是像书翻折起来这样的储存形式，跟后来的册页差不多。当时没有实物的证据，现在清华简里有实物的证据。清华简里面出了《算表》，一个像计算尺一样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复原的当时的折叠的样式（图17）。这些为什么能证明它们不是卷起来收存的，而是折叠收存的呢？这是有证据的，他们通过简上面文字叠压的痕迹、互相染印的痕迹来判断的。清华简的整理者贾连翔就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殷高宗问于三寿》，它有10、11、12、13、14、15跟16、17、18、19、20、21上面采集到的互相叠压的痕迹，有反印的墨迹，比如说15跟16它互相有这样叠压的痕迹，17跟14有叠压的痕迹，非常明显（图18）。他说这一组反印墨迹是以15跟16相接的这两支简为中缝对折的，简跟简之间的文字会有这样压住的。不是卷起来的，是对折存放的。这种对折存放是它在墓葬当中保留的一种状态，还是它在原来使用时候就已经留下的，这就不得而知了，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简册不一定只能卷起来，它也可以折叠再折叠的。清华简的《筮法》就是卷起来的，上博简的《周易》也是这样卷起来，马王堆的医简也是这样卷起来，卷起来的应该说还是多数（图19）。
图17
图18
图19 简册的贮存方式。简册放在哪里？有两种，一种是放在囊袋里面，布帛的书囊。文献当中有很多不同颜色的书囊的记载，它都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宫中下一个密诏用什么颜色的，发兵、奔警的文书用什么，然后臣下上书用什么，比如说皂囊封事，底下的臣子上书给皇帝用皂囊，就是黑布的书囊，进到皇帝那里，皇帝拆出来，然后审阅、批奏文书。汉文帝非常节俭，他大概是西汉皇帝里面比较好的一个，他就用臣下进献上来的皂囊，然后缝起来，做成帷帐，非常节俭，这就是皂囊封事。这是一种，大家看尹湾汉墓的缯方缇里面就有各种各样书的名字，有一个木牍，有一个提要性质的东西。第二种就是书箧、书笥、书奁，竹木制的，或者漆器的这种盒子、匣子一类的东西。最有名的就是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这样一个漆奁（图20）。它有几个格子，长条的格子就是放简和一尺的帛书的，长方形的一格就是放两尺的帛书，折叠起来的放在里面，因为两尺的太长，它不能卷，要折叠，对折几折之后放。这个好像是放植物的种子之类的，用这样一个漆奁来盛放。
图20 芙蓉曲细光峰纯羊毫笔---日本市场定制，篆隶楷行草，国画 古戈爾藝術90 还有一种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马怡先生提到的一种承藉简册的东西叫“书槴”。虽然在出土当中没有看到，但是在文献和画像石中看到过，“槴，藉书具”，就是承藉书籍的这样一个东西（图21）。在东汉的一篇《书槴赋》里面提到过，它能够“转旋而屈桡”，能够屈伸；能够“倾斜而反侧”，能够弯曲；能够“卷舒”，能够卷起来的。这个东西只能知道它是木制的，因为从木旁，但是它到具体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呢？也不是很清楚。马怡先生从画像石里面找到的这样一个东西，手里拿的当然是简册，这里有布帛一类编连的类似简册挂在墙上。原来很多人是把它当成简册的，但是简册不可能那么宽。大家看这种东西，它跟手里拿的简册的、有编绳这样的形制是不太一样的，当中的也是布帛这类东西。马先生认为这就是当时的“书槴”，它是可以收卷的，简册就是放在里面卷起来，包裹在里面。后来比较晚的画里面也有这样收卷画卷的东西，马先生认为这种东西跟画像石里面反映的“书槴”功能非常接近的（图22）。当然现在还没有看到出土的实物，希望以后能够发现实物。
图21
图22 再看一下与书籍的内容有关系的，简册古书当中一些特殊的行款现象，对读古书会有帮助的一些现象，倒书和旁行。 我们读《史记》，在一些表里面，比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版刻的书中，在将位、相位和大事记的部分，会有这种倒过来写的字，当时20世纪50年代标点本《史记》出版以后，有的人去中华书局投诉，说你们弄了错版书，里面字印倒了，其实他不知道原来这个书籍本身就是这样的，在这几个格子里都会有这样的倒过来写的文字（图23）。图中圈出来的，比如说“青罢相”“亚夫免相”“绾免相”。有人统计过，在大事记、相位、将位这三栏的倒书当中大事记的倒文是38条、“相位”的倒书是18条、“将位”的倒书是12条，一共68条。而且书写的内容很有特点，都是被免职丞相或者太尉，或者御史大夫这一些被免职或者死亡的这些文字。任命的文字都不是倒书的，只有被免相、免官或者死去这些内容都是在倒书，而且倒书的位置很有特点，就是御史大夫免除或者死亡，他都写在丞相这一栏。丞相的免相或者死亡都是写在太尉这一栏，是有规律的。比较早对这个问题提出解释的是中华书局的一个老编审李解民先生。他提出来的一个看法，认为这跟简册的书写是有关系的，这一些文字原来是书写在简册背面的，后来在版刻书的时代或者在卷子的时代因为背面不能写了，把它移录到正面，然后上面一格倒过来写，这是李解民先生的看法。现在根据出土的秦汉简的资料就会知道李先生把这些现象跟简册时代的书写特点联系起来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司马迁、冯商所处的时代是西汉的武帝时代，那个时代当然是简册的时代，他书写《史记》的时候一定是写在简上面，他跟简册的书写的特征联系起来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可以告诉大家，这些不是书写在简册背面，现在就已经发现了在秦汉简当中有倒书的现象，是在简册正面的。关沮秦简里面，它分栏书写的位置有这样的，整个一句话是“吏除，不坐掾曹从公，宿长道”，“宿长道”写不下了，这个东西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呢？有点像官员的日记，他每一天到哪里都要填写一下，等于像现在日记一样，它上面都有干支，比如“丁亥”“乙酉”它都是都分栏的，一格一格的。下面“乙酉”这一格已经写不下了，已经定好了不能再往下写了，怎么办呢？上面一格正好还空着，他就倒过来写在上面一格，“宿长道”写在上面。这和分栏书写的特点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这些本来也是分栏的、分格的，当然有它的特点，有它性质上的考虑，这一些官员免职、死亡的内容，本来就跟一般的任命不一样，一开始就是有设计的，这些任命要跟正文区别开来，所以它一开始就是倒过来写在这一格的上面，以示区别。大家要读的话很简单，要看哪一个人什么时候死的，把简册倒过来看就非常方便并且有规律的，所以它是简册时代分栏书写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香港中文大学藏的一批《日书》当中，也是分栏的，也有这样的倒书。理解了这种简册时代分栏书写的特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史记》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特点。
图23 另外，跟分栏书写相关的是旁行，清代人都已经注意到，像《墨子》这些书里面就有这样的特点。它是横过来从右往左读完第一栏之后再读下面的第二栏，从右往左读。毕沅、孙诒让都已经指出来了。这种现象在战国秦汉简里面也看到过很多，像郭店简的《语丛》，战国楚简当中就有这种现象。这都是在分栏书写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像秦简里面也有，睡虎地秦简的《语书》就是当时给官吏学习的一些类似于后来的《官箴书》，内容是指导做官要怎么做，有哪一些教条要遵守的。这和《墨子》里面的《经上》《经下》是一样的，《墨子》里面这一些特点也是从简册时代保留下来的，了解一下早期的简册时代的行款的特征，非常重要。 前面都是讲的简册，我们再看一看帛书。帛书实际上是类似于现在精装本的书，不是一般人所能得到的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邢义田先生曾经研究过，当时一个人用帛去写信的话要花多少钱，非常多，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的，一般都是官吏以上才能够负担得起，普通人都是用木简写。抄书当然也是这样，普通人不会用得起这种帛书。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批战国时代的帛书，就是20世纪40年代在长沙的子弹库被盗掘出土，后来流散到美国的楚帛书（图24）。这个帛书很有特点，它图文并茂，现在讲图书，就是图跟文字是配合使用的。它周围就是所谓十二月的月神，还记了十二月的月名，和《尔雅》的月名能够相对照的，是完全一致的。李学勤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指出来了。然后写了十二月的宜忌，就是十二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有点像现在黄历一类的东西，可以嫁女、可以打仗等等。当中写的两段比较长的文字是宇宙秩序的建立，早期开天辟地整个世界怎么创生的传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战国时代的帛书，也是唯一一件。这个墓20世纪40年代被盗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抢救发掘，后来出了人物御龙图，这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的画像，表示他死后乘龙而去（图25）。后来在陈家大山也出过一个女性的御龙图，与这幅御龙图很接近。
图24
图25 帛书是放在一个竹编的书箧里面，这个东西现在还有实物的图像（图26）。当时蔡季襄还记过它的尺寸，基本上是20厘米长，十几厘米宽，5厘米高。这是帛书局部的图，大家看这个神的形状，据说这些原来都应该施彩的，现在都看不出来了。与这个完整的楚帛书同出的其实还有其他的帛书，只是残得很厉害。李零先生去美国调查过，楚帛书还有一些残片，甚至还有一些是有朱栏的、墨书的、甚至朱栏朱书的这些残片，可能当时同出的书箧里面，帛书并不是只有一件，还有其他的，只是现在看不到完整的。这件东西非常重要，内容大概都是跟《日书》或者是占卜类的东西有关。
还有一批更重要的帛书，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它的量比较大，也是长沙出土的。长沙这个地方不得了，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湖南省出土简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湖南省之外中国所有地区所出的简的总和。因为长沙出一个井就有几万枚，不得了。大家如果去长沙可以去看湖南省博物馆，它刚刚重新扩建了，也可以去看长沙简牍博物馆，非常好。这是我拍的马王堆3号墓的墓坑的现状，1号墓和2号墓的墓坑已经回填了，现在保存的就是3号墓（图27）。1号墓就是发现女尸的墓，墓坑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3号墓就是轪侯利苍的儿子的墓，帛书出土于此墓，墓坑也非常深。刚刚讲的盛放帛书的漆奁的线图就是这样（图28）。这里放的是植物的一些东西，放了牡蛎壳，半幅帛书有一尺长。在揭剥竹书的时候不太清楚竹简下面还有帛书，用工具去钩，一钩就把下面的帛书给钩破了，所以现在去看马王堆出土的一尺的帛书都残得非常厉害。保存比较好的就是整幅的两尺帛书，因为它是折叠的，基本上当中都断裂开了，都断裂成一片一片的。这个是丧服图，记载当时的人应该怎么服丧，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当中是自己，然后从上到下平辈人之间怎么服丧，原来这个格子里面都有字的（图29）。马王堆出土了《老子》，这里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当时帛书上写错怎么办，就用朱砂把它盖住，上面再写字，现在看到有一些朱砂上面写的字反而脱落了，下面的字又显示出来了（图30）。这是马王堆的《战国纵横家书》，有的人比较懒，他也不愿意用朱砂去改这个字，怎么办，把它涂掉，边上写一个，跟现在小孩儿写字一样（图31）。当时人抄书可能是要记字数来算钱的，这里有凡五百六十三、凡五百六十九，抄了多少字，后面要有一个总数统计，可能要算钱的，当时可能有职业抄书的书手，甚至有不同的书手接着抄。帛书上也可以画画，汉代也有。这就是所谓《天文气象杂占》，看天上的云气来占卜怎么打仗，是当时军队里面用的一种占卜的书（图32）。轪侯利苍的儿子是一个武将，所以他用了很多这种书，比如说看天上如果这个云像一匹马那就可以去打卫国。这些东西应该是从战国时候留下来的，因为汉代已经没有这些国家了，肯定是早期的书被抄到汉代流传下来的。还有地罡图，也是一种占卜类的书，上面有涂改的痕迹（图33）。有一些抄的比较早的，我打圈的这些文字还有楚国文字的痕迹（图34），因为长沙是故楚地，马王堆是汉文帝年间下葬的，它离秦汉之际不远，有很多的抄本实际上还保留了楚国文字的特征，是楚文化的一个遗留。
图27
图28
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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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帛书怎么折叠？帛书折叠大致分两类，一类就是整幅帛书，一类就是半幅帛书，像《周易》这一些整幅帛书都是折叠的，不是卷轴式的。这个问题张政烺先生讲过，折叠的方式都是对折，像《春秋事语》这种就是半幅帛书，它是卷在一块小木片上面，类似以前布店卖布，就是当中有一块木片，然后把布卷起来。一尺的帛书往往也是这样，当中有一块3厘米左右的小木条，把它卷起来。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折叠就是日本学者研究过的，像《五十二病方》这种“蛇腹折”，类似于后来经折装这种折叠方式（图35）。它这样折的一个好处就是文字显露在外面，你可以这样一页一页翻过来看，可以连续地看。我负责重新整理的《战国纵横家书》也是半幅的，是对折三次，然后再三折，一共叠成了24层。现在看到的《战国纵横家书》出来的原物实际上断裂成了24块（图36）。还有很特别的就是《周易》在折叠的过程当中为了保护字迹，还在折的过程当中放了衬页，防止文字在折叠的过程当中磨损。甚至现在还能看到，有的文字因为泡在水里烂了，掉落下来粘在衬页上面的，这是复原当时衬页跟原来的帛书折叠关系的一个很重要信息。现在完全可以复原出来帛书《周易》当时是怎么折叠的，里面的衬页是怎么放的。
图35
图36 最后谈一谈帛书时代怎么书写？书写的姿势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做过很深入研究的就是马怡先生。她在网上发表过文章，很容易找到。她是通过图像和实物资料指出来简牍时代的书写基本上都是“握卷写”，她认为都是“握卷写”或者“握简写”“持简写”（图37）。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简卷在写，一边写简卷就一边往下垂。有的是跪坐着然后手里拿着一块牍，木牍跟简的区别就是木牍比较宽一点，可以写几行，简一般就是写一行，拿着一块牍在那里书写，这也是“持简而写”。汉画像石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所有的图像资料都证明当时是“持简写”或者“握卷写”，没有看到任何一例画像的资料里面是放在案子上面这样写的。
图37 这是长沙金盆岭出的西晋时代的所谓对书俑、书写俑，有的人讲这是两个人像仇家相对，在校书，我们说校雠，就是两个人相对像仇家，一个人读，一个人校对，说这个就是校书俑（图38）。其实仔细看不是这样的，这个人拿着一块木牍在写，另外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把牍托住，实际上只是在写，并没有去校对。所以应该叫书写俑或者对书俑。我看过原物，就陈列在长沙简牍博物馆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去看一下。马怡先生指出来最重要的是，它下面有一个案子，但是并没有把牍放在上面写，案子上面放的是当时的书写工具。长沙还出土了“持简而写”的一个俑，这都是墓葬里面出土的，反映当时书写的日常习惯（图39）。那么帛书怎么书写呢？马先生也指出来在文献当中能够看到西晋时候成公绥的文章里面提到“握素纨，染玄翰”。握着帛卷，拿着毛笔在上面写，图像资料里面没有看到拿着帛写的。但是她从时间比较晚一点的，也就是纸出现以后从纸卷书写来反推，比如《女史箴图》《北齐校书图》，甚至更晚一点的拿着纸卷写的，认为可以说明在帛书时代也是持帛卷而写。大家可能会比较疑惑，帛是很软的东西，把它卷起来怎么写？他们推测，这个帛也可能经过了一些处理，可能刷过一些什么东西让它变得比较硬，然后可以拿着像简卷这样书写。马先生指出4世纪下半叶，也就是东晋中后期，简纸交替的过程完成了，此后变成纸的书写了，但是书写者还是要么跪坐，要么站着。北朝以后出现了椅子这一类高坐具，书写者是“一手握持反卷的纸卷，另一手执笔，纵行而书，从右到左”这样写，也是一边写一边纸卷往下垂。到了中唐五代以后，才出现了“伏纸写”，即放在案子上面写的现象。
图38
图39 和马怡先生的看法相对立的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邢义田先生。他当然承认从图像资料来看，大多数的书写特别是这些官府里面官吏的书写都是持简持卷书写的。但是他从情理上推测，仍然应当存在“伏几案而写”这样的情况，这有几个方面的证据，一个就是他举出来的河南安阳曹操墓出土的石牌，有“书案一”。曹操墓有人在质疑，但是考古学家一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曹操墓。墓里面有一些东西流散出去，不是科学发掘，是后来征集的，像石牌里面有一些也是征集回来的，这是可靠的。“书案一”，这个书案是怎样的呢？浙东出的三国时代的青瓷书案，上面有笔架、有砚台（图40）。邢先生说这个东西如果不是用来书写是干什么的？还有，他举出来汉画当中也好，还有考古出土的实物也好，都有一种大概高二十几厘米的书案，也有很多西汉时代的考古实物。魏晋时候有一种漆案，高26厘米，大家自己去估算一下，如果跪坐的话，就是到腰间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二十几厘米，跪坐着很适合的（图41）。当然你可以说这种案子是可以放其他吃的东西、用的东西，但是也未尝不能推测它也可以用来书写。他还举出来了一个文献的证据就是晋代的顾恺之，著名的画家，他有一个《魏晋胜流画赞》，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他当时画画“凡吾所造诸画，素幅皆广二尺三寸。其素丝邪者不可用，久而还正则仪容失”。怎么来摹呢？就是“以素摹素，当正掩二素”，用两块白的绢帛盖在原来的画上面，“任其自正而下镇”把这个画像放正以后，在上面放什么？镇纸，现在还有镇纸，如果是持简卷写或者是持帛卷来画的话，怎么“下镇”？它一定有一个案子承托然后能把这镇放在上面，把这个东西压住不移动位置，“使莫动其正。”这说明晋代的人画画的时候他要去摹一些东西为了不使它走位，要固定的话一定是放在案子上面去画的，能够“下镇”把它压住。
图40
图41 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当中，邢先生还指出来在比较早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证据，比如简上面也能画画。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人字图，占卜用的这些人字图，大家想这些东西如果是持简的话怎么画？它一定是简拼起来才能画，也不可能是把它编起来，因为大家知道编绳以后简跟简之间是有距离的，不可能画得很准，甚至能够看到有一些写字、配图，甚至有文字跨行书写的（图42）。北大简里面也有占产子图，用朱砂画的一个小人。这种我推想当时应该有一个小的匣子或者有四边的把它固定住不让它走位，然后放在一个平的东西上面这样画。简跟简之间衔接的这个缝都是连着的，持简一支一支画是绝对不可能那么严丝合缝的。更早的就是战国时代的清华简《筮法》的人身卦象图，就是在一个小人身上。《说文解字叙》就说伏羲造八卦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人的四肢、身体、头部都是跟卦相配的，它在手、脚、身体、头、耳朵上都画了这个卦画，四边也都有卦画，这东西当然也是把它拼起来放在一个有平面的地方才能画。不可想象它是持在手里这样一支一支这样画过来的，或者是持卷、持简卷而画的。我现在是倾向邢先生的讲法，当时一般的书写可能拿一支简、拿一个简卷，或者拿一块木牍，特别是一些小官吏们在听君长在发号施令的口述时，一定是持简而写，不可能趴着。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书写、比较长的尺幅或者画画的，是有可能用案子承托的。我曾经看过马王堆里面的车马仪仗图，大家可能不能想象，它有一面墙那么大一幅帛画，这个帛画他怎么画？要不就是像日本人那样把它摊在地上，摊在榻榻米上面那样画，或者是有一案子，或者是有一个架子把它绷起来这样画，不可能是持在手里面的。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要想多方面的情况，把它想得复杂一点。可能当时人的书写姿势、书写动作、状态随着他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书写的材料、不同的尺幅而有不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图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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