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立山|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特点及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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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兰立山，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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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主要聚焦于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比较政治哲学研究、应用研究等主题，具有研究视角多元、重视实证研究、批判研究为主等特点。尽管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它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如理论建构性研究缺乏、对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较少、价值取向极化等。在未来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中，需要对以上局限进行克服，以便更好地推动技术专家制的研究和发展。

技术专家制（Technocracy，国内也翻译为技术统治论、专家治国论、技治主义等）主张由科技专家按照科学原理、技术原则来运行和治理社会，是当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西方政治哲学、技术哲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重要思潮和研究热点。如杰缅丘诺克（Э. В. Деменчонок）指出，技术专家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发展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学术界和政治界的焦点。而比克顿（Christopher Bickerton）和阿凯蒂（Carlo I. Accetti）则认为，技术专家制是当代政治对话和争论的核心，如欧洲的“经济危机”、英国的“脱欧公投”、美国和法国的总统选举等问题都与技术专家制有一定关系。然而，国内对技术专家制问题的研究并不关注，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将技术专家制思想译介至国内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Technocracy”（即技术专家制）中文译名、未出版以技术专家制为主题的学术著作等就是佐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主要持批判态度影响，国内现有的技术专家制研究对技术专家制也主要持批判态度，这种极化的研究取向显然很难全面认识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内涵和社会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特点及其局限进行研究，以系统了解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情况并推动国内的技术专家制研究。

一、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技术专家制的浪潮。一方面，这与美国爆发风靡一时的技术专家制运动有关。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应对经济大萧条，美国爆发了影响颇巨的技术专家制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如理论存在局限、组织过于混乱等，技术专家制运动很快走向失败。但这一运动使得技术专家制思想在美国产生巨大反响并传向世界各国，如加拿大、中国等。受技术专家制运动的影响，西方学界开始关注并研究技术专家制及其相关问题。另一方面，这与西方出现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关。技术专家制思想的提出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如圣西门的技术专家制思想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提出、技术专家制运动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科技专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历史顶峰，学界开始从不同学科视角来研究科技专家的社会功能，普莱斯（Don K. Price）的“科学阶层”、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的“技术专家阶层”等著名技术专家制思想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提出。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一直并未中断，且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本部分将对这一时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核心主题进行分析和总结，以全面了解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最为核心的主题，出现了一批较具影响的成果。虽然技术专家制是当代西方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真正对它的理论本身进行系统研究的思想家并不是很多，梅诺（Jean Meyanud）、费希尔（Frank Fischer）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梅诺主要以法国为背景对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内涵、历史演进、运行模式等进行了详尽分析；费希尔则主要以美国为例对技术专家制的核心问题、历史脉络、当代发展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普莱斯、加尔布雷思、丹尼尔·贝尔、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等人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技术专家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布热津斯基、丹尼尔·贝尔主要从技术社会或工业社会的视角来分析技术专家制的兴起及其影响；普莱斯主要从政治学维度来阐述技术专家制及其在当代社会运行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加尔布雷思主要从制度经济学视域来研究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想的技术专家制；罗斯扎克则主要将技术专家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近年还有一些学者从管理学、治理等视角对技术专家制进行了分析，较具代表的学者有：伯里斯（Beverly H. Burris）、埃斯马克（Esmark Anders）等。此外，阿金（William E. Akin）、奥尔森（Richard G. Olson）等对技术专家制的思想史进行了梳理，前者主要聚焦于技术专家制运动的历史，后者则主要梳理了技术专家制思想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发展史。

技术专家制的比较政治哲学研究一直是西方学界非常关注的主题，特别是技术专家制与民主的比较研究。关于技术专家制与民主的关系，目前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技术专家制与民主不可兼容。对此，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观点较具代表，他指出：“无论技术专家制是受欢迎还是被憎恶，它的决定论基础都没有给民主留下任何空间。”虽然技术专家制反民主的观点在当前西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技术专家制与民主关系的新观点。如威廉姆斯（Mark E.Williams）指出，技术专家制并不反民主且可以与民主兼容。而在拉科（Mike Raco）和萨维尼（Federico Savini）看来，技术专家制是否反民主需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讨论，很难简单地认为技术专家制是反民主还是推动民主的运行。技术专家制与官僚制的比较研究也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比较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伯里斯是这一研究的重要代表。伯里斯认为，技术专家制组织是官僚制组织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它具有官僚制所不具有的诸多优点。民粹主义与技术专家制的比较政治哲学研究是西方学界近年出现的一个新主题。就内容而言，技术专家制极为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显然与民粹主义相驳，但一些学者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技术专家制与民粹主义是互补而非相驳的、技术专家制是否与民粹主义相驳需放在具体问题中去讨论等。

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对技术专家制的应用研究也较为关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应用进行研究。欧盟的技术专家制应用研究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与它在具体运行中对科技专家的过度依赖有密切关系。对此，学界主要认为欧盟的运行具有非常明显的技术专家制特征，但很难说它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技术专家制组织。此外，对于拉丁美洲、中国等的技术专家制应用研究也很常见。有学者甚至指出，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一次技术专家制革命，这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技术专家制国家。其二，对公共政策中的技术专家制应用进行研究。在技术专家制运动失败之后，技术专家制发生理论转向，从一种政治制度变为一种治理体制，即主张科技专家按照科学原理、技术原则来运行与治理社会。如此，技术专家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得到了诸多应用，这也就引起了西方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其三，从智能技术视域对技术专家制的应用进行研究。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社会运行与治理中的广泛应用，西方学界开始从智能技术视角来对技术专家制进行研究。詹森（Marijn Janssen）和库克（George Kuk）指出，通过算法等计算手段对社会进行设计和操控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治理方式，这使得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技术专家制社会。其他一些学者则从智能技术视角提出了新的技术专家制概念或模式，如算法技术专家制、人工智能技术专家制等。

以上主题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核心主题，即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比较政治哲学研究、应用研究，这与传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核心主题已有很大不同。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主要将技术专家制当作一种未来社会来进行构想，即认为未来的美好社会将是一个由科技专家进行统治或治理的社会。这导致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主要聚焦于建构一种完全由科技专家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或乌托邦，如培根的“所罗门之宫”、圣西门的“牛顿会议”、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技术人员苏维埃”等。而随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技术专家制运动的爆发以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之后科技专家社会地位的提升，西方学界开始意识到技术专家制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乌托邦，而是已经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现实。如此，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就开始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区别开来，逐渐从对技术专家制的乌托邦建构转向对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比较研究、应用研究等。

二、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特点

由于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有很大区别，这使得两者在研究特点上也有明显不同。就研究视角而言，相较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如上所述，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具有多种学科维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等，这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主要从政治学维度来建构作为一种政治乌托邦的技术专家制完全不同。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当代西方学界主要将技术专家制当作一种社会现实或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因此在研究中非常重视实证方法，这也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大区别。在研究的价值取向方面，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也有很大不同，前者对技术专家制是辩护和批判态度兼有，但批判态度是主流；而后者对技术专家制则持辩护态度，因为传统技术专家制主要将技术专家制视为未来美好社会的完美政治制度。本部分将对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三个主要特点，即研究视角多元、重视实证研究、批判研究为主进行分析，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情况。

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首要特点是研究视角多元，即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学科维度非常之多，典型如上文提及的政治学视角、经济学视角、管理学视角等。一般而言，人们习惯于将技术专家制视作一种政治制度或思想，这与它在提出之初过于强调科技专家掌握政治权力有关。但事实上，技术专家制沿着不同的传统发展至今存在着多种研究视角，如以培根、圣西门、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政治学传统，以泰勒、甘特、库克等为代表的管理学传统，以凡勃仑、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经济学传统等。也就是说，技术专家制在历史上其实一直存在多种理论传统或内涵，只是人们主要关注它的政治学传统或内涵而忽视了它所具有的其他理论传统或内涵。技术专家制所具有的多学科传统或内涵为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转向多元提供了重要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技术专家制研究维度，如上文提到的以罗斯扎克为代表的文化视角技术专家制研究。当前，文化视角的技术专家制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其他重要代表还有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波斯曼（Neil Postman）等。除此之外，技术哲学视域的技术专家制研究也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技术哲学视域的技术专家制研究主张将“技术”作为技术专家制的权力主体，强调“技术”是独立于人的“主体”来对人进行统治，人成为技术的奴隶，较具代表的观点有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自主论”、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巨机器”等。

重视实证研究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另一主要特点，这与当代西方学界非常关注技术专家制的应用研究有关。除了上文提到的内容之外，西方学界还对技术专家制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对技术专家制的思想的认同程度以及理解的差异、欧洲哪些国家的政府人员配置可以被视为技术专家制国家等。这些研究成果目前虽然不是很多，但对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之所以如此重视实证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之时，学界并无成熟或成型的技术专家制理论。无论是培根、圣西门、凡勃伦，还是技术专家制的英文词汇“Technocracy”的创造者史密斯（William H. Smyth），或者是在美国技术专家制运动中，技术专家制的思想家们都只是表达了技术专家制在社会运行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们并未建构起系统的技术专家制理论，如并无思想家对技术专家制的合法性、特征、模式等问题进行系统论述。在此背景下，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就只能先从应用或实证研究开始，以为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建构奠定实践基础。

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主要持批判态度，这也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要特点之一，即批判研究为主。在美国技术专家制运动失败之前，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主要持乐观或辩护态度，典型如培根、圣西门、凡勃伦等人。而在当代社会，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的态度则发生了明显转变，尽管对技术专家制持乐观或辩护态度的学者仍有一些，如普莱斯、加尔布雷思、丹尼尔·贝尔等人，但整个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主要持悲观或批判态度。如费希尔（Frank Fischer）所言，西方社会主要将技术专家制视作一个贬义词。换言之，当某一个人被视为技术专家制者或者某一个国家被视为技术专家制国家时，这本质上是对这个人或这个国家的负面评价。总的来说，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的批判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技术专家制与民主相驳。温纳（Langdon Winner）指出，技术专家制直接挑战了自由主义政治，同时将公众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其二，技术专家制忽视人类价值。普特南（Robert D. Putnam）认为，技术专家制只关心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人类价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并不关注。其三，技术专家制会带来诸多伦理问题。技术专家制的伦理批判是近年出现的一种新批判，主要批判有：科技专家会为了私利作出不道德的决策、科技方法的局限会引起伦理问题等。其四，科技专家的决策并不“理性”。在法伊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看来，科技专家并不“理性”，他们是带有偏见的，在很多时候他们给出的结论其实并不一致。

据上所言，研究视角多元、重视实证研究、批判研究为主等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除了能很好说明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要学科维度、研究方法、价值取向等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存在的局限。如重视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理论建构性研究不足，而批判研究为主则很可能难以全面、公正评估技术专家制在当代社会运行与治理中的重要价值。

三、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局限

尽管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如有一批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著作、有比较确定的研究主题、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点等，但总的来说，它仍存在一些局限，典型如理论建构性研究缺乏、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过少、价值取向极化等。由于西方是技术专家制思想的发源地与当代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要阵地，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所存在的局限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世界范围内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和整体发展，如国内目前对技术专家制主要持批判态度显然受到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大加批判的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存在的局限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推动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和发展。

理论建构性研究缺乏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大局限。如上所述，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并无成熟或成型的技术专家制理论，而这一问题在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纵观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成果，虽然有影响的不少，但真正的理论建构性研究其实并不多，布热津斯基的《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信息时代的角色》、普莱斯的《科学阶层》、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等著作无一不是将技术专家制当成一个既成事实来进行描述和分析，他们并未去深入分析技术专家制的理论渊源、合法性、合理性等问题。这也就导致诸多技术专家制的基本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技术专家制的定义、技术专家制的“专家”范围、技术专家制的“科学技术”内涵等。事实上，不注重对技术专家制进行理论建构研究并非西方学界独有，国内学界的情况也一样。对此，有学者指出，技术专家制作为当代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和研究热点，学界对它的理论研究与它目前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是极度不相称的。近年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了以上问题且出版了一些以技术专家制为主题的理论建构性研究著作，如弗里德曼（Jeffrey Friedman）的《没有知识的权力：技术专家制批判》、埃斯马克的《新技术专家制》等。但总的来说，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建构性研究仍十分缺乏。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西方学界应加强对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建构性研究，以为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发展和实际运用提供理论基础。

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过少也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如上文所言，当代西方十分重视对技术专家制进行比较政治哲学研究，但这些比较研究主要聚焦于将技术专家制与其他政治思想进行比较，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并不多。而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模式其实有着很大不同，特别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的国家，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认识技术专家制的新视角。有学者指出，西方学者应该跳出西方主流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来重新评价技术专家制的作用和价值，例如儒家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评估技术专家制的价值以及充分发挥它在当代社会运行与治理中的作用。事实上，当代社会有着诸多不同的技术专家制模式，除了上文提到的欧盟的技术专家制模式、美洲的技术专家制模式、中国的技术专家制模式之外，还有新加坡的技术专家制模式、俄罗斯的技术专家制模式等。不难看出，以上国家除了政治制度存在不同之外，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也有很大不同，这使得它们对技术专家制的接受程度以及各自的技术专家制实践模式都会有所区别。而在此基础上去对不同国家的技术专家制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将能看到技术专家制在不同国家或组织的实践模式及其实际效果的差异，这显然对促进西方学界加强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建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除以上两个局限之外，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还存在一个主要局限，即价值取向极化。如上所述，当代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的态度是辩护和批判兼有，但主流态度是批判。西方学界这种对于技术专家制要么单纯辩护、要么单纯批判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技术专家制的研究，即这成为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大局限。不可否认，单纯对技术专家制进行批判或辩护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需要看到，两者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因为它们都将对技术专家制的价值评价推向极端，而忽视了技术专家制本身是一个兼具优点和缺点的思想，这使得两者对技术专家制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就像对科学技术一样，我们很难从整体或宏观上去判定它们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刘大椿等人所言：“应该说，对科学的辩护与对科学的批判两者都不乏真知灼见，它们的论争对科学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但客观地说，正统（即辩护）与另类（即批判）都有走极端的倾向，虽然极端带来深刻，但肯定有失公允。思想上的极端给人以启发，但行动中的极端肯定会导致失误甚至灾难。”在此基础上，刘大椿提出了“审度”的科学哲学观点。在他看来，“所谓'审度’的科学哲学，并不是要去创造一个辩护、批判之外的新的科学哲学；而是指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审度也不是指先等等看、不下结论，而是讲求根据具体的时空、语境来判断最适宜的处理方式”。据此可以看出，对于技术专家制的价值取向也应持“审度”的态度才更为合理。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局限主要包括理论建构性研究缺乏、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过少、价值取向极化。为应对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存在的局限并推动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西方学界需要加强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建构性研究、重视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从单纯批判或辩护转向对技术专家制进行审度研究等。

四、结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发展，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研究主题和特点，并取得了诸多具有影响的成果，国内学界要积极学习和吸收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成果，以推动国内的技术专家制研究。当然，也需要看到，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也存在着诸多局限，如对于技术专家制的价值取向过于极端，这使得他们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和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入。因而，国内学界对于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成果要批判地吸收，不能认为西方学界的成果或观点都是合理的。此外，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技术专家制问题一直十分关注，特别是把当代中国视为一个技术专家制国家来进行研究，并将对技术专家制的诸多批判转移给中国，进而形成对中国的技术专家制批判。对此，国内学界需要给出回应，如：当代中国真的是一个技术专家制国家吗？如果是，西方学界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对于技术专家制的诸多批判对当代中国是否仍然成立以及技术专家制对当代中国有何价值和风险？如果不是，为何西方学界坚持认为当代中国是一个技术专家制国家？等等。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是否一个技术专家制国家的问题，还涉及技术专家制在实践层面对当代中国的利与弊，如技术专家制与国家治理、技术专家制与社会治理、技术专家制与生态治理等问题。

责任编辑：李迎喜  黄   昇/网络编辑：吴晓敏

校对审查：王   付/签发审核：陈加友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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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兰立山，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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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主要聚焦于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比较政治哲学研究、应用研究等主题，具有研究视角多元、重视实证研究、批判研究为主等特点。尽管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它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如理论建构性研究缺乏、对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较少、价值取向极化等。在未来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中，需要对以上局限进行克服，以便更好地推动技术专家制的研究和发展。

技术专家制（Technocracy，国内也翻译为技术统治论、专家治国论、技治主义等）主张由科技专家按照科学原理、技术原则来运行和治理社会，是当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西方政治哲学、技术哲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重要思潮和研究热点。如杰缅丘诺克（Э. В. Деменчонок）指出，技术专家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发展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学术界和政治界的焦点。而比克顿（Christopher Bickerton）和阿凯蒂（Carlo I. Accetti）则认为，技术专家制是当代政治对话和争论的核心，如欧洲的“经济危机”、英国的“脱欧公投”、美国和法国的总统选举等问题都与技术专家制有一定关系。然而，国内对技术专家制问题的研究并不关注，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将技术专家制思想译介至国内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Technocracy”（即技术专家制）中文译名、未出版以技术专家制为主题的学术著作等就是佐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主要持批判态度影响，国内现有的技术专家制研究对技术专家制也主要持批判态度，这种极化的研究取向显然很难全面认识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内涵和社会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特点及其局限进行研究，以系统了解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情况并推动国内的技术专家制研究。

一、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技术专家制的浪潮。一方面，这与美国爆发风靡一时的技术专家制运动有关。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应对经济大萧条，美国爆发了影响颇巨的技术专家制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如理论存在局限、组织过于混乱等，技术专家制运动很快走向失败。但这一运动使得技术专家制思想在美国产生巨大反响并传向世界各国，如加拿大、中国等。受技术专家制运动的影响，西方学界开始关注并研究技术专家制及其相关问题。另一方面，这与西方出现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关。技术专家制思想的提出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如圣西门的技术专家制思想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提出、技术专家制运动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科技专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历史顶峰，学界开始从不同学科视角来研究科技专家的社会功能，普莱斯（Don K. Price）的“科学阶层”、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的“技术专家阶层”等著名技术专家制思想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提出。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一直并未中断，且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本部分将对这一时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核心主题进行分析和总结，以全面了解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最为核心的主题，出现了一批较具影响的成果。虽然技术专家制是当代西方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真正对它的理论本身进行系统研究的思想家并不是很多，梅诺（Jean Meyanud）、费希尔（Frank Fischer）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梅诺主要以法国为背景对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内涵、历史演进、运行模式等进行了详尽分析；费希尔则主要以美国为例对技术专家制的核心问题、历史脉络、当代发展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普莱斯、加尔布雷思、丹尼尔·贝尔、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等人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技术专家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布热津斯基、丹尼尔·贝尔主要从技术社会或工业社会的视角来分析技术专家制的兴起及其影响；普莱斯主要从政治学维度来阐述技术专家制及其在当代社会运行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加尔布雷思主要从制度经济学视域来研究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想的技术专家制；罗斯扎克则主要将技术专家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近年还有一些学者从管理学、治理等视角对技术专家制进行了分析，较具代表的学者有：伯里斯（Beverly H. Burris）、埃斯马克（Esmark Anders）等。此外，阿金（William E. Akin）、奥尔森（Richard G. Olson）等对技术专家制的思想史进行了梳理，前者主要聚焦于技术专家制运动的历史，后者则主要梳理了技术专家制思想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发展史。

技术专家制的比较政治哲学研究一直是西方学界非常关注的主题，特别是技术专家制与民主的比较研究。关于技术专家制与民主的关系，目前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技术专家制与民主不可兼容。对此，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观点较具代表，他指出：“无论技术专家制是受欢迎还是被憎恶，它的决定论基础都没有给民主留下任何空间。”虽然技术专家制反民主的观点在当前西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技术专家制与民主关系的新观点。如威廉姆斯（Mark E.Williams）指出，技术专家制并不反民主且可以与民主兼容。而在拉科（Mike Raco）和萨维尼（Federico Savini）看来，技术专家制是否反民主需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讨论，很难简单地认为技术专家制是反民主还是推动民主的运行。技术专家制与官僚制的比较研究也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比较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伯里斯是这一研究的重要代表。伯里斯认为，技术专家制组织是官僚制组织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它具有官僚制所不具有的诸多优点。民粹主义与技术专家制的比较政治哲学研究是西方学界近年出现的一个新主题。就内容而言，技术专家制极为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显然与民粹主义相驳，但一些学者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技术专家制与民粹主义是互补而非相驳的、技术专家制是否与民粹主义相驳需放在具体问题中去讨论等。

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对技术专家制的应用研究也较为关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应用进行研究。欧盟的技术专家制应用研究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与它在具体运行中对科技专家的过度依赖有密切关系。对此，学界主要认为欧盟的运行具有非常明显的技术专家制特征，但很难说它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技术专家制组织。此外，对于拉丁美洲、中国等的技术专家制应用研究也很常见。有学者甚至指出，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一次技术专家制革命，这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技术专家制国家。其二，对公共政策中的技术专家制应用进行研究。在技术专家制运动失败之后，技术专家制发生理论转向，从一种政治制度变为一种治理体制，即主张科技专家按照科学原理、技术原则来运行与治理社会。如此，技术专家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得到了诸多应用，这也就引起了西方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其三，从智能技术视域对技术专家制的应用进行研究。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社会运行与治理中的广泛应用，西方学界开始从智能技术视角来对技术专家制进行研究。詹森（Marijn Janssen）和库克（George Kuk）指出，通过算法等计算手段对社会进行设计和操控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治理方式，这使得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技术专家制社会。其他一些学者则从智能技术视角提出了新的技术专家制概念或模式，如算法技术专家制、人工智能技术专家制等。

以上主题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核心主题，即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比较政治哲学研究、应用研究，这与传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核心主题已有很大不同。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主要将技术专家制当作一种未来社会来进行构想，即认为未来的美好社会将是一个由科技专家进行统治或治理的社会。这导致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主要聚焦于建构一种完全由科技专家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或乌托邦，如培根的“所罗门之宫”、圣西门的“牛顿会议”、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技术人员苏维埃”等。而随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技术专家制运动的爆发以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之后科技专家社会地位的提升，西方学界开始意识到技术专家制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乌托邦，而是已经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现实。如此，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就开始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区别开来，逐渐从对技术专家制的乌托邦建构转向对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比较研究、应用研究等。

二、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特点

由于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题有很大区别，这使得两者在研究特点上也有明显不同。就研究视角而言，相较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如上所述，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具有多种学科维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等，这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主要从政治学维度来建构作为一种政治乌托邦的技术专家制完全不同。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当代西方学界主要将技术专家制当作一种社会现实或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因此在研究中非常重视实证方法，这也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大区别。在研究的价值取向方面，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与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也有很大不同，前者对技术专家制是辩护和批判态度兼有，但批判态度是主流；而后者对技术专家制则持辩护态度，因为传统技术专家制主要将技术专家制视为未来美好社会的完美政治制度。本部分将对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三个主要特点，即研究视角多元、重视实证研究、批判研究为主进行分析，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情况。

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首要特点是研究视角多元，即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学科维度非常之多，典型如上文提及的政治学视角、经济学视角、管理学视角等。一般而言，人们习惯于将技术专家制视作一种政治制度或思想，这与它在提出之初过于强调科技专家掌握政治权力有关。但事实上，技术专家制沿着不同的传统发展至今存在着多种研究视角，如以培根、圣西门、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政治学传统，以泰勒、甘特、库克等为代表的管理学传统，以凡勃仑、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经济学传统等。也就是说，技术专家制在历史上其实一直存在多种理论传统或内涵，只是人们主要关注它的政治学传统或内涵而忽视了它所具有的其他理论传统或内涵。技术专家制所具有的多学科传统或内涵为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转向多元提供了重要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技术专家制研究维度，如上文提到的以罗斯扎克为代表的文化视角技术专家制研究。当前，文化视角的技术专家制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其他重要代表还有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波斯曼（Neil Postman）等。除此之外，技术哲学视域的技术专家制研究也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技术哲学视域的技术专家制研究主张将“技术”作为技术专家制的权力主体，强调“技术”是独立于人的“主体”来对人进行统治，人成为技术的奴隶，较具代表的观点有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自主论”、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巨机器”等。

重视实证研究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另一主要特点，这与当代西方学界非常关注技术专家制的应用研究有关。除了上文提到的内容之外，西方学界还对技术专家制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对技术专家制的思想的认同程度以及理解的差异、欧洲哪些国家的政府人员配置可以被视为技术专家制国家等。这些研究成果目前虽然不是很多，但对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之所以如此重视实证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之时，学界并无成熟或成型的技术专家制理论。无论是培根、圣西门、凡勃伦，还是技术专家制的英文词汇“Technocracy”的创造者史密斯（William H. Smyth），或者是在美国技术专家制运动中，技术专家制的思想家们都只是表达了技术专家制在社会运行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们并未建构起系统的技术专家制理论，如并无思想家对技术专家制的合法性、特征、模式等问题进行系统论述。在此背景下，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就只能先从应用或实证研究开始，以为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建构奠定实践基础。

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主要持批判态度，这也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要特点之一，即批判研究为主。在美国技术专家制运动失败之前，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主要持乐观或辩护态度，典型如培根、圣西门、凡勃伦等人。而在当代社会，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的态度则发生了明显转变，尽管对技术专家制持乐观或辩护态度的学者仍有一些，如普莱斯、加尔布雷思、丹尼尔·贝尔等人，但整个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主要持悲观或批判态度。如费希尔（Frank Fischer）所言，西方社会主要将技术专家制视作一个贬义词。换言之，当某一个人被视为技术专家制者或者某一个国家被视为技术专家制国家时，这本质上是对这个人或这个国家的负面评价。总的来说，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的批判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技术专家制与民主相驳。温纳（Langdon Winner）指出，技术专家制直接挑战了自由主义政治，同时将公众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其二，技术专家制忽视人类价值。普特南（Robert D. Putnam）认为，技术专家制只关心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人类价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并不关注。其三，技术专家制会带来诸多伦理问题。技术专家制的伦理批判是近年出现的一种新批判，主要批判有：科技专家会为了私利作出不道德的决策、科技方法的局限会引起伦理问题等。其四，科技专家的决策并不“理性”。在法伊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看来，科技专家并不“理性”，他们是带有偏见的，在很多时候他们给出的结论其实并不一致。

据上所言，研究视角多元、重视实证研究、批判研究为主等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除了能很好说明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要学科维度、研究方法、价值取向等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存在的局限。如重视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理论建构性研究不足，而批判研究为主则很可能难以全面、公正评估技术专家制在当代社会运行与治理中的重要价值。

三、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局限

尽管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如有一批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著作、有比较确定的研究主题、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点等，但总的来说，它仍存在一些局限，典型如理论建构性研究缺乏、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过少、价值取向极化等。由于西方是技术专家制思想的发源地与当代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主要阵地，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所存在的局限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世界范围内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和整体发展，如国内目前对技术专家制主要持批判态度显然受到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大加批判的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存在的局限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推动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和发展。

理论建构性研究缺乏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大局限。如上所述，传统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并无成熟或成型的技术专家制理论，而这一问题在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纵观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成果，虽然有影响的不少，但真正的理论建构性研究其实并不多，布热津斯基的《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信息时代的角色》、普莱斯的《科学阶层》、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等著作无一不是将技术专家制当成一个既成事实来进行描述和分析，他们并未去深入分析技术专家制的理论渊源、合法性、合理性等问题。这也就导致诸多技术专家制的基本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技术专家制的定义、技术专家制的“专家”范围、技术专家制的“科学技术”内涵等。事实上，不注重对技术专家制进行理论建构研究并非西方学界独有，国内学界的情况也一样。对此，有学者指出，技术专家制作为当代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和研究热点，学界对它的理论研究与它目前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是极度不相称的。近年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了以上问题且出版了一些以技术专家制为主题的理论建构性研究著作，如弗里德曼（Jeffrey Friedman）的《没有知识的权力：技术专家制批判》、埃斯马克的《新技术专家制》等。但总的来说，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建构性研究仍十分缺乏。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西方学界应加强对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建构性研究，以为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发展和实际运用提供理论基础。

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过少也是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如上文所言，当代西方十分重视对技术专家制进行比较政治哲学研究，但这些比较研究主要聚焦于将技术专家制与其他政治思想进行比较，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并不多。而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模式其实有着很大不同，特别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的国家，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认识技术专家制的新视角。有学者指出，西方学者应该跳出西方主流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来重新评价技术专家制的作用和价值，例如儒家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评估技术专家制的价值以及充分发挥它在当代社会运行与治理中的作用。事实上，当代社会有着诸多不同的技术专家制模式，除了上文提到的欧盟的技术专家制模式、美洲的技术专家制模式、中国的技术专家制模式之外，还有新加坡的技术专家制模式、俄罗斯的技术专家制模式等。不难看出，以上国家除了政治制度存在不同之外，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也有很大不同，这使得它们对技术专家制的接受程度以及各自的技术专家制实践模式都会有所区别。而在此基础上去对不同国家的技术专家制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将能看到技术专家制在不同国家或组织的实践模式及其实际效果的差异，这显然对促进西方学界加强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建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除以上两个局限之外，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还存在一个主要局限，即价值取向极化。如上所述，当代西方学界对技术专家制的态度是辩护和批判兼有，但主流态度是批判。西方学界这种对于技术专家制要么单纯辩护、要么单纯批判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技术专家制的研究，即这成为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一大局限。不可否认，单纯对技术专家制进行批判或辩护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需要看到，两者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因为它们都将对技术专家制的价值评价推向极端，而忽视了技术专家制本身是一个兼具优点和缺点的思想，这使得两者对技术专家制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就像对科学技术一样，我们很难从整体或宏观上去判定它们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刘大椿等人所言：“应该说，对科学的辩护与对科学的批判两者都不乏真知灼见，它们的论争对科学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但客观地说，正统（即辩护）与另类（即批判）都有走极端的倾向，虽然极端带来深刻，但肯定有失公允。思想上的极端给人以启发，但行动中的极端肯定会导致失误甚至灾难。”在此基础上，刘大椿提出了“审度”的科学哲学观点。在他看来，“所谓'审度’的科学哲学，并不是要去创造一个辩护、批判之外的新的科学哲学；而是指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审度也不是指先等等看、不下结论，而是讲求根据具体的时空、语境来判断最适宜的处理方式”。据此可以看出，对于技术专家制的价值取向也应持“审度”的态度才更为合理。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局限主要包括理论建构性研究缺乏、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过少、价值取向极化。为应对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存在的局限并推动技术专家制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西方学界需要加强技术专家制的理论建构性研究、重视不同国家或组织的技术专家制比较研究、从单纯批判或辩护转向对技术专家制进行审度研究等。

四、结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发展，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研究主题和特点，并取得了诸多具有影响的成果，国内学界要积极学习和吸收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成果，以推动国内的技术专家制研究。当然，也需要看到，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也存在着诸多局限，如对于技术专家制的价值取向过于极端，这使得他们对技术专家制的研究和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入。因而，国内学界对于当代西方技术专家制研究的成果要批判地吸收，不能认为西方学界的成果或观点都是合理的。此外，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技术专家制问题一直十分关注，特别是把当代中国视为一个技术专家制国家来进行研究，并将对技术专家制的诸多批判转移给中国，进而形成对中国的技术专家制批判。对此，国内学界需要给出回应，如：当代中国真的是一个技术专家制国家吗？如果是，西方学界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对于技术专家制的诸多批判对当代中国是否仍然成立以及技术专家制对当代中国有何价值和风险？如果不是，为何西方学界坚持认为当代中国是一个技术专家制国家？等等。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是否一个技术专家制国家的问题，还涉及技术专家制在实践层面对当代中国的利与弊，如技术专家制与国家治理、技术专家制与社会治理、技术专家制与生态治理等问题。

责任编辑：李迎喜  黄   昇/网络编辑：吴晓敏

校对审查：王   付/签发审核：陈加友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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