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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陷阱是以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命名的政治理论，描述了一种不受欢迎的政府无论做什么，无论是对是错，都会受到憎恨的情况。  ▲塔西佗（约56-120年） 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在2007年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书中，他引用了塔西佗对不受欢迎的罗马皇帝伽尔巴（Galba）的评论，来解释历史上中国王朝不断衰落的原因：当一个政府不受欢迎时，无论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都对政府本身不利。 自中国最高领导人在2014年使用这个词以来，这个词在中国的新闻界和学术界越来越流行。中国官方媒体，如人民网，将“塔西佗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列为中国要跨越的“三大陷阱”。  塔西佗陷阱的起源 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在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罗马皇帝尼禄死后，继任的新皇帝迦尔巴下令捕杀了一个制造叛乱的将领和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而那位“可能叛乱的将领”卡皮托是在捕杀命令未达之前就已经被处决了。很多人认为卡皮托并没有叛乱的野心，故此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不满。塔西佗因此总结到：……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犹如修昔底德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塔西佗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此外还先后干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他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现今也适用于经济领域。通俗地讲，可以解读为：“当一个部门(企业)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塔西佗陷阱现象的特点 一是归责惯性。民众认为政府是万能的，当公众利益受到损害时，都惯性的归因于政府，认为这一切后果的都是政府的不作为造成的。 二是意见集合性。“老不信”现象不是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而是相当多的社会成员的意见集合，并且这种集合在不断扩大，扩大到一种共识大于共识的对立面。 三是弱势群体集群。弱势群体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同情；当周围的同情被其吸引过去后，再将其同化，使弱势群体逐渐增大。现代社会逐渐以群体的聚合为特征，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淹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四是刻板成见。心理学上的“近因效应”对这种刻板成见起推动作用，当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最近印象的好坏，并在一定时期内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直接影响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 五是意见极端化。在新媒体下，网络意见的表达多发自团体，志同道合的团体之间会彼此沟通讨论，到统一想法，更为极端，更容易受群体极化的影响，造成不同层面的人之间缺乏交流的渠道，深陷信息茧房，意见出现后，总会逐渐走向极端化。  ▲古罗马的公共辩论 当代塔西佗陷阱出现原因 第一，畸形裂变的权力观。权力是政府存在的初始条件，本应在政府运行中发挥良善的作用。但是如果长久以来存在的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和畸形裂变的权力观，带来了政府权威及其权力合法性的危机与衰落，导致政府陷入了难以逾越的权力围城中，使得政府公信力严重式微，深陷“塔西佗陷阱”。 第二，紧张错位的政民关系。人民政府的政治认同观点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应当处处为人民服务。然而，由于某些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封建的传统的浓厚的官本位和权力本位及其潜藏的身份意识仍然在发挥影响。在诸多的社会热点事件中，提出正常利益诉求的民众往往得不到公正地对待，政府对民众的不信任与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叠加在一起，掉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最终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 第三，信息不对称视域下传媒的鼓噪和误导。传媒的鼓噪和误导是产生塔西佗陷阱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一些热点事件，在政府没有将真相公布之前，社会公众与政府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位置，传媒对于热点事件的解说会极大影响社会公众的第一印象，传媒可能会误导社会公众对行政行为的评价，通过影响凝聚共识，对政府施加压力，诱发对政府公信力的“妖魔化”。 第四，新时代网络环境的复杂化、扁平化、去中心化。在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普通公民也拥有话语权，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这些人的社会背景和受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不同。信息在网络中传播的成本很低，信息传播广泛，互联网接收的信息量与日俱增。同时，网络的快速化使得人们对信息的求真欲降低，更加注重信息的时效性。网络空间的放大与现实时间的紧缩二者结合后，公众舆论打破了权威话语的垄断。一旦负面的网络舆论发酵为网络舆情，就会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的覆盖与集聚，导致公众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产生怀疑，使网络舆情的引导陷入塔西佗陷阱。 在网络时代，“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在新媒体领域，网民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如此庞杂的信息发布主体深刻影响了舆论环境的生成，传统媒体不再拥有绝对发言权。 有些事件通过网络放大，会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当这些孤立的事件在网上此起彼伏，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众的判断趋向，互联网就有可能发酵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形成“塔西佗陷阱”的舆论土壤。 拓展：红与黑-谁是塔西佗 塔西佗传世的著作不多，但却包含不少可以直接引述、引申的名句。与现代人眼中的“历史”大不相同 ，他的历史写作目的是“惩恶扬善”，他把道德评价看得比准确记录更加重要。 如他所说，“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 ，以及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 塔西佗写历史，使用的是一种近于文学的语言，这与他受过很好的演说训练有关。在1世纪之前，罗马流行的是西塞罗那种古典拉丁语，其特点是庄重大气、四平八稳、风格雄伟、长句迭出、修辞丰富。但经过一个世纪的模仿已经变成了陈套。 塔西佗开始历史写作时，以塞内加为代表的“白银时代拉丁语” 已经走向成熟。它的特征是简洁、隽永、机智和凝炼。这样的语体特别具有警句效果。 启蒙巨人蒙田就称赞塔西佗的《编年史》：“供应研究和学习的书，那里处处有警句……是一个伦理和政治见解的苗圃”。 然而，正是这种简要和个人化的语言风格使得塔西佗原本已经暧昧的政治态度变得更加模糊。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开始重新发现塔西佗并予以重视，从此有了两个政治色彩完全不同的塔西佗。 1920年代，意大利学者托弗宁称这两个塔西佗一个是“红色塔西佗”，另一个是“黑色塔西佗” 。 红色的塔西佗捍卫自由、崇尚共和。意大利人文学者莱昂纳多·布鲁尼在《佛罗伦萨颂》中，引用了塔西佗关于自由与历史真实的名言：专制暴政＆分裂人民。 塔西佗说，“当人们对那些 趋炎附势的历史学家感到厌恶时，他们就会喜欢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谄媚被斥责为奴性的可耻表现，但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 塔西佗还说，“在某个历史时刻可以按自由的意愿去想，按照心里想说的去说，是一种'稀有的幸福’”。 这些话被理解为反专制言论：专制的邪恶在于使一批人卑躬屈节地讨好它，又使另一批人咬牙切齿地痛恨它。虽然看上去相互对立，但逢迎谄媚或憎恨敌意都是不自由的产物，也都成为真实历史的障碍。 黑色塔西佗则全然不同。这个塔西佗并不反对帝制，他只关心马基雅维里式的“现实政治”经验。 南尼德兰（今比利时）学者尤斯图斯·利普修斯（1547-1606）赞赏塔西佗的政治智慧。他认为塔西佗相信“和平利益要求把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人之手”。他还引用塔西佗说的，“对于陷入混乱的国家来说，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由一人来全权统治”。 这些都被视为塔西佗赞同君主专制的证据。但是，利普修斯显然没有完整地引用塔西佗的原文，因为塔西佗在第二句话后面接着又说，“不过他治理国家，并不是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或是独裁官”。 塔西佗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君权统治不应该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牢牢地抓住独裁的权力，而应该是一种有利于国家的必要政治形式。 文艺复兴时期盛行一种“札记式”的求知方式，这是当时人们在知识信息量很大的情况下，简单处理和组织知识信息的方式。  ▲15世纪末的古籍 问题是，无论札记或笔记如何详细，都无法与原著相比。对于一般人来说，寻章摘句、收集语录是一种便利、流行的求知方式。 在塔西佗著作中，有许多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喜爱的“警句”（sententiae）。指的是来自古代著作或在民间流传的道德箴言，如成语、格言、警句。这类文字言简意赅、便于记忆，是一些经验性的生活体会和常识智慧。 这种警句没有上下文，也没有具体的语境。引用者经常凭自己的需要随意解读，因此经常会与作者原意不符或甚至南辕北辙。塔西佗的政治警句也不例外。 例如，法国古典学者萨尔玛修斯，抨击英国人于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引用的就是塔西佗主张绝对君权的说法：诸神给予皇帝最高的权威，而臣民只有服从的光荣。 坚持共和主义立场的英国诗人弥尔顿，随即反驳萨尔玛修斯，指责他对塔西佗断章取义。弥尔顿指出，说这话的不是塔西佗自己，而是他记叙的一位历史人物，此人是一位善于谄媚和讨好皇帝提比里乌斯的佞臣。 弥尔顿写道，“你说，'塔西佗这位在一人专制下飞黄腾达的历史学家写过这样的话，'诸神使你成为一切事物的最高统治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有服从的光荣。’。但你没有说塔西佗是在哪里说的，因为你想欺骗你的读者。这些并不是塔西佗自己的话，他是一位最反对暴政专制的高尚作家。这番话是一位名叫提伦提乌斯的罗马骑士在塔西佗的《编年史》第六卷里说的。提伦提乌斯受审时命悬一线，因为害怕杀头，所以说了许多奉承讨好皇帝提比里乌斯的话，这便是其中的一句。” 然而，弥尔顿自己也没有忠实地引用塔西佗，因为在塔西佗那里，提伦提乌斯并不是弥尔顿所说的那种怕死鬼，而是一位高贵而勇敢的罗马骑士，他那番自我辩词也是相当慷慨激昂的，并没有贪生怕死的意思。  ▲古罗马元老院遗址 萨尔玛修斯生活在法国绝对王权下， 弥尔顿在英国为共和主义辩护，他们对塔西佗的解读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都未必忠实于塔西佗著作的原意。 塔西佗对权力统治及其与人性、德行和命运关系的观察包含着因深度失望而倍显灰暗的忧虑，提醒人们，那些诱发道德堕落的灾殃有其普遍规律，只要人性不变，这类灾殃便会继续存在，而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灾殃的危害则会十倍百倍地变本加厉。 不仅是塔西佗那些包含政治常识和智慧的警句和名言，他对人性恶的基本认识同样也与我们今天的不道德现实相符。他对待恶的态度无比认真，并引导我们从人性中去寻找恶的根源。无论是制度、政府，还是奸佞、奴才之恶，都可追溯到人性的根源，2000多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波兰哲学家、神学家莱谢尔·科拉科夫斯基 ，亲身经历过20世纪极权统治 之后，他说，“恶的根源可能内在于人这个物种的某些永久特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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