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我与谢望原教授的“忘年交”

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杨军，天门多宝人，从事检察工作三十多年。工作之余，开展一些法律理论研究，探索检察实务问题，有一些收获。偶尔也写几篇文章，抒发心中情感。

前言：谢望原，湖北天门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法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犯罪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暨刑事政策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曾兼任中央治理商业贿赂专家咨询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市霍克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曾于2003年、2006年和2018年分别在丹麦人权研究院、日本成蹊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法学院访学研修。

书山有路“情”为径

      ——我与谢望原教授的相遇与相识历程

谢望原教授1957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市卢市镇。他从一名普通的乡村英语教师，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不屈不挠的精神，刻苦钻研法律，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最终成为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法学专家。虽然是著名法学教授，但他为人谦逊，和蔼可亲，对家乡充满关爱，对家乡的法治事业也十分关注、关心。

2007年9月，汉江检察分院与我市联合举办《和谐社会与检察权运用》研讨会，谢教授应邀回家乡出席研讨会。我作为会议组委会成员，在会议期间有幸结织了谢教授。也许是老乡的缘由，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从此，这份友情一直延续至今。

2008年8月，我带着我市部分检察官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宣武区检察院学习考察，谢教授从百忙中抽出时间陪同，向我们介绍人民大学法学院情况，交流法学热点问题，探讨检察实务，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受到了启发！

谢教授性格直爽，豁达豪放，为人真诚！相通的法治责任感，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成为知心朋友，忘年交！最令我感动的是这些年来谢教授对我的法律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对于我这个法律理论功底较浅的检察官来说，谢教授对我的“传道授业解惑”，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让我越过了一座座“高山”，跨过了一条条“河流”，迈过了一处处“险滩”……

2010年，我院反贪部门办理了一起国有企业改制中涉及的贪污案件，案件很复杂，特别是对行为人主体身份的认定产生了很大分歧，有人认为企业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复存在，应当不予认定；有的认为尽管企业改制，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得已延续，委托管理国有资产的事实不能改变，应当认定。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我也不好决定，我及时向谢教授请教，谢教授从刑法原理、司法解释、公务的概念、因果关系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建议观点，帮助我们准确地认定了案件。后来，我吸收谢教授的观点，将案件编写成案例分析，以《企业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如何认定》为题发表在《检察日报》。

2013年，我院在审查起诉张某某贪污一案时，对案件定性也产生很大分歧，行为人究竟是利用工作之便还是职务之便？是定贪污罪还是诈骗罪？争议很大，我又请教谢教授，谢教授认真的进行研究，提出了“因职务身份产生的信赖关系足以对第三人产生足够的心理控制，占有第三人财物的足以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观点。案件迎刃而解。结合谢教授的观点，我又将此案编写成案例分析《是工作之便还是职务之便？》发表在《检察日报》。

2022年8月，我院检察官王倩倩办理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检察官会议讨论该案时，有人提出应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分岐很大。同时，本案涉及的疑难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往往认识很难统一。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又请教谢教授，与他进行探讨。王倩倩检察官也与谢教授用微信长时间沟通，谢教授不厌其烦，认真解答，还谦虚的说：“我是临阵学习，时间仓促，电讯沟通又有局限性，观点不一定正确。”谢教授真诚的态度令人感动！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谢教授十分注重案例的指导作用。2012年最新版《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出版发行后，谢教授自掏腰包，第一时间购买了全套三册寄给我，并打电话叮嘱我：“这是非常好的工具书，对司法工作很有帮助，要学好用好。”我记住了谢教授的谆谆教诲，这套书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成了我工作的左膀右臂，陪伴我一路走来。

2013年5月，谢教授来武汉出差，得知消息后，我向谢教授提出请求：希望他回天门一趟，为我市司法机关干警上一堂刑法课。他欣然答应。忙完公事后，他从武汉专程赶到天门，为家乡检察院、法院的干警作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主体之认定》的讲座。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是司法实践中处理职务犯罪的一大难点，谢教授结合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紧密联系司法实践，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及其相关刑法问题，为我们处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回到北京，谢教授又给我寄来了由其主编的《中国刑事政策报告》多卷本。该书包括热点刑事政策问题、基础理论问题、刑事执行问题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指导性。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谢教授寄给我的有第一、三、四、五卷，唯独少了第二卷，我打电话问谢教授“少了第二卷，是否还有第二卷？”谢教授回答：“确实没有了第二卷，我来想想办法，再弄一本。”后来，谢教授专门请打印社复制了一本《中国刑事政策报告》（第二卷），并亲笔题写“杨军同志惠存”后寄给我，让我获得了全套完整的《中国刑事政策报告》。看到这本书，看到谢教授浓重的笔墨，我对谢教授的敬重油然而生，谢教授严谨的态度，务实的作风，真挚的情感，让我感动不已，我不仅从书里学到了知识，更从他身上学到了如何做人做事。正如谢教授在《刑事法学的现代课题》（该书是谢教授指导的博士（后）、硕士为庆贺谢教授执教40周年而专门出版的文集，由法律出版社2017年出版）书中所言：“一个称职的老师不仅要用自己良好的专业素养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还应当用自己的良心和良知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做事。”

2017年9月，我去北京出差，专程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看望谢教授，这是我向往已久想去参观的地方。来到人民大学，谢教授已在法学院楼下的明德广场等待我们，握手寒暄后他将我们引到他在法学院9楼的办公室。

谢教授的办公室不够宽敞，大约18平米，但充满浓浓的书香味，墙壁上挂着一副潇洒飘逸的书法作品，其上书写的内容是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极富哲理且广为流传的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事实上，这也正是谢教授本人的信条。靠墙的一大排书柜装满了中外文书籍，其中有一本精装的书引起了我的注意，书名叫《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英国著名刑法学家威廉姆·威尔逊所著，由谢教授和学生罗灿博士（现在最高法院工作）、王波博士（现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负责人）共同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之前，谢教授寄给我一本，还打电话跟我说：“这是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值得好好读一下。”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我翻开这本书，看到书中有很多用红笔划的印记，我问谢教授：“您自己翻译的书，应当很熟悉，平时还读吗？”谢教授严肃的回答：“学无止境！”

临别离开谢教授办公室时，谢教授又把他著的新书《刑事正义与学者使命》送给我。我随手翻开书，眼帘跳入一段话：“让我们再次重温被尊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高理想的宋代鸿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此种思考，不是正好与法国思想家拉贝莱'学术无良知是灵魂的毁灭，政治不道德是社会的毁灭’之警示呐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顿时，我感悟到：这不正是谢教授家国情怀与博大精深思想以及良好学术风范的表白吗！ 

2019年9月，我院检察官金晓杰到人民大学培训，我委托她去拜访谢教授，见到家乡客人，谢教授非常高兴，除了热情接待还不忘给我捎回礼物——谢教授主编的《刑法分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就在2023年10月，《刑法分论》第四版出版后，谢教授又不声不响的又给我寄来一本，真是润物细无声！

这些年来，谢教授送给了我很多法律书籍，我们以书为媒、以书传情、以书搭桥，架起真诚的友谊之路！人生难得一知己，能结识谢教授是我的荣幸！能跟谢教授交朋友是我的荣耀！能在工作中得到谢教授的鼎力相助是我的福气！这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受用不尽。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藉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世上好书千千万，而我却对谢教授送给我的书“情有独钟”。“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我会反复的读，认真的读，并乐在其中，也希望谢教授今后继续送给我一些书。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变化的是寒来暑往，不变的是谢教授对学术与事业的执着，对家乡的眷念。让我们衷心祝愿谢教授健康、幸福，永葆学术与事业青春！

         2024.4.15于竟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