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走访梅兰坊居民的过程中，很多老土地向我们反映，他们都是解放前就住在这里的，父辈祖辈幼时就互相认识，主要有四类：开厂设店的商人、公司经理、医生、律师等。我们对照1947年的户籍信息，确实有很多家居民传承至今。苏州吴家建成以后，基本上以自持出租为主，后期也有一些人家顶屋住进来的。 顶屋就是一方出钱向对方购买房屋若干年的使用权，起初只是前房客让与后房客的一部分不能搬移的装修设备或家具等件的作价，又叫顶费，后来并逐步演变为居住权让渡费。解放后，上海取缔二房东，顶屋彻底消失。 不同时期，顶屋费用不同，后期基本上以金条结算，上海民间俗称“黄鱼”，常见的有大黄鱼和小黄鱼，大黄鱼是10市两的金条，小黄鱼指1市两的金条。根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1市斤等于500克，16市两合计1市斤。当时1市两折合31.25克左右，约等于1金衡盎司（31.1克）。大金鱼一般重10市两325克，小金鱼1市两32.5克。据44号钱家后人回忆，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是祖父钱康寿于1942年用20条大黄鱼顶进来的。 传教士 很多居民向我们提到，梅兰坊47号以前有个传教士缪秋笙（CHESTER S. MIAO,Ph.D.）。缪秋笙（1894-），字维章，浙江鄞县人，1916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沪江大学教育系教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等职。  ▲ 圆明园路169号原基督教协进会大楼 之所以被大家称为传教士，应该与他的工作有关，从最初的沪东公社到后来的协进会，缪秋笙一生都在从事基督教的普及教育。近代基督教来华之处，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欺压百姓，各地教案频发，一些爱国的基督徒开始主张教会独立自办。1922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基督教大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新）协进会”（前身为1913年成立的中华续行委办会），作为协调各差会（西方各国基督教新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的机构，正式提出了“中国本色的教会”的主张，到1949年时，协进会吸纳了13个宗派性教会和6个非宗派性团体。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停止活动。 缪秋笙在协进会工作同时，还在很多教会学校兼职。1928年4月，沪江大学校董会改组，缪秋笙当选为董事长。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创办于1906年，初名浸会神学院，校址位于树浦军工路，1952年秋，沪江大学被裁撤，后在原址组建上海理工大学。  作为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人物，谬秋笙多次代表中国教会出席国际会议，并著有《基督敎中等敎育之硏究》（1928年）；《中华敎会的宗敎敎育》（1931年）等。1950年，谬秋笙与丰子恺、徐朗西、沈尹默等30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金石世家 26号的金家来自浙江嘉兴，回族。户主金贵南（1920-），毕业于大夏中学，兄妹6人：大哥金礼和，二哥金祖同，金福娟、金德娟、金淑娟三姐妹。 金贵南的二哥金祖同（1914-1955），字晓同，笔名殷尘。师从郭沫若，研究甲骨文。曾参与上海金山卫戚家墩古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1936年筹办“吴越史地研究会”。解放后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调至上海图书馆。 金贵南的父亲金颂清（1878-1941），字兴祥。通晓日文，译书甚多，亦擅书法，对图书文物的研究有较高造诣，善鉴真伪。1925年在南京路大庆里110号开设中国书店，专营古今图书。1933年在汉口路250号创中国通艺馆。1938年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3号创“秀州书社”。 金贵南的祖父金尔珍（1840-1918），字吉石，号少芝，又号苏庵、苏盫，别署梅花草堂。擅长书画，兼通金石，精鉴别，多画山水和梅花。与吴昌硕、任伯年等结交，人称“少芝四弟”，积极参与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的组建，著有《梅花草堂诗》。 金家与郭沫若颇有渊源。1937年7月，金祖同护送郭沫若秘密回国，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将“中国书店”店堂后的一间灶披间提供给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后为日本人所知，书店也被迫关闭。期间，金家姐妹还携带自己的书画作品去拜访郭沫若，相关作品日后收于《郭沫若题画诗存》（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尤其是见到金德娟以以嘉兴近郊为背景的山水图，他触景生情，便在画上写了小序，并题了一首五言律诗： 天伦常乐叙，回首羡康时。
▲ 郭沫若《题金淑娟画红绿梅》 洋行经理 与蔡之侃、王觉平两位老人的聊天，无意中牵出蔡同德堂药号的传奇往事。蔡之侃是43号蔡和镛的孙子，蔡和镛（1888-1973），字吉利，浙江鄞县人，曾担任上海祥泰木行华经理、惇敍商业储蓄银行董事。  祥泰木行（CHINA IMPORT AND EXPORT LUMBER CO., LD.），原名山打木行，中国木材进出口有限公司。1884年由德商福祥洋行老板斯奈司来治（H．Snethlage）创办，1902年更名为祥泰，1914年受一战影响，经营权转入英商安诺德的安利洋行名下，后经营不善，于1935年又被新沙逊洋行控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祥泰木行停业解散。相关资产被日军接管。抗战胜利后，沙逊洋行收回产权，准备恢复经营，无奈国内局势动荡，外籍高管“金蝉脱壳”，将股票高价转给华人后宣布歇业。
即使是最高级的华人经理，蔡和镛也没能逃脱被洋人割韭菜的遭遇，高价吃进的200股祥泰股票最后清偿时，仅仅换得200元港币、86元人民币。幸好其在惇敍商业储蓄银行担任董事，不至于影响太大。
惇敍商业储蓄银行，由旅沪鄞县潘火桥蔡氏族人共同创立于1921年，名字来自蔡氏宗祠惇敍堂。惇敍，亦作“惇序”，即长幼有序、和睦相处，语出《书·皋陶谟》：“惇敍九族，庶明励翼。”惇敍商业储蓄银行是名副其实的家族银行，“劝导族人储蓄，便利族人营业、回转资金”，上至经理，下至练习生，都是蔡姓子弟，来自潘火桥的蔡同德堂药号创始人蔡鸿仪也有参股。
巧的是，同为祥泰木行管理层的黄次伦也是居住在梅兰坊5号。黄次伦（1898-1988）字楚卫，浙江鄞县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英文书院，毕业后任职英商祥泰木行，后擢升为该行宁皖区总经理。1924年后在南京创办福华木行。1949年去台湾后创办福华毛纺织染厂。
和睦的邻里关系不仅体现在祥泰木行，35号吴熊渭、42号周锦痒、44号钱康寿等都是来自华成烟厂的同事。除了以上人家，3号华经新（周和成榨油厂）、12号任荣祖（恒兴行）、19号罗海涛（华盛行）、23号李云甫（玉珠公所）、27号李光宇（振光报关行）、35号吴熊渭（华成烟草厂）、36号高翔（东方软木瓶塞厂）、37号沈善锦（鼎康药行）、55号的叶迪澜（庆大庄）、57号忻芝卿（华龙针织厂）等都是经理级别的。同样由于旁边就是上海市棉布同业公会（振华堂棉布公所），梅兰坊里面也住了不少棉布商人，比如16号的李鹄成、29号魏祝二等。
▲ 梅兰坊与振华里内部相通 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原本独门独户的石库门日渐局促，很多年轻人成家以后在外另觅住处，一些老土地也随之搬出梅兰坊。而关于梅兰坊的业主信息，我们又掌握了一些新的线索，据翻译家吴劳在《我的笔名》一文回忆： 话说“八一三”淞沪之战（1937）打响了，我们全家（吴梅溪）和五叔（吴振声）、六叔（吴似兰）两房先后逃难来沪，住进我们“小三房”共有的黄陂路梅兰坊一号和三号双幢石库门楼房内。 吴劳（1923-2013），原名吴国祺，字吉甫，江苏苏州人，父亲吴秉彝（1901-1943），名华德，字秉彝，别字梅溪、仌畦，排行第四。吴劳被誉为“海明威专家”，译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等。自此，从苏州吴家到梅兰坊基本可以确认。 王鹤鸣，王澄，梁红编《中国寺庙通论》 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 全国银行年鉴 1935 第2章 全国银行总缆 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 上海工商人名录（1936） 上海百业人才小史（1945） 申报 上海通志 章太炎书信集 薛理勇《上海掌故大辞典》等 更多上海往事 点击下面名片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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