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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尽管平时也读几本书，但本地历史方面的书籍，却几乎从未涉足。 但我有个毛病，凡是别人送我的书，一定得认真读过，否则便觉辜负。 天地社的新书《惠通桥之战》便是因为这样的机缘打开的。 万万没想到的是，拿起来就放不下去了——直到凌晨一点，才以明天还要上班的理由强迫自己合上书。 对于我生长的这片土地，曾经承受过的那些苦难，我并不陌生，甚至在以往的各种叙述中，已趋麻木。 可当有人以如此“高像素”的方式来“凝视”这段历史时，我才忽然发现，原来我所知道的，远远不够。
“高像素”体现的是写作风格。 作者余戈曾以“滇西抗战三部曲”竖起他独具一格的“微观战史”写作方式，这本新书则更进一步，“较之此前聚焦于松山、腾冲、龙陵这些地名，惠通桥显然是更微观的具象”。 围绕惠通桥这一战略节点，作者极为细腻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展开的一系列战事。 战局瞬息万变，叙述却始终有条不紊：作者犹如凌空俯视，何时何地，何人下达怎样的命令，哪支部队开往何方，一一交待得清清楚楚、巨细无遗，穿行文字之间，犹如亲历战场，担心被敌人发现的紧张、失去战友和阵地的沉痛、取得成功和胜利的喜悦……各种滋味交织心头。 战事惊心动魄，文字却一直从容不迫：从修路（滇缅路）、架桥（惠通桥）开始落笔，止笔于炸桥、破路，又在正文之后，开另一条路（中印公路）……明明写的是最可怕的战争，却如作者所言，其间有“一条隐约可见的红线”，有种残酷的美感。
书中“每一个细节都获得了最高'像素’的呈现”，而作为隆阳人，最不忍卒读的，恐怕是“保山大轰炸”之后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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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彰显的是写作态度。 这类作品，很容易只站在己方立场进行控诉和宣泄，固然能够从情绪上打动、感染读者——我们当然有理由恨，当然有理由骂，可是，愤恨之后呢？ 这本书里，极其难得地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语言。 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是两个附录，一是“滇缅路撤退作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二是“侵占滇西作战日军指挥系统表”，既给予交战双方平等的“待遇”，又明确对方的战争性质是“侵占”，这样的处理方式，恐怕要比直接忽略对方更有意义。 全书引用了大量的档案、记录、口述史料等等，既有中方的，也有日方的，还有美方的，作者往往同时呈现双方文字，再进行映证、分析，让结论更显得掷地有声——哪怕是这个结论从情感上会让我们有些难以接受。
例如关于遮放战斗时三台山上一辆被弃置的坦克。 在我方团长胡献群的撰述里，坦克是“发生故障，不能行驶”，在“竭力修理”之时敌军追到，乘员有“车在此，我何可去”的豪言壮语，甚至有“毙敌十余人”后毁车离去的壮举。 但在日方军官的口述中，却是“中国军队的坦克没有任何动静，也不射击。难道坦克兵睡着了？原来是已经逃走了。” 我们当然更愿意接受英雄版的故事，可是，作者很理智地告诉我们，“经两相比对可知，我方坦克成员弃车逃出后夸张演绎了战斗事迹。”
写日军轰炸保山造成的人间炼狱，作者也毫不避讳“自己人”所作的恶。 他追问“当日担负防空职责的保山军政主官在干什么？” 轰炸之前，县长忙着送自己的物资和眷属出城，旅长还在司令部打着麻将。 轰炸之后，他们则“忙于疏散财物，未行任何救死扶伤的措施，并先后遁逃出城。”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关起城门大肆抢劫，最后为灭迹起见，竟不惜将保山城放火烧掉，其盘算是——只要保山沦陷，一切责任均可推到日军身上！” 读罢，令人良久无言——原来人性之恶，并不分敌我。 《惠通桥之战》这样的作品，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它提醒我们：历史永远不能忘记，但不能只是一堆简单模糊的情绪，而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仇恨虽然可以放下，但是非曲直，绝对不容涂抹。 2024.4.24 买这样一本书，还需要理由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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