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从北海银行的创办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统称抗币，与日伪发行的伪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同时在各自统治地区及交界地区流通，山东根据地发行的北海票是广为民间商人承认白勺最成功的抗币之一。 抗战初期，山东各地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在其驻防区域内大量印发地方流通券，强迫群众使用，掠夺物资发国难财。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制止国民党地方部队的中饱私囊，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为了使物资能留在根据地用于抗日，同时也解决市场上法币的流通缺少辅币的实际问题，山东的几个抗日根据地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抗币。 北海银行诞生于1938年10月，因蓬莱、黄县、掖县北面临海，而当地抗日政府也叫北海专署，故初时为当地抗日政府创办的这个银行得名北海银行。 北海银行是直接聘请银行家参与创办的。祖籍掖县的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雨田抗战爆发后回乡避难，当时胶东三支队的支队长郑耀南、政委李耀文等经研究并请示了上级领导曹漫之等同志后，亲自出面请张雨田主持办银行。根据当时市场流通缺少辅币的情况，一开始发行一角、二角、三角、五角等辅币，很受群众欢迎。由于北海银行真正按金融业的规律办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罗荣桓等山东根据地的领导给予高度重视，使北海银行渐渐成为整个胶东根据地的银行。在停办了其他不成功的银行后，1940年北海银行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唯一发行成套抗币的省银行。 胶东有许多民间商人在哈尔滨、大连或青岛、烟台等地从事工商业并拥有巨大经济实力，他们为养家而汇人大量伪币，这促使形成了民间的“外汇”交易。根据地正视这一现实，利用土特产、食盐、花生等，利用我们控制的硬通货—黄金，努力提高抗币的威信，并利用掌握的伪币、法币到敌伪和顽固派占领区购买根据地急需的物资，既保证了抗币的合理币值，又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生活。  虽然北海银行的创办者张雨田经不住国民党方面的诱惑，后来离开了根据地，但根据地一以贯之地尊重企业家和专家。 如郭欣农同志的父亲郭延寿(字眉山)就是胶东区财委副书记孙楼一同志亲自参与动员(从哈尔滨)回乡参与根据地建设的企业家。1944年春，北海银行经郭延寿等通过天津转给彭德怀的机关北海币四百多万元(合当时准备银行币七百万元上下)。 由于尊重银行家，参与创办北海银行的陈文启、洒海秋等同志迅速成长为内行，不但把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领导得很好，解放后也很胜任地担任了省级银行和国家银行的领导职务。 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还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尊重经济学家。 1943年初，原在抗大华中总分校工作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因该校停办，奉新四军陈毅军长的命令带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经山东赴延安。朱瑞同志、黎玉同志、罗荣桓同志都先后接见了薛暮桥同志，恳请他留下来抓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同时也向中央提出要求(朱瑞同志先是请求允许薛暮桥留山东工作三个月，后罗荣桓同志又请求延长)，得到了批准。 薛暮桥同志对山东经济工作中的欠妥之处有重要的建议被采纳，对成功之处亦做出了精彩的总结。这里仅举二例:山东的征粮办法，按实产量征收，税率累进。薛暮桥同志指出:税率提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就会失去增产的积极性，建议改为按应产量征粮。 对于抗币(北海票)的发行和管理，薛暮桥也总结和推广实行了一套理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国有个经济学家以记者名义来山东访问。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山东的货币既无金银作储备，又无外汇作储备，竟能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 薛暮桥同志告诉他，你们有40%黄金储备，我们有50%的物资储备。“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储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1943年10月，薛暮桥同志直接负责刚刚成立的山东省工商局的工作(黎玉同志挂帅兼局长，具体工作由薛暮桥主持)，统一领导了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 由于重用了企业家和懂行的同志，由于尊重经济学家并按市场规律办事，山东的经济工作搞得灵活，创造出许多其他根据地没有的经验，比如发展“海外贸易”就是其中一项。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拉长了，活动在中国沿海的舰艇逐渐减少，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海上封锁也减弱了。与根据地做生意的民间商船渐渐增多(历史上苏北、浙东一带小港口的南船就有与山东各港口贸易的传统)。由于敌人对我的封锁以及我对敌占区的反封锁，运到敌占区港口的棉花等物资因失去广大农村市场而销路不畅，而敌占区的城市也极缺花生油、食盐等物资。我们通过商人的间接宣传以及我在敌占区工作人员的直接工作，逐渐动员了一批商船驶进根据地的港口，也有因风向等原因误人我港口的。我们对人港商船均热情关照，他们的棉花等物资销售快、价格好，所需回头货—花生油、卤咸鱼、海盐等我方也都积极供应，且价格便宜。巨大的利润空间和爱国热忱使民间商人敢于继续冒险“走私”。敌人对海上交通工具的控制极严，每只船都得领取一本“航行路簿”，进出任何口岸都必须报关验证和检查货物，规则十分严格。民间商船一般是黄昏时接近青岛(沙子口)或石岛等敌占区港口，天一黑趁夜幕掩护驶向我根据地的码头。我们这边不需盖结关验讫章，对他们私刻的敌占区海关分卡印章也不过问。日伪在石岛的力量不如青岛，石岛抗战后期被我军控制。我抗日根据地对外通商的口岸还有滨海区日照县的岚山港等港口。 除了和敌占区的民间贸易，山东根据地与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也展开了贸易，互通有无，互相支援。 贸易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比如原来缺少棉花的地区得到了比较充足的供应，根据地发动群众纺纱织布，经济贸易部门放棉收布，解决了军需和民用，也促进了纺织等方面的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而敌占区的食用油等物资依赖我解放区渐渐成为一种既成事实，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也只好默认这种事实。通过对敌占区的贸易，所获得的大量收人被我方大量用来购买抗日急需的物资，对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而我山东根据地由于采取了灵活的经济政策，掌握了经济斗争主动权。 因为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再加上胶东招远等地出产黄金，山东根据地给党中央和兄弟根据地作出了许多贡献。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我曾为原公安部边防局的慕丰韻局长的回忆录题写书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到了他们那批从胶东派往延安学习的学员及护送部队每人都发了一个重七八斤的缝好的带子系在腰间带往延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