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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外汇、金银也敢发行货币?他在抗日根据地首创,比欧美早30年

 思明居士 2022-01-30

1、红色货币学诞生的背景

1940年底,东濒大海,西临河南,北至河北,南接陇海,在广大的区域内建立了鲁西、清河、鲁南、鲁中、湖西、胶东、冀鲁边、滨海8个根据地,另外在山东省外还有河北、江苏、河南一部分地区。1941年7月,鲁西区与冀鲁豫边区合并,山东根据地的范围,大体上稳定在津浦路以西的滨海、胶东、冀鲁边、清河、鲁中、鲁南6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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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上,滨海区为临黄海沿岸地区,胶东区为半岛,冀鲁边在天津南、津浦路东地区,清河区在胶济铁路以北、小清河两岸地区,鲁中在泰山、蒙山地区,鲁南在陇海路以北、沂蒙山区。1943年,冀鲁边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山东根据地又形成了滨海、胶东、渤海、鲁中、鲁南5个区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中,山东根据地非常重要,其位于连接华北和华中的战略枢纽地带,又是控制南北交通津浦路和近海运输的要地,所以在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国共内战时期,其地位都是关键性的。

山东根据地的抗战期间的货币斗争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以1942年为分水岭,之前由于根据地经验不足,日本却有着成熟的经验和强大的经济、货币实力,因此根据地在此之前可以说经历了惨败,1942年之后,货币发行逐渐开始有计划、有策略地推进,使得物价和币值逐渐回稳。

在山东货币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红色货币学”,其核心是建立独立自主的本位币市场,包括本位币的发行、汇兑、贸易等。

其独特之处就是建立了“物资本位说”,于此同时在本位币市场和比价斗争、外贸管理和外汇管理、如何保持币值稳定、调控货币流通、各区之间货币关系等诸多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进行货币、贸易和经济斗争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持。

2、自学成才的薛暮桥

“红色货币学”的奠基人之一,就是薛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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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原名雨林,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无锡,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对他人而言,入狱是苦难的开始,但他却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在监狱中,他几乎读遍了监狱图书馆里的书,其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读的最多。

1930年经保释出狱后,他开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8年参加新四军,这时他已经对经济学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利用作战空隙时间他完成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两本书,这奠定了他新四军经济学家的地位。

1943年初,延安点名要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来延安,其中就包括薛暮桥。当时薛暮桥在淮南,从这里出发,要经过淮北、苏北、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才能到达延安。但当他来到山东根据地的时候,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希望他能留在山东工作,但也知道他是延安点名要的人,不好强留,只好请他留下来三个月,帮助山东根据地解决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货币危机以及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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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于是就答应下来,没想到在这里一工作就是四年,也就是在这四年期间,他为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战做出了卓越的功勋,积累了丰富的货币学经验,并最终形成了“红色货币学”。

3、北海币——物资本位说的成功实践

在发行抗币的事情上,由于历来发行货币都是以硬通货为基础,或者以黄金、白银,或者与另一种相当于硬通货的货币挂钩,如美元、英镑等,但是根据地既没有金银,也没有外汇,这又如何发行自己的货币呢?最初,根据地发行货币是采取与法币挂钩的办法,相当于法币的变通币种,但是要排挤法币,完全自行建立货币体系,那又该如何办呢?

这根本就违背世界货币发行的通行原则和规则。

“在当时具体条件下,我们是否有可能驱逐法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有些同志对于这点信心不足,他们认为抗币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的支持,如果脱离法币,它的币值就没有保证,不可能保持物价的稳定。

由于存在这样的思想,所以有些地区就不敢驱逐法币,让法币继续盘踞根据地的市场,和抗币按固定比价共同流通。个别地区在停用法币以后,仍然把银行收兑的大量法币贮存起来,企图用它来作抗币的保证。结果由于法币迅速贬值,使根据地政府和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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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难题,山东根据地及许多根据地当时都没有良策。薛暮桥在仔细考察了山东根据地的情况后,他提出,如果要稳定物价,那就只有驱逐法币,保证市场上只流通“北海币”。

薛暮桥从马克思主义解释了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认为,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换言之,货币并不一定都需要与以金银挂钩,也可以与其他商品联系,那么,只要根据地控制货币发行量,并且拥有充足的物资,那就可以调控货币,在通膨时回流货币,平抑物价;在通缩时,增发货币,保持市场平衡。

4、海盐驱逐法币

当时,根据地最具优势的物资就是海盐。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海盐的主产地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就曾“以盐霸天下”。当时,《管子》载:“齐有渠展之盐”,管仲的富国策最重要的就是将全国的海盐生产全部加以控制,自此齐国走上了富强之路。薛暮桥的策略也是利用海盐的强势地位,驱逐法币。

当时,海盐是由盐商收购和出售的,山东根据地政府后将海盐收归政府专卖,一方面降低盐税,以增加产量,这样就能保证供应量充足;一方面,在把海盐运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后,就以高于市场价50%的价格出售,这样就形成了对敌占区贸易出超的状态,由此也掌握了对法币、伪币的兑换比率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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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3年冬,这场海盐-货币战争显出成效,从7月至12月,物价下降了50%多,根据地物价趋于平稳。然而,这样的平衡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法币被大量驱逐后,根据地的货币供应没有跟上,结果造成市场上货币流通量不足,物价持续下跌,实际上进入到了通缩的状态中。

通缩对根据地的损害比通膨更为严重——为增加市场货币流通量,就不得不加大物资的出售,以便回流现金;然而如此一来,物资供大于求,贬值更甚,所以导致根据地一些经营企业亏损、倒闭。但通过确定货币发行量和市场流通量的关系,通缩情况不难处理。

5、为何北海币可以做到?

其实,发行抗币有三方面的保证:

其一,根据地在抗战期间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说明根据地政府不但能够生存下去,而且有可能持久,有可能迎来最后的胜利,这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给予的信心;

其二,根据地经过多年经营,在农业生产方面已经具有相当实力,粮食、棉花、油料等都能自己,而且有些地方还能有多余的可供销售,这是物资方面的保证;

其三,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海盐产地,周边的数千万人口的用盐都是要从这里进口,而根据地政府实行食盐专卖,这是一个特殊商品的保证,通过对盐销量、价格的控制,就能获得大量财政收入。

相反,如果不果断、坚决地排斥法币和禁止伪币,那么根据地丰富物资的出口这个有利条件就可能起到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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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食盐,掌握食盐就如同中央苏区在1930年代初掌握赣南的钨砂矿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用来出口,换取对方物资,但是期间要经过货币交易。

山东根据地大量食盐出口,必然输入大量法币,如果不坚决制止法币流通,那么根据地内就会造成法币泛滥,肯定会造成通货膨胀。只有坚决停止使用法币,才能将法币回流到国统区,换回大量根据地所需要的物资,这样才能实现物资平衡和货币平衡。

“当时有些地区也有大量食盐输出,而且还输出一部分粮食和棉花等产品,贸易出超更大。但因他们没有坚决停用法币,大量物资的输出却引来大量法币的输入,使根据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政府和人民都受到巨大的损失。”

这其中,薛暮桥等人打破了世界性的货币发行通则——即只有拥有相当的金银等硬通货才能发行纸币,这种不拘泥于现成的理论和框架的思想,事实上开创了一个世界性的新货币理论,那就是以政府作为纸币的信用保证,而非金银。

在今天,美元、欧元等实质上都是以政府作为信用保证的,这在今天已经众所周知,但是美元直到1970年代初才脱离黄金,放弃金本位,而抗币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6、他是如何做到?

这在当时,无异于开天辟地,是非常大胆的创举:

“当时根据地的许多经济工作干部受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思想影响,认为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就必须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我们的抗币就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无法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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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拜金主义”者没有看到一个根本,那就是金银之所以能成为纸币的基础,是因为它拥有确实的购买力,而所谓购买力,就是能够购买到物资,那么,如果舍弃黄金白银这个中介,以物资与纸币直接相联,事实上也构成了纸币发行的信用保证。

所以说,抗币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依靠在充沛的物资上,政府信用也正是基于此。

“几年的敌后根据地货币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所掌握的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是抗币最可靠的保证,不需要依靠黄金。”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在古代,有一群官兵,在攻占了一座城池之后,很多官兵都去抢劫金店、掠夺珠宝,但是其中有一个军官,他没有带人去抢金夺银,而是占领了城内的粮仓。当军队开始转战他处后,很快就缺粮少食,这时他在高价出售粮食,于是,那些抢劫金银的官兵手中的金银珠宝最后都落入他的手里。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问题,即在战争状态下,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金银,而是粮食这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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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薛暮桥说:

“持有抗币的人民所关心的不是抗币能够换回多少金银,更不是能够换回多少美元或英镑,而是能够换回多少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

他进而指出了根据地能够发行抗币的理论来源,他说:

“马克思说货币是各种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只要我们适当控制货币的发行数量,并掌握着充分的物资,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就完全可以使抗币在人民中建立巩固的信任。”

这与人们通常说认为的,纸币脱离了金银,不但自身无价值,而且也找不到客观标准的说法大相径庭,但实际上却是将货币返朴归真,直接与物资建立联系。

7、“物资本位”说的深远影响

对于山东根据地能在法币和伪币包围中依然能保持物价平稳,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备感惊奇,因为按照传统的商品-货币学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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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一位美国新闻记者在访问山东根据地的时候,他就对抗币十分不解,认为这个既没有金银储备,又没有美元英镑做基础的货币,却能成功对抗法币、伪币,且能得到民众的信任,是一个奇迹,就询问薛暮桥,这种纸币到底是以什么为“本位”呢?又是靠什么稳定物价的呢?薛暮桥告诉他,根据地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地方,在这里拥有充足的物资才是真正的保证,其作用要大于黄金、白银、外汇。

薛暮桥的理论,换言之,就是以“物资本位”。

在当时,山东根据地每发行一万元,其中就要有五千元用来购买物资,主要是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民生物资,当物价上涨,根据地政府就向市场投放物资,回收货币,物价自然回落;当物价下跌,就增发货币,购买物资,物资自然又回升。

这种策略十分奏效,尤其是在战争环境中,人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必需品。相反,如果一定要按照世界通行的以硬通货为纸币发行的基础,那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普通民众即便手中有金银,或者等值于金银的纸币,而市场上没有相应的物资供应,那么物价也必将难以控制,金银、美元、英镑无论具有多少购买价值,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其价值也就无从体现,购买力自然下降。所以,不拘一格地使用货币,反而是体现了货币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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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敌人大量抛售库存物资,准备逃跑,敌占城市的物价曾经突然下落,伪币的比价回升,抗币的比价下落。有许多同志对此现象惊慌失措,大呼'抗日战争胜利了,货币斗争失败了’。我们的领导机关立即召开会议,指出根据地的物价是稳定的。

没有受到敌区物价暴涨暴跌的影响,我们的货币斗争没有失败,而是胜利。这时敌占城市物价下落,伪币回升,我们正好利用时机,动员新解放区人民迅速用大量的伪币到敌占城市去抢购物资,伪币币值愈高,我们换回的物资愈多。伪币的回升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好景不长,不久便要变成废纸。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向敌占城市抢购到大量物资,所以又打了一个胜仗。”

在《资本论》中,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取决于两点,其一是货币本身的发行量,其二是市场上的物资量,两者共同决定了货币的价值,货币的流通量必须符合流通需求量,两者绝对对应,则货币真实反映出物资的价值,也就是货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货币流通量与流通需求量有相差,那么货币价值或高或低。

在真实市场中,货币发行量不可能与流通需求量绝对相等,因为市场是时刻波动的,币值因此也要随行就市。

这时,就需要灵活掌握,对市场的变化要敏感地作出反应。在抗战期间,根据地处在日伪包围之中,战争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土地丢失、夺取经常变化,这就使得根据地的范围也不断变化,这也就意味着抗币的发行范围也在经常变化;有时,在日伪进行大扫荡的时候,根据地经济无法正常运作,抗币此时就如同“影子货币”,几乎整个市场都凝固了,抗币也暂时成了影子。

由于根据地的主体经济是农业经济,而农业又与季节密切相关,于是,每天春夏季节成了货币需求量的“淡季”,秋冬农作物开始上市交易,又成了货币需求量的“旺季”。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根据地的货币发行已经适应这些变化,既能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变化,又能跟随季节变动而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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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敌军进行大扫荡的时候,尽可能减少货币发行;在秋冬季节,又必须增发货币,以迅速收购农产品,平衡市场物价;春季又必须拿出库存,向市场供应物资,同样是为了平抑物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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