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钱锺书先生给我的一封信

1947年秋，我重返燕园，仍在西语系读书。其时钱锺书先生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清华两名校相距“咫尺”，我常走成府村北的畦圃之小径到清华园去访友。敝友也是读外文的，时常向我说及钱先生。（燕京大学北部包括了朗润园，其命名是与清华对仗之义，盖取唐太宗《圣教序》称赞玄奘法师“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也。）

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学校也遭受了巨创，旧识师生寥寥无几，中文系的阎简弼先生，不拿我当“学生”，相见则论学问，他向我推荐钱先生的《谈艺录》。我从哲学系教师吴允曾兄借得此书。这是我始“识”钱先生的因缘，读之深为得味，喜欢这种治学之路数。

1941年作者（左）与同窗张金鉴留影于燕京大学校门（今北京大学西门）

阎简弼在《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12月出版）发表《谈艺录》书评

后来，友人帮助去听了一次钱先生的课堂讲授，他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有别于“美国英语”），讲述潇洒，风致不凡，不愧为名教授，深得学生们的敬佩。

但我们的交往并非师生之谊，却带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大约是1948年之秋，因读雪莱的Ode to the West Wind（《西风颂》），一时兴起，即以《楚辞》“骚体”译为汉诗。友人见而赏之，就拿给钱先生看。从此得到了他青目。记得一封惠札有云（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

友人给我的溢美夸赞，恐怕也起了作用，以至钱先生竟有兴致邀我这个学生去晚餐。我感到这真是一种殊荣。当然也忘不了杨绛夫人的盛意，要为治馔费事。记得清楚的是，有一盘烹大虾，津沽称“对虾”，当时的北京此乃不多见的佳品。我的记忆力大半失灵了——这次餐间的谈话，竟不复存一字于胸臆中，只记得在感动之下，回来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

辛卯端阳默存先生召饭感赋

千年骚愤尚沉蛟，万古泛河正动摇。此日高筵接天际，斯文微绪系宗条。阁中藜火分新照，言下神弦应久要（晤后第一句即言耳聩正好聆一己之inner music，竟与旧作“空山默鼓亮心弦”之意冥契无间）。总借名流忘乡国（去年此日在丛碧公园度过），苍茫归路酒如潮。

我们倡和的七律诗曾有很多篇，有我和他原韵的，他回信赞我押韵“如土委地”，即浑融一体，了无勉强之痕迹的比喻。可惜一字无存。

那时我的英汉对译的兴致特高，所选目标都是最佳的，为的是考验自己的语文能力与治学真诚。一次选定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鲁翁此种奇古的“新文言”，当世无人能作，也从无人语及，那种独具风神的文言使我倾倒击节，我斗胆译为英文，原为向西方介绍；译文已毕，却被几个很长很生的外国人名卡住了，愧不能尽知，无法查对原文；于是我引了十二个名字缺译处或有疑问点，向钱先生拜求指教，先生详为解答——此亦当世并无第二人可为者。

蒙先生回札——就是这封唯一保存下来的信札，原文如下：

射鱼吾兄才人撰席：

奉教并大什，喜与惭会。适以城中派人向校方磋商续借不才一年事，历六未及遄复，幸恕之也。大什嘻笑怒骂，莫非绝妙好词，驱使故实，左右逢源，意匠心兵，绝倒绝倒。“杨陆”一首，“文字”可易“诗笔”。“诚放观生”四字稍生硬，且放翁自言“观”是仄声，此处须易本字为平声以救之，不如径易去此四字。“和人韵”第二首结句“近居洛”易“居洛下”何如？臆见妄陈，乞裁择焉。垂询各节，自愧俭腹，又译文似鲁迅大师手笔，逾淮为枳，借面吊丧，无从窥见真相。其一望可知者：（1）出Heroes & Hero Worship, “Hero as Poet”末节。（4）又即Childe Harolde,IV:“I love not man the less, but Nature more.”（6）见Byron,Journal,Dec.13,1813.

（8）即Confessions,Lib.III,I,1:“Nondum amabam,et amare amabam”etc.译文有误，当曰“吾尚未有所爱而吾欲爱，吾深有所求而自恨无所求”（可检英译本一看）。余如 Shelley, Byron语，检二家尺牍、传记当可得之。（12）不解，奈何。原件附璧。匆布，即颂

暑安

弟钱锺书顿首 星期日下午

这种尺牍文笔与内容，五十余年后的今日读者，谅已难晓，故粗叙其中情事原委，以资参会。

一、“射鱼”是我少年时别署“射鱼村人”（典故出于清初诗人咏我的出生地）。

二、“才人”之称，是先生见我以《楚辞》体译成英国诗人雪莱的名篇《西风颂》，惠函盛赞奖借，从此以“才”称我。忘年知音，业师顾随先生而外，钱先生为第一人。

三、所论“大什”，指拙作七言律二篇，即信中所指的“杨陆一首” 和“和人韵”，现一并录于此:

南宋杨陆二家理会

乾淳文字定谁雄，诚放观生本异同。两字颓唐冠错戴，百联工巧臼常春。无间泛响充悲壮，肯向旁流杂幻空。细雨骑驼剑门语，盈川恨不替龟蒙。

纂组丹青意匠尊，天机活法隔多尘。弄丸百转难随鹘，剪尾单排好作鹑。谁会金堤伤极目，断无绮语对销魂。家人不敢呈朝报，一记南园可慢论。

从兴华兄索近作辄示二章宠兹不吝重相犁然爰托八韵却报

枝草谁为丈六躯，有生习漏恐难除。群哀更少韩陵石，土断应多汲冢书。季世堂闻徵角马，当时亲见税磻鱼。枯藜续火止何日，尚法犹然听独儒。

群流渐欲废江河，点检薪灰知笺多。一雨闻雷沉夏土，十年曳纵办商歌。狐鸣陈王独天正，制曰书同异浸讹。且无机云近居洛，许从周处议蹉跎。

先生教示“诚放观生”四字生硬，又以为“观”字应作去声（仄），须换平声字。这儿先生有误会。那四字是说：南宋诗坛两大家，杨万里自号“诚斋”，陆游自号“放翁”，从“诚”“放”二字可见二人的人生观及做人态度、作风上的巨大差异。“观生”是用六朝人《观我生》赋之题目，不指陆游的表字“务观”（此处“观”须读去声，宋人已误，故陆游自为辩纠）。

四、先生信札中所用“历六”一词，略今俗语忙碌之义。逾淮为枳，指古语，橘树过淮则化为枳，喻“走样”“变味”也。借面吊丧，亦古语，喻似是而非，貌合神离……两句是对翻译难期十分精确的调侃戏语。

我那时目力极好，英译稿字极细小，今目坏濒盲，一字难识了。当年虽得到先生指点，尚且未能查补完善，如今译稿纵在，也成为废纸一份，恐亦无人能读能予刊载“问世”。

燕大图书馆是一座出奇的宝库，你想找的书，可在此处不费任何烦难手续而一索可得，那时借书极为便利：只需在书卡上签名（或学号）就可以了。我这个西语系学生，专借线装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我所借的，一看书卡，竟是空白，我为多年来的第一个借阅人，这令我颇为惊讶而感叹。另有若干部清初人诗文集，则书卡上有了一个签名者——竟是“钱锺书”。

例如顺、康时的顾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诗集》，也只有我们二人借过，而书眉上却有墨笔批注语，入眼便知此皆钱先生的手迹。我不禁赞叹他读书面的特别广博。

另有几件事，顺带叙及。最早拜谒他，我带了读《谈艺录》的一束意见，呈上请参考（内容早忘了，似有一条提出“赊”在诗词中是虚字无义，不作“多”解）。他接过去，顺手放在小后窗的窗口处（清华彼时房屋很简朴，不与今同），并不即阅。至于解放后《谈艺录》新版中有无采及千虑之愚，我总未能再读，至今不详了。还记得那回谈及中国诗的神韵问题，钱先生说：神韵是确实的存在，并不玄虚，只是有人不能领会到，便以为无所谓神韵。例如我的servant（原话用英文字）就无法理会什么是神韵。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明此乃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于每一个人，同时也说明，神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是否一同？那也必须深细讨究。

再一次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其前言介述刊于Studia Serica，其中提到钱先生为林方庆英译《离骚》所作英文序言中将“文赋”译为A fu-poem on Literature。我觉得Literature涵义太泛，不如改为……on writing——因为《文赋》本旨在于“为文之得失”，即写作经验心得之事也。我撰此文时尚未拜识钱先生，清华另一学友唐稚松兄出于一片“说项”的好意，将拙文印本送与钱先生看了。由于文中的“异议”，会引起他何种想法，我总不敢拜问，亦未见于何处有否讨论。但从我们此后的往还亲切而观，他并无介意的迹象。

作者的本科毕业论文：英译陆机《文赋》

但到六十年代，一件难以名状的事态发生了，即是种种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新名目，叫做“拨白旗”。

何谓“拨白旗”？原来那时讲的是一切要突出政治，学术研究而不带出政治性（其实指的不是思想水平实质，只是要引些革命词句作为装饰而已），就叫做专而不红，叫“白专道路”，是要不得的（临近“反动”的危险）。运动一开启，纷纷寻找“白专”对象目标。

那时该社领导人早都“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讲政治，紧抓运动最积极，在所出的书中，选定了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是“白专”的大标本。于是组成了“批判小组”，要纷纷发言，务必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钱锺书《宋诗选注》1958年9月初版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管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说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公开发了，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于《宋诗选注》，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1998年的一天，忽然传来了钱先生辞世的消息。我不禁悲从中来，即以拙句抒哀致悼：

天际星茫黯黯垂，大师辞世动深悲。避居名位名斯大，谢榜学门学自奇。落落管锥谦在己，茫茫中外后来谁。依稀五十年前事，青眼相招感厚知。

面对钱先生这一页幸存的珍迹，百感交膺，难以自已。乃撰此小文，将先生原札披露，供学人领略前辈大师的学识文采，和他对待后学小生如我者的那种热情至意（先生赐札甚多，仅此一斑，亦足为后人仰止）。而自己则学无所成，才无所用，深负当日先生之期许，甚为愧疚，实难宣谕。先生往矣，不知今日尚有名师如先生者否？不禁三叹而置笔。

（选自《师友襟期》，原题《青眼相招感厚知——钱锺书先生》。信札释文据《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校订）

从胡适、吴宓、顾随到黄裳、唐德刚、夏志清，

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珍藏的

102位现代学人、作家的书札、诗笺墨迹，

首次彩色影印并释文出版

《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

周伦玲 编 赵林涛、赵大海 释文

978-7-101-15590-7

680.00元

周汝昌先生（1918—2012）早岁两度就读于燕京大学，后执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一九五四年返回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等职。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新世纪之初，周先生不仅撰写了包括《红楼梦新证》《诗词赏会》等在内的大量学术论著与随笔、诗词，参与文学古籍的整理和编辑工作，还妥善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这就是数量极为丰富的师友翰札与书画墨迹。这批文献资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学术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有鉴于此，中华书局编辑部特约请周伦玲女士编选本书，将周先生师友翰札及诗笺、画作较有代表性者按原貌影印刊布，并附参考释文，俾可嘉惠学林，以为相关研究的参考。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