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安 ｜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摘要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作者简介

方长安，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目 录

一、传播接受主体与诗学建构

二、大众媒介与诗学建构

三、传播接受语境与诗学建构

四、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建构性之得失

本文所谓的“新诗传播接受”由“新诗传播”与“新诗接受”构成，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概念，既可作动词，意指从新诗传播到接受的动态行为；又可作名词，表示从新诗传播到接受的历时性存在状态；所谓“诗学”，简而言之，就是关于诗的观念与理论。百年来的中国新诗学，无论是概念谱系、理论框架，还是基本话语构成、核心观念、内在关系逻辑等，大都是在新诗创作探索过程中生成、建构出来的，而创作探索过程又与传播接受行为缠绕在一起，读者阅读反应不但影响着诗人的艺术实践，而且左右着其诗学思考。即是说，新诗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在百年来不断更替的历史语境里，以不同的姿态、方式与目的相互交流对话，参与新诗理论探索，使新诗传播接受作为一种历史行为具有突出的诗学建构功能，这一特性为重新阐释新诗学的实践品格、理论特性及其得失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路径。

一、传播接受主体与诗学建构

新诗传播主体首先是诗人，其诗作刊发后便进入传播与接受通道，获得自己的阅读接受者，即接受主体。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依存于传播接受过程，以新诗文本为言说中心相互交流对话，他们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诗人既是诗歌文本的创作者，也是第一阅读者，在这个意义上，他集读者与作者于一身，在文本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始终处于信息中心，不断进行作者与读者的二重身份转换，即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身份转换，古今优秀的诗人无不有意无意间将自我置于这种存在状态，在身份转换中展开诗学思考与对话，诗人关于诗的独语、创作谈往往就是这种自我对话的诗学文本。诗人之外的读者，即真正的接受主体，其阅读意见反馈给诗人后势必对诗人的创作心理、诗学思考产生某种影响，使其坚持或者改变某种创作探索，坚持或者调整既有的诗学认识，很多诗人的新诗观就是在与读者的这种交流中形成的，郭沫若早期新诗观的形成就与他同作为接受者的宗白华之间的对话有着直接的关系。接受主体不仅影响着作为传播主体的诗人的诗学观的形成，而且其自身也可能参与到新诗学探索之中，成为新诗理论的建构者，宗白华作为接受主体的诗学观就与阅读郭沫若早期诗作相关。诗人和初始的阅读者是最初的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其话语影响力最大，但随着时间推移，在文本漫长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又不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新的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他们以不同方式参与诗作文本的再创造，并生产出新的文本，构成复杂的传播接受链，形成绵延不绝的传播接受史，其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身份错纵交织，相互转换，不同传播接受阶段的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思考着自己所面临的诗学问题，承担着与身份相应的诗歌伦理，生产出不同类型、特征的新诗学文献，建构出不同特征的新诗理论。

诗人创作谈是诗人自我言说创作缘起、创作过程、创作追求等的随笔，旨在帮助读者理解、接受自己的诗作，扩大诗作传播面，诸如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有引）》、李金发的《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穆木天的《我们的诗歌工作》等，诗人们在创作回顾与艺术漫谈中阐释自己的诗歌观念，提炼出个人化新诗论。序跋分为自序和他序，所谓自序就是诗人关于自己的某个作品或诗集的序言，诸如胡适的《尝试集·自序》《尝试集·再版自序》、徐志摩的《猛虎集·序文》、冯至的《十四行集·序》等，多属于诗作被传播接受一段时间之后所作，旨在推进作品的再传播与再接受，其中多为诗人的诗学再思；他序则是作为阅读者或辑录者对他人诗作或诗集所作的序言，诸如周作人的《扬鞭集·序》、杜衡的《望舒草·序》、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它们是特定的接受者对某部新诗集的感言或解读，其中往往包含着关于新诗基本概念、审美创造等问题的理论思考与阐述。新诗通信是诗人之间、诗人与读者之间以及读者相互之间关于新诗的书信，诸如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鲁迅的《致窦隐夫》、闻一多的《致闻家驷》等，通信者多直陈自己的新诗观，其中不乏理论归纳与提炼。新诗发刊词是某个新诗刊物创办、出版的前言，诸如《歌谣〈发刊词〉》、徐志摩的《诗刊弁言》、萧三的《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李文钊的《诗底时代—— 〈诗创作〉代创刊词》等，它们多介绍刊物缘起、诗歌主张与创作追求，引导读者阅读理解所刊作品，倡导某种诗创作倾向与诗艺主张。新诗宣言就是具有明确新诗学主张者在报刊发表的新诗纲领性文章，诸如1933年《新诗歌》同人发表的《关于写作新诗歌的一点意见》、1937年《救亡日报》发表的《中国诗人协会抗战宣言》、1941年《新华日报》刊载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诗人节缘起》等，多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诗学宣言，它们提纲挈领地阐述了同人们的新诗诉求与理论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诗创作传播与读者接受过程中所创生的所有诗学文献中，就诗学建构功能、特性而言，新诗批评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自新诗发生起，新诗批评就诞生了，且贯穿整个新诗创作与传播史，诸如谢康的《读了〈女神〉以后》、朱湘的《评徐君〈志摩的诗〉》、黄参岛的《〈微雨〉及其作者》、茅盾的《论初期白话诗》、程光炜的《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等等。诗评者通过具体作品评论，或揭示新诗与社会文化、时代精神的联系性，或阐释具体诗艺探索路径与表现方式，或对新诗艺术与读者阅读能力、性格形成关系进行论述，张扬或者质疑某种创作倾向，帮助读者阅读理解诗作，助推新诗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其新诗观属于传播接受过程中形成的新诗学范畴。

这些诗学文献或是作为传播主体的诗人所作，或是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所为。诗人是为了坦言或者总结自己的创作探索经验，是围绕诗歌元问题、新诗内外部关系问题等所作的理想思考与表达，其重要目的是与拟想中的阅读接受主体进行对话，为他们阅读接受诗作提供钥匙；作为读者的接受主体所生产的文献则是阅读反应的结果，是向作者也就是原初传播主体反馈自己的意见，或者向其他读者言说自己的阅读感受，揭示诗作的主旨或诗性所在，既可能影响诗人的创作与诗学探索，也可能引领着其他读者的阅读接受。

在诗作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彼此因对方存在而存在，或者说是对方存在的最重要条件，他们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冲突与融合的对话关系中，这种“对话”既是新诗创作的现代性目的，彰显出一种现代氛围与精神，又构成传播与接受最重要的关系机制；现代性目的决定了诗学问题发生的方向与价值取向，关系机制则使得新诗学内部充满着碰撞、矛盾与融合的特征。换言之，新诗学主要是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围绕某个诗作文本，在显在或隐在的“对话”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是传播接受过程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传播接受特性。

二、大众媒介与诗学建构

媒介是传播与接受得以展开的载体，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建构性的另一重要表现，体现在新诗传播接受媒介与诗学建构关系上。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媒介最大的特点，是现代大众性。这里所谓的“现代”，指的是报纸杂志、学校、广场、礼堂、电台等具体媒介存在时空的现代，传播接受时空中社会思潮、文化运动之现代以及媒介发生、目的诉求及其历史建构的现代；“大众”则是相对小众而言，近代以后出现的现代白话报刊、新式学校、礼堂广场，以及街头巷尾场地等，作为媒介都是现代性事物，它们彰显了社会形态的大众特征。现代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启蒙性和社会革命性，而启蒙与社会革命的特点是照亮、动员大众，使之从蒙昧中觉醒，成为自我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文化的主人。现代社会里作者、读者与媒介工作者彼此之间大多是不相识的陌生大众，他们以媒体为中介进行交流，媒介是他们活动的场地。所以，相对旧诗媒介，新诗媒介的突出特征是现代大众性。

这一特征具有强烈的生成建构性与影响力，使新诗传播接受过程具有现代大众特征，成为现代大众诗学建构的过程。从发生机制看，现代大众媒介刊布新诗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通过阅读以接受新诗作品所表现出的现代文化思想，欣赏新诗的现代艺术美，由此形成现代文化人格。而广大底层民众作为现代大众的主体，他们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思想较为守旧，阅读能力有限，让他们读懂新诗作品是传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要求。读懂了、理解了，他们才能真正品味其中诗性的奥秘，才能接受其所表达的现代思想与价值观，从而实现新诗从传播到接受的社会性目的。如何使大众读者读懂媒介上的新诗文本，就成为新诗人、新诗理论工作者言说的重点，构成新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具有派生性的核心论题。 

于是，大众化成为百年新诗理论建构最重要的命题，且贯通整个新诗学建构历史过程，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诗学内容都是围绕这一理论核心而展开的。胡适、俞平伯、宗白华、康白情、刘半农、仲密、郭沫若等最初倡导、界定新诗的文章，诸如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宗白华的《新诗略谈》、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有引）》、仲密的《论小诗》等，关注的主要是情绪的自然流畅、诗歌体式的解放、言语的白话化、节奏的口语化，也就是使诗歌如何从旧式文言格律诗转变成为白话自由体诗歌，使之适合在白话报刊上发表，易于传播，便于被新兴市民读者、青年学生读者等阅读接受，它们属于典型的大众化诗学范畴。“五四”时期，诗学的大众化话语主要表现在新诗本体创造上，即主张诗体大解放，倡导用白话创作，破除旧诗词格律限制，主张话怎么说诗就怎样写，以具体的方法写作，张扬写实主义，尽可能再现生活的本相。这些诗学主张的目的就是让新诗作品与作为传播接受媒介的白话报刊特点相统一，具有明显的大众媒介特征。

如果说“五四”时期新诗大众化的“大众”，指的是平民大众，新诗学重点解决的是白话自由体诗歌如何走向平民大众的创作问题；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时代的“大众”，主要就是指无产阶级，“大众”内涵更为具体，无产阶级大众主要是工农大众，文化水平相对更低，他们需要怎样的新诗，新诗应具有怎样的大众化品格，何种身份的诗人才能写出无产阶级大众能阅读接受的新诗，成为主要的新诗学问题。相比前一时期，新诗学不仅关注写什么、如何写的问题，更将触角伸向诗人自身知识构成、社会观念、伦理承担等领域，诗人与读者之间不再是启蒙与被启蒙关系，而是诗人如何走向无产阶级大众读者，诗人自身如何大众化。抗战爆发后，从传播与接受维度看，新诗大众化诗学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民族形式、国防诗歌形式、朗诵诗、墙头诗、叙事诗、散文美、歌谣、民间形式等成为讨论的热点，传媒、诗人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受到普遍关注。战争时期，诗歌媒介不仅包括报刊，而且拓展到电台、战地、街头、墙头、地头、阵地等，要求诗歌形式更为短小，词句更为简短有力，读起来押韵顺畅，易于朗诵，于是街头诗、墙头诗、朗诵诗创作问题，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诗歌如何动员抗战问题，等等，成为诗人们关注的重心，新诗学沿着上一个时期的路径，大众化空间更为阔大，新诗学的工农大众化内容更为突出。

20世纪40年代以降的大半个世纪里，时代不断发展，新诗学讨论的“大众”则经历了工农兵大众向人民大众的历史转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播接受语境的变化，新诗大众化范畴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但无论怎么变，要求语言、形式、内容等符合中国大众口味，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诗艺术，这一点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为强化，新诗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问题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新诗的历史使命及其传播媒介的现代大众化特征，使得晦涩论成为与大众化诗学缠绕在一起的重要论题。所谓晦涩，就是不明，而不明本是诗歌的固有特征，是与诗性生成密切相关的艺术问题，它在古典语境中关涉的是读者的阅读感受与诗性体验，属于中性概念，隶属于诗意诗性创造的艺术范畴；但在现代大众传媒语境里，关涉的则不再只是诗性理解问题，而是能否被大众阅读进而接受的问题，属于大众化艺术创造需要克服的诗歌写作现象，即新诗大众化诉求和现代传媒的大众传播特征使它成为逸出诗性空间的传播问题，在现代性语境里基本上属于负面价值范畴。在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时代，“新诗”里中西概念术语混搭，所谓的“欧洲意境”与中国话语相冲突，那时所谓的“新诗”无法畅达地传播，无法实现其走向大众、影响大众的社会性目的。“五四”时期，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以西方的“象征”配置新旧转型中的汉语，且文言白话混用，致使诗歌文本在时人看来如同“笨谜”，与大众传媒不相容，晦涩成为诗性与传播性二重维度的问题，或者说新诗的大众传播诉求使之由诗性概念转换成为传播范畴的难题。自此以后，晦涩成为新诗史上一个与大众化缠绕在一起的诗学难题，生成出绵延百余年的晦涩问题探讨史。在大众化与晦涩关系上，前者一般属于正面价值判断概念，后者则相反，因阻碍诗歌文本的媒介传播，不利于大众阅读接受，其诗学价值被质疑乃至被完全否定。  

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特征，使大众化成为新诗学的核心问题，几乎所有诗学话语都无法绕开这一核心，围绕大众化派生出诗体大解放、自由体、具体写诗法、歌谣化、民歌体、通俗化、散文化、口语写诗等重要的诗学命题及其相关论述，且贯通百年诗学建构史；新诗情感空间创造、审美形式建构、诗意营造、诗性生成等核心的诗学问题，都是在大众化这一宏大叙事时空中展开的，大众化成为中心原点，它既是一个具有巨大吸附力、牵引性的原点，又是一个有着极大发散性、派生性的中心。于是，新诗理论探讨大多因现代大众性而远离传统的诗学主题，或者说开拓出全新的诗学论域，进入现代性创造时代。几乎所有远离乃至偏离大众化的观念，就被归纳到晦涩、朦胧这类“不懂”诗学的范畴。关于晦涩、朦胧的论说，因为主要是由传播接受诉求所引起，且又是从传播接受维度展开论述，所以其固有的诗性问题常常被遮蔽，论说话语中往往有一种质疑、否定的语调，少有从诗意诗性生成、营造层面论述晦涩与朦胧的诗性特征。

总体而言，新诗大众化诗学及其派生出的现代朦胧晦涩诗学，着上了浓厚的传媒色彩，传媒的现代大众性相当程度上规约、限定了新诗学的论域与发展方向，新诗如何反映当下现实，如何参与民众启蒙与救亡运动，如何培养承担当下历史使命的新人以彰显时代精神，成为百年新诗理论探讨的重要话题，诗创造与媒介时事新闻分不开，大众媒介的新闻性、评论性构成新诗学言说的重要品格，新诗学相当程度上成为具有现代大众传媒特色的诗学。

三、传播接受语境与诗学建构

语境，就是言语之境，传播接受语境即传播与接受得以展开的言说之境、存在之域。百年来新诗传播与接受的语境，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替转换，大体经历了“五四”语境、20世纪30年代多元文化共生之境、战争语境、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语境、改革开放语境等历时性演变。每一种语境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秩序、结构形态、政治文化诉求与主流话语，当然也有围绕或蛰伏于主流话语周边的低音，语境更替意味着社会生态的某种改变，政治主题的演化，主流话语转向，言说者身份变更，以及传播媒介的更新。历史地看，不同性质的传播接受语境具有相应的不同取向的诗学建构。 

“五四”属于现代大众文化语境的创生期，其传播媒介主要是新兴报纸杂志，诸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它们具有文化综合性特征，构成传播接受的重要媒介场域；除上海、北京（时称“北平”）等少数新兴现代城市，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农耕社会，现代空气稀薄。即是说，现代新诗传播接受空间被更广大的旧式文化所包围，这是“五四”语境的基本特征。“五四”张扬科学、民主、个性、爱国等话语，这是新兴文化的核心话语，但新文化传播时空属于旧文化汪洋大海中新开辟的孤岛，新式学生、市民构成传播与接受的主体，这个主体数量少，且自身处于刚刚觉醒、成长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新诗学建构形成了与之相应的语境化特征。那时的新诗学主要是倡导、传播新诗的某些即时性观念，而不是理论思辨与系统性构建，诸如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宗白华的《新诗略谈》、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闻一多的《诗的格律》等，言说的主要内容是新诗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新旧诗歌关系、民众诗歌心理、新诗与时代精神关系、诗体解放、自由分行、自然节奏等问题，以新思想破除旧观念为基本特征，新与旧是谈论的重要关系，而这一关系中又包含着对个人与社会、平民与贵族、自由与格律、雅与俗等的辨析，诗学建构具有大众文化初始语境所决定的新旧话语碰撞的文化综合性特征，具有破旧立新的过渡性。 

在20世纪30年代语境里，无产阶级话语、资产阶级话语、小资产阶级话语、自由主义话语等相互激荡，各有其诉求，多元文化共生；现代文化由大都市不断向更广大的中小城镇传播，走向大众成为更明确的传播诉求，传媒形式不仅有大量的报纸杂志，各种新版书籍，各类现代广告，还有更多的新式学校、文化机关、广播电台等，语境内容更为丰富，现代化氛围比以前浓厚，新诗传播与接受的队伍构成更为复杂，这就是那时新诗传播与接受的语境特征。在这种语境中，新诗学建构表现出不同于此前的特征。沈从文的《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郭沫若的《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史铁儿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郑伯奇的《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穆木天的《关于歌谣之创作》等诗学论文，相比于上一个时期，受语境影响，关注的不再是新诗分行、新诗存在合法性、新旧诗关系等新诗发生初期的那些问题，而是白话新诗自身艺术创造问题，是诗歌的审美格调问题，同时无产阶级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关于诗歌内容冲突与艺术融合的讨论也是重要的内容，新诗历史分期、如何阅读新诗也受到关注；新诗大众化主张更为明确，或者说“五四”语境里的新诗平民化主张已鲜明地转向新诗大众化倡导，主要探索的是新诗大众化队伍建设、大众内容书写以及大众形式创造等问题。而且，新诗多元审美艺术探索与大众化诗艺探索交织在一起，诗学言说之中渗透着大众传播话语。该语境里不同话语主张者在新诗理论探索上，各有自己的伦理姿态与主张，传媒语境里的话语争夺与多元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建构特征。

战争语境指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20世纪40年代末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国语境，其特征是正常生活秩序、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团结御侮、抗战救国、民族战争、阶级解放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与话语。新诗诞生二十年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救亡与阶级解放成为第一要务，救亡就是动员民众进行抗战救国，阶级解放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战争改变了一切，诗需要调整、优化上一时期所确立的艺术探索方案。这个时期刊发新诗的期刊有《文学》《文学杂志》《抗战文艺》《抗战时代》《文艺先锋》《文艺阵地》《文艺战线》《文艺春秋》《文艺复兴》《诗》《诗创造》《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诗号角》《时代中国》《民族诗坛》《中国诗坛》《中国新诗》《七月》《希望》等，从刊名就能看出中国、时代、民族、抗战、先锋、解放、战线、复兴、号角、创造等是核心话语，所刊登的新诗广告、读者来信、诗人通信、创作漫谈、新诗评论等，其内容多未超出战争语境的主题，重要的新诗学文章很多，诸如艾青的《开展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穆木天的《诗歌朗读与诗歌大众化》、高兰的《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王亚平的《论诗歌大众化的现实意义》，等等。战争动员、大众传播等语境特征决定了这些文章关注的重点是诗的大众化。战争使传媒由纸媒拓展到街头巷尾、墙头石壁、旷野广场等，诗歌创作中出现了街头诗、墙头诗、朗诵诗等新形式作品，它们也因此成为诗学谈论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诗歌声音问题受到关注，“五四”以来新诗学所忽视的“歌”这一诗学命题在新的语境里得到重视。 “歌”的特征是诵，诵的目的是传播，传播的目的是动员战时大众，所以战争语境使“歌”成为诗学话语的重心，赋予这个时期的诗学以新的生机与诗学深度，或者说战争语境使新诗学因为大众传播诉求而自觉转化利用民族诗歌传统中的“歌”，拓展了大众化诗学的广度与深度，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既是战争语境，同时诗学探索已有二十多年历史，所以即便处于战争环境，仍有不少诗人推出了自己的诗论著作，诸如李广田的《诗的艺术》（开明书店1943年）、艾青的《诗论》（三户图书社1942年）、朱光潜的《诗论》（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废名的《谈新诗》（新民印书馆1944年）、胡风等的《论诗短札》（耕耘出版社1947年）、朱自清的《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7年）、阿垅的《人和诗》（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1949年）等，它们或者是诗人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或者是论者以新诗创作实践为依据的理论思考，新诗创作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但白话自由体为核心的诗学问题讨论，都未能离开战争语境中大众化这一与传播接受密切相关的话题，诗学理论中渗透着战争语境的特色，战争与诗学凝聚在一起，相当程度上讲，它们属于战争语境中的新诗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决定了新诗传播接受进入全新的历史语境。《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红旗》等新型报纸杂志应运而生，传播媒介社会主义化，新诗理论探索进入新的时期。冯至的《自由体与歌谣体》、柯仲平的《创造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诗歌》、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冯至的《漫谈如何向古典诗歌学习》、沙鸥的《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等，基于新的语境重点探索了新中国诗歌如何书写新制度、新社会、新的人民形象的问题，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关系、歌谣体与社会主义新诗创作、民歌的传承与创造、古典诗歌资源的借鉴利用，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等，成为核心论题，新诗创作主体、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目的是一致的，为新中国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是新诗大众化的新内容、新方向。社会主义化是新的语境里新诗学建构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诗学探索迎来改革开放语境，新诗如同“五四”时代，立于潮头，再一次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焦点以及文学的焦点。其缘起就是朦胧诗，朦胧与诗的关系是问题的实质，而朦胧的另一面是清楚明晰，与新诗自20世纪初发生以后传播接受所要求的畅达直接相关。明晰的诗容易传播，朦胧的诗不易接受，传播接受使易于传播接受成为新诗的第一要务，于是长期以来明晰、朦胧是否具有诗意，大众化是否具有诗意等问题，相当程度上被放逐。改革开放在文学领域就是思想解放，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文学、诗歌，朦胧诗与大众化成为讨论的焦点。所以，改革开放语境中以改革、思想解放为核心话语所激起的关于朦胧诗、大众化的讨论，可以说是对传播接受与诗的关系的重审，改革开放作为新的传播接受语境将新诗理论探索引向新的历史阶段。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周伦佑的《“第三浪潮”与第三代诗人》、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臧棣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王家新的《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程光炜的《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等，从朦胧诗到后朦胧再到第三代诗，诗学话语空间被打开，几乎所有诗学问题都被论及，新诗内部问题、外部关系问题以及与中国古典诗歌、“五四”新诗、世界诗歌的互文对话，等等，都一定程度地被论述；传播媒介、传播空间相比于此前也得到了全新的发展，网络所带来的传播接受语境的改变也深刻地刺激着中国新诗，诗学论伸向新传媒所带来的新诗创作发展的所有领域。简言之，改革性、开放性及其科技革命话语渗透到新诗学之中，旧命题、新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改革开放语境赋予诗学理论建构的突出特征。

语境作为言说之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百余年来，中国新诗传播与接受语境不断更替，使得新诗学话语虽然始终未能离开现代大众传媒所规约的大众化领域，晦涩、朦胧始终与大众化问题相伴随；但每一时期所关心的大众化具体问题，如上所论，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语境的政治诉求、主流话语使得诗学话语阐释具有明晰的时代性特征，传播接受是新诗所置身的时空语境的基本行为与功能，它决定了诗学语境化是新诗学建构的重要特征。

四、新诗传播接受诗学建构性之得失

诗学建构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古老问题，也是一个当下问题，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作为一种诗歌文化行为赋予了新诗学建构以传播接受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新诗学具有一定程度的传播接受品格，新诗理论的得失与之有着深刻的关系。

新诗发生于中国社会新旧转型时期，自发生那天开始，它就是社会变革、文化革新的重要一翼，诗作经由传播为广大读者阅读接受是其重要目的。新诗人和新诗言说者的所有思考几乎都是围绕着新诗与社会发展、新诗与文化建设、新诗与人格培养等关系而展开的，新诗如何作用于现代社会发展是核心问题。于是，新诗如何走向广大民众，如何作用于广大民众，如何使民众思想实现新旧更替就成为重中之重，而解决这个重中之重问题的思路、途径就是重构新诗怎么写和写什么的文化认同，具体言之，就是使新兴的诗歌观念如何被大众接受，新诗作品如何被大众看懂，并如何正面引导读者获得现代思想与价值观。所以，新诗探索的重要问题几乎都是围绕作品传播与读者阅读接受而展开的。

写什么、如何写是每一个历史时期文学都需要回答的问题，但进入20世纪后这一问题因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语境、接受主体的变化而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以新诗人为核心的传播主体的现代文化启蒙诉求，尤其是他们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感，使得新诗学相比古典诗学具有全新的现代文化特征；以白话报刊、新式学校、现代剧场等为代表的传播媒介，其突出特征是现代大众性，这使得新诗如何在现代大众媒介传播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即媒介传播成为新诗理论探讨的重要问题，现代传媒的大众性赋予新诗学以鲜明的大众性与时代感；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不断更新，语境更新史就是中国现代历史演进史，其中现实问题与历史沿革交织在一起，新诗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回答不同语境中出现的新诗创作问题，回答新诗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就是努力建构新诗与现代人格培养的新型关系，所以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性；以大众为特征的接受主体，决定了新诗创作探索必须重点关注大众阅读接受能力，探索新诗内容、艺术形式与大众读者阅读期待之间的关系，现代大众化及其相关的晦涩问题就成为新诗学贯通始终的理论命题。一言以蔽之，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使得新诗学始终没有偏离新诗创作坛，没有偏离诗与启蒙大众、大众革命等问题，新诗学始终是传播与接受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的诗学，诗学理论探讨围绕不同时期出现的新诗创作具体问题而展开，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现实感与时代介入性是其重要品格，这无疑是传播接受赋予新诗学的生命厚度与活力，所以新诗学是一种植根于中国大地的现代性诗学，是以中国性为根本特征的诗学。

但是，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也将传播接受的一些非诗学质素带进新诗学谱系之中。传播接受的非诗学质素是一个与诗学本体认识相关的复杂问题，一个牵涉诗性与社会、作品与阅读体验的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将不去阐述其理论形态与逻辑，而是简单指陈其表现。传播接受属于新闻传播学范畴，引入文学领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阅读接受的读者体验性使其获得了鲜明的审美品格；但其新闻传播属性并没有完全消失。20世纪初发生的新诗，从其目的诉求看，具有强烈的现实参与性，它主要是社会性空间的艺术，而不是私人审美领域的存在，新诗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习惯了古诗的广大读者那里一开始就是一场“文学事件”，具有“新闻性”，而不同时期新诗的传播接受行为，诸如新诗广告、新诗朗诵、新诗发布会、墙头诗等，又属于具有“新闻”属性之传播行为，它们与诗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如果将之转化为诗性，本身就是一个艺术难题。20世纪语境更替快，现实任务重，它们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被转化成诗性范畴的问题，没有获得深入的诗性讨论，而是以非诗学的方式渗透到新诗创作与诗学探索之中，所以传播接受内在的非诗性质素使新诗学建构有时偏离诗性轨道，新诗学内部存在着某种非诗性的言说特征。

综上所论，新诗传播接受的重要目的是开启民智和社会动员，是使广大民众通过新诗阅读而获得现代思想与价值观，于是新诗学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更多的是新诗如何才能被大众阅读理解与接受的问题，新诗与现实、新诗与社会发展、新诗与大众等外部关系问题成为讨论的重点；新诗如何以白话自由体创作出具有诗意诗性的问题、古典诗艺如何在新诗艺术创造中实现诗性转化的问题、白话与诗性创造关系问题，等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探讨。换言之，新诗学关注的重点是新诗如何传播接受的外部问题，现实关注意识突出，这是其优点；外部关系问题虽然也影响到新诗艺术内部问题的探索，但它一定程度上弱化、限制了新诗学本体问题的探索，一旦当诗性本体问题与传播接受等外部问题发生冲突时，本体问题探索就会相当程度地被抑制，甚至被放逐，致使新诗内外部关系问题探索失去平衡，而这种失衡进而使得新诗学理论谱系里外部关系问题占据着核心位置，诗性本体探索不足，诗学体系内部结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