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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20年，笔者获悉一套较为完整的晋式带具新材料。经过考证、分析，本文初步认为这套带具是目前已知晋式带具中较复杂者，并饰有明确的佛像，当属三国吴时期的制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撰写的主旨只是抛砖引玉，欢迎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质疑、讨论，以期对学术有所推进。 一. 带具基本情况 此带具共十四枚，由两个带扣和十二个带銙构成，䤩尾今已不存。所有带具均为银质镂空，两两成对，可归为七对。其中，带扣为方形，其一有舌，其一无舌。带銙由上下两个活环构成，上环呈“胜”形，下环呈桃心形。（图1）其具体信息如下：  第一对，力士搏虎纹带扣。（图2）一式两件。左侧带扣带舌，雕刻镂空力士搏虎图像，力士大眼圆睁，颔首，坦胸露乳，左腿屈膝，右膝跪地，似乎正在发力。力士左手翻曲，撑住地下云气，右手牵住缰绳，缰绳另一端联结一虎。力士肩部似乎还有一条披帛。虎身呈大S形，肩部有阴刻羽翼，虎尾似鱼尾，虎头下方有一鸟，鸟足恰立在虎身上。带扣四周均匀镶嵌六颗银钉。右侧带扣无舌，其形状呈左方右弧，与前者镜像对称。该带銙保存较为完整，线图附此。（图3）   第二对，双虎纹带銙。（图4）一式两件。带銙由上下两环构成，上环四角各有一颗银钉。上环中央嵌有一竖隔梁，梁上有两颗银钉。主体图案均匀对称分布在隔梁两侧，为一呈S形对称的两只白虎。白虎呈倒立姿态，双爪扶地，虎首回望，尾巴卷曲，身上有圆圈和线条装饰的斑纹。尾部旁有一卷云纹与之相对。下环整体呈桃心型，细审外缘呈多曲形状，内圈有双鸟头，阴线刻出鸟颈与鸟目。该带銙保存较为完整，线图附此。（图5）  第三对，双凤纹带銙。（图6）一式两件。其带銙形制与第二对几乎相同，唯独双虎被双凤取代。双凤侧面呈S形，无冠，以侧面示人，凤首相对向外，翅膀张开，尾羽长且卷曲，凤足抵在中央隔梁上。该带銙保存较为完整，线图附此。（图7）  第四对，兽面纹带銙。（图8）一式两件。其带銙形制与前者相同，纹饰为兽面。兽面杏眼圆睁，上尖下圆，内有圆形瞳孔，睫毛细密。大嘴怒张，露出四颗虎齿，鼻子被中央隔梁挡住，看不太清。兽面纹带銙保存不佳，两件均有少许破损。其中一件下环左侧残损，另一件上环边缘腐蚀较重，下环右侧也有少许残损。线图附此。（图9）  第五对，四鸟纹带銙。（图10）一式两件。其带銙形制与前者相同，纹饰为上下左右相对的四只鸟。四鸟均作展翅状，无冠，上下叠立。左侧两只鸟，上者面朝左，下者面朝右，下者鸟喙被中央隔梁遮挡。右侧两只鸟的图案与左侧呈镜面对称。鸟身上有细密阴线刻。该带銙保存较为完整，线图附此。（图11）  第六对，双羽人纹带銙。（图12）一式两件。其带銙形制与前者相同，纹饰为左右相对的两位羽人。羽人上身赤裸，坦胸露乳，肚脐清晰可辨。羽人双耳高过头顶，一手抚腰，一手向上挥舞。双腿分开，略微弯曲，似在舞蹈。腰带处有较为清晰的阴线刻。该带銙保存较为完整，线图附此。（图13）  第七对，双佛像纹带銙。（图14）一式两件。其带銙形制与前者相同，纹饰为左右相对的两尊佛像。佛有圆形项光，头戴尖帽，系腰带，面露微笑。其双手置于胸前，遗憾的是手印看不清楚。身下有若干莲瓣，构成莲花座样式。该带銙保存较好，其中一件右下角银钉遗失。另一件表面土锈较重，没有清理，下部銙环左侧有少许腐蚀。线图附此。（图15）  综上，此带具由七组不同题材的图像构成，分别是“力士搏虎纹”“双虎纹”“双凤纹”“兽面纹”“四鸟纹”“双羽人纹”与“双佛像纹”，成对出现。其中，“力士搏虎”为带扣，图像呈镜像对称，其余均为带銙，一式两件，但有细微差别。整体保存较好，采用镂空金属工艺，手工錾刻，加铆钉镶嵌，艺术、工艺价值均较高。 二. 考古类型学分析 孙机先生是中国研究古代带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晋式带具”的概念：“带扣又称带卡、带铰、带鐍或扣绊，……归纳起来不外三种类型：I型，无扣舌；II型，装固定扣舌；III型，装活动扣舌。……富丽的金银腰带扣之结构与之相仿，但比它们大得多，这是汉晋时代特有的贵重工艺品。按照使用情况，也可分成二式:III型1式，单独使用；III型2式，成对使用。” 依照孙机先生的分类，本文披露的晋式带具应为“III型2式”。（图16）一些美术考古资料上也忠实表现出此类晋式带具的使用方法。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窥岩面废寺出土有系晋式带具的畏兽纹画像砖。2021年6月15日，笔者率研究生赴南京考察六朝博物馆，在“江表虎臣——丁奉家族墓地出土文物展”中的一件胡人武士骑马俑的腰间发现一组晋式带具的形象，当属意外收获。（图17）对比可知，本例中的“力士搏虎”带扣位于腰带中央，十二块带銙左右分布在腰带一圈。   根据考古材料，依照时代的演进，我们大致将晋式带具的发展演变分为以下几个时代。 （一）. 东汉 东汉时期系晋式带具的萌芽期，考古发现实物罕见，目前已知发现两例，墓主分别为中山穆王刘畅与魏武王曹操。 第一例，1969年，河北定县博物馆对定县43号墓进行了清理，其墓主经考证是东汉中山穆王刘畅。该墓出土银器25件，其中包含一件晋式带具，可惜未被识别，称其为“兽面银铺首一件”。2019年10月，“三国志”大展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这枚晋式带具在展览铭牌与随展出版的《三国志》图录中将其更正为“带金具，银质，纵七．四，横三．五，后汉时代，二世纪”，并附有一张彩色照片。（图18）其造型与孙机先生所述晋式带銙一致，分上下两部分，上部胜形，下部銙环为桃型。纹饰较为简单，仅有四个镂空的云气纹。另有中央隔梁及四颗银钉，其中左上角银钉缺失。图录称，此带具的上部造型受到西王母发饰的影响，开启了“胜形带金具的先例”。 第二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9年清理发掘了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二号墓，后被认定是曹操高陵。M2中出土了一些银质和铜质的带具，可归为晋式带具的主要有叶状银饰件与C型铜带扣。其中，叶状饰片出土两件，“银质，其中一件完整，另一件破裂。均出土于前室扰土中。标本M2：57-1扁平叶状，前部为锐三角形，尖部锐利，颈部连接在一弯曲的叶干上，叶干较窄，两边为卷齿状，一边卷齿6个，另一边卷齿5个，器身修长，整体前窄后宽，呈三角状。（图19）……标本M2:163，形状与前者完全相同，卷齿卷曲方向相反，二者图案对称。”报告未准确识别出其用途。此叶状银饰件实为位于晋式带具中央的䤩尾。另有一件銙环，其造型与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银带銙之下部銙环接近。（图20）报告称其为铜质，出土于前室南侧室扰土，但“据安阳媒体及'文博山西’”资讯，称其为银饰件。其具体材质有待进一步科学检测。 鉴于曹操高陵严重被盗，两件带饰又均出土于前室扰土中，其材质也有争议，不知是否为同一套晋式带具的两个组件。曹操高陵出土银质䤩尾造型复杂，工艺繁琐，加上其银钉的造型、工艺与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银质带銙一致，我们认为这套银质晋式带具极有可能为曹操本人所使用。曹操下葬时的身份为魏王，与中山穆王刘畅身份类似，均为诸侯王。但《三国志·武帝纪》称“（建安十九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又“（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曹操虽享用天子级别的冠冕、车马，但文献未提及其带具的规格、材质。由于曹操本人推行薄葬，要求陵墓中“无藏金玉珍宝”，其使用银质带具是符合历史情境的。 综上，东汉时期银质晋式带具为皇家高等级贵族享用，已知主人身份极高，为刘姓诸侯王与“位在诸侯王上”的魏武王。胜形銙上的纹饰以云气纹为主，造型朴实，纹饰简约，䤩尾相对复杂。 （二）. 三国 三国时期晋式带具的考古发现依然不多，且主要发现在吴地。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南京大光路孙吴薛秋墓、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以及刚刚发掘的南京伍佰村丁奉家族墓，出土带具均为银质。另外，洛阳孟津三十里铺曹魏大司马曹休墓也有铜质晋式带具的发现。 第一例，2004年，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南京市大光路基建工地发掘出孙吴折锋校尉薛秋墓，其中出土一套完整的晋式带具。报告称：“银带具一组12件（M1：63）。包括带扣l件、与带扣相对的饰牌1件、悬圆角方牌之銙4件、悬心形环之銙5件、䤩尾1件。……牌身透雕人戏龙纹。悬圆角方牌之銙，圆角方牌透雕龙纹，銙身透雕人形、动物纹。悬心形环之銙，銙轻巧精致。䤩尾，为两片对折的银片，一头呈三角形，用铆钉固定。”（图21）报告推断“薛秋墓的年代为孙吴中晚期。” 该墓出土带扣两件、带銙九件、䤩尾一件。其数量共计为十二件。此套晋式带板比较复杂，在东汉胜形銙的基础上发展出方形銙，即报告中所谓“悬圆角方牌之銙”。这表明，晋式带具发展至三国中晚期时，其形制已经成熟。 薛秋墓出土晋式带具的艺术价值较高。其带扣的艺术主题为人物戏龙，几何纹样略显程式化。方形銙上部为双羽人透雕，分布在银质隔梁左右两侧，下部为羽人骑龙透雕。胜形銙上部为卷云纹，相对简约，云头幻化为鸟头。胜形銙下部采用双重心形镂空纹样，中央亦幻化出卷云纹与鸟头。䤩尾亦素简。与汉代相比，薛秋墓晋式带具的艺术性有较大进步，镂空部分的纹饰更加复杂，呈现出类似剪纸的艺术效果。但工艺简约，无阴线刻。 第二例，2005年，南京市考古工作者在江宁区科学园道路施工中发现大型砖室墓，被称为“上坊孙吴墓”，其墓主人级别非常高，据推测应是孙吴政权的宗室，但其墓主人归属至今未有定论。其尺寸规模甚至超过了推测为吴景帝孙休的当涂天子坟。上坊孙吴墓M1中发掘出银带饰一件。其造型较特殊，报告称“一端呈圭形，上下各有一圆孔，孔内铆条形板以连接镂空云纹銙。銙外缘呈锯齿状，内等分6个圆孔。长5.5、宽18厘米。”此带具上部较特殊，下部呈现出“云鸟幻化”的造型。（图22）审其銙环，虽比薛秋墓简单，但与本例接近，多了六个孔，外缘处少了两个曲。 第三例，2019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南京市五佰村发现并清理了四座孙吴砖室墓。根据M3出土的砖地券，明确墓主为三国孙吴名将丁奉，其官至右大司马、左军师，封安丰侯，建衡三年（271年）下葬。M4中出土了一组银质晋式带板。（图23）该墓考古报告尚未发表，但社科院考古所官网报道了其发掘情况。笔者赴南京近距离观摩了这套带具并拍摄了照片。（图23）据领队周保华先生介绍，从墓葬形制判断，M4时代比M3晚一些。考虑到公元265-280之间三国吴与西晋曾同时并存，其墓葬年代或已经进入西晋。其墓主可能是丁奉的家族成员。 丁奉家族墓M4出土的晋式带具为银质，残缺较多。现存带扣一件，䤩尾一件，带銙五件。带銙中，四件完整，一件仅存上部胜形。这套带具均为镂空透雕，呈剪纸效果，无阴线刻。带扣纹饰为龙纹，䤩尾简约。所有銙形均为胜形，无方形銙。胜形銙上部的镂空部分有两类。其一以云气纹为主体，又似植物的枝蔓。其二是柿蒂纹，似四朵方花。胜形銙的下部，呈现出多曲卷云与鸟的幻化，与薛秋墓出土例接近。 第四例，曹魏墓葬也有晋式带具的发现。洛阳孟津曹休墓中出土一件胜形銙，报告误称“活页”，上下銙环均残缺不全。从图片看，其镂空纹饰为卷云纹，沿袭了汉代纹样。（图24）曹休官至大司马，与丁奉同，但带具材质为铜质，与曹操墓出土銙环材质相同。曹休卒于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 综上，三国时期的晋式带具发现不多。考古发现四例，分别出土于吴折锋校尉薛秋墓、帝王级的上坊孙吴大墓、吴右大司马丁奉家族墓M4和魏大司马曹休墓。从墓主级别看，其身份系显赫的皇家宗室或重要的门阀贵族。此时，晋式带具出现了新的器型“方形銙”，带具的工艺仍以镂空、铆钉嵌合为主。艺术性较高，出现了羽人骑龙、羽人戏龙、云鸟幻化等新的艺术题材，整体上呈现出剪纸的艺术效果。 （三）. 西晋 西晋时期的晋式带具发现不多，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系前将军周处墓。周处为三国吴名将周鲂之子，周鲂官至裨将军、鄱阳太守，归晋之后，周处官至建威将军、新平太守、广汉太守、御史中丞，卒于西晋元康七年（297年），追赠平西将军、前将军。周处家族墓地1953年发掘于江苏省宜兴市，其中一号墓主人系周处。报告称该墓发现金属带饰“共17件，发现于一号墓后室人骨架的中部，皆有镂空的花纹。它们与广州西郊大刀山东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墓中出土的鎏金铜带饰的形式、花纹和出土位置完全相同，当为死者束腰的大带上的饰件”。该墓发掘年代较早，带具的图片质量较差。（图25）可以看出其基本完整，带扣、胜形銙、方形銙、䤩尾等一应俱全。带扣纹饰是龙纹；胜形銙纹饰是素简的云气纹。方形銙的纹饰模糊不清，应是龙纹或羽人乘龙。报告所称17件的数量是不准确的，因其将一些胜形銙的上下两块重复统计，其实际数量应少于17件。遗憾的是，已知报告均未列出全套图像资料。 这套带板还引发了一场科技考古领域的辩论。该墓发掘不久，南京大学化学系分析，其含85%的铝，被认为是中国冶金技术的重要发现。1972年，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撰文否认了其铝的质地，经过重新检测，将其材质断为银基合金，“银90-95%、铜5-10%，铅0.3-1%、锰0.1%、锡0.01%”。需要指出的是，周处墓银带具的金属比例与本文涉及的佛像纹银质晋式带具基本一致。（见本文注释1） 除周处墓外，西晋时期的晋式带具还有零星发现，如洛阳考古二队在1953-1955年发掘的54座晋墓中，第24号墓发现了两件鎏金铜带具，其一为胜形銙，其二为带扣。胜形銙有云气纹镂空装饰，带扣为常见的镂空龙纹。（图26）该胜形銙的造型与周处墓例非常接近，只是多了一些圆圈錾刻。 孙机先生指出：“晋代还有不少III型2式带扣，在江苏宜兴元康七年（297年）周处墓、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日本奈良新山古坟等处均曾成对出土。周处墓与袁台子墓所出者为银质，新山古坟所出者为铜质鎏金。扣身在平面上透镂出大体对称的龙、虎等纹饰，其上再施毛雕。除出土品外，荷兰阿姆斯特丹亚洲艺术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也藏有完整的实例。” 总之，西晋存在时间较短，晋式带銙发现并不多。周处墓带具保留了较多三国吴的传统，但从工艺和艺术风格看，洛阳西晋墓出土的胜形带銙似乎更接近汉代样式。带扣的主要纹饰是龙纹，未发现羽人纹，带銙依然采用胜形銙与方銙的组合，但逐渐程式化。材质可分为银、铜鎏金两种。 （四）. 东晋十六国时期 此时的晋式带具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东北三燕地区有较多发现。据统计，本期晋式带具的考古发现主要有东北的北票喇嘛洞IIM275、朝阳袁台子壁画墓、腰而营子M9001墓、章吉营子西沟村墓等，南方地区则有广州大刀山晋墓、武汉熊家岭晋墓等，前人多有论述。（图27）朝鲜、韩国、日本等国也有这类晋式带具的发现，此不赘述。这些带銙的年代相对较晚，其纹饰也愈加程式化。这类带具最终在北朝以后逐渐与来自北方草原的躞蹀带混流，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综上，我们将东汉至西晋考古发现的晋式带具梳理如下表：（表1） 从晋式带具的发展源流出发，我们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可大致排列出样本的年代。新发现银质晋式带具胜形銙的上部由六种较复杂的图案构成，采用雕镂加阴线刻的方法制作。在之前的考古发现中，胜形銙的上部多为简约的几何纹样，未见有如此复杂者，亦可推测其使用者级别较高。本例胜形銙的下部主要采用“云鸟幻化纹”加多曲的銙环样式，主要见于三国吴高等级贵族墓。其中最接近者当属江宁上坊孙吴墓出土胜形銙环（图28）。因此，本文倾向于将此佛像纹银质晋式带具的年代定为三国时期，并有较大可能是吴国的制品。 三. 代表性纹饰分析 鉴于此套晋式带具的纹饰复杂，艺术母题较多，以下对“力士搏虎纹”“双羽人纹”“兽面纹”等题材进行图像学分析和年代分析。 （一）. 力士搏虎纹 此套带具中的带扣为镜像对称的两件“力士搏虎”题材的镂空画像。这一主题在汉代画像石、铜镜纹饰中常见。其较早出现的图像为西汉初年宛朐侯刘埶墓中出土的一面铜镜（图29-1），1994年出土于江苏徐州。这组画像有三组驯虎图，分别刻画了人物抚摸虎头、饲虎、骑虎的图像。李银德认为这一图像为神话故事：“据《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李凇认为，“其上图像有人抚虎、饲虎、骑虎的情景，人与虎和睦相处。”笔者认为其表现的应是“东海黄公”角抵戏故事。张衡在《西京赋》记载汉武帝时在平乐观中观看百戏时，有“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薛综注：“东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厌虎者，号黄公，又于观前为之”。东晋时，葛洪的《西京杂记》与干宝的《搜神记》卷二之“鞠道龙”条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汉时期的汉画像石中，这一图像又多次出现。祠堂中的代表作品有徐州洪楼祠堂画像“力士图”（图29-2）、滕州后掌大祠堂画像“五力士图”等（图29-3）等。墓葬中此类图像较多，以河南唐河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墓“驯虎图”为代表。（图29-4） “东海黄公”故事是秦汉的传统皇家角抵戏，在汉武帝时期成为宫廷角抵戏的重要剧目，通过“黄公”的夸张动作，进行“御虎”表演，表现出方士的法力。林富士认为，“巫者因为娴熟鬼神世界，能和鬼神交通，能施咒术，并且知道这种禁忌，应该有资格担任书写镇墓文，并且举行相关仪式的工作”。 “东海黄公”的表演，其实成为一种“巫”的仪式。因此，“东海黄公”故事出现在此套晋式带具的核心位置——带扣上，当是升仙信仰的产物。审视细节，虎不仅有翼，其身躯上还立有一只鸟，共同营造了浓郁的宗教氛围。 （二）. 双羽人纹 羽人是汉晋时期中国传统神仙信仰中的一种仙人。《论衡·无形篇》云：“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描绘的即是羽人。《长歌行》曰：“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西安出土了一件铜质羽人像，代表了汉人对羽人形象的想象（图30-1）。汉画中常见西王母或凤凰前有羽人侍奉，或手捧仙药，或进行六博游戏（图30-2），应与长生信仰有关。这些羽人一般表现出两耳高耸的特征。著名的嘉祥武梁祠画像中就有不少羽人的图像，如祥瑞图中有“渠搜献裘”的榜题，刻画了一名骑在鹿上、长耳的羽人“献裘”而来。（图30-3）在武梁祠“后石五”三层四层画像中，可见羽人手持旌幡，乘龙在天上奔走的场景。（图30-4） 三国时人沿袭了汉代的羽人崇拜，在于吉等人的推动下，三国吴地的神仙信仰依旧炙热。三国时期的羽人图像，依旧保持着双耳高于头顶这一特征，手里多持节。“节”是使者的象征，或为拜谒西王母或佛的使者。《神仙传》载：“须臾，忽有三仙人在前，羽衣持节。”前不久，当涂天子坟中出土了一件“持节羽人”金饰，其双耳高过头顶。（图31-1）此外，在三国吴地出土的佛饰镜（图31-2）、南京长岗村五号墓出土带盖佛像纹盘口壶上均可见这类持节羽人。薛秋墓晋式带具上的羽人数量较多，不仅在胜形銙上部隔梁两侧各有一位羽人（图31-3），下部还有羽人乘龙的图像（图31-5）。三国吴的羽人乘龙图像不仅出现在带具上，还出现在铜镜上。陈旭伟收藏的一面吴镜的外圈刻画了八位具有佛教色彩的“飞天”，其内圈柿蒂纹中就刻有羽人骑龙的内容。（图31-6）由此可见，佛像纹晋式带具中出现羽人形象，符合三国吴时代羽人图像的典型特征。（图31-4） （三）. 兽面纹 此套晋式带具中的兽面纹比较特殊，带铆钉的隔梁将兽面的鼻子遮挡，左右各露出一只眼睛，睫毛上绘有细密的阴线，嘴的造型夸张，露出虎齿。 汉代画像石中的兽面纹以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中出现的兽面为代表。在沂南汉墓墓门立柱上有一正面兽面，其鼻吻处与此晋式带具的兽面相似，但眼睛和耳部有一定的差异。（图32-1）沂南汉墓前室过梁和八角擎天柱上的散斗和棋上刻画的兽面纹更加精细，毛发增多，其睫毛处有细密短线，斜向两侧发散。（图32-2）稍晚的西晋佛爷庙湾M133中出土有兽面纹彩绘画像砖，其眼睛、鼻子、口吻部与此例颇为相似，但睫毛不明显。（图32-4）这一风格的兽面纹延续时间很久，一直延续到南朝、北魏，并逐渐与畏兽合流。南朝襄阳贾家冲画像砖墓中出土一块正面兽面彩绘砖，兽呈蹲踞状，睫毛上有毛，向上飞扬。（图32-5）2017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同金港园北魏墓发现一对铺首，其圆环上部亦为蹲踞状兽面，睫毛有竖直向上的细密纹。（图32-6）该墓葬的报告尚未发表，实物于2020年在安徽博物院“融·合——4-5世纪北魏平城文物展”中已经展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同类兽面纹铺首上部，年代被误定为汉。（图32-7） 综上，我们认为这一兽面的特征符合汉晋之间正面兽面纹的典型特征，其年代应介于东汉末年与北魏之间。 通过对“力士搏虎”“双羽人”“兽面”等纹饰的研究，我们认为这套佛像纹晋式带具的题材和风格大致位于汉末至魏晋之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与我们之前通过考古类型学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四. 佛教因素分析 此套晋式带具最重要的价值当属四尊佛像的发现。自上个世纪麻浩崖墓、柿子湾崖墓陆续发现佛像以来，四川、云南、汉中等地的摇钱树、摇钱树座上佛像的新发现也层出不穷，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笔者关注汉代佛像多年，其“东部者主要见于东汉徐州刺史部，即今日的鲁南地区和苏北的徐州、连云港一带；另一处则主要分布在东汉益州刺史部，即今日的陕南、川渝乃至云贵等地，晚期二者均有沿着长江向江南吴地发展的趋势。”三国时期的佛教美术遗存主要集中在吴国疆域内，其图像载体也主要是陶瓷、小型金属器、画像砖等。近年来，随着当涂天子坟、丁奉家族墓等重要墓葬的发掘，新的佛教美术资料逐年增多，也显露出一些规律。细审此晋式带具，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其以下几个特征：头部有项光，肉髻不明显，似胡人尖帽。大眼，嘴角上扬，面露微笑。其双手在胸前，手印不清。上衣有双圈V字型衣领。坐姿为结跏趺坐，但双脚未交叠。身下有三瓣镂空莲花，莲瓣上有阴线刻。以下逐一展开分析。（图34-1、34-2） 首先，该佛像流露出比较典型的胡人特征。胡人外貌是早期佛像的一大特征，主要是因为汉代佛教的发展同寓华胡人对佛教的宣扬密切相关。在这种背景下，佛陀是汉人心中的“胡神”，甚至到了十六国时期，汉人依旧有“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 的看法，石虎也认同“佛是戎神”。汉代胡人的特征有头戴尖帽、深目高鼻、身穿胡服等特点。此处佛像延续了汉代佛像的造型，肉髻与尖顶帽不易区分，上衣紧窄贴身，非褒衣博带。在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中，立佛像X2的高肉髻接近尖帽。（图33-1）四川彭山出土的摇钱树座上的佛像（图33-2）和南京江宁赵士岗M7出土凤凰二年（273年）釉陶佛像（图33-3）肉髻也具有尖帽的特点。后者还有三四层平行弦纹装饰。 其次，该佛像没有U字形衣纹。三国吴地的早期佛像，身上多有连绵的U字形衣纹。三国吴佛像上的U字形衣纹多与“双狮座”搭配出现，而此例未出现“双狮座”。 最后，该佛像的莲花座比较清晰，由三片莲瓣构成。在三国吴至西晋的大多数青瓷佛像上，双狮中央往往有单层三瓣或者双层六瓣的莲花装饰。如金坛出土的三国吴青瓷佛饰堆塑罐的佛像上，就表现出双层六瓣莲花，只是造型比较稚拙。（图33-4）而新见晋式带具佛像身下莲花座的造型与1956年武昌莲溪寺校尉彭庐墓（永安五年，263年）出土的鎏金铜牌菩萨像脚踩的莲花座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后者在莲花座两侧又各伸出一束花苞。（图34-3、34-4）这一莲花座样式并不见于陶瓷器，而是主要见于金属器。武汉博物馆收藏了一面柿蒂纹佛饰镜，（图35）在柿蒂纹的四个桃心区域中，一处铸有“一佛二胁侍”的内容。此佛有项光，结跏趺坐，身下也有完全一样的三瓣莲花。（图34-5）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此晋式带具上的佛像具有三国吴佛像的典型特征，属于三国时期佛教美术的新发现，其研究价值应不低于武昌莲溪寺菩萨纹鎏金铜牌。同时，基于对晋式带具的理解，我们认为武昌莲溪寺菩萨纹鎏金铜牌应为某件晋式带具的一部分，很可能是一种銙环，或者䤩尾。 从图像配置看，此晋式带具上的佛像纹样与羽人纹、白虎纹、凤鸟纹、鸟纹、兽面纹等内容形成固定的组合关系。同一组合还见于南京六朝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瓷羽人纹佛饰盘口壶。（图36-1）该瓷器出土于南京长岗村五号墓，是南京地区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三国吴时期的佛饰青瓷器。其主体纹饰是两尊高浮雕的佛像，两个系饰有两只凤凰，系带可以从凤凰的颈部穿过。两个佛像与两个系之间装饰有四个高浮雕的兽面纹铺首，壶盖上则饰有一只回首鸟。瓷器的釉下彩绘也很精彩，壶身处共绘制了二十一位持节羽人，壶颈部绘制了七只白虎。（图36-2）这件盘口壶与佛像纹晋式带具虽材质各异，功能不同，但却采用了完全一致的纹饰，当不是偶然。上述纹样的组合使用与三国时期吴地的宗教信仰与艺术观念息息相关。 结论 通过对此套银质佛像纹晋式带具的考古类型学与图像学分析，我们可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此件银质带具是三国吴时代的镂空晋式带具，其上镂刻的纹饰有“力士搏虎”“双虎”“双凤”“兽面”“四鸟”“双羽人”“双佛像”等七种主题。从晋式带具的发展演变看，其与东吴中晚期的薛秋墓出土银质带具、东吴晚期的上坊孙吴大墓出土银质銙环的形制接近。从艺术主题上看，“力士搏虎”纹主要流行在汉代，“羽人”和“兽面”纹也具有典型汉晋之间的过渡特点。两块带銙上錾刻有四尊居于莲花座上、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化佛像，通过与永安五年（262年）的武昌莲溪寺菩萨纹鎏金铜牌饰、武汉博物馆藏佛饰铜镜的对比，我们认为其采用相同的莲花座，符合三国时期佛像的典型特征。其六种纹饰的组合方式，与东吴晚期的南京长岗村五号墓出土青瓷羽人纹佛饰盘口壶一致。考虑到“赤乌十年（247年），康僧会到建康采用'设像行道’的方式传播佛教，在稍后的永安（约260年）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涌现出七种载体佛像”，本文认为此银质佛像纹晋式带具的年代应为三国吴的晚期，约260-280年左右。 附记：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受到信立祥、赵化成、汪小洋、罗二虎、何志国、吴桂兵、周保华、陶元骏、刘騻等同志的帮助，线图由徐喆绘制，特此致谢。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3年秋之卷（总第27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编辑：朝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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