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才是灵魂。 近年来，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国文化的讨论越来越热。然而，很多讨论，总是陷入“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标签化中。比如说，中国文化重“道”不重“术”，重“精神”不重“物质”，重“整体”不重“局部”……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天然优秀，导致了群体性的自大与排外。 这些对中国文化大而无当的认知，既无助于认识中国，也无助于认识世界，更无助于改变中国现状。事实上，中国文化真正迥异于世界的特征，主要有四个。 一 象形表意的文字系统 中国人使用的文字迥异于世界。起源于祭祀占卜的汉字是典型的象形、表意文字。  古人用图像描绘自己看到的事物，比如“刀”口上加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关在圈里，就是“牢”。 而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开始使用迦太基人创造的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发音与书写高度“一致”，学习成本低；但文字的不同，使得不同区域沟通成本也变大了。 中国人的表意字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大家形成了一套书写系统。一个广东人和一个贵州人、山东人说起话来，声音如同外语，但彼此都能通过文字顺畅交流。 可以说，象形汉字发挥了横向的超方言功能和纵向的超时空功能，成为维系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直沿用至今。  正如哲学家任继愈先生所说：“假若中国古代采取拼音文字，中国将不会是今天统一的形势，也许分成多少个独立割据的小国。” 然而，象形的汉字也影响了国人的思维。虽然也有不少形声字，但是汉字特殊结构，望文生义成为常态。惯用类比，常将形象的事物归作一类，混为一谈，而不追问其本质差异，和使用汉字有着莫大干系。 二 内外有序的伦理观念 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也迥异于世界。 著名学者葛兆光给西方学生讲课时，出了一道题：《红楼梦》中，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分别叫什么？西方学生统一用一个sister。  因为在国外的家族中，个体往往都是独立的，称呼没有这么复杂，甚至对长辈都直呼其名。而中国人将姑表亲、姨表亲、堂表亲，分得清清楚楚。 这种亲疏有别、长幼尊卑的宗法伦理制度，起源于周代宗法制度。秦汉之后，董仲舒又提出了三纲五常思想，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家族的等级制度和封建政治秩序高度同构。 这种内外有序的宗法制度，构筑了此后两千年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并催生了“家国天下”的情怀。 只有了解这种“家国情怀”，才能理解苏武被逐放北海牧羊十九年，在恶劣的环境中心念故土、持节不屈的精神。  另一方面，宗法制也衍生出“男尊女卑”，过分看重“人情关系”、“安于传统，缺乏创新”的守旧思想。 三 和谐圆融的宗教信仰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也有别于世界。 从东晋开始，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态势，民间的三教庙里常常同时供奉三教的神仙。 宋孝宗、永乐皇帝和雍正皇帝也不约而同讲过，“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  这与西方各宗教之间水火不容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世界，宗教在很长时间里掌控了极大的世俗权力，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他们只允许一个神明存在，从未有过“一僧一道”同时出现的场景。 比如欧洲历史上绵延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还有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战争，都导致死伤无数。 中国人虽然也供奉神明，但并不依赖神明，只是将其当做寻求安心和慰藉的精神养分。因此，一个人可以同时信奉多个宗教，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是平视的、现实的。 但其实，什么都信，就是什么都不信；信仰和谐，其实就是没有信仰。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没有信仰的文明。 四 “万邦来朝”的国际秩序观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也不同于世界。 中国地处广博的内陆大地。古人认为自己处于天下的中心，是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即“中原”。越是边远的地方，文明程度就越低，即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 因此，中原王朝自视为天朝上国，讲究王道兴天下，故以“老大”的身份关照比邻的朝鲜、琉球、尼泊尔等藩属小国。  这就是由“华夷观念”衍生的“朝贡”国际政治体系。 朝贡体系维护了中国对周边的影响力，形成了以亚洲东部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然而对藩属国的物资馈赠，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在西方，随着宗教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各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独立的个体，没有追随与跟从一说，随着商业互惠的发展，独立自主的现代国际秩序观诞生了。  但是反观中国，这种“万邦来朝”的国际秩序观，至今仍然深深镌刻在国人的内心里。所以国人思考国际政治，常常陷入“不是老大就是小弟”的君臣、兄弟想象中。 在世界文明越发趋同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既是对自己命运的选择，也是对国家方向的选择。 因此无论我们是否身在中国，都应该重新认识这片的土地，深刻理解先辈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不管对中国文化是赞赏还是批判，都陷入了某种情绪性的宣泄或对抗。  而市面上流行的书籍，要么是晦涩难读的鸿篇巨著，要么是哗众取宠的稗官野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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