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19世纪中期的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是挑战传统观点的早期代表人物。基佐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他明确区分了欧洲文明与古典文明,并作了相应分析。基佐发现欧洲文明有着“独特的面貌”,不同于古典文明,也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他认为,在大多数古代文明中有一种明显的单一性,例如在古希腊,社会原则的单一性导致了一种迅速惊人的发展。“但是这种惊人的腾飞之后,希腊似乎突然耗竭了。”埃及和印度亦如此。欧洲存在着多样性,各种势力处于不断斗争的状态,为欧洲带来发展机会。大约同时代的黑格尔等,也表达了相近观点。黑格尔将世界分为三种文明,亚细亚的(东方的)、古希腊罗马的和日耳曼的,后者显然指中世纪开始的西方文明。 将西方文明与古典文明区分开来的历史认知,最早引进职业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当属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斯宾格勒那里,他认为世界历史上主要有八种文明,其中“古典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独特的、等值的、自我本位的,都有各自的生命周期。“西方文明是最年轻的文明。”这样的观点同样体现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指出,古希腊罗马文明无疑已经完结,为两个接替者所取代,一个是西方文明,另一个是拜占庭文明。 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文明始于中世纪的观点得到更多的认可。一批历史教科书改写了历史,或者说系统性恢复了早期欧洲文明的历史原貌。享誉世界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是代表作之一。该书认为,欧洲文明发展成形于5—13世纪。封建主义(Feudalism)打造了欧洲。11世纪和12世纪,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欧洲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青春期、第一个富有活力的阶段。这种封建统治是一种特别的和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建立在一个业已经过第二次或第三次发酵的文明之上。美国史家查理·霍利斯特主编的教科书,多年来不断再版,成为美国数百所大学的通用教材。该教材开篇标题是“欧洲的诞生,500—1000 年”。作者认为,欧洲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有着“亲属关系”,然而却是“迥然不同”的文明。哈佛大学教授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指出,人们习惯上将西方世界与古典世界视作一脉相承的文明实为误读:西方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一种文明不仅区别于东方,而且区别于以色列、古希腊和古罗马等文明。它们是不同质的文明。 当代学者亨廷顿明确指出,随着罗马帝国崩溃,古典文明“已不复存在”,如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等文明一样不复存在。他认为,西方文明是成形于8世纪和9世纪的次生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