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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年科举（上）这一篇里我们介绍了科举的演进历程以及科考内容，从两汉的萌芽、到唐宋的发展、直至明清趋于完善与定型，整体而言科举制度与科考内容都朝着越来越标准化、以及形式上越来越公平化的方向演进，本篇我们接着探讨科举的出路以及历史评价。 科考人的出路 明清时代史料很全，历史学者们有很多关于历届明清科考的统计，为了便于大家直观理解，截取了两段数据简要列示：
在1500年明中叶时期，大约6500万人口中，算得上是读书人的不超200万人，生员（秀才）大概为3万人，考中举人和进士的分为约为1500人、300人，录取率就不赘述，大家自行感受。 而到了明后期以及清代，随着总人口以及读书人的增多，录取率还进一步下降，考中举人的概率从5%左右下降至2%，举人到进士的概率也下降至10%不到。 反观官员数量，在古代中国，由于皇权不下县、“县委书记以下不算官”，整个文官队伍还是相对精简的，且增长幅度小于人口增幅，1500年到1700年间仅仅从20400人增长至24680人。因而科考学子们的为官之路呈现以下局面： 1、举人以下与做官无缘 随着科考制度成熟，举人阶层开始成为一个拥有独特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的阶层，如果考不上举，基本是当不了正儿八经的官。甚至随着学历贬值，到了明末，凭借举人身份都很难混到相对有声望的职位。 2、三年又三年，复读的举人越来越多 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一般有三种出路：（1）出任地方教育相关的官职（学官、教员、教谕，很多无品级，且升迁很难）；（2）进入国子监继续学习，等待机会出任低级别官员；（3）回乡准备下一次进士考试。 由于进士出身在仕途变得越来越重要（下文介绍），年纪轻一点、有志气一点的举人们越来越觉得第一、二条路径的天花板太低，宁愿选择回乡进复读班，三年之后再冲击进士。 3、高级官员几乎由进士出身垄断 学历内卷之下，至明代中后期，已形成“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翰林不能入内阁”的官场默契，重要官员基本皆是进士出身。到了清代，对汉人官员的用人标准差不多也如此。 即便考个进士已经如此之难了，但也贬值的厉害，下图是美国学者艾尔曼汇总的明代山东进士的仕途道路。事实上，1500年之后，很多进士回了地方工作，从县到府不一，且很多都是衙门中各个职位的副手。尤其1574年之后，进士出身的人只能去府县当官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学历贬值，另一方面也是随着王朝平稳发展，高级官员岗位相对固化，进士出身只是敲门砖，还得有其他综合背景。 其他人都去哪了？ 是的，做官是如此之难。上面重点讲到的还是举人以上，那还有如此之多的秀才们、以及无数终其一生连秀才都考不上的童生们，他们又去哪了？ 这里面，有些在衙门里找个幕僚、书吏的工作，有些进到书院或者富户人家的私塾教书，或者在乡里帮助百姓写写讼状、打打官司，都是些没有编制的活，还都得拼关系。 大多数人，可能终其一生，陷在读书人的壳里，转不出命运的道场，《儒林外史》中写到一位老秀才倪霜峰，因为读书不能做官，潦倒不堪。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卖了四个。最小的一个，也终于过继给别人了。他暮年感叹：“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 如何评价科举？ 近个把月断断续续阅读和科举相关书籍、文献的过程中，我持续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事实上到现在也谈不上有什么答案，仅仅提供几个角度。 读历史，我们极易代入两个视角： 其一，是以现代人身份的上帝视角。诚然，带着上帝视角去总结，我们总能说出头头是道，但分析问题，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要站在不同阶段的历史环境去比较，否则都带着后视镜，个个现在都是世界首富。 因而，以辩证发展的史观看待科举，反而没那么复杂，在诞生之初，他打破了紧紧依靠血缘的贵族政治，是先进的；但越到后面，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终究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二，是不自觉代入帝王将相的身份视角。史书里记载的、影视剧里演的都是帝王将相，好像过去人人都是皇亲国戚。如果你要问我，我的史观是什么，那必须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要我说，皇帝、大臣、后宫们那些勾心斗角、那些尔虞我诈，基本上属于狗咬狗范畴。你我如果穿越回去，极大概率可能只是史书上的一行字：“是年，天下大旱，百姓人相食”。 在写作的过程中，忍不住会想，如果回到古代，运气还不错，有幸能读上书。作为一个读书人，科举给到我除了造反之外的一条路，一条靠拼命读书有机会做官的道路，尽管这条路荆棘密布、九死一生，但好歹路的尽头有光亮。 当然，更重要地，评价科举，不能单以科举论科举。 如果说有功，横向对比同时期的西方世界，科举给了普通老百姓更多的升迁路径，对于促进社会流动、维持这个大一统帝国的生命力功不可没。 如果说有过，一千多年的科举发展史，伴随着的是我国古代社会皇权的不断强化，伴随着的是国家机构和官僚制度的全面专制化，伴随着的是整个社会文化陷入儒教的氛围里无法突破。而科举的演进，与这些社会变化互为因果。哪怕到了当代，我们也不敢说就废掉了科举。 从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口号，“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还在被传唱，但不傻的都知道，我们崇尚的哪是“惟有读书高”，因科举读书方能做官，倒不如大方一点承认，“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罢了。官本位、等级特权这些，多少读书人心底里还是将其视为精神鸦片，拒绝平民意识，不肯追求社会公平，反倒都以成为人上人为奋斗目标。 看古代举子们的故事，愈发感到庆幸，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对于有才华的普通人而言，现在就是几千年以来最好的时代（尽管还有很多改善空间）。信息时代，知识的触达前所未有的便捷，知识本身、对知识的解释都不再被垄断。知识分子的出路，不仅仅只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除了委身于体制，可以向任何愿意付费的人出售你的才华。兴许一个抖音号、一个小红书，就可以让老秀才倪霜峰走出卖儿卖女的悲剧。 古代读书人精神，恰在科举之外 清初吴敬梓，在厌弃科举之后，花十年时间写出了开时代先河的《儒林外史》，也是迄今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门描写科举与士林风气的长篇小说。他在第一回开篇写到： “人生功名富贵，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含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从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更是借着小说里王冕的母亲临终嘱咐儿子的话，说出自己心中所想： “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偏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 明代李时珍十三岁就考上了秀才，也曾三次应试不第，后决定放弃举业，钻研医学，历时三十年编《本草纲目》。 稍晚于李时珍的徐霞客，幼时即好读奇书，一生不应举，不做官。二十二岁开始出游，三十多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了户外探险的祖师爷。 差不多同时代的李贽，25岁中举，也曾壮年为官，后辞官不做，专注于求学问道。这位明代的“异端宗师”，在五百年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鼓励思想解放，“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在“三从四德”最盛行的大明朝，鼓吹男女平等；商人虽然已经被默默轻视了几千年，他敢于提出“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最终用生命发出了历史最强音。 我更愿意记住这些名字，他们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士人精神，穿越千百年，仍然熠熠生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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