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史话

​自序

对一般普通人来说，有关“科举”的认知和记忆大抵停留在“范进中举”、“女驸马”一类的词汇和故事情节里，更年轻一些的读者对此恐怕更加模糊，在他们的印象里，科举可能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文化符号，或是古代文人的无聊谈资，亦或是古代的戏曲元素，甚至是遥远的传说。

其实，科举考试离现在并不遥远，距今不过区区百余年而已，长寿的人瑞也许还历历在目，乃至津津乐道。

那么，科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是如何兴起又是如何消亡的？它有哪些程序、规矩和设计思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以及台前幕后的操弄和奇闻轶事？它给当时的社会乃至世界文化带来哪些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它对后世有哪些借鉴作用和思考？

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作者山与君广泛查阅搜罗古今相关资讯，加以爬剔整理，去伪存真，并结合自己的思考，写成了《科举史话》这篇长文，志在为那些热爱文化、热衷经史、热情于世的诸君同仁提供一些粗浅的借鉴和消遣之用，也给那些不屑者带来茶余饭后的笑料，亦或喷题。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科举史话》是作者所编著20余万言《古诗文趣事录》中的一篇，类似的还有《恐怖的文字狱》、《漫谈折柳送别》、《戏说酒文化》、《藏头诗揭秘》等凡130余篇，诸君如有不弃者，咱们后会有期；如和者盖寡，则知耻而不勇，知难而后退，不亦说乎？

是为序。

（一）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是唐代诗人孟郊的著名诗作《登科后》，表现了诗人科举得中、理想实现后神采飞扬、得意忘形的心态和情形。类似这种宣泄科举得中豪情的著名诗篇还有很多，后文还有介绍，这里还将宋代神童诗人汪洙的《神童诗》删节罗列如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由此可见，古人参加科举考试是一件多么崇高、伟大的事业，希望科举得中是千百万读书人为之梦寐以求的理想与愿望。

那么，什么是“科举”？它有哪些操弄与故事？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性安排，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方式，所以称为“科举”。科举考试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发端，到隋朝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诏开贡举考明经和秀才，实际就近似于后来的科举制。隋朝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增开进士科，明经、秀才、进士三科并举，正式开始推行科举制，历史上一般以此为科举纪元，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制整整经历了1300年。

一千多年来，朝代虽有更替，但“科举”制度和考试方式整体思路没变，考试科目大体相同，包括墨义、口试、贴经、策问、诗赋等，只是每个朝代都有些改革，如唐朝的“行卷”，武则天的“殿试”，唐玄宗李隆基将诗赋纳入考试科目；宋朝的“锁院”与“糊名”制度；到明清朝，臭名昭著的“八股文”开始出现，议论文写作有固定模式，考试内容固定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致科考越到后期越完善，也越加苛刻和极端，最终走向末路。

下面主要以明清两代为主、参照其他朝代科举考试的方式与内容，详细说一说古代科举考试那些事儿。

（二）

明清时期正式科举考试共分四级，或称四个阶段，即：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考中者分别称为秀才——举人——贡士——进士。下面分门别类予以简略介绍：

“童生试”，属于资格考试，凡有志于“科考”的读书人均可以参加考试，但也有朝代规定乞丐、妓女、工匠、商人、店员、僧侣、道士、守孝者、有犯罪记录者及其子女禁止参加考试。

“童生试”分“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俗称“小三元”。“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一般都能通过，通过后可参加府试。“府试”在管辖本县的府（行署/地级市）进行，由知府主持，考试场次、内容与县试差不多，但要严格得多，要刷下一大批。县、府试通过的称为“童生”或“儒童”，取得“童生”身份，才可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因学政又称提督学院，故名），“院试”又叫“科试”，一般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院试”（科试）每三年举行两次，通过（录取）的称“生员”，也叫庠(xiáng)生、邑庠生或茂才，俗称“秀才”，意为“优秀人才”，民间俗称“相公”，录取人数很少，一般大县不到十个人。小县5人左右，第一名称“案首”。

“秀才”一般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是县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可按月到县衙领取粮米；次等的称“增生”；三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此外，还有因捐献而取得的“例生”。

“秀才”是一种资格，或叫“功名”，没有薪水，不能当官，所以社会上往往称其为“穷秀才”、“酸丁”。“秀才”虽然不能做官，但也有一些特权：一是可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但还要经过学政选拔，在院考中取得六等中的前二等可参加“乡试”，这叫“录科”；“乡试”之年的七月，各省还要在省城举行一次“科试”补考，那些未能在各府参加“科试”的“生员”可参加补考，叫“录遗”。二是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校）读书，称“诸生”，成绩特别突出的有机会被选（保送）为“贡生”，入国子监读书，可在京师直接参加“乡试”。三是“秀才”见了县官不磕头，不称“大老爷”，到县衙办事还有座位；四是“秀才”犯了法不可以直接脱裤子打屁股，即使要打也只能打手心，而且只能由县级学官动手，不许衙役打，动刑还要经省里批准革去功名以后才可以；五是“秀才”不负担徭役，就是不交“公粮”（“农业税”）。据说“秀才”田地免税额有近百亩之多，故有机灵的乡邻会投机乞巧，将田产挂靠在“秀才”名下达到免税的目的，年终再给秀才一些钱财谷物，实现互利双赢；六是“秀才”的房子可以比别家盖高三寸；此外，“秀才”可能还有机会阅读官方的一些文件、邸报，作为“嘉宾”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了解一些社会政治信息，所以民间有“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的说法。

“乡试”，是由省或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也有朝代如宋代直接在京城举行。

“乡试”又叫“乡闱”，一般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的推介秀才、监生、贡生、官生均可应考。“乡试”考场称为“贡院”。“贡院”内设一排排若干狭小单间，正好能坐下一人，门口放一张小桌椅，桌椅前面有个挡板，考生进去后放下挡板便开始答卷。“乡试”一般考三场，每场三天，考生自带干粮，吃喝拉撒睡都在单间内解决，有专门卫士看守。

“乡试”考中的叫“中举”，又叫“发解”、“发达”，“中举”者称“举人”，亦称“大会状”、“大春元”，俗称“孝廉”，又称“乙榜”、“乙科”，第一名称“解元”。举人有名额规定，各省不一样，大体上每个省100人左右。唐武则天还开了“武举”科，大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

“乡试”放榜时，正值桂花飘香时节，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参加考试的“秀才”一旦中了举人，地位也立即飙升，称呼由“相公”改称“老爷”，并自动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且有了做官的资格，一般可出任知县、教职等，因此有“头顶知县，脚踏教官”的说法。“举人”即使不当官，也可以和县官平起平坐，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可免交400亩左右的田税，基本上衣食无忧。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的“举人”在京师会试，俗称“进京赶考”。

“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又称“礼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别称考“明经”，考试也叫过三关：第一关“贴经”，就是填空；第二关“赋诗”，写诗一首，赋一道；第三关“策论”，写一篇议论文。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自动取得参加“殿试”的资格，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宫殿考试”，史载，载初元年（689年）二月，唐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算是“殿试”元年。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后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殿试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考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从宋仁宗开始，“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录取者通称“进士”，按三甲排位：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称“传胪”。进士榜称“甲榜”或“甲科”，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故中进士也称“金榜题名”。

“殿试”虽然只写一篇策论（议论文），但可能是考生这辈子最紧张、最难考的一次考试，因为是皇帝亲自出题，又亲自坐镇监考，气氛庄严肃穆，非同寻常，有些没见过世面的考生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别说考试做题，单单这个场面就会吓得尿裤子。

唐天宝三年（744年），御史中丞张倚的傻儿子张奭（shi）高中状元，引发“士子群议”，安禄山向唐玄宗举报，唐玄宗便把得中的所有进士召到御前再殿试，结果张奭吓得不知所措，交了白卷。张奭也因此得了一个“曳白”的雅号。

清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江南才子吴兆骞参加江南闱乡试，中了举人，遭仇家诬陷，奉旨入京在瀛台（皇帝办公处）复试，现场武士持刀站立两旁，吴兆骞“战栗未能终卷”，就是吓得拿笔不稳，交了白卷，惹得龙颜大怒，随即下令削除吴兆骞的功名，大打四十大板，抄没家产，与父母兄弟妻子一起流徙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

（三）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人一旦考取了“举人”、“进士”、甚至“状元”，“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曹雪芹）”，“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王建）”，一时间八方震动，万众瞩目，祖坟上冒青烟，朝廷会安排专人骑上高头大马、敲锣打鼓上门“报捷”，并赐朝服，组织拜“座主”，谒宰相，开御宴等活动，唐代还有游曲江、雁塔题名、慈恩寺看戏，开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大肆庆贺，那些科场幸运儿“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姚合），以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中了状元就更不得了，披红挂彩，打马游街，宋代还特赐状元袍笏，由七名宫廷卫士护送还家，并在其家乡建状元坊等，至幸至荣，“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据载，唐宣宗李忱也对参加科举羡慕不已，因为不能直接参加科举考试，便在禁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以示敬重和遗憾。

古代有很多词汇专门用来形容科举得中者，如“金榜题名”、“五子登科”，“蟾宫折桂”、“桂林一枝”、“大魁天下”、“郤诜（qièshēn）高第”等；还有些客气的说法，如“科场侥幸”、“叨陪末座”等；民间则多以“文曲星下凡”、“祖先荫庇”等词汇加以传扬和敬奉。一些文人骚客更是不惜笔墨写诗作词为“金榜题名”者锦上添花。科举幸运儿更是难掩心中的激动，往往有感而发，除了题头孟郊的这首《登科后》外，还有晚唐诗人杜牧的《及第后寄长安故人》：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

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

唐代诗人周匡物，中进士后仿佛得道成仙，特地写诗赠给同年：

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

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

宋代汪洙的《神童诗》也让读书人读来热血澎湃：

此外还有唐代白居易的《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许浑的《及第后春情》、韦庄的《放榜日作》、李频的《及第后归》、刘沧的《及第后宴曲江》、黄滔的《放榜日》、章孝标的《及第后寄广陵故人》及宋人张师锡的《喜子及第》、徐元杰的《及第谢恩》 等等。

一些官绅商贾对这些科场得意的“未来之星”寄予厚望，想方设法攀附，有女儿的就上演“榜下捉婿”的抢亲闹剧，即从上榜的人里面抢女婿，连欧阳修、王安石、蔡京、秦桧这样的大咖也未能免俗，欧阳修被翰林学士胥偃“榜下招婿”，王安石则将一个叫蔡卞的进士“捉”为婿。更让人惊愕的是，炙手可热的蔡京相中了傅察，秦桧看中了郭知运，竟然都被这些新科进士拒绝了。

宋代周辉在其《清波杂志》记载一个笑话，说福建有个叫韩南的人，七十三岁考中进士，立马有媒人来提亲，媒人问韩南的年纪，韩南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赋诗一首作答：

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

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青衫”代指最基层的官职，他们只能穿青色的衣帽，故白居易《琵琶行》里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可见科考对读书人的诱惑和刺激有多么大，以致少数出身卑微、神经脆弱的读书人，经不住科考前后这种巨大落差的刺激而神经崩溃，《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就是典型。

（四）

考取功名是中国古代每个读书人一辈子最大的梦想，也叫理想，他们不惜以毕生精力去追之，求之，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但“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苏洵）”。古代读书人多如牛毛，但能够考取举人、进士甚至状元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据统计，中国1300年科举考试历史，全国平均约每375万个读书人才能考中一个进士，大唐近三百年，平均每科仅录取进士26人；诗人杜牧那一届录取33人，故他写诗“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张籍那一届录取28人，他有诗“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白居易那一届只录取了17人，他也有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宋代以后进士录取比例逐渐增多，平均每届录取进士数是唐朝的十几倍，宋太宗（赵光义）在位二十二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才有后来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兄弟、曾巩与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及妹夫王无咎、王畿等六兄弟同科及第的新奇事出现；更有五代后周燕山府窦禹钧的五个儿子相继登科及第，故有“五子登科”一说,为此，当朝太师冯道还赋诗予以称颂:

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

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据历代《登科录》记载，历史上共录取文武状元777名，其中文状元592名，武状元185名（宋朝重文轻武，考上武举还得再考“文科”）；状元产地最多的是江苏，约占状元总数的17.47%，仅苏州一地就出产状元49名，其中吴县归氏一族就出了6个状元，被称为状元家族。福建莆田从唐朝至清共出过2482名进士、21名状元，22名宰相，包括宋朝大名鼎鼎的奸臣蔡京。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一甲第一名叫“状元”，合称“三元”。一个人三试都考第一叫“连中三元”，也叫“三元及第”，是科举场中的佳话，也是祖坟冒青烟的稀罕事。中国科举史上共有十七人（一说十六人）“连中三元”。开眼界的是，明朝的黄观和清朝的钱棨，在“童生试”中的“县试”、“府试”和“院试”都是第一名，中了“小三元”，接着又在“乡试”、“会试”和“殿试”拔得头筹，等于“连中六元”，成了科举考试历史上的传奇。历史上还出过四位“武三元”，他们是明朝嘉靖年间福建人尹凤，明朝万历年间浙江永嘉人王名世，清朝顺治年间浙江人王玉璧，清朝乾隆年间河北文安人顾麟。

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是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壬午科状元孙伏伽，最后一个状元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的刘春霖。太平天国时期还诞生了一个女状元---傅善祥。

历史上年龄最大的状元是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的梁灏，他从五代时期就参加科举考试，前后考了47年，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被钦点为状元，时年已经82岁，披红挂彩、打马游街后随即告老还乡。

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状元是岭南封川县文德乡(现广东肇庆封开县)人莫宣卿。唐大中五年（851），只有17岁的莫宣卿中了状元。据载，莫宣卿七岁便会吟诗，以“我本南山凤，岂同凡鸟群。莫俊天下有，谁能佐圣君”一诗闻名乡里。莫宣卿少年高中状元郎，令唐宣宗李忱大喜过望，特赐诗云：

南方远地产奇才，突破天荒出草莱。

神鲤跳翻三尺浪，皇都惊震一声雷。

（五）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一般情况下，古代只要考中了“举人”或“进士”就可以青云直上，当官发财，光宗耀祖。大体上甲第授予从九品上之官，乙第授予从九品下之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再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是故民间称“乡试”考中的“乙榜”和殿试考中的“甲榜”出来做官的人为“两榜出身”。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了状元还有机会娶皇帝的女儿为妻，成为“驸马爷”，所以民间有“皇帝女儿状元妻”的说法，但历史上真正做驸马的状元只有唐朝郑颢一人。郑颢是唐会昌二年（842年）状元，本来已有未婚妻，硬是被白居易的堂弟、宰相白敏中给拆散了，让他娶了唐宣宗李忱的女儿万寿公主，白敏中好心办坏事，把郑颢害苦了，为此，郑颢恨了老白一辈子，也“弹劾”了一辈子，结果弹劾状都被老丈人给压下了，有苦难言的郑颢只活了44岁便郁郁而终，可见“驸马爷”不是好当的，更不是所有人愿意当的。

也有朝代（如唐代）规定，中了“举人”、“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得到官职还要参加吏部的“关试”，也叫“铨选”、“选试”或“释褐试”，吏部录取后才可能得到官职。

“关试”相当于现在的“面试”，考察标准分为四项：一是“身”，就是看“颜值”，要求“体貌丰伟”，那些尖嘴猴腮、矮小顿挫、歪瓜裂枣的人，即使水平再高、成绩再好也当不了官。明朝的王艮和郭翀（chōng）分别考中了第一名，因为颜值太差，前者被降为第二名，后者干脆被取消了资格；二是“言”，要求“言词辩正”，思路清晰，口齿伶俐，中气十足，那些语无伦次、说话结巴的人自然考中也白搭；三是“书”，要求“楷法遒美”，要写得一手好字；四是“判”，要求“文理优长”，就是要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符合此四项标准者再送尚书、门下两省审核，然后再授官。有些举人或进士即使过了“关试”也不一定有官当，还得靠机遇，等空缺。古代书生考取举人、进士，一辈子没当过官的大有人在。

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天宝十三载（754）进士，长期未授官，只好在京都长安租一间破茅屋闲居十年，穷困潦倒，“寒食节”前，他穷极无聊、有感而发，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首诗很快流传开来，传到唐德宗李适耳朵里，李适很欣赏，后来李适想任命一个起草诏书的知制诰，便想起了《寒食》，再联想到韩翃，决定让韩翃来当这个官儿。诏书送到韩翃的茅舍，韩翃“及第久闲，忽诏书至：新擢驾部郎中、知制诰，韩翃疑而不受”。韩翃久居陋室，突然要他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仿佛在做梦，不敢相信，心想可能还有其他人也叫韩翃，因此拒接诏书，怕送错了出洋相。送诏书的太监只好跑回去如实相告，并问德宗皇帝到底是哪个韩翃？“帝答，乃春城无处不飞花者”，皇帝说，就是那个写“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韩翃嘛。词牌名《飞花令》即衍生于此。

（六）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科举及第、科场得意，自然就有科场失利、人生失意。科考落第文雅说法叫“名落孙山”、“白蜡明经”、“暴腮龙门”等，古代连考数次不第、甚至终身不第的人多了去了，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孟浩然、李贺、韦应物、骆宾王、卢照邻、贾岛、张若虚、刘长卿、陆龟蒙、张继、姜夔、冯梦龙、李时珍、金圣叹、吴敬梓、蒲松龄等等，都是屡考不中或一生不中的落第之人，唐代著名诗人罗隐连考十次不中，号称“十上不第”；大诗人李白的父亲李客是商人，李白就是“工商子”，连考试资格都没有。

科举及第寄托着读书人自己及家族无限希望，十年寒窗，孜孜以求，一旦落第，自觉无脸见人，也会遭到社会上乃至家里人的轻视，甚至鄙弃，于是“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宋王栐《燕翼诒谋录》）”，科考造成的人间悲剧常有发生。

据唐代《玉泉子》记载，有个叫赵悰（cóng）的读书人，屡试不第，流落京城不归，岳父为钟凌大将，对这个女婿和女儿很不待见，有次在家里开堂会，人人都有座位，唯独不给赵悰的老婆设座。戏演到一半，有人来报喜，说赵悰中了进士，家里人一听，立马变脸，笑逐颜开，迅速把赵悰的老婆请出来，更衣打扮，安排上好座位，请她坐下来看戏。

另据《唐摭言》载，唐懿宗咸通年间，魏州(今河北大名)有个叫公乘亿的人，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离家已经十多年了，乡人传言他已经病死了，他的妻子便长途跋涉去京城奔丧，结果在京城的路边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很像自己的男人，但又拿不准，后经打听才知道确实是自己的丈夫，结果两人在路边抱头痛哭。

宋朝有个叫柳冕的秀才，也是屡试不第，以致后来参加科举考试特别忌讳说“落”字，他甚至将“安乐”说成“安康”。有一次参加完乡试，自己不敢去看榜，便打发仆人去看，仆人看完榜回来告诉他：“秀才又康了。”

古代留下不少专门描写科场失意的诗词，叫“落第诗”，读来让人酸楚加唏嘘。

孟郊46岁才考中进士，“春风得意”，其实他在这之前连考了好几次都没考中，为此他曾写过一首《再下第》的诗：

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

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

唐代著名苦吟诗人贾岛，本来出家为僧，听信韩愈的劝诫还俗，参加科举考试却落第，流落他乡，贫病交加，含泪写下一首《下第》：

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

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

盛唐一位不入流的诗人豆卢复，进京赶考，住在朋友家，落第后无颜再回去面见朋友，只好留下一首《落第归乡留别长安主人》，算是“留言条”：

客里愁多不记春，闻莺始叹柳条新。

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

唐德宗年间有个叫杜羔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刘氏寄来的一首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诗中说丈夫这么有才却为何总是考不上？她为丈夫再下第感到羞愧，要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家，别让人看见了遭耻笑。

晚唐诗人温宪（温庭筠之子），多次参加会试不中，流落长安，寄身崇庆寺，酒后在寺院墙壁上题了一首七言绝句《题崇庆寺壁》，表达自己因科考弄得穷困潦倒、有家难回的凄惨情景。《题崇庆寺壁》：

十口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

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唐代诗人赵嘏的《下第后上李中丞》，也是字字是泪，令人唏嘘：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

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

唐代那个写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佳句的才子常建，科考落第，羞愧难当，写了一首《落第长安》诗,将落第无脸回家见家乡父老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

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过一春。

此外，还有唐代钱起的《长安落第》、杜荀鹤的《下第东归道中作》、张继的《枫桥夜泊》及宋代欧阳修的《送廖八下第归衡山》、杨万里的《送薛子约下第皈永嘉》、梅尧臣的《送汤延赏秀才下第归》等等，都把科考落第的心情和情形描写得凄惨寥落，不忍卒读......

（七）

历史上的科举考试过程经历了一个从宽松到严格、从人性化到苛刻的过程，从中折射出不同朝代的文化气象和社会生态。

唐代的科举考试环境相对宽松，科考采取考试与荐举相结合的方式，考生在考试前须先要向当时的社会名流或达官贵人“投刺”和“行卷”。所谓“投刺”，类似于发名片；“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的文章、诗作制成“卷轴”，交给社会贤达显贵，再由这些人转交给主考官的一种自荐方式。唐代试卷不“弥封”，主考官也不全部按考试成绩取舍，有时候甚至根本不看考试成绩，而是先看“行卷”。考试结束，主考官会邀请当时社会名流一起结合考试成绩与“行卷”水平，共同定夺考生的录取名次，这称为“通榜”。

唐开元九年(721年)，20岁的王维赴长安“赶考”，把“行卷”先投到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隆范门下，李隆范看了王维的“行卷”，很是欣赏，但他告诉王维，今年的科考是由他的姐姐玉真公主负责，据说玉真公主已经将状元头衔给了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这让王维有些失望，但李隆范给王维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在玉真公主举行的宴会上装扮成伶人，给爱好音乐的公主弹奏琵琶，以博取公主的赏识，然后再相机行事。

一天，玉真公主果然举办宴会，王维跟着岐王去赴宴，在岐王的安排下，王维用琵琶独奏了一曲《郁轮袍》，琴声哀婉凄切，动人心魄，加之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郁美”，一下子将公主给迷住了，岐王趁机对公主说：“此生非只通音律，至于问学，无出左右。”公主便问王维：“子有所为文乎？”王维立即献上怀中的诗卷，公主览诵未毕，大惊道：“这些诗作都是我平素所喜爱的，以为是古人佳作，竟然都出于你之手？”于是急忙命王维换衣，待以上宾之礼，并立即派人把主考官召来，告诉他今年“科考”必须以第一名录取王维。王维就这样中了状元。

晚唐诗人杜牧,仅凭一篇《阿房宫赋》便被人推荐为第五名进士。事情发生在唐大和二年（837年），礼部侍郎崔郾奉命主持科举考试，太学博士吴武陵骑驴来见崔郾[yǎn]，说他发现了一个人才叫杜牧，写了一篇《阿房宫赋》，很有水平，这正是国家需要的人才。吴武陵还当场朗诵了《阿房宫赋》，赢得崔郾和现场一致好评。吴武陵趁机请求崔郾将杜牧列为今科状元，崔郾说状元已经有人选了，吴武陵说不行就列为第二名吧，崔郾说第二名也有人选了，吴武陵说实在不行就排第五名吧，如果再不行就将《阿房宫赋》还给我吧！分明有强迫、要挟的意思了。崔郾只好连声说：“好，好，那就遵从你的教诲吧。”杜牧就这样中了第五名进士。

这种不经考试就决定考生的科举名次的做法，只有大唐才有这个胆魄和自信，换了任何朝代都会闹得鸡飞狗跳墙，不可收拾。

到了宋代，科举考试管理开始严格起来，规定考试只在白天进行，并施行锁院、糊名、誊录、隔帘等保密措施，严格勘磨(复查)，以避免熟人关照和其他流弊产生。主考官的子弟、亲戚考试还得更换考官、另设考场，这叫“别头试”。据说，连皇家子弟亲戚都要参加科举考试。

清代的科考管理更加严格了，甚至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考试形式规定为“八股文”，题目全部出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考生按着格式填空，戴着镣铐跳舞，难度极大；科考期间，贡院周围兵丁密布，戒备森严，一个个如狼似虎，虎视眈眈地审视着所有参加科考的读书人，试卷一律由专人誊写后再交给主考官阅卷，以避免因熟悉笔迹作弊，到后来甚至考生都要脱光衣服被搜查，防止夹带。自视清高的读书人到这里分明成了犯人一般，斯文扫地，尊严顿失。

（八）

千古科场充满了诡秘和变局，有时候运气在暗地里左右人生际遇，考生往往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一次变故，武功全费。

有些朝代规定，考生的试卷如果被雨水打湿或遭其他损毁，考官会用蓝笔标注出来，表示该试卷未改（作废），这叫“登蓝榜”，意味该考生提前落榜。“出师未捷身先死”，闻鸡起舞、寒窗苦读的考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出局了；也有朝代规定，试卷答题必须按页码顺序书写，跳页答题称为“越幅”，试卷作废。据说《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因为答题“越幅”而落第。

唐玄宗时期，奸臣李林甫主持会试，大诗人杜甫参加了那一届考试，结果无一人通过，事后李林甫向唐玄宗汇报说是“野无遗贤”，就是民间已经没有朝廷需要的人才了，唐玄宗居然相信了，那一届的才子都被无端地耽误甚至埋没了。

宋太祖开宝八年(975)，殿试时赵匡胤以交卷速度定输赢，汾州(今山西汾阳)人王嗣宗和另外一位考生陈识同时交卷，无法定出谁最先交卷，荒唐的赵匡胤竟然要两位考生以摔跤来决出谁是第一，结果王嗣宗先下手“偷袭”将陈识放倒，赢得状元。到了宋真宗赵恒时，他反对以交卷速度定输赢的做法，殿试时竟然将第一个交卷的钱易赶出了考场。

北宋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科考取得第一名，主考官将评卷结果及考生试卷呈报仁宗皇帝赵祯御览，按照以往的经验，这只是走走过场，没想到仁宗皇帝看到王安石试卷里有“孺子其朋” 四个字时，龙颜不悦，御批“此语忌，不可魁天下！”意思是这句话有毛病，怎么能把皇帝当成孩子来教训？此人不可以当状元。于是王安石从状元降到第四名，而原本第四名的杨寘[zhì]被拔为状元，让杨寘捡了个大便宜。

明永乐四年(1406年)，福建莆田人林环(字崇璧)考中状元，引起同乡同窗同榜进士陈实(字吉士)的嫉妒，上疏明成祖，称自己才识高过林环，这次考试“取状元不公”，状元要当也是我啊，怎么是他？并要求再出一百题面试，决定高低。明成祖即命翰林学士解缙出一道百问策，同时考林环及陈实，结果两人都答出来了，陈实仍然不服，又吵又闹的，惹得朱棣龙颜不悦，便以“廷争状元罪”褫夺陈实的功名，并发戍三边，不久陈实郁郁而死，两个儿子也跟着相继死去。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殿试初步选定状元为孙日恭，抄写“小金榜”（字体竖写）的人误将“日恭”两字挨得太紧，像“暴”字，明成祖朱棣觉得“孙暴”这名字不吉利，反而觉得第三名邢宽的名字有“刑政宽和”之意，于是将邢宽钦点为状元，后来才知道弄错了，但皇帝金口玉言，岂能随意更改，孙日恭只好屈居第三。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有个叫刘淮的读书人参加科考，一阵风把他的试卷刮跑了，卷子虽然被找回来了，但负责录取工作的杨阁老却在卷子上批了“不谨”两个字，刘淮因此落榜。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无锡人吴情殿试高居榜首，明世宗朱厚熜觉得吴情的名字不好，“天下岂有无情状元？”于是将吴情降为第三，而将名字响亮的秦鸣雷钦点为状元。

明朝才子唐寅（伯虎），是乡试“解元”，人称“唐解元”，踌躇满志参加会试，结果因为旁人一句不经意的话引发所谓“舞弊”猜疑，导致朝廷将这一届科举考试整个儿推翻作废，唐寅落魄返乡，“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靠卖画糊口，潦倒一生。

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金庸先祖）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考题之一为“维民所止”，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是疆域辽阔，有人之处皆为王土，却被人举发“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去其首，兵丁又在其家中抄出《维止录》，所载皆“狂妄悖逆”之语，查嗣庭被捕入狱，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死于狱中，仍被戮尸枭示，家产被抄，查嗣庭的儿子查澐[yún]被判处斩，兄长和侄子被判“流放三千里”，查氏一族近乎灭门，因此案与之前的《历代年号论》案被处死的汪景祺都是浙江人，雍正皇帝因此迁怒于整个浙江学子，停止浙江科举三年，致使浙江无数读书人梦断科场。

清道光年间，科考完毕，初选拟定状元为史求，道光帝一看这名字就生气，“史求”不就是“死囚”么？于是将“史求”勾去，却将二甲第九名的戴长芬点为状元，因为这名字寓意天长地久（九）、代代（戴）兰芬。

清嘉庆年间，科举考试结束，皇帝要接见新科进士，新科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清因故没能赶到，惹得龙庭震怒，嘉庆帝随即将二人的名字从金榜上抹掉，徐开业、梅万清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九）

阴森的科场有时也会照进一缕温暖的阳光。

宋嘉佑六年（1061年），宋仁宗赵祯拟在8月举行“制科考试”，就是要在已经考中进士的人中选拔一批最优秀的人才直接提拔任用，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辙得了重病，眼见无法参加考试，宰相韩琦向宋仁宗建议将“制科考试”时间推迟，等苏辙病好了再举行，宋仁宗竟然同意了。结果苏轼、苏辙兄弟都被录取，宋仁宗还十分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后来，苏辙还真的当了宰相，苏轼也当了一阵皇帝的老师和秘书。

宋宣和六年（1124年），开封府举行科考，朝廷任命60位考官监考，但签名簿上却多出一个叫宋应辰的人，大家便查找，主考官却不要别查，说：“宋，是我大宋国号，应辰，是顺应良辰吉日之意，这是老天爷提醒这一届考试中有杰出人才呀，大家评卷时一定要注意才是。”结果，这一年录取的进士由多又好。

明朝末年，福建同安人刘望龄，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乡试第34名，因故被革去功名。进入清朝，刘望龄再次参加福建乡试，又中了第34名。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江苏徐州铜山人李蟠进京赶考，没有盘缠，只带了36个馒头，挑灯夜战，馒头充饥，馒头吃完了就讨一碗白水对付，康熙知道后深为感动，竟将李蟠钦点为状元，李蟠因此得了个“馒头状元”的雅号，同榜探花70岁的姜宸英在荣恩宴（琼林宴）上写诗调侃李蟠：

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土科。

仪容好绛勃，刀笔似萧何。

木下还生子，虫边还出番。

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

乾隆四年(1739)，23岁的浙江人袁枚参加科举考试，诗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因风想玉珂”，出自唐代杜甫的《春宿左省》，表现杜甫为官勤勉，听到风吹马铃声就准备上朝的心情。袁枚的应试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句子，考官认为袁枚“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意思是袁枚的诗涉及宫禁圣地，用语不严肃，不予录取。清朝“文字狱”兴盛，如果有人硬说这句子“大不敬”，袁枚恐怕不仅是考上考不上的问题了。按说袁枚这次科举考试是没指望了，但偏偏当时的总督尹继善爱才，不以语言定罪，力主录取，袁枚就这样考上了进士。

乾隆十七年（1752），朝廷组织每6年一次的“大挑”,类似于宋代的“制科考试”。有个叫刘凤诰的考生初选入列，但此人是个独眼，且相貌丑陋，乾隆便想让其知难而退，于是给他出了一个上联：“北宋寇莱公，双天官，双管齐下著诗书。”刘凤诰知道这是皇帝在用他的独眼缺陷有意刁难，便强压悲愤回复下联：“大清刘凤诰，一目人，一目了然读文章。”乾隆见没有难到人家，就干脆来直接的出一联：“独眼不登金龙榜。”刘凤诰随口答出“半月常能照乾坤。”乾隆感到有些意外，便抬头看天，受启发又出一联：“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汉。”刘凤诰望着眼前的花圃，急中生智回了一句,“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是探花郎。”乾隆见刘凤诰身残智慧，反应神速，便不再以貌取人，真的给了刘凤诰一个“探花”。

清咸丰年间，有个叫孙家鼐（nai）的考生，殿试时写的一副对联，将清帝逐个夸赞一番，让咸丰帝很受用，便将其钦点为状元。

上联：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羲皇尧舜；

下联：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川人骆成骧参加会试，考中“贡士”，参加殿试时，他联想到被列强欺侮的大清国和想要有所作为却被掣肘的皇帝，一时悲从中来，情难自禁，便在答卷上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八个字，表达了自己的悲悯情怀和忠贞报国的心声，阅卷时，骆成骧被主考官定为第八名，试卷和初选名单报送光绪帝定夺，光绪帝看到骆成骧试卷上那八个字后感同身受，大加赞赏，破例将骆成骧钦点为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