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是先父牟宜之离世49年忌日。今天,我想重温父亲人生中几个关键节点所写的诗,思考时代与诗人的关系。 关于旧体诗在近现代的兴衰,我曾发表这样的感慨: 不可轻言封大师, 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腥风血雨和煎熬磨难,出了一些成就不俗的诗人。他们除自身的国学基础和创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卷入了时代风云,留下了铭心刻骨的感受,有了抒发感怀的创作冲动!人在顺风顺水的环境中,很难写出好诗。颂扬的诗必流入“应制诗”之列。而“应制诗”的上品,无非是应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类,实际价值不高。 先父牟宜之生于1909年,逝于1975年,活了66岁。他亲身经历了北京五四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上海街头抗议、山东日照暴动、日本逃亡留学,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创建、重庆上层统战,延安抗大学习、太行烽火燃烧、沂蒙反扫荡和策反敌伪军、根据地整风、国共军协部执行处谈判、跨海东北策动海城起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长春与北平的和平解放。49年后是政治运动受害者。57年反右落马、文革下放黑龙江边陲小村当勤杂工,经历非凡。他与蒋介石、张群、邵力子、李济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罗荣桓、肖华等国共两党高层人士都有过从往来;在基层与建筑工、泥瓦匠、修鞋匠、车夫、农民、甚至盲流也能打成一片。他的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这种经历所产生的感悟成为他诗词创作的源泉。加上士家子弟家学底蕴,使他的诗自成一格。他以七言八句为多,但不限于严格的格律要求,所以他从不说自己的诗是七律,只说是七言诗。 他二十岁还是一个学生时,写下了一首《少年行》: 少年颇负倜傥名,
九一八事变时,父亲二十岁出头,代表姨父丁惟汾往返奔波于南京沈阳两地,营救表哥丁君羊及同案的刘少奇、孟用潜、饶漱石、杨靖宇、赵尚志、赵毅敏、杨一辰等中共满州省委一干人。见到“九一八”的炮火,他愤然写到: 雁影横秋豆荚黄, 二十四岁,他因日照暴动失败,遭国民政府通缉而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求学期间,与房东的女儿枝子产生了一段凄美的爱情。但理智战胜了情感。他意识到中日必有一战,他的使命在中国国内。于是他谢绝了对方,毅然为这份感情画上句号。但难舍之情依然流露: 东瀛居处亦清寥, 三十年代中期父亲回国,先后担任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专员、山东省乐陵县县长。在县长任上接纳了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山东,协助萧华、宋任穷创建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1938年秋,父亲奉调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周恩来工作。在此期间,父亲为八路军新四军办了一件大事,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赏。一次囯民政府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听取各战区汇报。冯玉祥事前告知周恩来最好别亲自去,顶多派个代表参加。周就派父亲代他与会。会议听取各战区抗日战况,歼敌人数。蒋介石特意在会上点八路军代表发言,父亲起身一时语塞,千钧一发之际,他灵机一动,实事求是地化解了尴尬的局面。父亲说报告委员长,现在是热兵器时代,打仗不能只靠大刀长矛,得有枪支弹药;可八路军新四军应该得到的老是得不到。所以战绩平平。蒋问为什么得不到?父亲说那就得问装备供应部门了。蒋随即问装备部来人了吗?装备部门人硬着头皮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要经过日占区,武器弹药不好送。父亲马上接茬说,既然你们不好送,那我们派人去取好不好?这一番话使八路军、新四军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也深表赞许,在延安还特别接见了他。 父亲是随王明、博古、邓颖超、胡乔木一行共赴延安的,后又护送邓小平去太行八路军总部。到太行八路军总部,已是深秋,朱徳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宴请接风。父亲看到彭总身着单衣,袖口上满是油泥,表示关切;彭总却说油泥增厚,御寒挡风!父亲动了恻隐之心,将当时能支配的十万银元赠与他们,用以解决冬装和药品问题。1939年底,父亲回到山东。此时抗日浪潮风起云涌。父亲写了三首诗描述这一路行程。 一是由重庆赴延安: 驿亭萧索鸣松涛, 二是赠别延安招待所: 金风送爽岁云秋, 三是由延安回冀鲁边: 月明却照汉秦关,
没有在前线战场的残酷经历,光在后方指挥所里,写不出这种血雨腥风、生离死别的感受。
父亲在文革下放北大荒期间创作了两首《拟行路难》: 学者王康读后感叹,诗人好像穿越古今时空,不同时代的风云都能凝聚于笔端! 最后以父亲的《野菊花》结束此文: 荒甸生从菊, 挺身立大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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