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是一本以“道法自然”的唯物论为宗旨，周景王变法为时代背景，理论联系实际宣讲道学理论，阐释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著。作者老聃是世界上最早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事物运动规律的唯物论者，公元前545年——公元前520年东周春秋晚期周景王在位期间，老聃时任周王朝守藏室之史，是负责收集、整理、保管文献典籍，为国君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廷前御史。他“以道佐人主”的姿态，配合周景王变法，针对变法斗争中发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从“以人为本”的立场出发，按照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原理进行研究分析，用五千余字撰写了描绘二千五百多年前西周春秋晚期的社会状况，真实地反映变法斗争所面临的局面，并在变法流产斗争失败后，对整个过程从理论到实践、从社会到个人进行深刻反思。文章清晰地表达了作为理论工作者的心情与态度。根据文章中所描述的具体事件，可以断定，该文成书于公元前520年四月周景王在赴北山狩猎途中被保守势力暗算谋杀，继而保守势力为争夺王位发动宫廷政变，以执政大臣单穆公为首的保守派半年内先后拥立小王子姬猛、姬匄相继为王，即周悼王、周敬王，与踞守王城以周景王生前属意继位而自立为王的庶长子姬期为首的革新派，形成分庭抗礼的两个朝廷，武装对峙相持达五年多，结果于公元前516年冬在晋国军队参与的猛攻下，周敬王姬匄被拥入王城就位，是为周敬王四年。革新派因势孤不敌而退出王城，王子期等人携带大量文献典籍奔楚并最后被杀。这场周景王变法终于以流产告终。老子也因此去职回归故里。 亲身经历并以道学理论支持这场变法斗争的老子，在辅佐周景王变法遭遇失败后，依然矢志不渝继续从事道学理论宣讲活动，同时努力完成其作品——《老子》的撰写。公元前478年楚灭陈，耄耋之年的老子背井离乡流落入秦继续讲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子死后由学生与友人为其料理丧事（见《庄子·养生主》）。可以说这部五千余言的著述，是老子倾一生心血以阐明道学理论为己任，理论联系实际对这场周景王变法的分析与总结，是留给世人的一份沉重教训。《老子》告诉世人：人类历史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上古时期，虽然自然环境恶劣、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世界是光明磊落的，还不存在私有意识，人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尽心尽力排除万难，为生存而斗争。同时，要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不断认识自然、研究社会、探索宇宙奥秘，为生活创建新天地，过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日子。因此原始社会是资源公有、利益共享，劳动共同、权利公平、风险共担、生活自律，以共同利益相维系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不需要外力打造自身就能呈现“上德”魅力的共有社会，被史学家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在我国是被历史记忆有迹可循由祖辈口口相传的理想社会。所以《老子》在文章一开头就对留在历史记忆里的这种尊道有德境界的社会形态作出如下描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这种美好的向往，是老聃在“守藏史”任上，从保管的古代文献典籍中得到信息，深深植入心中生根发芽形成的，为他一生追寻的有德目标和理想的社会蓝图。华夏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来崇尚自然，在东方大地上世代相传，创造了以《八卦图》、《河图》、《洛书》、《易经》等为代表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构建起以天、地、人为共同体的唯物主义“道”学说，体现“天人合一”、“以人为本”、遵循自然规律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随着社会发展自然环境不断改造取得成果，物质生活日益改善，财富积累逐渐增加，社会分配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公私矛盾开始呈现，于是滋生在物质财富分配中的私欲和贪婪，也就像病菌一样伴随着无法公允分配的社会财富慢慢地侵蚀和污染着个人的灵魂，使得原本平静的精神世界，水面上荡起了层层波澜。开始还只是对私有财富的欲望与渴求逐渐増强，而后摩擦与斗争越来越尖锐，最终集中到了对地位与权力的追求上来，于是开始了向私有社会的演变。据史书记载，自从夏朝大禹之子启在公元前1978年凭武力从大禹按传统禅让给执政伯益的手中夺取了王位，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变“公天下”为“家天下”以后，原始的共有社会开始解体，逐渐演变进入权力私有化的封建私有社会。下面这段就是《老子》中对因社会“不道”将“公天下”变为“家天下”之后，精神世界被逐步物化走向没落过程的表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这是“家天下”因私欲膨胀分配不公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失道”后，开始从人与自然的矛盾转为人间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演变过程。这才出现“德”、“仁”、“义”、“礼”的行为概念。在资源共有的社会，人类精神境界是无私、无价、自然、共同的；到了私有社会，人类精神境界被物化成了以权力、地位为背景的有价概念，尤其是“礼”，本来是指交往中相互平等、尊重的友好态度，最终在权力、地位、身价的衬托下，竟堕落为以价值论轻重的物化礼品，成了导致腐败的工具。这些人为的行为规范，事实上就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是封建礼制的副产品，都是在社会“失道”情况下，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统治者为着政治需要，规定的种种非自然干预措施。他们并利用迷信思想和奴化教育手段，禁锢被统治者的思想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之目的。私有社会是不公平的社会，因此是没有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可言的；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有着各不相同的人为道德规范。然而这些都是专门用来对付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对统治者自身却只是口号式完全无效，暴露其虚伪性。这是儒家学说为维护私有制所尊奉的主观理念，与道家学说尊崇公有制所遵循的事物运动发展规律，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道家是从唯物论出发，把遵循事物运动规律作为衡量社会的标准，儒家则是从唯心论出发，把严格尊奉封建礼乐制度作为衡量社会的标准。在《老子》中有多处就是拿“仁”、“义”说事，戳穿其道貌岸然的虚伪性。如：“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畜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据记载，文子姓辛氏号计然，与孔子同时是老子的学生，著有《文子》一书。一日文子南游于宋，见老子，而问道。老子在回答文子提出的“法自然”问题时，就指名批评孔子说：“孔丘从周好礼，颇好言德、言仁，偏颇也。”（见《文子》）所谓“偏颇”就是十分偏向，不为广大老百姓说话。说明道家与儒家所尊奉的“道”是不相同的。老子提出“道法自然”，说的是能代表全人类的“天之道”。所以《老子》曰：、“天道无亲，恒与善人。”这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为民之道。儒家孔子尊奉的是私有社会封建统治的“人之道”。这是从维护统治集团少数人利益出发，与事物运动发展规律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反映了公与私两种社会制度的政治取向，也正是道家与儒家学说的主要区别：一个是客观自然“以人为本”的唯物之道，一个是主观人为“以王为天”的唯心之道。 《老子》告诉世人：“道”是物质世界的本源。“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的概念记载于《易经》中，这是华夏民族开天辟地为生存而斗争，根据探索宇宙奥秘实践创立的唯物主义“道源说”。老子继承先哲“道源说”，进一步开拓创新建立了一整套揭示万物起源与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唯物辩证法理论。指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世界本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统一，没有统一也就没有世界。世界万物都是处于运动状态中，“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矛盾、斗争、统一是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变化而生存的反映，也是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在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构成生命的物质是以构成生命的物质是以 “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有生就有死、有长就有衰的性命过程呈现于世的；当构成生命体的物质没了活力结合逐渐衰亡，最终都要结束性命，返回到原来物质元素的状态，也就是“归根”，故形象地谓之曰：“出生，入死”。“生而弗有，长而弗宰”、“物壮即老”，生老病死的过程是生命运动的常态。但是，身体所蕴涵的精神也叫“谷神”是不自生，所以也是不自灭的。“谷神”会像火种一样，引燃他人的身体继续在新的生命体间传播火种，所以说“谷神不死”。换言之，客观环境酿就的主观精神，会在形成的精神世界里，由新的生命体或他人传承而得到永生。老子是以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以独创虚拟的“谷”概念，阐释物质与精神、生命与意识之间的依存关系。老子将身体喻为储存精神的深谷，称精神为“谷神”，从而十分科学形象地把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与主观认识的精神世界从理论上予以分开；清晰地区分开同一事物的两种概念，照老子的话说，这叫“两者同出，异名同谓”。这在语言逻辑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老子》还告诉世人：任何事物都是遵循着“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的程序，以性命周期生活方式持续运动发展，也叫否定之否定规律和“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祅。”的从量变到质变规律运动过程进行的。这些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新陈代谢、优胜劣汰、此消彼长，是生命运动生生不息的自然现象。《老子》曰：“至虚，极也；守情，表也。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归根曰情。情，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亡亡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沕身不怠。”这是说生命运动的旋回轮转是不可逆和不可违背的正常自然现象。因此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了解、掌握事物运动规律，认识到违背规律是极端危险的，这样才能保证事业步步成功，一切都顺利。事实表明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我国先哲就已经创立史无前例的物种起源说认识事物运动发展规律，并在社会实践中发现蕴涵事物运动中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辩证法规律。不仅如此，《老子》还指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有玄，众眇之门。”意思是说，事物运动规律是第一性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是随着运动发展变化而缓慢变化的。精神世界的主观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属第二性也是确定的，也是在与时俱进发生变化的。“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就是说要永远保持没有成见的心态，去观察事物发生的细小变化；“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同时要保持坚定信念去了解掌握变化的规律。就是告诉世人说，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中有规律地发展变化，主观世界的认识也是在不断观察中逐步提高。并且指出要以冷静的头脑和科学的态度去观察分析，了解掌握其运动规律，才能正确全面认识事物本质。可以看出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我国先哲的理论水平与实践经验是多么超凡，科学态度是多么严谨，直至今天也是无与伦比的。纵观古代国家兴亡历史，无不跟王与民之间的人心向背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历来是思想家、政治家所热议的话题。《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有四大，王居其一焉”。在老子眼里，王是自然界天、地、人三者关系中人之代表，居于与天地同等的位置。换言之，王是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统领，而不是指个人。《老子》指出：“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勿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做为君王若把自己看成可以欲所欲为的奴隶主，不把百姓利益放在眼里，迟早是要被百姓抛弃的。所以老子说：“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是对国家兴亡根本在于人民意志的最好注解。老子做为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一方面接受“古之善为道者”优秀品格的熏陶，一方面深入社会底层倾听百姓心声，潜心于道学理论的探究，坚持以唯物辩证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视社会现象抉择人生道路，决心以宣讲“大道”、坚持“以百姓心为心”辅佐朝廷变法，为民谋利。周景王姬贵，东周第十二任君主，在位25年，为改变大权旁落王朝形同虚设被动局面，倡导变法，其主要政治主张：一是“铸大钱”，打破周王朝不理财政，靠向诸侯贡献过日的惯例；二是“铸大钟”，打破封建严格等级的礼乐制度，提倡与民同乐的亲民作风；三是打破王位“传嫡不传庶”的传统宗法制度，属意传位给支持变法革新的庶长子姬朝。结果遭到以单穆公为首的朝廷保守派的诋毁与反对。特别是得知周景王已准备将王位传给庶长子姬朝时，保守派更是惊恐万分密谋政变。关于周景王的死因，史书上有着不同的声音。据《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刘献公之庶子伯蚠事单穆公，恶宾孟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戊辰，刘子挚卒，无子，单子立刘蚠。五月庚辰，见王（悼王姬猛），遂攻宾起，杀之，盟群王子于单氏。《春秋左传》又称《左传》，是我国现存的史类文学作品。相传为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为解释孔子写的《春秋》而作，关于这场斗争的性质，《左传》说是“庶孽之祸”的“王子朝之乱”，所以文中出现“将杀单子、刘子”和“王有心疾”这样的话。而二百年后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韩非在其《韩非子·说疑》中却认为是：“单氏取周，……臣之弑其君者也。”究竟谁是谁非由来意见不一。要得出正确结论，还得以事实为根据，才能说得明白。老聃时任廷前御史，毫无疑问亦在周景王出行的随扈之列，乃发生事件的亲历者。《老子》对此事件是这样描述的：“重为轻根，清为躁君。是以君子众日行，不离其辎重。唯有环官，燕处则昭若。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于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周景王，“子众”是指众王子与随扈。他们一行队伍浩浩荡荡日行夜宿，中途经过荣国，在荣锜 氏家休憩时，周景王猝死。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老子把这一“失君”事件，作为行为孰重孰轻与头脑该清该躁的典型例子写入著述。指出周景王当时是把保卫自己的“环官”派去守护“辎重”了，自己“燕处”（休息场所）“昭若”（暴露无遗），才导致“万乘之王”自身安全出了危险。周景王这种“以身轻于天下”，从个人品行来讲是件好事，但由此酿成了杀身之祸，导致变法流产，对国家命运却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因此是在“重为轻根，清为躁君”的问题上犯了原则性错误，而发生了“失君”的悲剧。老子明白告诉事件的真相。周景王根本不是因“心疾”猝死，是由于单穆公与刘献公二人，都是他的姬姓远近族亲，而他被所谓的“仁义”理念冲昏头脑，带着家属远途外出狩猎取乐，而对近在身边的保守势力凶残本性认识不足，根本想不到他们会如此趁机下毒手起杀心。这是思想麻痹缺乏敌情观念，结果铸成了大错。关于这一点，老子是人在现场，对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左传》、《国语》是左丘明依据孔子写的《春秋》作出的解释，当然其立场观点是站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边，帮保守势力说谎，显然是不可靠的。这场抱着“仁义”之心，本想以和平教育手段开展的变革，顿时变成了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战斗，包括周景王、王子期、宾起等等在内死了不少革新派的头面人物，造成变法流产。老子对自己能幸免于难全身而退一直扪心自问进行深刻的反思，也从心底激起对儒家倡导所谓“仁义”虚伪性的深刻批判。因此在《老子》中多处敞开心扉坦言，如“绝仁弃义，民复畜兹。”他是站在解民倒悬的立场看问题的。又如“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苛谓宠辱若惊? 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拓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汝可以寄天下。”用“苛”字，说明这是在回答学生诘问时说的一段话，也是经历了变法失败，亲眼目睹倡导“仁义”的周景王被谋杀后，对自己灵魂进行的拷问。这是在反思自己，无论是受重用还是被罢黜，或得或失，都是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态度（因为在权力私有化的封建社会，君命就是天命，是不讲人权的），他一直担心有朝一日会成为祭祀供案上的牺牲。因为他心里明白在权力私有化的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统治者的仁爱是虚伪而自私的，是不可能“以百姓心为心”，若不是出现危难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甚至连大权旁落的国君也不能幸免于难，自己以思想理论辅佐变法，思想是要以身体承载的。所以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表明他所以担心有大患，是因为有身体，如果没有身体也就不用担心了；换言之，如果“爱以身为天下”，就是要“为天下”献身，那就必须“寄天下”，就是要把自身担负的思想理论工作，寄托给后来人干。言下之意，就是要赶紧培育接班人，寄希望于下一代。说明他不是贪生怕死，是为了宣讲道学理论，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这是对事业责任心的表现，也是一种鞭策，激励自己更要努力工作鞠躬尽瘁宣扬“大道”，死而后已。老子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眼光，始终站在百姓一边，以遵循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分析社会生活存在的问题，参与社会变革实践引导变法。当变法斗争惨遭失败后，他面对着甚嚣尘上的保守势力奇谈怪论，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感到深恶痛绝，愤怒发出：“绝声弃知，民利百负。绝仁弃义，民复畜兹。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的呼声。一针见血戳穿封建道德观念蒙蔽群众的虚伪本性，指出：“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知情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兹。邦家昏乱，案有贞臣”。这里面所表达的是他“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老子》整篇仅五千余字，从头到尾处处都是遵循圣人所教导的“以百姓心为心”，围绕着“明民”、“利民”、“富民”、“安民”，关注“民知”、“民居”、“民生”，要求做到“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等等倾听“民声”、尊重“民意”，“以下为基”、“深根固袛”、“爱民栝国”、“治人事天”的主题展开。总而言之，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着“民”字，针对社会百姓的所需所求做文章。接下来的这一段：“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赍财有余，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其中“大道甚夷，民甚好解”充分表明老子是把“民”作为宣讲的重点对象，走的是关心民众生活的群众路线，把提高广大民众觉悟，使之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充分认识事物运动发展规律，摆脱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明白担负的社会责任，为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而努力。对自己他明确表态：要把“行于大道”作为矢志不渝“唯施是畏”（兢兢业业）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一个理论工作者立志为民献身的真挚感情。老子是个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家。他以改造世界为己任，面对当时社会已经形成革新与保守两派严重对立的局面，提出：“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就是把社会实践效果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事实说话！正如他在《老子》中所阐述的：“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致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意思是说，天下那些最柔软的东西，可以很自由地驰骋在天下那些最坚硬的地方；看不见的东西出入于看不见的间隙里。我因此知道使用无形手段的好处。不用开口的教育，不用有形手段就可以取得良好效果，天下很少有别的办法能比得上这的。“无为”是《老子》中常用的词汇，全篇计有八处之多，含义不一。如：“上德无为”指的是共有社会具有高尚精神境界才无须加强管理；“无为之益”说的是采取以事实说话的典型教育方式能取得更好效果；“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由于想不出办法只好随便乱来；“我无为也，而民自化”这是在劝侯王别为自己谋私利，民风自会好转；“为无为”这是两个词并列引用作理论分析的，没有具体对象；“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是指圣人不谋私利，所以不会有败事发生。根本没有一个是说“无为而治”的，只有“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有点这意思，可这个“为”是针对侯王的私欲和贪念讲的，是叫他不要干损民的坏事。可是二千多年来却把一个不辞劳苦，专注社会改革，一心扑在探索事物运动规律和宣讲道学理论的教育工作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说成是不问世事，“修道德，以自隐无名为务”， 倡导“无为而治”的“隐君子”。这是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老子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是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遗传中继承下来的。是根据“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的精神产生的，不存在任何主观的人为私有因素。可是当下他所生活工作的年代，是个长期被封建迷信思想文化祸害的私有化社会。物质世界贫富悬殊，精神世界恃强凌弱，社会生活深深地陷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可调和的丛林法则之中。变法是一场不彻底的改良运动，不可能实现百姓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社会。变法流产让他失去唯一的政治靠山，凭着年老体衰的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扭转乾坤。随着历史车轮岁月流逝，不仅著述被篡改变成修身养性的《道德经》，身份也被冒名顶替成了“修道德，以自隐无名为务”的隐君子。老子是个顶天立地胸怀大志，决心以科学思想和理论辅佐君王扭转乾坤改造社会的思想家、教育家、实践家。对自己所创建和宣讲的道学理论始终满怀信心。因此在著述的结尾，对世人寄予厚望曰：“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饵，过格止。故道之出言也，曰：'谈呵！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这里的“安平大”三个字是展望未来对整个自然、帮保守势力说谎，显然是不可靠的。这场抱着“仁义”之心，本想以和平教育手段开展的变革，顿时变成了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战斗，包括周景王、王子期、宾起等等在内死了不少革新派的头面人物，造成变法流产。老子对自己能幸免于难全身而退一直扪心自问进行深刻的反思，也从心底激起对儒家倡导所谓“仁义”虚伪性的深刻批判。因此在《老子》中多处敞开心扉坦言，如“绝仁弃义，民复畜兹。”他是站在解民倒悬的立场看问题的。又如“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苛谓宠辱若惊? 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拓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汝可以寄天下。”用“苛”字，说明这是在回答学生诘问时说的一段话，也是经历了变法失败，亲眼目睹倡导“仁义”的周景王被谋杀后，对自己灵魂进行的拷问。这是在反思自己，无论是受重用还是被罢黜，或得或失，都是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态度（因为在权力私有化的封建社会，君命就是天命，是不讲人权的），他一直担心有朝一日会成为祭祀供案上的牺牲。因为他心里明白在权力私有化的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统治者的仁爱是虚伪而自私的，是不可能做到“以百姓心为心”的，若不是政权出现危难他们是不可能走在一起的。面对私欲极度膨胀的顽固封建势力，老子亲眼目睹连大权旁落的国君也不能幸免于难。反顾自己是以思想理论辅佐变法，思想是要以身体承载的。所以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表明他之所以担心有大患，是因为以唯物论的观点，思想是要有身体承载的，爱护身体的目的在于保全思想，如果思想不用身体来保全，也就不用担心了；换言之，他之所以“爱以身为天下”，就是要“为天下”献身；自己若没了身体，那就必须“寄天下”，就是要把自身担负的思想理论工作，寄托给后来人干。言下之意，就是要赶紧培育接班人，寄希望于下一代。说明他不是贪生怕死，是为了宣讲道学理论，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这是对事业责任心的表现，也是一种鞭策，激励自己更要努力工作鞠躬尽瘁宣扬“大道”，死而后已。社会、人类组成的客观世界发出必将取得平安、和谐、健康发展的祝福信号。“乐与饵，过格止”是他真诚忠告未来世界的后人，要谨记：音乐与美食，超过了规格就要被禁止。所以对“道”的评价也就出来了，说是：“平淡呵！这样没有味道。要看，看不够；要听，听不足；可是用起来，却是无穷无尽的。”这份沉重的历史教训也是老子的诚挚忠告，对激励正在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华夏儿女，奋发图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当有着重要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