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22日,才过晌午,一声凄厉的枪响,便将柴家庄(现平定县巨城镇柴家庄村)原本的平静给打破了。 当天下午,巨城据点内的日伪军出动了五十多人,悄无声息地将柴家庄给团团围了起来。伪军队长张会科看着面前,匆匆赶过来的柴家庄村长刘德仓,劈头大声问道: “村里头住的有八路,你知道不知道?你可得老实交代,不老实的话,一旦查出来,你们这些人,统统都要死了的有。” 刘德仓听着张会科的威胁,对方末尾还滑稽地拽了一句半生不熟的“鬼子话”,赶紧躬身回答道: “长官,这肯定是没有的事儿,您想呀,要是有的话,我能不知道?肯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到你们那里了呀。” 刘德仓嘴上这么回答着,心里却惴惴不安起来,心里暗自忖度着: “怎么今天敌人来的这么突然,莫不是有人告密了?这帮子敌人们,待会儿万一把藏在刘老汉家的人搜出来的话,不但村里面的人吃不消,游击队那边也不好交代。” 刘德仓心里想的那个人,是平定游击队队员冯吉善,此时,冯吉善正躺在村民刘计成的家中,秘密养病。 几天前,冯吉善潜入白羊墅日伪据点,与当地伪村长周平等四人开会,进一步夯实前段时间的联系,让对方继续秘密为组织提供情报,认清革命形势。结果当晚,冒着夜雨回到柴家庄的时候,却因为重感冒加上连日的劳累,晕倒在了村口。 几名老乡发现后,将冯吉善扶到了村长刘德仓的家中,随后,为了安全起见,冯吉善又被转移到了村北刘计成的家中。 刘计成当时已经年近六旬,是村公所的财政委员,人称“刘财政”,其为人忠厚老实、心地善良,对抗日革命非常拥护,听说冯吉善是“打鬼子”的同志,一家人将冯吉善照顾得是无微不至。 此时的刘德仓,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可又不敢表现在明面儿上,他只得陪着伪军队长,看着对方手下的那群日伪军,沿着庄上的土路,挨家挨户地搜查了起来,而随着搜查的逐步进行,敌人距离刘计成家,也越来越近了。 怎么办? 刘德仓此时陷入了一筹莫展之中,敌人已将村子团团围住,想要突围冲出去,基本是不可能的了,更何况冯吉善身体还未恢复,想要冲出刘老汉家的屋门都难。 这下可就危险了! 与刘德仓担忧不同,刘计成一看敌人已然来村,根本来不及将冯吉善转移到安全地方,他随后轻轻关上院门,随即招手,将儿子刘道小叫到跟前: “敌人在抓冯同志,咱们必须拼了命来保护他,这样吧,你出去想办法躲一躲,让冯同志留在屋内冒充你。” 情势危急,刘道小也不多说,随即点头,抓起了个褂子,披在身上便出门而去。 随后,刘计成又将儿媳妇叫到跟前,细心交代道: “孩子,如果敌人追问你,床上的病人是谁,你就说是你的男人,打死也不能改口。” 儿媳妇点了点头,随即找了个红布条挂在了门上,然后又将尿盆放在炕边,刘计成见状,已经懂了儿媳妇的意思,随即点了点头,走到近前,对躺在床上的冯吉善低声道: “老冯,如果敌人进来搜查,你就装作病的厉害,问啥也不要说”。 “当时,我虽然病得很重,但内心也是十分焦急。有些担心和害怕,如果敌人进来了,自己没有一点儿力量和敌人搏斗,万一被人认出自己的身份,我自己受刑不说,还会连累眼前的这家人。”多少年后,冯吉善再次回忆起当年的这段往事,对当年的心境依然记忆犹新。 正当冯吉善忧心忡忡之时,几名敌人端着枪冲进屋来,这帮人四处张望搜查,见床上躺了一个人,随后一名日伪军用刺刀将被子挑开,随后恶狠狠地问刘计成: “床上躺着的这个人,是你什么人?” 刘计成早已准备好了应对策略,因此,他指了指冯吉善,坦然道: “这是我家子,名叫道小,他这会儿害了伤寒病,病得很厉害,这病可得小心,它会传染呀......” 一听说传染,屋内的日伪军下意识地退了几步,来到院中,随后又找到刘道小的媳妇,逼问对方: “你说,床上害病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男人。” “当然是。” 刘计成怕儿媳妇紧张,应付不来,赶紧出来插话道: “老总,我们庄稼不会说瞎话......” 那几名日伪军见状,又四下看了遍,便退出了院子,不过落在后面的那俩人,临走时还没忘记顺走两只老母鸡。 敌人在村内闹了半天,临近天黑时才最终悻悻离去,躲在村口的土地庙内的刘道小,到了后半夜,这才小心地摸了回来,一场危机最终消弭。 “当年,许多村干部、群众包括妇女同志们,为了掩护我们,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宁肯自家东西被抢,财物受损,也绝不暴露被掩护的同志们,一丝一毫。当年,老百姓们就是地方抗日斗争,最坚强的后盾。”曾任平定县三区区长的李煦明,在解放后回忆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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