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明||中共南洋临委述论

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简称“中共南洋临委”）是中共于大革命后期在新加坡成立的海外党组织。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内陆文献资料中相关史料较少且比较零散，中国内陆党史学界对中共南洋临委鲜有涉及；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史学界也较少述及；中国台湾地区史学界则涉及稍多，张虎的《早期马共历史之分析研究》有不少论述。相比之下，国外史学界用力甚深，谢文庆、杨进发、原不二夫、白安娜、罗武等均有专门论述，研究成果颇丰。但国外研究也有不足，主要是未能充分挖掘内陆文献资料尤其是中共南洋临委前身青年团南洋地委资料，致使团南洋地委这重要的一环在中共南洋临委整个历史的叙述中遗憾缺失。本文着眼于还原中共南洋临委的历史面貌，主要根据内陆文献资料，同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对1923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开拓南洋地区工作到成立团南洋地委、再到成立中共南洋临委直至临委结束的整个过程，作出较为系统的叙述，并进行简要的评论。

一、中共南洋工作的开拓

在新（加坡）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先有无政府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胡笃初、范章甫和吴钝民等人抵达英属马来亚殖民地，宣传无政府主义（又称无政府共产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赞同中国实行苏维埃制度。1919年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后，胡笃初等3人发动马来亚华侨开展反日抵制运动，结果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并遭驱逐出境。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以吉隆坡《益群报》为据点，继续宣扬无政府主义。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自身的相对弱小和英国殖民当局的持续压制，再加上无政府主义固有的局限，马来亚无政府主义运动未能取得大的成效。

开启新马共产主义运动的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工人运动上。南洋工作首次纳入中共党代会范畴是在1923年6月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此前一年，南洋华侨工界已派代表（可能是海员）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共三大召开前，南洋华侨社会与国内已有经常的交流互动，中共对南洋情况有相当的了解。中共三大通过的《劳动运动决议案》指出：“南洋华工为数极大，须设法使其与国内工人发生密切关系，但须纠正其省界国界分别之趋向。”

同年秋，原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的董锄平（董方城），受中共委派由上海潜赴南洋。1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香港地委原委员长梁鹏万（中共党员），也奉派由香港赴南洋开展工作，“此乃国际之主意云”。后梁鹏万在新加坡停留一年多，担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第一分部宣传员。董锄平到新加坡后，经国民党左派、同乡鲍慧僧介绍，担任育英女校教员。董锄平全力投入共产主义宣传教育：联系报馆编辑和学校教员五六人，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办启明夜校，拿着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朱宝庭的介绍信，联系海员前来上课，还动员附近的贫苦华侨听课。不久，董锄平转任马来亚吉隆坡中华学校校长，迅即和学校教员彭泽民以及《益群报》编辑四五人办起一间规模较大的平民夜校，经常联系华侨铁路工人，向其宣传中共的主张，宣传阶级斗争，宣传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殖民政策，号召工人团结并组织起来。国民党右派忌恨董锄平的活动，便向殖民当局告密。1924年5月5日，董锄平在平民夜校主持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殖民当局派暗探监视。董锄平激于义愤，痛骂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控诉了侨胞祖先被当猪仔卖的血泪史。不久，董锄平被驱逐出境，经《益群报》彭泽民介绍去缅甸仰光接替居正担任《觉民日报》总编辑，董锄平的工作由中共派来的韩平底（改名韩毓涛）接替。

为加强南洋工作，中共广东区委于1924年派遣陈盖贤（陈起贤）等前往新加坡。陈盖贤为主要负责人（以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名义对外），陈永芹、曹超、冯家朝、黄士英等人为骨干。陈盖贤与梁鹏万取得联系，梁鹏万返抵上海后仍与其保持通信联系。陈盖贤等人以育英学校为据点，开办工人夜校，传播马列主义，宣传爱国思想，谴责英国殖民统治，号召工人、市民奋起斗争，解放自己。

1925年7月，中共广东区委派黄昌炜赴抵新加坡，接替陈盖贤主持南洋工作，负责“西校一切事务和发展商业的重大责任”。在此前后，王绰余、许侠夫（许声鹏）、钱有光、许邦鸿等人也从广州、上海等地到达新加坡。抵新之初，黄昌炜通过上海《学生杂志》社杨贤江（党员）与共青团中央保持通信联系。黄昌炜将工作重点放在此前工作薄弱点产业工人方面，首先召集骨干座谈会，听取汇报，分析产业工人状况，尔后走访新加坡各工厂区、商业区、沿海渔业区和市郊华人居住区，掌握具体情况，并与工人群众交朋友，建立深厚感情。各骨干则分赴马来亚的九州府、槟城（槟榔屿）、马六甲和各地橡胶园、矿区，联系工人。黄昌炜利用夜校阵地，一方面常以“工人要解放自己，团结就是力量”为主题，给工人做时事报告，鼓励工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为推翻剥削阶级而斗争，借以提高其阶级觉悟；一方面教工人写白话书信和文章、办墙报和黑板报，星期天则举办文娱晚会，教工人唱歌、跳舞、演说，借以提高其文化水平。经过暗中组织，南洋各地革命工会逐步建立。工人先进分子陆续被吸收为团员，团组织渐次成立。南洋团组织每逢纪念日（如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二七惨案纪念）均努力宣传，吸收新团员。

二、青年团南洋地委的成立

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成立南洋地区青年团的领导机构被提上日程。1926年1月，南洋地区有共青团员52人，团广东区委嘱咐组织地方团委。下旬，区委召集会议，讨论南洋团组织由区委统属还是由团中央直辖。2月中旬，团广东区委派遣的党员潘先甲（潘云波）、黄声渠抵达新加坡，参加南洋团组织工作。随后，潘先甲被派为马六甲负责人，公开身份是马六甲华南小学校长。

2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洋地方委员会（简称“团南洋地委”）在新加坡成立。团南洋地委由团中央直接领导，同时与团广东区委保持密切联系，地委“每有一次的报告及请求”“二方面均同时报告”。黄昌炜担任地委书记（由团广东区委指定），何畏能负责组织（由书记指定），曹俊升负责宣传（由书记指定）。地委下辖5个支部，69名团员。第一支部（新加坡东陵区），团员28人，书记王绰余；第二支部（新加坡小坡区），团员26人，书记陈少霞；第三支部（吉隆坡），团员8人，书记许邦鸿；第四支部（芙蓉埠），团员4人，书记韩汉三；第五支部即海员支部（花旗轮船），团员3人，书记周经谟。支部书记均由团南洋地委指定。

共青团南洋地委书记黄昌炜（1899—1928）

团南洋地委工作以工人工作为主，“十分之九是做工人运动（海员运动在内）”，学生运动“不过十分之一”。地委领导16间工会，工人超过1240人。其中新加坡4间，即中华海员工会（党员曹俊升主持），90余人；普爱工会（黄昌炜主持），210余人；同德工会（黄昌炜主持），150余人；育人工会（何畏能主持），130余人。柔佛有同济工会（间接受地委指挥），50余人。陈厝港有同进工会（何畏能主持），70余人。新野青南道有益群工会（间接受地委指挥），70余人。吉隆坡有南岛工会（许邦鸿主持），110余人。万挠有益侨工会（黄达伍主持），40余人。叻思有育智工会（冯锦群主持），20余人。致和港有益人工会、益生工会（均由韩汉三主持），共150余人。沙叻港有琼崖青年同志会（间接受地委指挥），40余人。芙蓉安早有益善工会（陈兴国主持），50余人。荷属汕尾港有励志工会（李家儒主持），40余人。沙捞越咪哩有共济工会（何万桂主持），20余人。

团南洋地委下辖19所工人夜校，学生超过1180人。其中新加坡有13所，即乐群夜校（教员黄昌炜），130余人；乐育夜校（教员廖文彬、李洞章、黄昌炜），320人；工余夜校（教员曹俊升），30余人；南溟夜校（教员黄昌炜），40余人；智民夜校（教员王绰余，前教员为许侠夫），70余人；华群夜校（教员陈少霞），50余人；育文夜校（教员黄珍田），50余人；育青夜校（教员潘烈辉），40余人；育民夜校（教员王裕光），40余人；育新夜校（教员何畏能、冯振璠），50余人；捕鱼夜校（教员何畏能、冯振璠），10余人；振群夜校，30余人；廖文彬担任教员的某夜校（校名未详），20余人。陈厝港有益华夜校（教员何畏能），30余人。马六甲有侨南夜校（教员王克猷，候补团员），50余人。吉隆坡有平民夜校（教员许邦鸿），100余人。峇株巴辖有慕存夜校（教员黄冠南），50余人。沙捞越咪哩有公民夜校（教员何万桂），30余人。荷属汕尾港有侨南夜校（教员李家儒），40余人。团地委重视对工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员“充当工人学校教席者，每一小时至少要抽出十分钟宣传共产主义的教育”。

团地委还在前期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的基础上，直接影响和掌握部分国民党组织，计有：新加坡第三分部，黄昌炜主持；吉隆坡支部（管辖15个区分部），许邦鸿主持；芙蓉安早区分部，陈兴国主持。

为便于开展公开工作，南洋团组织发起组织南洋星洲华侨各公团联合会。联合会的成立源于日本出兵中国东北。1925年12月，日本出兵东北，干涉郭松龄倒奉。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出告全国民众书，全国各地各阶层纷起抗争，要求日军退出中国。南洋团组织以“南洋星洲华侨各公团反抗日本出兵南满联合会”的名义，联络新加坡华侨各公团声援国内同胞，获得众多“被压迫工人之公团”的支持。后因“反日空气”日趋和缓，联合会更名为“南洋星洲华侨各公团外交后援联合会”，又因“名义过狭”，再易名为“南洋星洲华侨各公团联合会”，“以图有广义之组织，而为广义之爱国救国运动”。1926年2月中旬，团南洋地委召集各公团代表联席会议，正式成立各公团联合会，并发表宣言及各项电文。联合会以“唤醒民众，从事民族解放运动”为宗旨，下辖70多个团体，10200多名会员。会中重要职务大半由党、团员担任。联合会要求北京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保护该会，要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通令各商店抵制日货。但是该总领事“不但无丝毫保护，反以危言恫吓”。资本家把持的中华总商会不仅置之不理，反而认为要求是“不合法之举”。各公团联合会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马来亚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因而加紧监视和镇压。

2月28日，各公团联合会在新加坡智民夜校召开纪念孙总理暨反日出兵筹备会，殖民当局派出30多名警察搜查学校，黄昌炜、何畏能、张谷兰等42人全部被捕。乐群夜校、乐育夜校、南溟夜校、育新夜校等也被搜查，被抄去一批文件、书籍。此次搜捕事件中50多人被拘禁，多所夜校被解散。各团体异常愤激，奔走呼号，但新加坡总领事置之不理，中华总商会噤若寒蝉，殖民当局“备极蛮横”，禁止各报登载相关消息，致使交涉“皆无效果”。后联合会致函省港罢工委员会报告情况，又派钱有光为代表回广州请求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其后，黄昌炜、何畏能等被驱逐出境，廖文彬、李洞章、陈少霞、冯振璠、王裕光、黄珍田等50多人被判处18个月、10个月、4个月不等的苦工监。5月20日左右，入狱者被狱警重殴，何昌林（夜校学生）因伤过重殒命，李洞章、廖文彬重伤吐血，梁日锦伤势极重转到广州后身亡。

搜捕事件发生后，团南洋地委工作骨干严重不足，只得一方面将潘先甲调到新加坡，加强团地委领导力量，并由其负责地委、各公团联合会、南洋总工会、国民党组织、工人夜校等工作；另一方面多次向团中央和团广东区委报告，请求团广东区委派人到新加坡主持团南洋地委工作。4月3日，团广东区委建议团中央派上海大学许侠夫到南洋主持工作，但许侠夫没有成行。

尽管团南洋地委力量相对薄弱，但党、团员不惧困难努力工作，因而成效明显。5月15日，团南洋地委召集各革命工会会议，成立南洋总工会。总工会下辖29间工会，在新加坡设立总部，在广州设立驻粤办事处。南洋总工会是南洋革命工会最高领导机关。同时团组织也得到较大发展，到6月，“南洋半岛几至普遍，支部有十四个，特别区域有六个地方”，团员有125人。另在新加坡及各埠新成立10多个团体（工会、夜校），使团南洋地委领导下的新旧团体达到50多个。但仅有十五六个兼任工人夜校教员的党、团员维持这些团体，工作力量明显不足。

6月中旬，团广东区委克服自身干部不足的困难，派遣周泽煊、曾觉然、郑庭杏3人奔赴新加坡。中共广东区委和团广东区委还联合指定周泽煊为南洋党的书记，“负责将南洋两校分化清楚”。但由于某些原因（很可能是遭到英国殖民当局搜查逮捕），周泽煊3人并未与团南洋地委接上关系。此后中共广东区委并未放弃，仍继续派遣干部。

南洋华侨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设在广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的重视。7月23日，在委员长苏兆征的主持下，全总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主题之一便是派人赴南洋组织工人问题，但讨论没有结果。

三、中共南洋临委的成立

1926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何炎之、叶博真、廖独航到新加坡加强领导力量，成立中共南洋临委。临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洋的最高领导机关。何炎之任委员长，廖独航负责组织，叶博真负责宣传，潘先甲负责青年和工人工作并担任南洋总工会委员长，后来张玉阶、詹行祥也担任负责人。中共南洋临委成立后，即把党、团组织分开，规定23岁以上的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22岁以下的仍为共青团员，并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洋临时委员会（简称“团南洋临委”），由潘先甲担任委员长。凡有党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团组织。中共南洋临委继续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据英国殖民当局情报，1927年新加坡21个国民党分部中，国民党左派掌握16个，其他5个则由商人与社团领袖控制。

1927年3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中共南洋临委发动数千人在新加坡快活谷集会，组织演说，散发反殖与反帝传单标语，并高喊反英反帝口号游行示威。因队伍太长，阻碍交通，电车不能通行。游行队伍到达新加坡大坡区牛车水时，和英警发生冲突，英警开枪镇压，死6人伤14人，酿成南洋“三一二惨案”（又称“星洲惨案”）。这一惨案在新马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中共南洋临委组织领导华侨抵制英资新加坡电车公司长达几个月，抵制活动增强了华侨的政治意识，引发了对遇难者的广泛同情。就连殖民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惨案及电车抵制活动促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在马来亚各地（特别是北柔佛、马六甲和芙蓉）组织工会。

惨案发生后，为抗议殖民当局杀害群众的暴行，中共南洋临委发动罢工、罢课、罢市。殖民当局认定“三罢”事件由潘先甲组织而下令通缉。为避开追缉，潘先甲于5月奉派回国，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后，国内形势异常严峻，潘先甲被迫于9月秘密返回新加坡。1928年1月，潘先甲被逮捕，由于其否认自己是潘先甲，殖民当局在搜不出证据的情况下只好将其先监禁半年再驱逐出境。

中共南洋临委成立后隶属关系几经变化。临委成立初期隶属于中共广东区委。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等地党的工作。10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南方局，中共南洋临委改由中央直接领导。1928年9月10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听取恽代英关于中共六大及中央对广东工作批评的报告。会议认为，南洋党务的发展在地理上与广东关系十分密切。南方局被撤销后，中共南洋临委（相当于省委建制）由中央直辖。但因相距遥远，中央实际不能很好顾及，广东省委又不好过问。于是，省委决定请求中央将南洋党务划归广东省委管理。1929年春，中央决定“南洋归广东指挥”，同年夏中共南洋临委改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30年4月中共南洋临委结束。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前，中共南洋临委有800名党员，其中工人744人，知识分子48人，其他8人。临委由13名执行委员组成，其中工人8人，知识分子5人。后临委领导机关及辖下党组织屡遭英国殖民当局破坏，至11月，临委所属工人党员仅剩400人。同年夏至1930年春，中共南洋临委负责人情况为：书记，詹行祥、徐天柄（1929年受中央派遣到南洋，化名吴青）；组织部部长，林庆聪；宣传部部长，李六如（1928年冬抵新加坡，1929年3月14日被捕，出狱后转往香港）、傅大庆；工运书记，黄幕函（黄默涵，被捕后于1929年10月被驱逐出境）。黎光远、谭耀泰等人也是临委负责人。

中共南洋临委书记徐天柄（1890一1930）

直辖于临委的各地党组织有新加坡大坡区委、新加坡小坡区委、柔佛地委、马六甲地委、槟榔屿地委、雪兰莪地委、森美兰地委、丁加奴区委、吉兰丹区委、吉隆坡区委，还有中共暹罗特委（1928年7月前成立）、中共荷属东印度巨港特支（1929年春成立）等。各地委、区委、特支之下为支部、小组。中共缅甸地委（1929年11月成立）也接受中共南洋临委的领导。

各领导机关由3～6人组成委员会，各委员分工基本是书记、组织、宣传，有的还设立工人、青年、妇女运动委员。因为是秘密工作，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大多由上级领导机关指定。各地委、区委、特支给临委的请示报告和信件或由内部交通递送，或密写后邮寄。密写件由临委秘书用药水洗出，抄清后送临委负责人阅看。

中共南洋临委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宣传部创办《南洋工人报》（油印的对开报），开始每期只出几百份，后来增加到2000份。有中文版，还有英文版。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该报结合实际，说明工人的苦难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工人阶级要解放，必须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当家做主人，才能最终摆脱贫穷和不再受人奴役。这种宣传教育工人易于理解和接受，所以报纸受到工人的欢迎，得到工人的真心拥护。党、团员和革命工会会员从报纸上学习马列主义真理，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坚定了革命意志。

临委的工作严格党员组织生活。党员均须参加组织生活，大多数支部或小组每两周开一次会，只有极少数是一两个月一次。会议内容：1.讨论政治形势、斗争策略以及马列主义理论问题，如：中国大革命为什么失败？有何教训？国民党为什么背叛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是什么？2.讨论发展党员工作，重点放在产业工人方面。3.讨论建立和发展革命群众组织。4.交纳党费。5.动员文化水平低的党员进工人夜校学习。6.讨论如何对华侨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临委的工作经费紧张，经费主要来自党费。临委规定，每名党员按工资收入的20%交纳党费。党费大部分用于宣传教育工作；一部分用于支付临委领导机关房租；一小部分作为领导机关干部生活费。由于经费困难，干部每月只有3元生活费（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五分之一），临委负责人也不例外。这3元钱仅能维持最低标准的伙食，每天吃两餐最简单的饭菜，没有油没有肉，更没有零用钱。穿的、用的只有靠各自的亲友接济。

中共南洋临委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有团南洋临委、南洋总工会、南洋反帝大同盟和南洋妇女协会。这些革命团体均为秘密组织，新成员由老成员介绍后个别吸收。各团体有自己的领导机构，成员均须缴纳团费或会费。团员、会员的组织生活严格，团和工会组织尤为严密。大多数党、团员都参加工会，在其中起核心作用。

——团南洋临委。1927年8月，中共南洋临委在新加坡召开全南洋党团代表大会，在马来亚某地慕存学校以庶务工作作掩护的何浚出席会议并当选为临委委员。1928年6月，因慕存学校被殖民当局封闭、当地党组织被破坏，何浚留在新加坡，先在小坡区担任团南洋临委巡视员，后被选为团南洋临委常委，担任组织部部长、书记等职。同年8月，祝菊芬（党员）经中共广东省委安排，由香港转至新加坡，至1930年4月先后担任团新加坡小坡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团新加坡大坡区委书记等职务。

1928年6月，团南洋临委（含暹罗、荷属东印度）下辖738名团员，其中新加坡428人，槟榔屿35人，马六甲102人，吉隆坡30人，柔佛84人，暹罗45人，荷属东印度14人。1929年2月，团南洋临委（含暹罗、荷属东印度）有75个支部，其中树胶19个，小贩2个，木厂2个，手工业3个，学校3个，店员6个，机器2个，街坊18个，印务1个，海员2个，洋务（西崽）17个。

1929年2月，团南洋临委派出常委2人到柔佛、峇株巴辖、麻坡、芙蓉、马六甲、吉隆坡、槟城等地巡视指导工作，但因时间短促，成效不大。团南洋临委在新加坡各区区委开会时均派员参加，并曾在广州起义纪念会前召集各区联席会议讨论纪念工作。暹罗和荷属东印度则因经费缺乏没有巡视（荷属东印度入口税需百元）。同月26至28日，团南洋临委召开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详细讨论团五大决议案，讨论如何在南洋贯彻团中央最新的组织路线、宣传路线等，并部署相关工作。团南洋临委及各团委均设经济斗争委员会，临委经委由5人组成，各团委经委由3人组成。南洋各级团组织负责人80%是工人，20%是知识分子。

——南洋总工会（简称南总）。南总辖下会员5000余人（多为琼籍），遍布于各埠，其中以树胶工人、洋务工人（西崽）、海员、木厂工人为多。南总出版《工人先锋》。但因失业日多及白色恐怖严重，缺乏训练，南总及属下工会屡遭殖民当局破坏，会员有减少的迹象。1929年初，南总领导机关被破坏，负责人均遭逮捕，以致一度无人负责，“许多工友以为没有南总了”。2月，中共南洋临委收到中共六大决议案，即召开全体执行委员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大会所决定的策略与各种工作方针。会后，中共南洋临委开始整顿南总。同年5月，符荣鼎（党员）因海南白色恐怖严重从文昌潜赴新马。其到新加坡后，经临委书记徐天柄审查和认可，接上组织关系，并被编入牙笼黄梨工人宿舍党支部。不久，符荣鼎奉派担任南总秘书，并负责南总机关报《劳动报》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南洋反帝大同盟。南洋反帝大同盟成立于1928年，政治条件要求稍低，主要在城市建立，旨在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华侨。1929年，福建籍革命青年洪雪邨（洪雪村）赴抵新加坡，后任南洋反帝大同盟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洪雪邨加入马来亚共产党。

——南洋妇女协会。协会主要任务是团结、教育华侨女工及华侨家属。协会会员不少是女工，尤以服务行业女工为多。中共南洋临委设立妇女部专责妇女工作，主要由许惠清负责，谢琼香（谢飞）短时间做过此项工作。

四、中共南洋临委的结束

中共南洋临委的结束，是在共产国际加快推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1928年7至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列为重要议题，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决议指出，“幅员辽阔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已变成了无法扑灭的革命群众运动的策源地”；并把“建立和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消除在客观革命形势和主观因素薄弱之间的极不相称的状态”作为共产国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与此相关，大会另外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2条载明：“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定名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支部。”

其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导下，积极转变南洋革命的思想和策略。192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在总结南洋工作时指出：南洋党部成立将近三年，党员数量已有很大的发展。现在必须纠正“在南洋'做中国革命’”的观念，要在广大群众中宣传“在南洋的中国人要得到解放，必须是南洋革命成功，所以我们要回转头来做南洋的革命运动”。这是南洋革命走上正轨，南洋党的路线走向正确的根本出发点。

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南洋临委的信即《“南洋的革命运动及我们的党在南洋的策略”决议案（草案）》。草案分析了南洋的政治状况，说明了南洋革命的动力性质及任务；认为南洋的革命运动应当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南洋的势力，建立南洋的共和国。客观上是争取南洋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所以南洋革命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草案提出了南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政纲。草案还指出，应当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由第三国际直接指导的南洋党做好准备。

5月26日，团中央根据草案精神致信团南洋临委。团中央认为，南洋的革命任务是民族解放运动，团的任务是领导南洋各民族青年工人及一般劳苦青年群众参加南洋民族解放运动。根据草案精神，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是南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组织，不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部分。依照少共国际的组织路线，南洋团组织应该在少共国际直接指导之下，与中国团组织是兄弟团的关系。过去南洋团的组织属于中国团领导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团与少共国际未解决以前，南洋团仍应保持现在与中国团的关系。但南洋团必须准备联合并发展各民族团的组织，形成总的组织。

1930年春，时机已趋成熟，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成立直接受其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并派阮爱国（胡志明）到新加坡向中共南洋临委传达指示，主持马共成立事宜。4月28日至30日，马来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马来亚柔佛居銮火车站附近某胶园工人宿舍召开，宣告成立马来亚共产党。原中共南洋临委负责人出席大会，暹罗共产党临时委员会负责人伍治之、中共缅甸地委书记林环岛等人参加大会，中共缅甸地委宣传委员汤道耕（艾芜）则于赴会途中在槟榔屿因检疫被扣留一星期而错过会期。大会判定马来亚是资本主义化农业社会，通过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选举产生马共中央委员会，黎光远任书记，徐天柄任组织部部长，傅大庆任宣传部部长。中共南洋临委完成了历史使命。

5月1日，南洋职工代表大会在同一胶园中开幕，胡志明发表讲话。会上成立马来亚总工会，符荣鼎担任马来亚总工会秘书。会后，原南总机关报《劳动报》改为《马来工人报》，由符荣鼎兼任编辑，照旧出版发行。不久，马来亚共青团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马来亚共青团，祝菊芬当选团中央监委书记。

五、结语

中共南洋临委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海外成立的省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组成部分。考察其历史，可以发现南洋临委及其活动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对新马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它开启了新马共产主义运动，唤醒了殖民地人民；它团结、教育、组织华侨工人、学生等开展革命斗争，为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它在几年的艰辛奋斗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为马共开展革命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二是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它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配合了同时期的国内革命斗争，共同促进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它促使南洋华侨特别是华侨工人、学生更加关注祖国的命运，提高其民族意识，推动其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它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为国内革命斗争输送了大批党员干部（以庄田为代表）和革命群众，有不少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的党员干部回到国内继续革命。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把中共南洋临委及其活动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南洋华侨开展革命斗争的先声或第一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第二阶段，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民主运动为第三阶段）。从这一点来说，中共南洋临委及其历史应该受到国内党史学界的重视，并作出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李德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广东联络部一级调研员］

文章来自《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4年第1期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