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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我在湘西收税经常遇到土匪恐吓——红税工税史小课堂

 红税工 2024-04-30 发布于山西

我是湖南省浏阳人,1931年9月出生。1950年3月由长沙市来到湘西,分配到保靖县工作,直到1992年2月退休,我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了43个春秋,没有离开这片热土,可以说,保靖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949年8月5日,湖南省城长沙市和平解放,9月市内学校陆续开学。其时,解放战争正向大西南推进,湘西、湘南地区解放。为了新区接管建政的需要,“西南服务团”各类训练班和专业学校开始向社会招募人员,长沙市掀起了参军、参干热。不少青年学子、社会人士离别家乡,走出校园,投笔从戎,投笔从政,为新中国建设施展才华,贡献青春。

我时年18岁,正在湖南省私立广益中学高中三年一期读书,革命的洪流驱使我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活,走进了社会。

1949年9月,湖南省税务人员训练班招生,我报名参加了考试,被录取后于同年11月初进入训练班学习,接受革命教育。训练班的 150多名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年龄不一,资历不同,但进班后都是普通学员。从入班到结业,4个半月时间,大家学习了《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学》等社会科学,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为人民服务》等政治理论文章;还学习了工商税收基本知识和税务征管制度。

1950年3月1日,经时任三队政治辅导员许明馨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的前身)。

经过自我总结、集体鉴定、小组评比、大会表彰、结业考试、工作分配,训练班的学员去了湘西、湘南,我也走上了去湘西之路。

湘西,古称“蛮夷之地”。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山多田少,水旱为害。解放前,由于战乱频繁,土匪为患,加上高山阻隔,交通闭塞,经济凋零,人民难以聊生。解放后,人民获得了新生,但政权新建,匪患未平。不甘心失败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和剥削阶级分子,亡我之心不死,企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新生政权受到威胁,经济恢复难以进行,人民仍不能安居乐业。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已进驻湘西剿匪,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但受到重创的土匪,改头换面,分散隐蔽,出没山林,拦路抢劫,枪杀无辜,给人民生命财产构成了危险。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按期走上新的岗位,我们去湘西工作的66名学员,带着领导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于1950年3月12日,乘军车从长沙出发,当晚宿常德,翌日住沅陵官庄,第三天抵达湘西行政公署住地沅陵县城。

休整5天后,再分配到行署下属的沅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工作。包括我在内去永顺专区的29 人,由专署来人带领,在解放军护送下,于1950年3月20日启程,当晚住所里(时属乾城县,即今吉首市),次日往永绥县城(1953年7月改名花垣)。当时永顺专员公署设在保靖县城,由永绥去保靖不通汽车,我们只好改乘木船。当时的永顺专区辖大庸(即今张家界市)、双植、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6个县。在永顺专区税务局未组建前,由专署财粮科下属的税务组总揽全区税政。抵达保靖后,我们一行于1950年3月25日到税务局报到,我被分配在税务组,走上了税务岗位,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我初来湘西,一切都很陌生,业务知识缺乏,还得从头学起。在税务组工作的头两个月,大多数时间在办公室看文件、学税法、听报告,很少接触实际。期间由于不小心,我玩枪走火,幸未伤及人命,我因此受到了批评,接受了教训,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了。

1950年4月27日,永顺专区税务局在保靖成立,同年6月,随地委、专署移驻永顺,我被调到保靖县税务局工作。1952年8月1日,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区,永顺专区撤销,原来的6个县加上由沅陵专区划过来的吉首、沪溪、凤凰、花垣共10个县,归属湘西苗族自治区管辖,同年8月,湘西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税务局挂牌办公。

保靖,地处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脉中段,是湖南西部的边陲小县。1949年11月7日和平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税务局于1949年11月11日和12月17日相继挂牌。由驻军派来的孟宪瑞连长任县税务局首任局长。局址起初设在县城西门口福音堂内,不久移至玉皇阁,后因玉皇阁建火力发电厂,又于1950年底迁至福建庙(即县人民检察院现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期)。

开始,局机关仅设总务、税政两股。税政股下设内勤、外勤两个组和南门口、河码头两个税务检查站,负责县城迁陵镇地区的工商税收征管。农村虽按行政区划设置了4个税务所,但由于匪患猖獗,政令难行,税款难收,加上人员不足,留用的旧税务人员恶习未改,贪污勒索,鱼肉人民,税务所名存实亡,不久自行消失。1950年,实际上只在县城收税,农村鞭长莫及,无人收税。

初进保靖税务局,人生地不熟,社会知识不足,工作方法欠缺。在领导的教育、同志们亲密无间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下,工作很快适应,生活也习惯了。起先,我在外勤组工作,上街流动执勤,征收管理,缉私查税,调查研究样样俱全。不久,到南门口检查站工作,天天和进出县城的商人打交道,验票盖章,查证放行。当时,私商小贩云集县城,商品交易繁杂,货物进出频繁,走私与反走私,偷税与反偷税,不正当贸易和非法经营比比皆是,情况复杂,斗争激烈。站里只有我一个人,查货验证,开票收税,整天忙不停,很少有时间休息,有时还要受到土匪的威胁、恐吓。有一次,土匪还把人头悬挂在南门口城墙上示众。

由于是新建机构,住房矮小狭窄,办公住宿十分拥挤。我们县机关办公每个股(室)一间,个人住房是已结婚的分一小间,单身男、女各分一间房,几个人挤在一张通堂大床上,住房不够,就只好去办公室打地铺,白天办公,晚上睡觉,点的是煤油灯。在艰苦的环境里,大多数税务人员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有少数人胆小、怕艰苦、怕斗争、怕丧命,生命重于事业,为人民服务思想淡薄,留恋城市生活,不愿留在贫困山区,虽然局里党团组织对这些人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但仍有10名税务人员在1950年秋天离开了革命队伍,走上了回家路,当了革命的逃兵。

后来,由于县委、政府和税务局党委组织加强了思想教育,采取了断然措施,离队风才没有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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