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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时中”是中庸思想重要的构成要素。就其内在逻辑而言，“时中”甚至可以说是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只有真正理解把握和实践了“时中”，才能真正实现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本文就力图借助于对“时”“中”概念的简单梳理，继而对《中庸》第二章的文本进行解释和阐发。同时建立在中庸思想作为儒家的普遍方法论的问题意识上，对“时中”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
在《中庸》第二章中，作者援引了孔子的一段话：“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所忌惮也。”[1]在阐发中庸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了对于“时中”概念的一种重视。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来说，这体现出儒家中庸观点在灵活性上更为普遍和深刻的一种意义。简单地来说，“时中”指的是在“过”与“不及”中间的这一个合适的“中点”是随着时间等条件在不断转移和变化的。而要做到“中庸”，就必须随着客观事物的随时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时中”。 要具体的理解这一段话，就必然离不开对于中庸思想的基础性认识。 中庸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更多时候扮演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角色。如朱子所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2]简单地说，中庸就是防止于事物中据其两极，从而失守“中道”，破坏了事物的平衡。我们可以从《论语》中就可以看出儒家对于中庸观点的基本认识：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在对待事物的基本原理上，孔子很明确地表示“过”和“不及”都是不可取的。极端的情况是为孔子所明确反对的。即使连“质”和“文”走向极端，也是不可取的。那么孔子，或者说儒家提倡的普遍方法论到底是什么呢？同样是关于“质”和“文”的问题，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 对于一个君子来说，礼仪形式和内在修养都不可偏废，就好像儒家对于“直而无礼”的阐释一样，一个人的思想或者行为，哪怕是“普遍的善”的，也不能有所偏颇。只有合乎“中道”，才能符合“礼”，不失“道”，也才能拥有孔子所赞美和提倡的“中庸之德”。 但是，就儒家中庸思想的方法论层面来说，仅仅“尚中”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时中”，“尚中”是中庸思想逻辑发端，而中庸思想的具体落实，却还离不开日常行用时的“时中”。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3)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 在客观条件（对象、时间和具体方式）不同的情况下，对于孝的认识是不同的，行孝的方法也不一样。而能够把握这种“客观条件”，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就是“时中”一种具体体现。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是明确反对极端，排斥教条的。
（君子是儒家文化中的理想人格） “时”的观念由来已久，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孔子也反复明确强调了“时”的重要性：孔子说到“时然后言”（《宪问》），要“使民以时”（《学而》）……在孔子及其后世[3]的儒家学者看来，“君子务时”，“时”是行为处事的一种必然要求。就“时”的本体而言，它是强调行为处事的具体的、恰当的“时机”，而自孔子肇始，“尚中”“务时”在儒家的中庸体系内得到有机的结合之后，“时”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意义：“时”不再仅仅是时间层面上线性关系中的“某个点”，而是立体的现实世界在客观流变中的“那个点”。“时中”也随即成为中庸乃至整个儒家方法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同样地，在中庸的方法论要求上，也要“毋必毋固”（《子罕》），无可无不可。 “时中”是“时”和“中”的一种有机的结合：“尚中”是普遍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务时”则是在现实世界中恪守中道的一种基本要求，一个人要恪守中庸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能做到两种者合，能够“时中”。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我们就可以对《中庸》中的这段话进行一个简单的系统认识了。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首先，君子[4]是有君子之德的，这里的“君子之德”是一种具体的“中庸之德”：无所偏废，允执厥中。这种德建立在对“礼”的一种遵循上[5]，社会动荡，诸侯征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失去了礼乐的规制，僭越礼仪而又不能尽仁义。而重建秩序的重要一步，就是重新把人和社会引导回“中庸之道”上面来——遵循礼制、恪守道义。作为现实社会中的重要人格（圣人、贤人、君子、小人）之一，儒家所提倡和重视的君子，必然拥有和恪守这种中庸之德，所以“君子中庸”。而“反中庸”的小人，在实际的为人处世中，就无法做到“合乎中道”了。对于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平常之理”，君子是“能体之”，小人则不这样，小则有所偏失，大则丧乱倾国。其次，就主观动机而言，君子对于中庸的“能之”和“体之”首先是一种能力，其次是一种态度。君子必然身体力行中庸之道并推行之，而小人就可能“反是之”，“八佾舞于庭”就是这样一种体现，所以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有了之前的诸多梳理，“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就更加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了。君子能够恪守中庸之道，是因为他们是君子，拥有君子之德，能够克己复礼，行仁行义，同时，他们能够做到“时中”：君子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中，具体、灵活地给予事物对应的认识，但是至始至终又能够恪守不偏不倚之道，做事无所偏废，不致极端，即“随时以处中”。 那么作为君子对比的对象，“小人之中庸[6]也，小人而无所忌惮也”也就可以在此意义上得到解释。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君子之德，贪利好欲，贼人相侵；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无所忌惮。而无所忌惮的对象是什么呢？如前文中所说的，首先是小人对于礼的“无所忌惮”，君子能知礼而行之，小人则不能，一来是“不能之”，一来是“不体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中庸章句》），小人不知这种“随时而处中”的君子之道，所以“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中庸章句》）。 “尚中”是中庸思想的发端，而“时中”是中庸思想的内在本质[7]，也是其具体形成。经由对于“时中”概念起源和具体落实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对儒家中庸文化有一个澄清。面对当下将“中庸思想”作为折衷主义的误读，此番说明是极有必要的。中庸不是不作为，“不得罪”，而是处事不极端，不违背“中道”。长期以来，儒家以教条的形象被人们所误会，延续日久。我们经由对儒家中庸思想，尤其是“时中”这一中庸思想内在本质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力图去减轻甚至消除这一误会。这是就其本体而言。而从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上来说，中庸“随时而处中”的思想观念，对于人们精神境界和实际行动的指导意义都是很可贵的。面对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传统的道德观念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颠覆，人类和人类社会该何去何从？“随时而处中”无疑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人要如何在恪守价值和前提的基础上灵活和具体地去处理人情世事，去践行道义，实现真正的“善”和“美”，先贤们探索了很久，而后世的人们，同样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2015 3.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古代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古代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 6. 杨庆中.论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J].齐鲁学刊.2004（01） 7. 黄寅.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3) [1] 本文中援引的原文，皆出自《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为避免重复，后文中的引用只标注页码。 [2] 《四书章句集注》P19。 [3] 在《梁惠王上》中，孟子提到“勿夺其时”；《荣辱》篇中，荀子提到“举措时“；至于后世更多，如此等等不加枚举。 [4] 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实际所指，在儒家典籍的实际语境中常有不同所指。据原文（并未就社会地位进行相关的说明阐发）和朱子的评注（“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来看，至少在四书体系中，此处的君子和小人多是指道德意义上的。故而此处以道德意义层面为君子和小人取义。 [5] 中庸所提倡的不偏不倚，就其肇始而言，与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参见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史》和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6]《中庸章句》中记载：“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从汉语言文学的角度来看，原本记载亦不有损整个问题的理解，故于此不加以赘述。 [7] 推荐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阅读人民大学杨庆中的《论孔子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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