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吕叔湘给冯牧改文章，3700字修改90余处

杨柳依依bnachr 2024-05-01 发布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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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当代写作教学的两个“系统”

对黄平创意写作文章的一点回应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刊于《当代文坛》2024年第3期。

再换一个角度看，假设刘绍棠当初没有退学，是否就一定窒息了他的创作才能？格非、李洱、毛尖、宋琳们不是完整读完中文系或外文系课程，一开始就进创意写作班，在写作上是否就一定比现在更优秀？

黄平《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一文，梳理了创意写作的国外和国内的传统、现状，读后获益良多。因为我60年代曾在北大中文系当过写作课教师，下面以我的经历，对黄平的国内历史传统部分做一点补充。因为没有进一步查找资料，做必要的调查，这里谈到的事情可能不很全面、准确。

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右）

第一，关于“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目前引述最多的是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说法，其实在当时高校中文系是普遍观点，只因为杨晦在不同场合申明强调，给人印象深刻。黄平说，30年代在大学里就有过争议，罗常培先生就有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主张。杨晦不仅对55级新生说这一点，我56年入学时也听到他的这个告诫。当年报考中文系的学生，有不少是做着作家、诗人梦的。罗常培说作家要从生活中来的理念，在“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当代得到“真理性”的强调。这应该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最主要的依据。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当时不便明示的观念，就是文学写作的才能、天赋、灵感问题。当代的人民文艺提倡工农兵进入（“十七年”）、占领（“文革”）文艺领域，文学创作的神秘性正是要破除的障碍。1959年夏天，天津的吴雁（王昌定）针对58年人人写诗，人人都是诗人的狂热，在《新港》杂志发表《创作，需要才能》一文，遭到全国性的声讨。不过，在五六十年代，我接触到的中文系教师中，创作才能、神秘性的观念相当普遍。他们的看法是，大学、中文系毫无疑问可以“出”作家，但无法以“培养”作家作为目标。当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小说家吴组缃、诗人林庚，大体上也持这样的看法。

《新港》1959年第7期封面

第二，当代“写作课”开设的情况。黄平的文章说，1949年之后，“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成为主流观念，但是，写作课却受到“格外的重视”，他说，这与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改革高校课程的决定有关。当时规定写作课是文法等专业的必修课，内容包含散文报道、文艺、理论文、应用文四个方面。黄平并举了北大中文系为例，说50年代北大中文系从大一到大四的写作必修课，分别由章廷谦（大一）、冯文炳（大二）、游国恩（大三）、魏建功（大四）讲授。黄平说的和事实可能有点出入，可以做补充、改正。一个是这个时候的写作课，内容已经扩充，不限于文学写作，也包括理论文、应用文等实用文体。章廷谦（川岛）是散文家，冯文炳（废名）是小说家、诗人，讲文学写作是当然的，但游国恩、魏建功是语言文献、文学史家，他们不会讲授诗和小说的创作。第二，这只是50年代初的情况，据我所知，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到50年代末，北大中文系再没有写作的课程。1954年，知名青年作家刘绍棠被团中央选派，进北大中文系深造，重点培养，当时中文系专业课主要是语言学理论、古代与现代汉语，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刘绍棠读了一年，认为这无助于他创作的提升，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便申请退学。1957年他的短篇小说《西苑草》，就以讥讽的语调，对北大中文系教学体系、课程设置表示失望。北大写作课的重新开设，要迟至1960年。学校当局认为，有不少大学生没有能达到一定的语文水平，写不好文章，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做到文通字顺，提高表达的规范性、准确性。便决定在中文系和文科各系开设写作课，教学任务由中文系承担。中文系学习两年，其他文科系一年。本来也想在理科系铺开，由于缺乏师资没有实现。

第三，可以看到，1960年北大恢复的写作课，目的和课程内容，与40年代西南联大，清华、北大的“大学国文”、“现代文写作”等课程，性质有很大不同；绝对地说，也可以看作不同的“系统”。一个是以文学鉴赏和创作（诗歌、小说、散文通讯、文学批评）为核心的写作教学。在当代，这一“系统”的教学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围绕文学写作进行课程和教学环节设置，二是招收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写作经验的学员。丁玲1951年主持，仿照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中央文学研究所（1953年改为文学讲习所），“文革”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徐怀中任主任的时期，不包括后来向传统中文系方向转移的阶段），以及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都是这一性质。1970到1976年大学中文系招收工农兵学员，教学设置也接近这一系统。以北大中文系为例，当时的课程安排和教学程序，均以实践性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为中心。谢冕先生曾带领创作班的学生到京郊门头沟农村，云南西双版纳“深入生活”，写诗、散文和小说。长篇政治诗《理想之歌》，就是这个时期的产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还出版了工农兵学员的短篇小说集。我从1972年到76年，也被系里派遣，与学生一起到北京门头沟煤矿、东方红炼油厂（后来的燕山石化公司）、重型机械厂，以及地震后的唐山“开门办学”：参加劳动，访问先进人物，写作通讯报导、诗和小说。每次短的几个月，通常是半年。在重型机械厂，认识了才华横溢的厂工人写作组组长孟克勤（李陀），请他给工农兵学员介绍工厂情况，传授工人写作的经验。当时，《北京文艺》（1972年复刊后一度改名《北京新文艺》）一位著名编辑在厂里辅导工人写作组。对当年盛行的以抽象观念出发来设计人物、情节、场景的写作方法，我谈了我的困惑。他说，我们过去受的文学教育有许多是错的，应该调整和改变。

当代写作教学的另一系统，就是前面说到的普通高校的写作课。这个“系统”可以理解为中学语文教学的延伸和深化：通过阅读和写作，在语言文字表达、语法修辞上匡谬正误，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和改正的方法。北大1960年到66年的写作课就是这样。中文系的写作教学组教师一个时间多达18人（被戏称为十八罗汉），却从未成立过教研室，它只是汉语教研室下面的小组，教研室副主任朱德熙教授担任指导教师。课程主要是三个部分：读（阅读、分析典范性文章）、写（学生每个学期需提交五篇习作），评（教师对习作的批改和课堂上做点评）。虽然也是“各体文写作”，但不是诗、小说的“各体”，而是记叙文、论说文、说明文的“各体”。因此，教学的“范文”和学生写作，规定不含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讲解和评点大体也集中在词语、篇章结构、逻辑修辞等方面。不过，因为教师部分来自文学专业，也会在范文选取和分析评点中，加入更多的文学元素，征引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朱德熙先生是现代汉语语法和古文字的专家，但他文学素养极高，语言敏感更是杰出，他做了多次的示范性讲课：既讲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鲁迅的《二丑艺术》，也讲朱自清《欧游杂记》，赵树理《传家宝》，还有他的西南联大同学汪曾祺的《羊舍一夕》。他不大关心什么主题思想，侧重点是词语、句式等修辞的方面。但也不是零敲碎打，词语、句式的意涵、色彩、质地的细微的辨析，总能放置在文章整体的结构上衡量。

汪曾祺：《羊舍一夕：汪曾祺别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

这一以语文学作为核心的写作教学，五六十年代主导观念和具体方法，主要来自叶圣陶、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等汉语和语文学家。叶圣陶先生是新文学家，以《倪焕之》驰名，30年代之后专研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理论和实践。50年代初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他在30年代（与夏丏尊先生）和50年代初，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称为 “语文”。40年代，他认为语文（那时称为“国文”）教学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涵义和文学不同，它更广泛，是对人一生的阅读和写作习惯的培养和训练，因此不能专讲文学，而应该有非文学的更大的范围。这一理念对当代语文、写作教学影响极大。

另一个影响当代写作、语文教学的重要事件是，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以实践为中心的《语法修辞讲话》，从6月6日到12月15日，每周两次。这在全国掀起“以提高全民族的语文素养”为目标的重视汉语运用规范和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6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写作教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上开展。除了朱德熙先生指导外，也请叶圣陶、张志公（《语文学习》主编）到北大与写作教学组教师座谈，让写作课教师参加中华函授学校的活动。中华函授学校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62年主办，面对中小学语文教师和机关厂矿干部。函授学校的教学安排是：在北京定期举办语文学习讲座（开始在长安大戏院，因无法容纳更多听讲者，后改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出版《语文学习讲座》的刊物（内部发行，供学员阅读，到1965年共出版38辑）；从文字表达的角度评点文章（包括报刊文章和学员习作）。从62年到65年，讲座和在这个刊物发表文章的作家、语文学家有四十多人：叶圣陶、吕叔湘、冯钟芸、冰心、王力、老舍、王瑶、楼适夷、陈白尘、赵树理、朱德熙、吴组缃、赵朴初、向锦江、周振甫、林焘、徐仲华、隋树森……我和北大写作组教师多次去听讲，写作组也订阅《语文学习讲座》。这些活动的宗旨和方法，与当时北大的写作教学是一个路子。

《语文学习讲座》1963年第11辑封面

第四，以提高语文素养和一般文章写作能力为主的函授学校的教学，也透露了两个写作教学“系统”之间的关系。讲课的不限于语文学家，也请了不少著名作家。冰心、老舍、吴组缃、陈白尘、赵树理他们，在讲座中都强调语文素养的重要。有几次讲座印象深刻。如赵树理讲到歌剧《白毛女》喜儿的唱词“昨晚爹爹回到家，心中有事不说话”。赵树理说，如果换成“古体风”，那便是“昨宵父归来，戚戚无一言”。要是用“洋腔”，那可能是（大意）：啊，昨天晚上，那是令人愉快的除夕，可是我那被苦难的命运拨弄得终岁不得慰籍的父亲，竟挨到深夜，才无精打采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言不发地回到家来。赵树理和许多语文学者对当时相当普遍的“洋腔”，都持批评态度，因此赵树理不免夸张。吕叔湘、朱德熙对“关于……”、“加以……”、“予以……”、“进行……”等欧化说法也有不少批评。1996年我写《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猛然想起朱先生对“关于”的不满，可是又想不出更好的题目，只好还是“关于”。另一次印象深刻的讲座，是吕叔湘评点冯牧先生的散文，评点刊登在1963年《语文学习讲座》第13辑，后来收入《吕叔湘论语文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吕叔湘认为《澜沧江边的蝴蝶会》“写的不坏”，“基本上是成功的”，缺点是有的地方词语使用不大讲究，特别是“水分太多”，不够简练。冯牧的文章约3700字，吕先生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竟达90余处，经他评点删改后不到两千字。下面是第二段的评改：

许多人都听说过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和蝴蝶会的故事，也（1）读到过不少（2）关于蝴蝶会奇妙景象的文字记载（3）。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大理志》到近年来报刊上刊载的报道（4），我们都读到过关于这个反映了美丽的云南边疆的独特的自然风光的具体描述（5）。关于蝴蝶会的文字记载，由来已久（6）。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细致而准确地（7）描绘了蝴蝶会的奇景的，恐怕要算是明朝末年的徐霞客了（8），在三百多年前，这位卓越的（9）旅行家就不但为我们真实地（10）描写了蝴蝶群集的奇特景象，并且还详尽地（11）蝴蝶泉周围的自然环境。他这样写着（12）：

“……山麓有树大合抱，倚崖而耸立，下游泉，东向漱根窍而出，清冽可鉴……（下略）

（1）这里用“也”字，那就是说这许多人都是不但听说过，并且也读到过。那可不一定，改用“或者”好些。

（2）说这种记载不少，是对的。说许多人都读到过不少这种记载，那就不见得对。

（3）记载总是用文字，“文字”二字可省。

（4）“刊载的”三字可省。

（5）“关于这个反映了的独特的自然风光的具体描述”，太罗嗦。“美丽的云南边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下文屡次出现同类词语，应该尽可能避免重复。“描述”前面也无需加“具体”。整个可以简化为：“关于这个蝴蝶会的描述”。

（6）这一句如果放在上句之前，还可以要，但也不是必要。放在上句之后，完全失去作用。

（7）“细致而准确地”，（9）“卓越的”，（10）“真实地”，（11）“详尽地”，这些形容词（包括语法上的形容词和副词）没有多大必要。

（8）逗号改句号。

（12）谈谈这段引文。徐霞客的《游记》是日记体，这一段见于《滇游日记》，在已卯年（1639年）3月11日。这一段引文前面是“……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可见“山麓”二字属上句，不是“山麓有树”为一句。……

吕先生的评点所以深刻印象，部分原因是文章作者的身份。冯牧50年代从云南军区调到北京后，1957年任《新观察》杂志主编，1959年任《文艺报》副主编，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他的这篇散文当年广获好评，吕叔湘先生如此大刀阔斧地删改，让崇敬权威的我感到惊奇。

罗列这些材料，不是要讨论评改是否允当，是借它窥见当代写作教学两个不同“系统”的对话。叶圣陶、吕叔湘、朱德熙，以至赵树理、老舍等的“潜台词”可能是：文学创作，当作家？也不要忘记文通字顺的语文素养的门槛。

洪子诚在北大课堂（1990年代）

第五，普通高校中文系的写作课，在“文革”之后除个别学校坚持外，大多都取消了。北大中文系取消的原因是两条，一是认为专门开设这个课程并不能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个综合能力需要所有的课程来承担（当然，所有的课程来承担就可能是都不承担）。另一个原因是写作课教师普遍不安心这个工作，觉得它没有“专业”，也不是“学问”，教学负担又重。我1965年承担文科系（政治、图书馆、历史等系）一年级的写作课，学生接近二百人。除了讲课，每学期每个学生五篇作文，如果不想敷衍搪塞稍加认真评改，就真的做不了其他事情。1964年，我根据讲稿整理的文章《〈社戏〉的艺术技巧》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教学组还组织讨论。这篇蹩脚文章之所以荣登学术刊物，据朱德熙先生透露，就是为了证明教写作有“学问”、可以做“学问”。不过，聪明伶俐的写作课教师可不容易受蒙骗，这于稳住军心完全无补。一旦机会到来，树倒猢狲散就必然发生。

新世纪以来，高校写作教学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创意写作”发展很快。最近，创意写作更是体制化地确定为“二级学科”，多所学校还串联成立了创意写作“联盟”。在这样的情境下，相信会有更多学校跟进，星火将会燎原。这是大好事，为热衷文学写作的青年开辟了名正言顺的通道，也能活跃中文系以至学校的青春活力。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像黄平任职的，丽娃河畔的那所大学那样，建立了有成效的生产作家、诗人的流水线，源源不断输出戴厚英、赵丽宏、王小鹰、孙颙、陈丹燕、宋琳、毛尖、格非、李洱等优秀作家、诗人。这个传统，可是由许杰、徐震堮、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李毓珍、王智量、陈子善、王晓明等作家、学者、翻译家几十年苦心营造的。再换一个角度看，假设刘绍棠当初没有退学，是否就一定窒息了他的创作才能？格非、李洱、毛尖、宋琳们不是完整读完中文系或外文系课程，一开始就进创意写作班，在写作上是否就一定比现在更优秀？

这些都是永远的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