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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导读：此篇文章与何绍奇何老的文章《有个中医，外号“三十三味”》一个意思，都提倡用轻方简剂，不过文末也有言“使用轻剂不是轻描淡写，药不及病。病重者该用重剂则用重剂，不应拘泥轻剂一说，以免姑息养奸；使用简剂也是量病而为，对于病机错杂者，该用复方多法者，就用复方多法，不应削足适履。”  名医秦伯未曾治一呕吐病人，频繁呕吐数月，食已即吐，吐不尽胃，甚则闻到食味、药味即吐。舌中根苔黄薄，脉关弦滑小数。检视前方，有健脾养胃之剂，有清胃化浊之剂，药量均较重。秦伯未处方：黄连0.3g，竹茹1.5g，佛手0.6g，药后呕吐即平。有人问所用之药前医均已用过，何以此效而彼不效？秦伯未答曰：“效在用量之轻。” 范文甫，近代宁波名医，名噪一时。军阀张宗昌为山东督军时，带领杂凑起来的数十万队伍，称霸一方。某年夏月，因事路过宁波，适值天气酷热，暑湿内陷，头脑昏重，神疲乏力，时有低热。延范文甫诊视，持脉察舌后，即挥笔书清震汤一方（升麻、苍术、荷叶3味）。张接阅后，嫌范文甫案语简短，药味太少，颇为不悦，出言不逊。范闻后毫不畏惧，直言讥笑之：“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四座皆惊，先生则旁若无人，谈笑自若，既为自己用药辨解，又对其昏庸鲁莽进行了讽刺！
像秦伯未、范文甫这样仅用寥寥几味药而能愈病者，是许多名医的一个特点。他们用药量轻，药味甚精，可谓轻方简药，确实是许多名医大家的手下功夫。沪上名医蔡小香（1863-1913）为清末全国性中医组织——中国医学会的会长，著名的蔡小香妇科传人，处方简要，药味不多，大体10味左右，因有“蔡一帖，九加一”之美誉。徐勤生，光绪年间金堂县名医，用药甚奇，一般8味，味虽不多，投则立效，众人钦服，县令王用绶呼之为“徐八味”。在民间，被称为'“X八味”者颇有人在。北京名医赵绍琴精于用药，处方药味少，份量轻，疗效好。一般处方不过六七味，却能立见功效。可谓“于平淡处见神奇”，秦伯未曾题“平正轻灵”四字赠与先生，赞其用药轻灵。 在笔者看来，“蔡一帖，九加一”，“X八味”等都是对名医的绝佳赞誉，远胜满室牌匾。笔者看法，衡量一个医家医术如何，有个简单的方法，不用看他药味开得对症与否，只看他的方子开得大小，药味多少。药味少者水平高，药味越多，水平越低。一个方子若是开出三四十味来，肯定不足观。《洛医汇讲》有一句话说得很精彩：“用方简者，其术曰精；用方繁者，其术曰粗。世医动辄以简为粗，以繁为精，衰矣哉。”意谓用药越少（简〕者，其医术越精；用药越多（繁）者，其医术越粗陋。用方繁简，亦即用药多少，包括药味与药量，确实可以作为衡量医术高低的一个标准。 为什么拿用方精简作标准呢？当然是治病求本的要求。明·张景岳指出：“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活法虽多，对证则一。……是以凡诊病者，必须先探病本，然后用药；若见有未的，宁为少待，再加详察。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也，方为高手”（《景岳全书》）。 “凡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若用治不精，则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实，鲜有不误人者矣。”景岳认为，用药精一，“方为高手”。应该说，这正是对“用方简者，其术曰精；用方繁者，其术曰粗”的诠释。 中医治病讲究治病求本，认准病机，用药精专，有的放矢，而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辨证论治确实如同量体裁衣，以钥开锁，靠多安药味包打围攻是行不通的，清·李冠仙《知医必辨》：“凡人有病，如锁错锁，医者治病，如以钥开锁。不善开锁，虽极用力而锁不开，甚且将锁损坏。铜匠善开锁，只须铜线一根，轻轻一拨，而锁自开。故不善治病者，虽用重力，而病不解，甚且加增；善治病者，只须一药，即可得效。初学治病，当自审其能治则治，否则以待善治者，不可未识病情，孟浪用药，将人损坏，虽有善者，未如之何。夫锁可损也，人亦可损乎哉！”试观仲景经方，平均不过五七味，绝少超过10味者，其疗效之确切，千古独领风骚。 许多名医对多药味，“用方繁者”，都曾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予以讥讽，认为是兴师动众，无的放矢，讥为“混沌汤”、糊涂汤”。唐·许胤宗曾谓：“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原，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到金·朱丹溪则讥为“广络原野，冀获一兔”。清·叶天士则云：“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讵有当哉！“假兼备以幸中”一句，指责医家不能精审病情，只知多开药味，靠包打围攻，侥幸取胜，认为不是“以药治人，实以人试药”。观叶天士《临症指南医案》全书3002张处方中，共用药20021次，平均每方6、7味药，6味方最多，共1209方，占40.27％；其次为8味方，共560方，占18.65％；10味及10味以上方不过174方，占5.79％。可见叶氏处方唯精专是务，有经方法度。
上面讲的是用方精简之道。那么为什么还要讲究用药份量要轻呢？ 一者慎药意识。 许多名医对此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清·李冠仙认为：“用药之道，宜小其制，得效乃渐加增。……至于大寒大热之药，尤宜谨慎。寒药如水，热药如火，譬如一卷书，错落水中，急急捞起，难免破烂矣；错落火中，急急救起，难免枯焦矣。病人之脏腑，岂堪破烂枯焦乎！用药之道，惟危急存亡之际，病重药轻，不能挽救，非大其法不可。否则，法先宜小；有效乃渐加增。不得以古方分量之重为准”（《知医必辨》）。 二者保重胃气。 清·徐灵胎《慎疾刍言》指出：“要知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药入口即变为气血，所以不在多也。又有病人粒米不进，反用腻膈、酸苦、腥臭之药，大碗浓煎灌之，即使中病，尚难运化，况与病相反之药，填塞胃中，即不药死亦必灌死，小儿尤甚。” 清·王堉亦认为：“胃者生死之关也，不明乎此，而能达精妙者，未有也。……药之为物，非五谷平和之气，利此则害彼，医士用之不当，必有诛伐无过之虑。久之，胸中混淆，病者非病病，乃药病也”（《醉花窗医案》）天下“药病”者真不知几何也。清·李冠仙则说：“善调理者，不过用药得宜，能助人生生之气。若以草根树皮竟作血气用，极力填补，如花木之浇肥太过，反遏其生机矣”（《知医必辨》）。 清·黄凯钧更鲜明提出：“宁可因食而废药，不可因药而废食”（《友渔斋医话》）。 当代蒲辅周先生亦认为：“用药剂量不宜大，我年轻时读《临证指南》，看到他用药甚轻，多年后才理解，人病了，胃气本来就差，药多了加重其负担，反而影响吸收，这是很有道理的。”蒲辅周用药惯多轻灵，对脾胃虚弱之病，尤善轻剂，宁可再剂，不可重剂。认为重则欲速则不达，反致脾胃更差。常云：“东垣创补中益气汤，黄芪一味，劳役热甚者方用一钱，余药皆为分数，即因中虚不任重剂之故，医者不可不察。”擅用小量、轻剂愈病者，代有名家，蒲辅周先生本人就是一位。兹举名医岳美中案例一则证之。
1973年10月底，岳美中为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阮良朋治病。患者患肝炎腹胀久治不愈，食欲不振，每餐不过一两，嗳气不止，大便稀溏，对多种药物均有不良反应，中药禁服之品竟达100余种。形体消瘦，脉象缓弱。岳老认为关键在于脾胃受损太甚，化源不能资生，乃嘱先停服中西药物1周，继用资生丸1剂，以剪刀将药物剪成粗末，每日煎服15g煮取两盅，早晚2次内服，1周后，嗳气减少，矢气增多，胀满渐轻。守方月余，饮食大进而痊。 按：此案首先停服中西药物1周，即遵“宁可因食而废药”原则。选方准确，用药小制其剂，每曰不过15g之量，均着眼于保护胃气，守方久服，终于起此重症，尽显名医法度。其中，选用轻剂应是取效关键之一。 最后，说明一点。使用轻剂不是轻描淡写，药不及病。病重者该用重剂则用重剂，不应拘泥轻剂一说，以免姑息养奸；使用简剂也是量病而为，对于病机错杂者，该用复方多法者，就用复方多法，不应削足适履，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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