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中心的南移是历史的必然，而乱世的出现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 战国时代，北方是以三晋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南方是以楚国为代表的南蛮文化，南北方不仅在文化上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在经济上更是差异巨大，楚国的文化、人口、生产力都不足以支撑其开发繁荣南方经济，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有北方力量的注入。 所以，统一就成为趋势。 公元前221年，秦国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始皇通过开凿灵渠、修筑新道、移民的方式来助力南方的开发，但随着秦国的二世而亡，北方对南方的助力也就被动暂停，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南越王赵佗被当地风俗所同化就是具体表现。 直到汉武帝时，南方都还是与北方割裂的状态，经济文化的沟通肯定是微乎其微。东汉时，帝国对南方的统治力也比较微弱，到了东汉末年，朝廷甚至不得不派出远支宗室出任州牧来镇守当地，以加强中央朝廷对其地的控制，比如：刘表出镇荆州、刘焉出镇益州、刘繇出镇扬州。 政治上的疏离肯定也导致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鸿沟始终无法被弥补，而这个历史课题最终还要靠乱世来推动。 自从董卓乱政以来，由于中州动荡，所以中原的大批士人就逃往了南方，益州、荆州、扬州都成为他们的避难场所。 可以肯定，精英的注入必然也带动了江南文化、经济的发展：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统治的主体就是来自被称为“东州派”的中原精英；孙权也通过一份帝业规划图将旅居江东的北方士人留了下来，助力江东的开发。 在北方精英的助力下，江南也就进入了一个快进式发展的时期。 首先，孙权经过持续用武，将江东境内的山越势力整合进了东吴的组织系统中，使之成为东吴兵源和赋税来源的一部分，间接带动了江东的经济发展。 由于对抗曹魏的现实需要，孙权又沿着长江防线打造了一系列军镇并进行屯田，间接带动了长江沿线城市群的形成。武汉、镇江、南京这些城市都是在孙权手里发展起来的。 同时，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提高，东吴还开始了对海洋世界的探索，使海洋贸易得到了发展。据部分史籍记载，东吴能够建造长达二十余丈，乘坐六七百人的大船，部分大船上装有七面风帆，顺风的话一个月就能到达当时被称为大秦的罗马。 而且，东吴当时还能够测算航速和航程并掌握了调樯驶风技术，在逆风的情况下也能通过调节帆面的位置进行借力。这也是赤壁之战时东吴根本不用担心当天会不会刮东南风的原因，因为人家的技术在那摆着，可以直接采用火攻战术。 也就是说，生存环境的倒逼使东吴不得不探索海洋世界，然后在探索的过程中又对航海技术进行了创新，而创新的背后不仅使海洋贸易由近海航行升级为跨洋航行，使丝绸之路的地理格局发生改变，同时还大大繁荣了江南经济。这是一个闭环。 当然，东吴的贡献毕竟有限，江南在经济层面还是不能与北方相比。等到西晋的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华之后，那些南渡的北方精英也同时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江南，尤其是，以司马睿、王导为主导的北方精英还在江东建立了东晋政权。 人口的大量涌入、先进生产技术的普及、中原优质文化的注入，直接使江南经济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当时，珠江流域得到开发，广州迅速崛起，成为岭南的经济中心。 这是江南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被乱世所成就的。  图源/剧照 随后，通过隋炀帝开凿的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江南在和北方的频繁交流中，文化和经济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到了唐朝时，江南已经成为大唐财赋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唐朝能够平定安史之乱就得益于江南财赋的持续供应。 而江南财赋重地的历史地位却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从秦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过渡，到了隋唐才初具规模。 和民族大融合一样，江南的经济开发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周期。在这个过程中，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孙权、司马睿等乱世枭雄也是主要参与者，没有他们的接力，就没有江南如今的局面。 第三个阶段是安史之乱，但影响力却相对有限，因为，南方依然处于大唐的统治秩序中，只是流入了部分人口而已。江南依然存在发展盲区，而这个漏洞，还需要乱世来进行填补。 五代十国是继三国、南北朝之后又一个乱世，战争几乎就是常态化，但也有其进步意义，就是生存环境倒逼着诸侯在存量市场中不得不实行精细化管理以养活自身，这反而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吴国和南唐对淮南的开发、吴越国对江苏和浙江的开发、南汉对两广的开发、闽国对福建的开发、楚国对两湖地区的开发。而且，闽国和南汉都在海洋贸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 当时，北方打得是昏天暗地，政权更迭频繁，但南方却始终相对太平，因为，南方由于是诸侯林立的格局，都相对弱小，只能对中原王朝称臣，这反而让南方诸侯能把心思用在发展经济上。为什么钱镠能一直被当地人世代所祭祀，就是因为他对苏州、浙江经济发展的贡献。 到了北宋，江南已经是一片繁华富庶，而且海洋贸易也发展得是如火如荼。971年，北宋在灭掉南汉之后就在广州重建了市舶司，由知州兼任市舶使，通判兼任市舶判官并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的时候出台了海上贸易的法律制度——《广州市舶条》。 这就说明，在北宋的时候，海洋贸易就已经非常成熟、有秩序，对外贸易完成了从西北的陆路向东南沿海的转移，形成了“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经济贸易格局。  图源/网络 海洋贸易已经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北宋解决财政危机的最重要手段，用宋神宗的话来说就是：“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 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指南针、航海罗盘、牵星术等航海技术的更新。 但江南的开发也并没有因此止步，随着下一次乱世的到来，江南又迎来了一次跨越式的发展。 随着金军连续灭掉辽国和北宋之后，康王赵构草创的南宋政权就只能流亡江南。由于只有江南半壁江山，南宋的财政收入就相当有限，根本不足以供养一个王朝的运转。建炎四年（1130）正月，在临安朝廷都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赵构下令让福建市舶司将所有库存收入通过海路运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南宋财政的窘迫由此可见。 所以，海贸收入就成了南宋的救命稻草，根据明末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 所以，宋高宗就异常重视海贸，他一再告诫大臣：“市舶收入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一定要合理经营，总比我们伸手问老百姓要好吧。” 南宋将海贸收入作为缓解财政赤字、纾缓民力的重要途径。 为了鼓励海贸，南宋还拿出官爵对突出者进行封赏，比如，海商蔡景芳在1127年至1134年这个时间区间内盈利九十八万余贯，被朝廷补授“承信郎”；泉州商人王元懋获封“从义郎”；大食国商人蒲罗辛因招来一船货，纳税三十万贯，获封“承信郎”... 这是南宋朝廷于1136年制度化的规定：招商引资纳税总额只要达到五万贯就能授予官职。 后来，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甚至被任命为市舶司长官，为提举市舶使。 当然，那些业绩差的官员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同时，南宋也积极加强对港口的建设，比如明州港遭受金军破坏后，朝廷马上就拨出专项资金进行修复。南宋对海贸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 故而，南宋初年，海贸收入就高达两百万缗，占财政收入的20％。其中，仅泉州和广州两地的进出口贸易额就达两千万贯左右。 在朝廷机器的大力支持下，南宋海贸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前朝，不仅与阿拉伯海西岸的贸易成为常态，甚至与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也展开了贸易。当时，与南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超过了六十个。 凭借海洋贸易对经济的拉动，浙江、福建、两广等近海地区的商品经济也获得了飞速发展，带动了整个江南的经济腾飞。为什么南宋能够长期应对和金国、蒙古的战争，就是靠着海贸收入的支撑。  图源/网络 至于南宋海贸为何会如此繁荣，一个是航海技术的进步，最重要的就是造船技术的提高。就军事领域而言，南宋的战船就包括楼船、海鹘船、海鳅船、刀鱼船等四十余种，其中楼船共三层，长百步，可以在上面跑车纵马。 1974年，泉州出土了一艘南宋的海船，其船长24.2米，宽9.15米，深1.98米，用12道隔板分成13个水密舱，载重200顿以上。证明史籍对南宋造船技术的记载绝非虚言。 也就是说，南宋不管是在航海技术层面还是经营海洋贸易，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将江南的经济拉到了历史最高，所谓朝廷在哪，人就在哪，钱也就在哪。 两宋之后，虽然海洋贸易因受朝廷政策的影响起起伏伏，但江南经济却始终处于领跑地位，经济的繁荣也间接推动了人文，江南在科举方面也是碾压北方的节奏。 可见，江南经济的发展虽属必然，但乱世却绝对是助推器。 所以，历史安排的任何一幕剧情都有其积极意义，应该作客观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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