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发展简史与组成结构

第一讲提到，易经的起源和发展历经了十大阶段，现在就对这十大阶段进行更详细的介绍。这十大阶段实际上就是一部易经史，由于篇幅有限，只能极其简单地介绍一下，所以只能算易经极简史。易经在中国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也可以称作中国文明极简史。

3、重卦时代：祝融、五帝、夏商时代，5500年前-3100年前，约2400年；

7、象数义理易学时代：王弼-唐-五代十国，1800年前-1000年前，约1000年；

10、历史易学时代：康有为之后至今，100年前-现在，约100年；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记载中，以及在中国的传统历史认知中，易经的起源时代和起源区域都是很清晰的，基本无争议。起源的时代是伏羲时代，即“伏羲画卦”，起源的地区是“陈”，即“伏羲都于陈”，陈是现代的河南周口淮阳一带。

只是在传统文献记载中，把伏羲当做一个具体的人，而且是一个帝王，位列三皇之首，把陈看成伏羲这个郡王的都城，显然是有问题的，这只是为了传颂和记忆方便，尤其是在漫长的无文字时代。更合理是，把伏羲看成一种文化，一个文化时代。伏羲不是伏羲王，而是伏羲文化和伏羲时代。那么陈也不是伏羲王的都城，而是伏羲文化的起源区域。

就一种文化的起源而言，周口淮阳面积狭小，可能不足以承担此任。如果我们放宽一下视野，就会发现，黄淮平原，即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而陈则位于黄淮平原的中心位置。而且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黄淮平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所以，把易经的起源地定为黄淮平原，可能更合理。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黄淮平原的主体部分是豫东和鲁西，在南部还要加上皖北和苏北的淮河以北的地区。

说黄淮平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证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文一武，文武双全。文的方面，孔孟老庄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位文化圣人，他们均来自黄淮平原。最有意思的是孔子，他祖籍是豫东且与祖籍地保持密切的生活联系，而他们本人自出生和成长于鲁西。孔子的成长环境横跨豫东鲁西，即当时的宋国和鲁国，这与其能够成为中国的首席圣人不无关系。事实上，直至东晋南渡，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人物绝大部分，很多时期是全部，都来自黄淮平原。

在武的方面，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中国历史首次农民大起义的四位领袖，他们让看似坚不可摧的强秦政权瞬间崩溃，而他们无一例外，均来自黄淮平原。事实上，在此后的历史中，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也绝大部分来自黄淮平原。其中包括当上皇帝开启大明王朝的朱元璋，以及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造反山寨——水泊梁山的宋江。

农民起义和文化诠释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在维护和传承中国的文化传统。孔子的第八代孙孔鲋，秦政府请他做官，他拒绝了，但一听说陈胜造反了，便立马去投奔，几个月后便以身殉职，被秦兵杀了。这一历史事实准确地传达了农民起义与文化诠释之间的密切关系。

文化诠释者的主体是儒家。农民起义和儒家是秦以后中国文化传承的两条战线，而这两条战线的根基则均在黄淮平原。这足以彰显黄淮平原在中国文化中的基石与核心地位。

现在的任务是探讨和解决源头问题，具体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伏羲时代的断代，确定其距离现在有多久。第二个问题，弄清伏羲时代的基本社会背景，明确易经产生的刺激因素，也即中国出现文明突破的刺激因素。

伏羲时代的断代又分为两个小问题，一个是确定其时间下限，另一个是确定其上限。

伏羲时代的下限很容易解决。据传统资料的记载，伏羲是三皇之首，排在神农之前。神农是农业出现的时代，所以，农业出现的时间应该是伏羲时代的下限。据考古学资料，农业出现的时间大约在10000年前，这也是伏羲时代的时间下限。

难的是确定伏羲时代的时间上限。考古学一般把农业之前的时代统称为渔猎采集时代，所以，伏羲时代应该也属于渔猎采集时代。但是，渔猎采集时代太遥远渺茫了，其上限是无法确定的。不过伏羲时代并非一般的渔猎采集时代，而是特殊的渔猎采集时代。特殊在哪里，特殊在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粮食。所以，更准确地说，伏羲时代属于野生粮食时代。

现代人会几乎本能地把粮食和农业联系在一起，认为粮食是农业的产物，农业是粮食的前提，没有农业就当然就没有粮食。无论是中国的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证明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粒食”是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粒食意味着文明，而“不粒食”则和野蛮、蛮夷联系在一起。“粒食”就是以粮食为食，就是进入粮食时代。

《礼记王制》：“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里把“不粒食”等同蛮夷的意味明显。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这里把粒食看成为文明开始的标志，“圣人者立”这句话的意思等同为现代语言的文明开始出现，古人一般把文明要素的出现归功于圣人的发明。“宫居”就是建房定居。韩愈把定居和食用粮食看成是文明的开始，是非常符合历史事实的，包含着重要的文明起源的历史信息。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献中，“粒食”与农业并没有直接联系。而且也清晰地记载农业的出现是神农之后的事，相对文明本身，包括易经、“粒食”、“宫居”，都要晚很多。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献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粒食时代，但那时并无农业，是一种无农业的粮食时代，即野生粮食时代——采集野生谷物用作粮食。

考古学资料也证实，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的确存在一个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的野生粮食时代。考古资料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人类采集的野生谷物的现代遗存。譬如，江西万年吊桶环遗址所发现的人工采集野生稻谷遗存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2000年以前。

第二方面是野生谷物加工工具的遗存。这些加工工具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磨工具，一类是蒸煮工具。研磨工具有石盘、石臼，蒸煮工具是陶器。目前所发现的世界最早的研磨工具来自中国陕西龙王辿的石磨盘，时间在25000年前；所发现的最早的蒸煮工具来则自中国南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所发现的陶片时间在20000年前之前。西亚所出土的最早的研磨工具和最早的陶器，都比中国晚10000多年，石臼大约在12000年前，而陶器则更晚，大约9000年前。

第三方面是野生粮食时代的聚落。西亚所发现的野生粮食时代的聚落遗存的规模比中国要大，年代要早，而且更系统。譬如在黎凡特地区发现了著名的纳吐夫文化，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14000年前，而且可以追溯聚落的兴衰和迁移。而中国目前的考古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在于，中国从未因重大生态问题而出现文化的中断和消失。

在野生粮食时代适合人类生活的区域在以后也一直适合人类继续生活，延续至今。由于不断地有人在居住和生活，早期的文化遗存也很难保存。而西亚则不同，那里的人们一直面临严峻的生态问题。生态的恶化可以让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生小麦全部消失，那样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就遭遇灭顶之灾。人们必须迁移，这个地区就荒漠化、甚至沙漠化。这非常有利于文化遗存的保护。

纳吐夫文化的命运就是如此，该文化凭借黎凡特地区的茂盛的野生小麦而兴起。但12000年前左右，气候突然开始变冷和干旱，变得不适合野生小麦的生存。于是那里的野生小麦的分布迅速缩小，甚至消失，纳吐夫人不得不向北方叙利亚-土耳其一带迁移，因为那里还保存着规模的野生小麦分布。就这样纳吐夫文化消失了，直至上个世纪重新被考古学家从地下挖掘出来。

综合考古资料和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在农业时代之前，人类有三个地区已经开始采集和食用野生谷物，进入野生粮食时代。这三个地区分别是：中国北方，采集的谷物是野生小米；中国南方，采集的谷物是野生大米；西亚的新月地带，采集的谷物是野生小麦。最先进入野生粮食时代的地区则是中国北方，时间至少在25000年前，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北方已经拥有加工野生小米的石磨盘了。所以25000年前就是伏羲时代的一个可能上限，但是这个上限还是太粗略，还可以找到更精确的上限。

尽管西亚新月地带，中国北方和中国南方三地，在农业之前都进入了野生粮食时代，但是却仅仅只在中国北方产生了易经，出现了文明的突破。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北方的黄淮平原。

易经不仅是中国出现文明突破的标志，也是整个人类出现文明的标志。中国出现文明是从易经始，人类出现文明是从中国始，而易经则是在黄淮平原始。故此，黄淮平原不仅在中国文明中具备源头与核心地位，即便在全球文明中，也具备源头与核心地位。

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就是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人与禽兽的不同在哪里？在道德意识，在人格独立。道德意识和人格独立又可归结为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而这恰恰是易经的核心所在、精华所在。所以，人类的道德意识和人格独立的出现是从易经始，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是从易经始，即人类文明的出现是从易经始，从黄淮平原始。（可参考上一讲的内容）

有个问题值得发问，尽管都进入了野生粮食时代，为什么易经没有中国南方出现，更没有在西亚出现，而独独在中国北方的黄淮平原出现？现在我们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答案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中国的一个特殊部分，黄淮平原拥有不仅超越中国北方，也更超越中国南方和西亚的生态条件，使得这里可以提供丰富的野生小米供给，让这里的人们可以过上长期的稳定程度非常高的定居生活。黄淮平原位处淮河和黄河之间，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有史以来一直是中国粮食的主要产地之一。即便是现在，黄淮平原依然是中国的主要粮仓之一。可以推测，在农业时代之前，这里一定分布着大规模的丰硕野生小米。同时小米与大米和小麦不同，非常耐旱，土地适应性非常强，这更进一步提升了其分布规模和可获得性，最终增加了其作为食物的保障性程度。

另一方面，是文化交流带来的刺激。尽管黄淮平原属于中国北方小米文化区，但是这里又与中国南方的野生大米文化区紧密相连。中国南方的大米文化元素很容易传播到这里，使得野生大米和野生小米两大野生谷物文化发生交流和融合，不仅进一步提高食物供给的保障程度，而且会催生一种新文化的诞生。

易经的产生，中国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地在中国北方出现，更不是孤立地在中国南方出现，而更可能是南北两大野生谷物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当然，其主体是北方野生小米文化。

南方野生大米文化的重要文化元素之一就是陶器。从考古资料，以及大米的食用方式看，南方人学会采集和食用野生大米更可能在陶器发明之后。目前最早的所采集的野生水稻遗存和最早的陶片遗存，出自两个距离很近的遗址，前者出自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后者则出自江西万年吊桶环遗址。但是，最早的野生水稻遗存要比最早的陶片晚8000多年。而水稻的主要食用方式是蒸煮米饭，这显然是以蒸煮工具的出现为前提，在铜铁之前人类的蒸煮工具就是陶器。所以，陶器在南方野生大米文化中具备重要地位，正是陶器的发明促使南方人学会去食用野生大米。

两方面的证据让伏羲时代与陶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考古资料显示，在17000年前左右，开始大规模北传，甚远至东北亚，包括日本以及俄罗斯的东北亚部分。东北亚出土的最古老的陶片时间在16800年前。

既然起源自中国南方的陶器是自南向北传播的，而且传到了东北亚，那么这个传播路线一定要经过黄淮平原所在的覆盖的维度。既然东北亚出土的陶器可以上溯至16800年前，那么陶器从中国南方传播至黄淮平原的时间肯定比这个时间还要早，不妨取个整数，定在17000年前。

另一方面的证据是语言学、民俗学资料显示，伏羲与葫芦有密切关系，这是闻一多的发现。当代的彝族文化学家刘志一先生发现，伏羲对应的不是葫芦，而是一种用葫芦制造陶器的新方法，即贴片法，将陶泥贴在葫芦上，就可制造出葫芦形的陶器。这样就把伏羲文化与陶器直接联系在一起。

结合上述的陶器传播资料，可以推测出如下的一个历史场景。17000年前左右，以陶器为主要元素的南方野生大米文化北传至黄淮平原。那里的人本来已经习惯于用葫芦做容器，当陶器传来之后，他们很自然地想到把陶泥贴在葫芦上，去烧制葫芦形的陶器。这个方法大大革新了陶器的制作技术。此前的陶器制作技术是捏塑法，其弊端是器形很小，而且不规则。而借助葫芦的贴片法，则不但可使器型更规则美观，而且大大提升了其容量。

而对于此时的黄淮平原而言，陶器则是一个全新事物，为这里的生活提供了两大便利。一是，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食物烹饪方式，即蒸煮，甚至煎炒的方式。二是，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贮藏容器，方便于粮食的储藏。

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功能。新的烹饪方式的出现，不仅可以大大提升食品的质量，而且可以大大扩展食物的范围，提升食物的丰富程度，还可以大大提升食品的卫生程度，开创医药行业。

之所以说蒸煮的烹饪方式可以扩大食物的范围，原因在于，通过蒸煮，一些本来不可食用的动物或植物，现在变得可食用了。蒸煮不仅是一种食品加工方式，也是一种消毒方式。譬如，把水烧开可以对水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就养成了喝开水的好习惯。西方人因为陶器出现的很晚，一直没有养成喝开水的习惯，他们到现在还是习惯于喝冷水。同时，蒸煮也是加工草药的主要方式，当陶器传播到黄淮平原以后，那里的人们很快就学会以此来熬制汤药，这是中医的起源，也是整个人类的医药学的起源。所以，中国传统上就有“医易同源”、“药食同源”的说法。

总之，陶器的到来和创新，在本来就非常发达的基础上，又使得黄淮平原地区的食物的量和质得到大大提升，使得这里的生活卫生程度得以大大提升，总之使得这里的生活保障程度和稳定程度在本来就居于当时世界前列的基础上再次大大提升。这些改变促使文明突破得以在这里发生，一种可以真正称之为文明的新文化出现了，这就是以易经为核心的伏羲文化。

所以，伏羲文化的更精确上限是陶器自南方传播到黄淮平原的时间，即大约17000年前。

至今我们解决了伏羲时代的上限和下限。上限是17000年前，下限是10000年前。整个伏羲时代持续了大约7000年。

易学及其传承

有关《周易》的记录最早见于《左传》，鲁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72年。近3000年，研究《周易》的不乏其人，留下的易学著作，不下3000种，形成了独立发展的易学史。所谓“易学”就是历代学者对《周易》的种种解释，这些千差万别的解释，形成了一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理论体系。

《周易》产生之源，旧说“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其创作的时代背景至为古远，先秦时代，《易》用多见于占筮，其说颇具“象数”、“义理”色彩。而《易》学流派的明确创立，并不断地发展演变，则是发端于秦汉。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嬴政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不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发令焚毁一切旧传经籍，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有幸的是，《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不属焚烧之列，遂独得完好保存。所以，西汉初年复兴经学，《周易》的传授较其它诸经最为无阙。而且，由于《易传》十篇的流传日益广泛，并为学者所高度重视，以至被合入“经”中传习，乃使历代对《周易》的研究，均以经传两者为主要对象。

从西汉到今天的两千多年之间，沿着历史时代的推进，《周易》学说的流传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主要阶段：先秦易学、汉魏晋南北朝《易》学，唐代《易》学，宋代《易》学，元明清《易》学，现当代《易》学。各个阶段的《易》学，又有不同的特色，出现不同的流派。下面，依照这几个阶段，分别简述各种主要《易》学派别的基本特点及其代表人物，庶可略见两千余年《易》学“门庭”之大端。

先秦易学

先秦时期是易学萌生和奠基时代。传统认为《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先后于夏、商、周三代问世。春秋战国时期易学已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一是继续沿着宗教巫术的占筮道路发展，以《左传》、《国语》为代表；一是摆脱宗教巫术束缚而向哲学发展，以《易传》为代表。《易传》是先秦易学集大成之作。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反映在易学上，丰富了易学；同时，《周易》思想又渗透到各家学说之中，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两汉易学

有三种解易倾向：

一是孟、京易学，孟喜、京房创卦气、纳甲、飞伏说，建立了象数易体系，为今文易学。

二是费直易学，注重义理阐发，为古文易学。

三是严君平、扬雄易学，将易学同黄老学说相结合，以道家黄老之学解《易》。

三种倾向中，以孟、京象数派影响最大，代表了汉易主流。东汉郑玄兼采今古之长，采用爻辰说以注《易》。与郑玄儒家解易系统相对，《周易参同契》则代表道家黄老派解易系统，以《周易》原理解说炼丹理论和方法，将卦气说发展为月体纳甲说，对《易纬》天人感应说和阴阳灾变说加以扬弃，它是以易学指导其他学科的范例。早于《参同契》而于西汉成书的《黄帝内经》则开创了易学与具体科学《医学》结合的先例，反映了易学对具体科学的推动、指导作用。

晋唐易学

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以王弼易学为代表，扫象言理，将易理玄学化，开《周易》义理派之先河。王弼作的《周易注》和《周易略例》在理论上对汉《易》象数派进行清算，使在两汉400年中不绝若线的义理《易》学得以复兴、壮大。隋唐时期，出现孔颖达《周易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等总结前人和时人易学成果之巨著，虽然前者偏重魏晋义理；后者偏重汉代象数，但已呈现融合两派易学的倾向，代表儒家解易阵势。

宋代易学

宋时，《周易》被当作对抗佛道二教的有力武器，而成为宋明理学的理论依据。以程朱易学为代表，沿义理派发展，将易学伦理化，程颐以儒理解易，而力排老庄玄学。南宋朱熹作《周易本义》，重义理而不废象数，以程氏易学为骨干，融各家之所长，集理学之大成，将易学哲学中宇宙生成论体系转变为理本论体系，以二气变化法则解释宇宙变化规律，对儒家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其后代官方哲学的代表。同时兴起以邵雍为代表的先天象数学派，将河图、洛书引入易学，使《周易》日益神秘化，以致其末流同江湖术数混杂在一起。

《周易》学说发展到宋代，又产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形成与“汉《易》”相对峙的“宋易”。

宋代《易》学，大致可分为三派。

（一）图书之学

此派以道士陈抟开其端，相继传授给刘牧、邵雍等人，以《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等图为说，形成宋代特有的“先天象数学”，使《易》学研究别生一条途径。

（二）专阐儒理

北宋胡瑗、程颐等人，专以儒家伦理道德阐说《易》义，其说兼取《十翼》及王弼《易》学而广为发挥，自成一派，对后代深有影响。至南宋朱熹，全盘接受程颐的《易》学，又采纳陈抟、邵雍“图书”之学，全面推广阐扬，遂有“宋《易》”之名与“汉《易》”相对峙。

（三）以史证《易》

南宋李光、杨万里，虽不废胡瑗、程颐以儒理解《易》的旧风，但更注意援引历代史实，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义理相互应证，以揭明各卦、各爻的象征旨趣。这种方法，又自成一派，对后代《易》学也颇有影响。自此以后，《易》学派别的纷歧，日益繁多。

元明清易学

自元代至清代，《周易》学说的发展大体上是在汉，宋两大流派的基础上衍申开拓的。这一时代，统治者对臣民加紧思想控制，在独尊程朱理学的同时，大兴文字狱。明代钦定了宋学的统治地位，其易学以宋易为主流。明末清初王夫之掀起明清时期宋易义理研究的最后一次高潮。随着图书象数学被批判，宋易逐渐被以考据学、训诂学为特征的汉易所代替。清代汉易重视实据，考订文字，在对《周易》经传文字的注释、考据、辑录、校雠方面做出了贡献，然而对《周易》原理的探讨终未摆脱汉易窠臼，没有形成自己所特有的哲学体系。

元代《易》学家，大都笃守程颐、朱熹的遗说，如吴澄《易纂言》、胡震《周易衍义》等皆是代表作。

近代以来，《周易》在科学方法指导下被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现代易学，在义理、象数两方面都各有深入，呈现出以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综合交叉研究的趋势。同时，不少现代自然科学家热心加入易学研究行列，力图将《周易》象数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势必将形成异军突起的科学易学派。

当代《周易》研究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科学思维的发展，它不断地向不同时代的人们发出不同的信息，启发和诱导人们去创造生活。美国国际易经研究会主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主任成中英教授1987年在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上谈到《周易》研究的趋向时认为：“易经代表了一种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是整个文化综合而成的结晶。占筮不能仅从浅层迷信方面去理解，卜筮现象背后有其一套合理的逻辑、理论，有其现代意义。易经、占筮实际上是一种预测学，它着意的是由现在透视未来，从而参与未来，是预测和决策的统一，是人类的一种自然需要……在易的发展过程中，早期的单向预测学说，到《易传》则发展为一种宇宙科学、智慧。易经成为一种创造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学说。它所追求的既是整体又是开放，又是运动的思想体系；既是发展又是最平稳的人类社会。《易经》具有历史性、现代性和未来性，有其世界性的意义。”

注：参考《大易论集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