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资格的各种限制

身份限制

科举考试自隋炀帝开始，在唐代以后，科举考试是允许读书人自由报考的，这意味着考生既不需要达官贵人的推荐，也不需要考虑出身贵贱高低，只要拿着能证明自已身份的材料到籍贯所在地的州、县官府内进行报考即可，这就是所谓的“投牒自进”。尽管科举考试是允许读书人是自由报考，但还是会对考生进行身份限制，并且从隋唐至明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科举报考者的身份都有一定的限制。比如唐代就规定从事工商业的、在州县衙门当差的役吏(类似与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等)的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大多数时期的国策都是重农抑商，商业和商人都是排在社会等级的末位，因此不允许工商业者参加科举考试并不奇怪，重农抑商的政策趋势嘛。而对于在州县衙门当差的役吏，主要是由于统治者认为他们这些人平常接触的都是一些犯罪分子，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不说说所有的役吏都会同化，但是也不得不防，况且本身在衙门当差的役吏，他们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平普遍也高不到哪儿去，这些人做官了也不能服众，因此他们也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了。

到了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身份限制主要集中在几种类型：一是不孝不悌者；二是还俗的和尚、道士；三是有明令规定的“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惠眼目曾遭刑责之人”。这些人在宋代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洪武四年）只规定:“令科举，凡词理平顺者，皆予选例。唯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意思就是能够识文断字的接受（公学或者私学）教育了的并且归顺朝廷听从领导的都允许报考，但是吏胥（古代地方官府中掌管簿书案牍的小吏）品德都败坏了，这些人不允许报考。其实我个人觉得明初朱元璋之所以颁布这样的诏令一来是刚建国，元末的常年战争已经让很多的人才流失，因此对读书人的身份没有那么强硬的限制了，但是不允许吏胥报考应该是和他童年成长时期遭受元朝小官吏的欺压有关。到了洪武十七年，朱元璋颁布诏令开始禁止胥吏、官学训导、罢闲官吏和倡、优、居丧者应试。这比洪武四年的诏令中多了很多应试的身份限制。明代后期和清代的统治者也都规定凡是娼(妓女)、优(演员)、隶（官府中的役人)、皂(军队中执役之人)的子弟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科举考试不需要考察读书人的出身贵贱、高低，但是这种不考察读书人的出身贵贱、高低是针对良民而言的。对于家庭出身不清白的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那怎么定义家庭出身不清白呢？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家庭中三代之内有娼、优、皂、隶的都属于家庭出身不清白；二是佣人、看门人、轿夫、媒婆、剃头修脚者的都属于“身世不清”，他们的三代子孙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在这些限制条件中，“娼”的子弟不能报考，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演员子弟为什么不能报考呢?因为古代的演员在社会上真的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被蔑称为“戏子”。他们作为社会的附属产品而存在，并不能给社会创造财富，甚至被列为士农工商以外的贱籍。当然有个不靠谱的说法是，统治者认为演员既能饰演正面人物也能饰演反面人物，他们在诠释所演绎的角色是并要深入到角色内心，而自己的三观也会逐渐受到所扮演角色的影响，这样的人的品质是最不可靠的，万一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到子孙的德行，这种情况就很不好处理了，抱着类似于“宁可错杀，不能放过”想法，朝廷也会限制这些人参加科举考试。从当朝者的角度来说，这是最简单的初步筛选办法了。

清代科举始于入关后的顺治元年（ 1644）。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后，在即位诏书中宣布开科取士，并公布了乡会试试期，其意图非常明显，即将开科取士时间表明白无误地传达给全社会。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宣布开科取士，与清代统治者急需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以尽快消除广大民众反抗满洲贵族统治的情绪密切相关。

满洲贵族本来并没有开科取士的传统和经验，但又出于政治意图而急需在定鼎之初即宣布开科，因此沿袭已经程式化的明朝科举不仅是迅速建立起科举制度的有效途径，也最能为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形式。清廷于顺治二年颁行《钦定科场条例》，其基本内容沿用明代的“科举程式”，于是，童试、乡试、会试立即付诸实施，开始了清代的科举历程。

与我们现在的考试一样，报考是读书人向科举功名迈进的第一道门槛。科举报考有身份限制吗？为什么要有身份限制呢？

自唐代开始，科举考试允许读书人自由报考，既不需要达官贵人的推荐，也不需要考察读书人的出身贵贱、高低，考生只要拿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前往在籍贯所在地的州、县官府报考，即所谓的“投牒自进”。尽管是自由报考，但还是会对考生进行身份限制。历代对于科举报考者的身份有一定的限制。比如唐代规定工商业者、州县衙门的役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由于唐代的工商业者没有做官资格，因此没有做官资格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州县衙门的役吏，统治者认为他们这些人接触的一些罪犯，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的道德水平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此这些人也不能做官，自然也就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了。

宋代的身份限制主要不孝不悌者、还俗的和尚道士和“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患眼目、曾遭刑责之人”不能报考，明初规定：“洪武四年，令科举，凡词理平顺者，皆予选例。唯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洪武十七年）其学校训导考教生徒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并不许考试”，这也就是说，明代禁止胥吏、官学训导、罢闲官吏和倡、优、居丧者应试。明清规定凡是娼（妓女）、优（演员）、隶、皂（行刑之人）的子弟都没有报考资格。如果家庭中三代之内有娼、优、皂、隶，都属于家庭出身不清白。此外，佣人、看门人、轿夫、媒婆、剃头修脚者都属于“身世不清”之列，他们的三代子孙也被排斥在科举考试之外。在这些限制条件中，“娼”的子弟不能报考，是可以理解的。“优”的子弟，也就是演员子弟为什么不能报考呢？实际上，古代的演员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被称为“戏子”。因为在古人看来，演员既可以演正面人物，也可以演反面人物，他们为演得逼真，必然尽情投入其中，自己的道德水平也会受到所演角色的影响，朝廷认为这样的人的品质是最不可靠的，他们的言传身教中也会影响到其子孙。因此，朝廷限制这些人参加科举考试。

然而在实行科举制的漫长岁月里，也出现了不少家庭出身“不清白”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事例。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清代道光年间，有一位叫郝金官的著名戏曲演员在晚年告别舞台生涯时，带了多达 5万两的银子回到山东老家。恰逢当年山东大灾，民不聊生。郝金官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救济灾民。为报答郝金官的善举，当地官员打算请求朝廷授予其官职。但郝金官坚决推辞，他只是请求朝廷允许他的孙子郝同箎能参加科举考试，朝廷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郝同箎也十分争气，或者可能是觉得自己参加考试的机会非常难得，他也非常努力地学习，终于在同治四年（ 1865年）考中了进士，没有辜负他祖父的一片良苦用心。

应该说，郝同篪(chí)能应试是与其祖父的慷慨捐赠有关系的，只能算是一个特例。按照科举考试的规定，出身不清白的人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违法的，一旦被查出，是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的。但由于科举制度有相当大的魔力，还是有不少人利用各种手段，来谋求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为什么科举报考如此注重考生的身世呢？我们可以说考生的身世并不是他主观上能确定的，而是他们父母或者祖父母造成的，这样对考生是不是不够公平呢？如果单纯从考生的角度出发，确实对考生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从科举制度是选拔文官的角度出发，对考生的身世限制是有其合理性的，理由是什么呢？一方面，读书人一旦获得了报考资格，然后考上秀才、举人和进士的话，那便真是光耀门楣、光宗耀祖的大事，进士家需要修“进士第”，家乡需要建进士牌坊，让进士的名字流传千古，这是不用说的。秀才是科举制度中最低的功名，如果读书人考上秀才，他们家的大门就可以比普通人家的高三寸，也就是七尺三寸，这应该是一种荣耀，让自己和家人都感到自豪无比。在多数朝代还立即将其祖宗三代公之于众，如果身家不够清白，不但会让举子自己感到难堪，而且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进而影响科举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由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大多数要成为掌管一方的官员，他们不仅负责处理政务，还要负责处理案件的审理，即担任法官。如果出身方面有污点，在以后处理公务时难以威镇民庶。当一个官员拿起惊堂木来审问犯人时，如果被审问者突然指着他说你母亲是妓女，或者说你父亲是个戏子，你有什么资格来审问我呢？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读书人的身世进行一定的限制是符合科举制度选拔文官的要求的。

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负责组织科举的官员往往从宽把握这种限制，有一位官员就非常同情所谓“身家不清”的考生，他说：“今因一人之身，而禁锢及其子孙，代历数传之久，时经数十年之多，立法已为详尽，乃犹必搜求无已。万一其子孙刚及三代，而忽有意外之变更，则是读书种子自我之一念而绝，而全家永无自新之路，登进之阶，恐仁人君子不忍出此矣。 ”（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四“区别应试”条）雍正年间，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与乐户、惰民地位相同，都属于贱民，一直没有应试资格。清廷对这些人采取了“开豁为良人”的政策，使他们及子孙都有应试资格。

按照科举考试的规定，出身不清白的人参加科举考试是违法的，一旦被查出，即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的。但由于科举制度有相当大的魔力，还是有不少人“身家不清”者利用各种手段谋求应试资格。这是科举报考的身份限制。

性别限制

时至今日，在一些古典戏剧中，经常会看到女扮男装，最后中进士、中状元的故事，比如有黄梅戏《女驸马》中的冯素贞、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中的黄春桃和《再生缘》中的孟丽君等等。这些女状元个个都是才貌双全，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巾帼不让须眉，独占鳌头，她们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创作者杰出的艺术才华，使这些人物形象扎根在百姓心目中，进而让现在的人们错误地认为女状元是真实存在的。既然有女状元，普通百姓就肯定地认为科举考试是允许女性参加的。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科举制度实行的 1300年间，应考者只有男性，绝对没有女性，这是科举报考最为严格的限制性条件。不过，在科举文献中，我们找不到明令禁止女性应考的条文，这是因为科举是选拔文官的考试，而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不设女性官员（除少量宫内官外），因此禁止女性应考是理所当然的，无需明文规定。

就算女性能通过各种关系报考，进入贡院之前的搜检制度也能将女性排除在科举考场之外。原来从唐代开始，历代科举都有十分严密的搜检制度，而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地位越来越高，搜检就越来越严厉，甚至可以说到了苛刻的程度（后面会详细讲解）。例如明清时期乡会试搜检时，每个考生需要经过前后两个士兵分别搜检，搜检时，需要将读书人的全身都要严格搜检一遍，“上穷发际”，头发都要解开，“下至鞋袜”，鞋子和袜子都要脱出来，衣服全部解开，包括内衣、内裤、鞋子、袜子，真的要对读书人进行彻头彻尾的搜检。正是有这样严厉的措施，女扮男装是很难逃过搜检者眼睛的。因此，单从这一制度而言，是完全能将女性拒绝在考场之外的，女性在科场前也就只能临渊羡鱼，对天长叹了。

有的人会说，能否通过代考或者跑关系进入考场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这些记载都是一些笔记小说，多是道听途说的事情，不足以证明真有女性应考。《续南笔谈》中记有乾隆六年（ 1741）扬州发生的一件舞弊案：扬州有一位王先生虽不学无术，但他却有一位才貌兼备的妻子张氏。张氏看到丈夫整天游手好闲，觉得不能指望他能通过科举及第来改变家庭的命运，决定自己女扮男装去应考。可惜还没有进考场，就因为她的小叔子举报而被抓了。按照清代科场条例，张氏本应被处死，好在乾隆帝说：“这样一位才女，杀了真是可惜，更何况她是恨自己的丈夫不争气啊，才做出这样的舞弊行为。朕念她用心良苦，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将她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吧”。这也足以说明对于女性参加科举处罚的严厉程度。正因为如此，不少有才华、有理想的女性只能对天长叹，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曾叹息说：“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上名”。

在明代还真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就是浙江余姚人杨文俪。《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四》中收录了《杨文俪诗》一卷，说明明代确有其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对她有很高的评价，说她是：“盖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举之文者，文俪一人而已。 ”在纪晓岚看来，杨文俪是明代精通八股文的女性中排名第一的。

杨文俪自幼在其父亲、工部员外郎杨应獬的教导下，精通于八股文写作的奥妙。与鲁小姐一样，杨文俪自然也只能恨自己是个女子之身，无法参加科举考试。在嫁给孙升做继室之后，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培养孙升的五个儿子身上，亲自教他们做举业文章。后来，这个五个儿子中有四个考上进士，其中三个官至尚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部级干部，另外一个担任太仆寺卿，太仆寺主要是管理朝廷车马事务的机构，少卿是太仆寺的副官，一般为正四品，级别也是相当高的。尽管杨文俪自己没有办法参加科举考试，但她的理想在儿子们身上得到了实现，她的名字永留史册。

我们只要谈到女状元，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太平天国中有一位叫傅善祥的女状元。她到底是不是女状元呢？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确实有傅善祥这个女性。太平天国建立之后，自癸好三年（ 1853年）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其目的在于笼络人心。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包括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和天试，其中省试相当于清朝的乡试，天试相当于清朝的会试和殿试，只有天试一甲才能称之为状元、榜眼和探花。而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所谓的开设女科只是杨秀清为选拔秘书或者识字的女性而设立的考试，并不是天试，最多只能算是东王府开设的临时性考试。按照太平天国的体制，只有天试才能选拔状元，尽管东王杨秀清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但他毕竟还是低于天王洪秀全，因此东王开设的考试的第一名肯定不能称之为状元。

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史料称傅善祥为天国女状元呢？我们认为称傅善祥为女状元是可以理解的，古代将第一名称为状元已经成了惯例，傅善祥可能是东王府举行的选拔女性工作人员考试中名列第一，因此自然而然地就被称之为状元了。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现代关于状元的用法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将高考和其他考试的第一名都称为状元。由于现在是有 16个省份单独命题，使用全国统一试卷的省份越来越少。但从试卷而言，由于没有全国统一试卷，各省的高考状元最多就是相当于乡试的第一名，即使解元。但我们都习以为常地将他们都称之为状元了。更不要说，古代每科状元只有一个人，即所谓的独占鳌头，现在各省的高考状元则至少有文理两科各一个。由此看来，傅善祥是在那次考试中得了第一名，加上东王府的地位很高，她也就被习惯性地称为女状元了，但真正意义上的女状元是不存在的。从严格意义来说，傅善祥不能被称之为状元，太平天国时期虽然有傅善祥这个人，但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女科，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女状元，中国历史上绝对没有女状元、女进士。

因此，禁止女性报考是科举报考的一条没有明文规定的限制性条件。除此之外，从宋代开始，还要求考生在户籍所在地报考，不能跨地域报考。

年龄限制

从2001年开始，教育部宣布高考报名取消年龄限制和婚否限制，也就是说取消了以前规定 25岁以下未婚青年之一限制，允许考生终身应试。到 2015年，南京有个 86岁的考生，坚持参加 15次高考，他是中国高考考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么，科举报考是否有年龄限制呢？

首先科举报考没有年龄上限，多大年龄都有资格报考。由于科举考试从北宋开始之后，三年举行一次。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意味着每落第一次就要等待三年（恩科除外），只要落第几次，应考者就有可能从青年考到中年。

有学者对科举及第者的平均年龄进行过统计：生员的平均年龄为 24岁，举人约 30岁，进士约 35岁。由于古代的户籍制度并不健全，加上科举允许考生终生报考，考生虚报年龄的现象，尤其是改小自己年龄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这一统计显然有一定的误差，及第者的实际平均年龄应该高些。

至明清时期，随着应考人数急剧增加，士子及第的年龄明显提高。清代著名学者沈德潜在康熙二十三年（ 1694）考取生员，这时他 21岁。此后，沈德潜连续参加了 17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直至乾隆三年（ 1738）乡试中举，次年考中二甲第八名进士，这时他已经 67岁了。从院试考取生员到殿试中进士，前后时间长达 45年。《越缦堂日记》的作者李慈铭是道光三十年（ 1850）庚戌年考取生员，这时他 21岁。之后他 11次乡试落榜，直至第 12次的同治九年（ 1870）庚午科乡试考中举人，这时他 41岁。他又参加了五次会试，于光绪六年（ 1880）庚辰科殿试考中了进士，这时他已经 51岁了。李慈铭的应试生涯至少有三十年，他有一枚藏书章，上刻朱文：“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随着应试人数的逐渐增加，老年考生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比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乡试，各省汇报至朝廷的年届八十、七十以上老年考生多达 500余名。百岁参加乡试的考生也不是传说，《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七十二记载，乾隆三十五年（ 1770）庚寅科江西乡试时，应试的广信府生员李炜九十九岁，居然能顺利考完三场。尽管他最终落第而归，但乾隆帝还是觉得他精神可嘉，特别赐予他举人，并允许参加会试。

自乾隆元年（ 1736）起，为给年老应试者以精神安慰，清廷赏给年老应试者官衔。十七年（ 1752）规定， 80岁以上举人赏翰林院检讨衔， 70岁以上举人赏国子监学正衔。道光六年（ 1826）丙戌会试时，应试举人广东三水县的陆去从已经 103岁了，清廷赐其国子监司业衔。

不仅赏给举人官衔，还赏给年老生员举人出身，这一制度始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这一年顺天乡试考生中，有 85岁和 80岁考生各一名，均赐予举人。次年，允许顺天、山西、河南、江南、山东、陕西、湖北等省年 90、80、70岁以上之生员、贡生都赏给举人出身，他们有资格参加会试。

由于录取名额有限，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举人和进士的士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读书人则是耗尽了一生的光阴也不得到任何功名，只能一辈子都是童生，科举功名对他们来说永远都只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因此，由于科举考试允许士人终身应试，只要家庭有经济实力支持，个人又有足够的耐力，士子可以终生读书应考，在科举考场中白发考生并不罕见。

科举考试的报考也没有年龄下线，只要考生愿意参加，无论考生的年龄多小，都可以报名应试。明清时期，有才华的小孩可以与成年人一同竞争，参加童试、乡试、会试与殿试以博取功名。大学士纳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 17岁考取秀才， 18岁中举， 19岁中进士，与南宋大学者朱熹中进士的年龄相同。文学家袁枚自幼聪颖， 7岁开始跟老师读书，嗜书如命， 12岁便考中秀才。晚清名臣林则徐 13岁府试第一名， 14岁考取秀才， 20岁中举， 27岁中进士。张之洞 13岁考取秀才。 16岁名列顺天乡试第一，取为解元，“一时才名噪都”， 26岁中进士。蔡元培 17岁考取秀才， 22岁中举， 25岁中进士。

戊戌维新的主将梁启超也是年少应试。他 11岁考中秀才。 12岁，他进入当时广东著名学府的学海堂求学。 16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以第 8名的身份考中举人。 22岁的他和老师康有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组织和鼓动了 1000多名会试的举人参加“公车上书”。梁启超成为清末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由于科举考试竞争相当激烈，加之考试内容有相当高的难度，中年人要及第都有相当的难度，更何况这些小孩呢？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要想能在年轻时就能脱颖而出是相当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竞争的激烈。科举考试不仅参加的人数多，数以万计的读书人都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且考试的内容也有相当的难度。

这些小孩能在竞争激烈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说明他们是有相当的聪明才智的，这也从令一个角度反应出，科举考试的评价实际上是相当有效的，能让有效地测量出有才华的人。唐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科学等方面的人才，他们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从科场中脱颖而出了，南宋的大思想家朱熹 16岁通过预备考试——解试， 19岁中进士，而这一科进士的平均年龄是 35.8岁，最大的是 50多岁。由此可见，朱熹能在这么年轻就考上，说明他的才华确实是非同一般。

科举考试允许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报考，这让天下的读书人都有机会多次参加考试，这样，在中国科举史上，就既有几岁的小孩童子科及第，也有百岁老人考中秀才、举人，年龄相差八九十岁的考生有时会在同一考场同场竞争，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奇观，历史奇观了。

古代没有科技手段来保障考生材料的真实性，比如考生的相貌只能靠文字来描述，明清考生写“面白、面黑、面黄”、“有须、微须和无须”，“圆脸、方脸”、“瓜脸”等。

为弥补科举报考的不足，保证考生报考材料的真实性，科举采用了保结的制度。不仅需要由亲友、族人、邻居和里长签订保结文书——结状，而且还实行考生互结制度。一般是五人或十人同时参加考试的考生组成，由五人结保的称为“五童结”。在此基础上，清代还采取廪生保结措施。主要是认保，即由童生在本县享受官府津贴的生员——廪生中自行选择一位为其担保者。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根据湖南学政湖南学政张姚成的建议，清廷改认保为派保、挨保，即由府州县学的官员根据报考者的次序和廪生的入学名次，指定廪生担任保结者。这样考生和廪生的结保是随机的，他们不一定互相认识，使结保制度能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按照规定，派保廪生与考生的保结关系在府试后结束，院试则又需要根据府试结果更换派保廪生。

确定担保者之后，需要在官学（县教育局）提供的文件上签字，以保证这些担保的有效性，结保的文书叫做“结状”。在经过了这些程序以后，考生才算已经报考，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如果其中有一人弄虚作假，其他人就会受到牵连，不仅考生会失去参加科举考试资格，而且则会被取消秀才资格，并被开除出官学，有的甚至还会有牢狱之灾。

完成报考后，士人的身份就成为了童生。童生并不是一个年龄概念，士子在没有考上生员之前，无论是儿童、青壮年，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称为童生。明代读书人称生员为“老友”，称童生为“小友”。如果童生考上了生员，哪怕他只有十几岁，也称为“老友”。如果考不上生员，即便是八十岁也称“小友”。清朝有一幅对联讽刺老童生：“行年七十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还未熟，不愧书生”。童生就迈上了从县到府州、从府州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的漫长而艰辛的科举应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