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石硕教授 摘要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童恩正依据考古材料，提出的一条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地理文化带。长期以来，对半月形文化带的意义与价值，学界虽有所涉及，但总体上缺乏将其置于中国历史及民族活动框架中，系统考察其与历史上民族活动的内在关联性。事实上，半月形文化带不但被历史时期民族活动所充分印证，且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关键性连接作用。半月形文化带不仅为我们认识中国文明起源开辟了新视野，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在该地带上的承袭性和文化融合以及所呈现的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均构成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半月形文化带有助于我们摆脱把长城作为农、牧线性分割的认知和多从单一民族视角认识北方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关系的窠臼，更多看到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交融连接及文化整体性，从而为我们深入认识理解历史上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整合以及中华民族历史脉络提供了一个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思路。半月形文化带蕴含着中国历史、考古、民族、地理、语言、生态和人类学的丰富内涵，堪称理解中国民族和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 半月形文化带；童恩正；北方游牧民族；农牧结合带 在中国人文地理领域，有两个概念影响较大，一是“胡焕庸线”，二是童恩正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二者的共同点均是“从中国东北到西南”。与“胡焕庸线”相比，“半月形文化带”的影响主要限于学术界，不如“胡焕庸线”那样广为人知。原因是“胡焕庸线”是一条直线，简洁、明了，且线的东、西两边呈现的巨大反差让人易于理解，更易被接受。童恩正是考古学家，他是以考古材料为依据提出“半月形文化带”。考古学专业性较强，非专业人士阅读考古论文往往较为困难。但以上这些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是，同“胡焕庸线”相比，“半月形文化带”的内涵更复杂、更丰富，牵涉面也更广。因此，要充分认识“半月形文化带”的意义和价值，不但需要对中国历史、民族有宏观和整体性认识，更需要历史、考古、民族、地理、人类学、生态学等综合的学科视野。囿于此，目前学界对半月形文化带的认识尚不充分，对其与历史上民族活动的内在关联性亦缺乏足够重视。这是一个较大缺陷。为此，本文拟从中国文明的起源、民族活动、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等视角，试对半月形文化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做一讨论，旨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相关认识。  童恩正 一、一个基于考古材料的重要发现 童恩正以西南考古研究见长。这突出体现于他在西南石棺葬、大石墓—石棚遗迹、细石器、青铜器及西藏考古等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前沿性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童恩正发现一个重要现象：西南地区考古文化中存在大量北方草原文化因素。西南地区为什么出现如此众多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为弄清此问题，童恩正分别将西南地区的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以及众多典型器物等置于更大的地域空间、置于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漫长地理带中进行系统、全面考察。考察之后惊奇地发现，上述遗迹遗物在从东北到西南的整个地理带中均普遍存在。这显然已不能用“'偶合’来解释”。在此基础上，童恩正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在我国从东北至西南存在着一条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自提出迄今，已过去37年。这期间，学术界已愈来愈意识到“半月形文化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今天，当我们审视这份学术遗产，不得不由衷钦佩童恩正提出“半月形文化带”的远见卓识。童恩正对半月形文化带的论述与阐释，有两点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Anke Hein编The'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一)透物见人：从考古文化透视背后的民族与社会 童恩正从经济类型的共同性和民族集团的流动迁徙，来阐释半月形文化带存在大量相似考古文化的原因。如他将东北地区石棺葬的分布划分为吉林省境内、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辽河以东四个亚区，从文献记载看，它们分别与古代肃慎、东胡、山戎、东夷等民族集团有关。在对半月形文化带的石棺葬做整体性考察基础上，童恩正指出：“就现有资料而言，发现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区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又次之。这三个大区虽然相隔甚远，但石棺的结构却惊人地相似。我们似有理由可以推测，石棺原为黄河上游某一氐羌系统的民族(其中以氐族的可能性较大)所采用的一种葬具，以后才传播到'西南夷’和东北的'胡’、'戎’诸民族中去的。”换言之，经济类型相似的不同民族集团的迁徙交流，正是半月形文化带中产生诸多共同文化因素的重要原因。 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已注意到西南地区存在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正如童恩正指出：“关于滇文化中存在以动物纹饰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民族的因素，这一点早为国外学者所注意。如最早研究滇文化的美国学者哈斯金斯(J.F.Haskins)、西德学者德麦玲(Magdalene von Dewall)、日本学者白鸟芳郎等均曾论及此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这一边地文化传播带的存在，所以难于正确解释其来源。”经济类型的相似性，正是合理解释半月形文化带中存在大量相同考古文化因素的依据。这种共同文化因素，“既有族群的迁徙流布、民族的融合交往，也有间接的观念传播等”。童恩正认为：“从东北至西南成一半月形环绕着中原大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却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由考古文化透视背后的民族活动、社会状况与文化交流，正是解释半月形文化带存在大量相同文化因素的关键。  白鸟芳郎 (二)从生态和地理环境角度阐释半月形文化带的成因 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大体呈现45度倾斜（这与“胡焕庸线”相类似），南北和东西跨度达万余里，其宽度大约在100公里—300公里。如果说不同民族集团的文化交流和流动迁徙是造成该地带存在大量相似文化因素的原因，那么，在南北和东西跨度如此之大的地理带上，为何会发生如此频繁的民族迁徙流动与文化交流？童恩正在对半月形文化带地理生态环境做深入研究后，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半月形文化带生态环境呈现极大一致性的关键，是存在“纬度高地形低、地形高纬度低的互为补偿的自然条件”。对此，童恩正曾作如下论述：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主要地貌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在1 000—3 500米。大致而言，从大兴安岭南段及西辽河平原，经锡林郭勒高原至鄂尔多斯一线，即北纬40度附近，海拔为1 000—1 500米；在六盘山以西，黄河上游河湟一带，即北纬37度附近，黄土高原的高度在2 000米左右；而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北纬33度至26度之间，平均高度在3 000米以上。这也就是说，从东北到西南，半月形地带的高度呈阶梯状递增，呈现出一种纬度高地形低、地形高纬度低的互为补偿的自然条件。这就使本地区的太阳辐射、气温、降水量、湿润程度、植物生长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均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纬度虽逐步降低、但海拔却逐级上升，因纬度与海拔的相互补偿，造成该地带太阳辐射、气温、降水量、湿润程度、植物生长期、动植物资源呈现高度一致性。童恩正指出，生态环境高度一致正是造成该地带民族流动迁徙和文化交流频繁，从而出现大量相同考古文化因素的原因。  李伯谦、陈星灿主编《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 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揭示了历史上北方民族迁徙流动的一个重要地理文化现象。童恩正不但提出半月形文化带，还以开阔的思路和多学科视野与方法，将考古材料置于历史、民族与生态环境等综合因素进行考察，揭示了半月形文化带赖以产生的地理生态环境机制与社会文化背景。这种多学科视野与研究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颇具开拓性和引领性。有学者曾对其提出半月形文化带的论文作如下评论： 该文论据充分，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全面体现了童恩正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等方法结合的治学特点，以出土文物为基础，既有宏观的视野，也有微观的考证，多角度认识和复原古代民族和社会。 半月形文化带不但提供了认识古代民族活动的新视野，其立论思路和研究范式上的开拓、创新也显而易见。  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 二、半月形文化带为历史时期民族活动所充分印证 童恩正提出半月形文化带的依据，是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的考古材料，时代下限止于春秋战国，未涉及春秋战国以后的情况。考古学是实证性极强的学科，强调用材料“说话”。童恩正对半月形文化带的讨论，体现了用考古材料“说话”的严谨态度。那么，在春秋战国以后，半月形文化带在中国历史演变与民族活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直接关涉对半月形文化带学术价值的判定。 童恩正曾明确指出：“在这半月形的地带之内，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这表明，童恩正对活动于半月形文化带的人群面貌有一个清晰判断——他们主要属于“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事实上，春秋战国以后，半月形文化带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活跃、民族流动最为频繁的地理区域，而活动于这一区域的民族，正是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最早沿半月形文化带流动迁徙的，是受秦挤压西迁的羌人。《后汉书·西羌传》记：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后汉书》 赐支河指今黄河上游。这支在公元前4世纪“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羌人，显然进入西藏高原，成为吐蕃先民之一。《新唐书·吐蕃传》记：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还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 据此记载，吐蕃祖源一是与古羌人有关，二是与南凉有关。南凉是鲜卑慕容所建政权，从南凉“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看，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当是“群羌”，并混有鲜卑成分，二者均是沿半月形文化带西迁的民族。  欧阳修、宋祁编撰《唐书》 西迁羌人除进入今西藏外，也向南流布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区，“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隋书》记川西高原部落时云：“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新旧《唐书》在记载青藏高原党项、白兰、东女等部落时，均称其为“羌之别种”。可见，羌人曾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向南流动，大范围地散布于青藏高原及横断山脉地区。 继羌人之后，沿半月形文化带流动的另一北方民族是源于辽东的鲜卑。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拓跋两部开始大规模从东北、蒙古草原南下。南下的鲜卑先后建立了代、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等政权，为“五胡”中建立政权最多的北方民族。值得注意的是，慕容鲜卑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流动，进入西北和青藏高原范围，先后建立西秦、南凉和吐谷浑三个政权。其中，慕容鲜卑所建吐谷浑政权，立国达三百余年，统治今甘南、川西北和青海氐、羌等族，势力鼎盛时其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川西北，南达青海南部，西至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公元663年为吐蕃所灭。吐谷浑后与藏、蒙等民族融合，成为今土族的主要来源。今青海都兰血渭一号墓，即反映吐谷浑上层贵族的生活面貌。  周伟洲著《吐谷浑史》 宋、辽、金、西夏时期，半月形文化带上的民族流动与文化交流最典型的要数西夏与西辽。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处于农牧交接的半月形文化带。西夏疆域范围包括今宁夏、甘肃、青海东北、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北部地区。西夏不仅成为半月形文化带中西北、西南、北方草原与中原沟通联系的枢纽，也成为羌、藏、契丹、女真、汉等各民族及文化发生密切接触交流的区域。如西夏人信奉藏传佛教，导致大量西藏僧人前往西夏，也促成西夏与青藏高原地区的广泛交流。西夏与北宋之间进行的战争，导致其对中原文化的大量吸纳，产生了仿汉字的西夏文。西夏立国189年，既是对农牧结合地带之民族与文化的一个强有力整合，也促进了半月形文化带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民族与文化交流。  吴天墀著《西夏史稿》 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王朝，兴起于大兴安岭一带，其疆域东至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外兴安岭一带，辽长期占据华北平原北部的燕云十六州一带，其南境至河北中部白沟河、雁门关一带与北宋形成对峙。辽的疆域范围主要处于半月形文化带。辽立国210年，同样是对半月形文化带之民族与文化的一个强有力政治整合。1125年，金灭辽，辽之余部同样沿长城一带向西流动迁徙，于1132年在西域地区建立西辽。西辽虽主要活动于西域和中亚地区，但同青藏高原地区的部落和地方势力之间有诸多交往，史籍有不少关于西辽与吐蕃之间往来的记载。契丹的余部也曾沿横断山脉地区南下，进入云南保山、临沧、大理、西双版纳等地，特别是保山施甸县的契丹后裔为数甚众，改汉姓、编修族谱，建立宗族组织。 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南流动最典型的例证，无疑要算蒙古。蒙古兴起于大兴安岭地区，因兼并北方草原各部而崛起、壮大，是集北方游牧民族之大成的一个民族。青藏高原纳入中原政治体系，主要是通过蒙古入主中原并建立的元朝来实现的。在此过程中，蒙古正是通过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同西南及青藏高原地区发生密切联系。自13世纪以来尤其是明末清初，蒙古各部源源不断地南下青海，导致蒙藏之间以宗教为连接纽带的大规模结合，从而对整个中国北方地域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北方游牧民族为何总是规律性地沿半月形文化带从东北向西南流动迁徙，翦伯赞曾有如下论述： 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现在问题很明白了，那就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准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这些牧人、骑手或战士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住脚，他们就只有继续往西走，试图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败了，他们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疆南部。  翦伯赞 这段论述勾勒出北方游牧民族规律性从东北向西迁徙流动的现象及原因，也清晰地道出了一个地理带的存在，即北方游牧民族沿长城外围一侧从东北向西南流动的地理带，其主体部分正是半月形文化带。《史记》在记叙“冠带战国七”即华夏边缘时，曾明确提到“因边山险壍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所言“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正属于半月形文化带范围。 很显然，历史时期北方民族的活动，确凿印证了“半月形文化带”的存在。这条地理文化带不但存在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在其后历史时期，这条以“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为主导并紧紧环抱着中原农耕区域的半月形文化带，始终发挥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史记》 三、半月形文化带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连接作用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是北方游牧与华夏农耕两大民族系统之间冲突、竞争、交流、融合并逐渐整合为一体的结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半月形文化带发挥了关键性的连接作用，可谓功莫大焉。 半月形文化带的连接作用，最显著的体现，是13世纪—18世纪蒙古通过这一地理文化带，将中国西南地区同整个北方地域逐渐连接为一体，对最终框定中华民族地域格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3世纪，蒙古建立的元朝首次将青藏高原地区纳入中原王朝政治体系。元朝不仅在西藏派驻军队，清查户口，将青藏高原划分为三个行政区，还建立起从元大都通往西藏的驿站系统，驿站系统穿越的地区正是半月形文化带。不过，在元朝统治西藏过程中，发生的更具决定性和影响深远的事件，是以八思巴为代表的西藏教派势力对元朝统治者进行的强有力的宗教渗透和影响，使元朝统治者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并确立了以西藏僧人担任“帝师”的制度。由于元皇室集团、王公贵族信奉并大力推崇藏传佛教，西藏僧人纷纷前往大都，投奔于皇室及王公贵族门下，从事传教、做法事等宗教活动。所以，在元朝统治西藏过程中，西藏教派势力可谓在宗教上征服了元朝统治集团。双方在政治和宗教上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使西藏宗教势力依靠中央王朝扶持来发展的趋势得以形成，同时开启了影响此后中国北方地域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格局——揭开了蒙藏之间以宗教为连接纽带的政治结合之序幕。蒙藏发生大规模结合的文化与地理基础，正是半月形文化带。 八思巴像 元朝灭亡后，被称作“北元”的蒙古势力退回草原，为争夺汗位，蒙古逐渐分裂为东、西两部。明中叶“土木堡事变”后，明朝元气大伤，边防日渐松弛，加速了蒙古在北方地域的扩张，亦为蒙、藏之间的大规模结合创造了条件。自明中叶起，东蒙古各部陆续向西南迁移，首先沿半月形文化带进入河套地区游牧，时称“套虏”，后陆续沿半月形文化带南下青海，以青海草原为驻牧地，同时向西藏和横断山脉地区扩展势力。明后期，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率部南下青海，击败先前的蒙古诸部，成为青海最大的蒙古势力。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后被追封为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畔仰华寺举行会晤，宣誓蒙古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坚定支持者，同时宣告取缔蒙古原有的萨满教，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由此，开启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向整个蒙古地区的大规模传播。是时，格鲁派因在西藏内部受到排挤和压制，格鲁派上层集团遂采取援引蒙古势力入藏打击对手和确立主导地位的策略，这不但导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转世于蒙古黄金家族并由蒙古军队护送到拉萨坐床，也导致随后入据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军入藏，确立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固始汗成为执掌西藏地方世俗权力的汗王。自此，蒙藏之间形成了以宗教为连接纽带的特殊政治联盟。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像 上述情形发生于清朝入关前后。清入关以前满蒙之间已结成联盟，清朝入关很大程度是“翳蒙古外戚扈戴之力”。鉴于蒙藏之间以宗教为纽带的紧密联系及蒙古控制青藏高原地区的局面，清入关前后即顺治和康、雍、乾时期，均采取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策略，以极高规格迎请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进京朝觐并予以册封和厚赏，崇奉藏传佛教并给予西藏僧人极高的政治礼遇，还斥巨资修建承德外八庙供蒙古王公朝拜，主要目的正在于“安众蒙古”。 在16世纪—18世纪的中国北方地域，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随着格鲁派向整个蒙古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宗教成为蒙藏之间的特殊连接纽带，蒙古以此为基础形成对西藏、青海及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同样与蒙古结盟并“翳蒙古外戚扈戴之力”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鉴于满蒙联盟系清朝之基石且蒙古普遍信奉黄教，遂采取“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策略，尊崇黄教并给予极高政治地位与礼遇，以笼络和结纳蒙古人心。这样，在清朝及蒙、藏之间遂因宗教这一连接纽带而形成特殊政治关系，清朝正是通过成功地介入蒙、藏之间的宗教连接纽带，一方面加强、巩固与蒙古的联盟关系，同时通过“兴黄教”来加强同格鲁派上层的直接联系，逐步取代蒙古对青藏高原地区乃至新疆天山南北的控制权，最终将蒙古控制的青藏高原地区、内外蒙古地区和新疆地区牢固地纳入版图。谭其骧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17世纪、18世纪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这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所能够做到的。单纯的、一时军事上的胜利和军事征服要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来维持的话，统一是不能持久的。”实乃洞见。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将整个中国北方地域纳入图版，所凭藉的主要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充分利用了蒙藏之间的宗教连接纽带，因势利导地采取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策略。而藏传佛教格鲁派向蒙古社会的大规模传播，正是清朝“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社会文化基础。 谭其骧 17世纪以来蒙古社会普遍接受藏传佛教，从根本上说，由三个因素所决定： 其一，基于半月形文化带的相似的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经济类型与社会形态，青藏高原同北方游牧文化之间存在很大融通性，尤其是青藏高原本土的苯教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教之间存在大量共性，使包含大量苯教内容的藏传佛教同蒙古萨满信仰之间颇相契合。所以，蒙藏之间在文化和宗教上的诸多共性与融通性，为二者形成特殊的宗教连接纽带提供了可能。但可能性并不等于必然性，倘若没有半月形文化带在北方游牧地区与青藏高原地区之间所起的连接作用，没有蒙藏之间通过半月形文化带的沟通联系与密切交流，就不可能导致藏传佛教格鲁派向蒙古社会的大规模传播，蒙藏之间也不可能形成特殊的宗教连接纽带。 其二，青藏高原地区经济的基本类型是北牧、南农。青海、藏北及今甘南和川西北地区，存在广袤、连片的牧区，为游牧民族从东北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南拓展提供了广阔的游牧空间。无论是鲜卑慕容部南下青海建立吐谷浑、西秦、南凉等政权，还是明末清初蒙古各部源源不断地沿半月形文化带南下青海、西藏以及甘南、川西北地区，都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扩张性及拓展生存空间的需求。所以，13世纪以来蒙藏之间发生密切关系以及在宗教和文化上的高度融合，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具有很大历史必然性。 其三，自新石器时代起半月形文化带就存在大量相似文化因素，是游牧民族频繁流动和彼此密切联系的地理文化带。13世纪以来蒙藏之间发生的紧密联系和大规模文化融通，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是半月形文化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连接作用的生动体现。 从以上三点看，13世纪以来蒙藏之间发生大规模交流及由此导致的藏传佛教向整个蒙古地区的传播，以及二者在政治和文化的紧密结合，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地理和生态环境基础。蒙藏之间紧密结合所带来的青藏高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之间形成的整体性，很大程度正是依凭于半月形文化带在沟通联结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曾现江著《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 很显然，倘若没有蒙藏结合所框定的中国北方地域以宗教为连接纽带的整体性，清朝“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对中国北方地域的统一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清朝正是成功利用了蒙藏之间所框定的中国北方地域的整体性，在统一北方地域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同样起源于半月形文化地带，他们同样有着信奉萨满教之文化“底色”，这使清朝统治者对连接蒙藏之间的藏传佛教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和亲近感，所谓“明修长城，清修庙”、修建承德外八庙以及“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均足以说明其深谙蒙藏宗教联系之奥妙。事实上，清朝统治者的政治考量与自身宗教情结有着一种微妙联系和张力，今北京遗留的清朝皇家寺庙、佛教遗迹等大多属于藏传佛教性质，即是对此的最好诠释。 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其中满、蒙、藏均分布于半月形文化带。这反映半月形文化带在中华民族的构成及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民国时期，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以突出蒙、藏为特点称“蒙藏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正是承袭历史上蒙、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结果。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半月形文化带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关键性连接作用。正因为如此，半月形文化带对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地理与文化视角。 李德成著《藏传佛教与北京》 四、半月形文化带对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价值 毫无疑问，作为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并承载着丰富历史内涵的地理文化带，半月形文化带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历史的演变及特点提供了新的视野。从大的方面看，半月形文化带对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至少有以下三方面重要价值： 1.半月形文化带告诉我们，历史上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并非简单以长城作为分割，二者之间存在一条农牧混合的漫长、宽阔、模糊的地理带。 众所周知，被称作“中国”或“华夏”的定居农耕民族同被称作“夷狄”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绵延不绝的冲突、战争和交往与融合，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古人云：“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 “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中国历史上不少王朝（或政权），如五胡十六国（姑且将其算作一体）、北魏、北周、北齐、辽朝、金朝、西夏、元、清等均是北方民族即史籍所称的“夷狄”所建立。隋、唐盛世也有浓厚中间性质，属“中国”“夷狄”高度整合的类型，兼具两者的特点和性质。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指出：“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这段话中，前一个“中国”是指今日之中国，后一个“中国”则指历史上与“夷狄”对应的“中国”称谓。 拉铁摩尔夫妇著《中国简明史》 正是针对这一状况所言。顾颉刚说：“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这里的“内外”，系指长城的内与外。因此，从很大程度说，华夏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由冲突、竞争而导致相互整合和民族融合，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动力机制和主要原因。 但自秦以来，横亘于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万里长城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长城是华夏农耕民族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而建，古人遂以长城为界产生“塞内”“塞外”的称呼。这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把长城当作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之间的分界，进而也把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之间作一种线性的分割。事实上，这是不确切的。严格说，长城只是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攻防拉锯的军事分界线，长城的位置亦随双方势力消长不断变动，如秦长城与明朝防御蒙古的长城已不在一条线上。尽管长城的走向大体同农、牧分界相关，但准确地说，长城只是一条线性的军事防御工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牧分界。以长城为农、牧分界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把古代军事防御屏障同农、牧分界混为一谈的结果，也是对长城的误解。 王国良编《中国长城沿革考》 事实上，不同民族、文化的区域界线从来不是截然两分，更非呈线性分割。分界往往同时也是连接部分，是两者密切接触、交流和相互混同的部分。农、牧间的地理文化边界更是如此。半月形文化带的价值在于，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农耕民族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并非简单以长城作为分割，二者之间存在一条游牧或农牧混合的相对宽阔、模糊的地理带。历史上活跃于该地带的民族包括了羌、氐、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藏以及由于各种原因流徙于边地的大量汉人。如童恩正所言，他们正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他们在这一漫长而宽阔的边地中繁衍生息，彼此混同、密切交流和融合，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独特景观。上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被农耕人群视作“边地”的蒙古、新疆地区的考察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很大程度正是有感于学界对这一边地的忽视。半月形文化带的价值在于，它清晰地告诉我们，该地理带的形成时间甚早，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整个中国历史时期，是观察、认识历史上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接触、交往、交流的重要历史区域。 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2.半月形文化带揭示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 半月形文化带给我们的另一重要视角，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华夏农耕区域的包裹性。这是构成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半月形文化带的产生和延续，既与生态环境相关，也与农、牧两大区域间的张力即华夏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抵御密切相关。诚如翦伯赞所指出，从大兴安岭地区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竭力寻找突破长城的缺口，若不能突破，则沿半月形文化带不断向西迁徙。蒙古“先取西南诸番，藉以图金”，忽必烈率大军由六盘山沿横断山南下“迂回大理，斡腹攻宋”，灭大理以对南宋形成包抄之势，都充分说明这一点。清军最初进入四川，不走传统蜀道，而由陕南进入川北的阆中，也体现了北方民族对半月形文化带的依赖和充分利用。因此，半月形文化带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呈现出北方游牧民族对华夏农耕区域的包裹性。这种包裹性足以说明，在农、牧之间的相互需要和依存中，北方游牧民族是更为积极、主动的一方。事实上，历史上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北方游牧民族无法突破长城南下中原时，他们会选择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流动迁徙，进入西南或西北地区；另一种情形是，当其成功入主中原后，他们仍会选择沿半月形文化带向西南拓展生存空间。其中，最典型的是蒙古。蒙古在入主中原以前首先向西拓展，不仅灭了处于半月形文化带地带的西夏，并开始对西藏的征服。在从中原地区南下受阻情况下，蒙古军队还选择穿越横断山区进入云南，征服大理，进一步对南宋形成包抄之势。大范围迂回是蒙古作战的常用战术，但也体现北方游牧民族的扩张性与渗透能力。这种强大的扩张性和渗透能力，不但造成其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也使农、牧之间发生联系的地域范围得到大幅度拓展，交流也更为密切。清朝雍正时期，史籍记“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与云南中甸等处，沿边数千里”，当地人“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营”。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 事实上，从中国东北绵延于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其宏观形态本身即呈现出对农耕区域的巨大包裹性。诚如童恩正指出，半月形文化带“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紧紧环抱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毫无疑问，半月形文化带所体现的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地理与文化视角。 3.半月形文化带为认识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文明起源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该问题越发引起学术界的兴趣与讨论。但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有一个现象颇值得注意——构成国家起源的若干因素，最早可能并非出现于农耕区域，而是有可能出现于北方，尤其出现于农牧结合的半月形文化地带。对此，我国现代考古学重要奠基人之一李济曾指出： 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北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他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了。 李济 周人则起源于西北地区，金景芳认为建立商朝的商人源自东北地区，他们均是由北方地域南下进入中原的民族。李济这段话提示我们，在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上，北方可能是更值得关注的区域。 德国学者奥本海在《论国家》中明确提出，在纯粹农民居住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不易产生国家，“国家首先在那些与遥远的草原接壤的富裕的农民地区产生”。在冷兵器时代，通常规律是“农可富国，牧可强兵”。这既道出农、牧各自的优势，也反映各自的短板。其含义是：农可提供充裕粮食与财富，但缺乏强力；牧能带来强力，但却难以提供稳定、充裕的财富。文明以及国家的起源离不开两个条件，一个是财富，一个是强力。唯有二者高度结合，方能提供兼并周边部落、促成公共权力向王权转化的实力和动力。要兼具强力与财富，有效途径当然是农、牧紧密结合。由于农牧结合能带来“强兵”“富国”之优势，为单纯的农与单纯的牧所无法比拟，所以，农、牧结合地带是文明起源和国家产生最具可能性的地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的诸多因素是先在农牧结合地带酝酿、孕育，渐臻成熟之后，再于农耕地区粉墨登场？诚如翦伯赞所言，游牧人群首先在草原上经过部落争战、兼并而得到历练，当走出马门，粉墨登场时，“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的产生是否也循着这样的轨迹与模式？这种可能性显然不能排除。 弗兰茨·奥本海著《论国家》 近年，随着考古学取得的一系列新进展，一些分布于半月形文化地带的考古遗址及发现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在从东北至内蒙中部再到甘青地区一线亦即半月形文化带，发现众多距今5 000—8 000年的考古遗址。甘青地区有大地湾遗址、石岭下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其年代均在距今5 000—7 800年之间。在内蒙古中部地区，则发现了红台坡下遗址、王墓山遗址、海生不浪遗址等，其中红台坡下遗址的年代距今达6 500年。在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地区，发现了兴隆洼文化遗址、赵宝沟文化遗址、富河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小河沿文化遗址等，其中，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年代距今达8 000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中均存在农业或农牧混合因素，符合童恩正关于半月形文化带“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的判断。 第二，在半月形地带的考古文化中，出现若干象征和标志王权的遗物。例如，作为数千年中国王权象征与标志的“龙”，最早出现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尤值得惊叹的是，呈现早期国家形态和特征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也正好分布于农牧交接的半月形文化地带。据笔者对石峁遗址的实地考察，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一，这是一座功能完备、布局复杂、等级结构森严的大型城址；其二，从遗址中发现不少体现王权威严的大型人面石雕来判断，其王权发育程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应是迈入文明门槛并具有国家雏形的重要遗址。 石峁遗址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表明龙门（今陕西韩城市）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县）一带是西汉以前农、牧之间的一个大致分界。这说明在先秦时期，农牧交接与混合地带比今天要广阔。从周祖“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间”，秦之先祖“或在中国，或在夷狄”，《春秋》“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等记载看，也可证明先秦时代农、牧结合程度远比今天要高。处于文明门槛、已呈现国家雏形的大型石峁城址，为何出现在半月形文化带上？这意味着什么？蕴藏什么样的历史密码？考古学界有学者认为晋西南的陶寺遗址与石峁遗址存在明显渊源关系但时代稍晚，这是否意味着最初的文明是产生于农牧结合地带，之后才向黄河中下游的农耕地区迁移？这极可能预示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农牧结合地带极有可能是孕育早期文明及国家起源的一个关键性区域？这或许正是半月形文化带给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文明起源带来的新视野、新思路。 毫无疑问，由考古材料所揭示的从东北沿长城一线到西北再折向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时段、大范围、大跨度的农牧结合带，该地理文化带为我们观察、认识北方民族活动规律及其同农耕民族关系提供了全新视野。 史念海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 有关半月形文化带对认识中国历史的意义与价值，唐晓峰曾作如下阐释： 我国北方有一个绵长的农牧接触地带，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结构为中国历史带来了一项恒久的历史主题。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对这个历史主题有丰富的反映。近世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详细考察过这个历史主题，写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今天的史学家、考古学家都承认，遗漏掉这个历史主题将不成其为中国历史。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很可能也是如此。 这一阐释客观且极富洞见。从相当意义上说，呈半月形的这条“绵长的农牧接触地带”，正是中国历史中一个“恒久的历史主题”。正因为如此，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将其称作“中国弧”（China’s arc）。许倬云不但充分肯定半月形文化带的价值，还进一步认为：“童恩正先生划出的这条传播带，还应该向南北两头延伸，向北应越过长城以北草原地带，向南应该延伸到中南半岛，这应该是一条国际文化交流传播带。” 许倬云 半月形文化带是大兴安岭与青藏高原之间的一个绵长的地理连接带。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鲜卑、契丹、蒙古、女真、满等均起源于大兴安岭及周边地区。这些民族在入主中原的同时，均不同程度沿半月形文化带流动迁徙，从而使北方民族在该地带上表现很大的承续性和相互联系。因此，半月形文化带有助于让我们摆脱以往多从分散和单一民族角度研究北方民族及中原关系的范式，给认识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带来了一种整体视野。过去，我们对北方游牧民族同华夏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整合与交融，往往比较侧重于单一民族视角，即多从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藏、满等不同民族角度进行考察，对北方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之间的接触交融及文化上的承续性和整体性缺乏必要的关注。半月形文化带所呈现的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及彼此交融、整合的延续性，有助于我们更为宏观但又具体、深入地认识把握北方游牧民族活动规律和整体特点。缺失了半月形文化带的视野，我们对中国历史及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认识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唐晓峰正是在此意义上说：“遗漏掉这个历史主题将不成其为中国历史。” 唐晓峰著《人文地理随笔》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在反思我国民族研究的局限时，曾指出两大弊端，一是按行政区划、二是从单一民族单位来研究民族。针对这两大弊端，费孝通给出两个基本方案：第一，从中华民族所在地域的整体视野来开展民族研究；第二，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开展民族研究。很显然，半月形文化带正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兼有农、牧交融之特点，具有中华民族所在地域之整体视野。因此，从半月形文化带视野来审视、考察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彼此的关联性及其同华夏农耕民族之间的整合与交融，无疑是在中华民族的认识格局上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学术方向。 不应忽视的是，半月形文化带所呈现的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以及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连接作用。在中国疆域内，有两大高地至关重要。一是位于西南的青藏高原，滋养并浇灌农耕区域的黄河、长江均发源于青藏高原，可以说，是青藏高原的水滋养了华夏农耕文明。另一个是东北的大兴安岭，大兴安岭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源地，大兴安岭的水不但滋养着东北森林和大平原，也滋养了整个北方草原。半月形文化带正是连接和沟通大兴安岭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地理连接带，同时也是农耕和游牧两大民族系统发生交错与紧密链接的“文化带”。这一特殊地位，可能正是半月形文化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发挥重要连接作用的原因。 就中国历史而言，农牧之间的整合与交融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核心内涵。半月形文化带作为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规律性迁徙流动的地理文化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农牧互动、交流与融合的新视野、新思路，这正是半月形文化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所在。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四、结语 前人的很多发现和提出的新概念，并非立即能被同时代的人理解和接受，其思想内涵和价值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后才逐步凸显，这是学术史上的普遍现象。今天，随着学术进步及相关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和拓宽，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半月形文化带的重要价值。近年来，学界对半月形文化带的讨论及对此概念的使用日渐增多。两种情况较突出：其一，在有关古代中国文明以及农牧关系的研究中广泛涉及和使用此概念，或有学者受此理论启发，提出中国沿海地区也存在一个半月形文化地带；其二，在半月形文化地带特别西南地区一些个案研究中，往往用半月形文化带的理论对个案进行阐释。这些现象说明，半月形文化带的价值正在被学界重新发现和认识。此外，就我个人体会而言，早年拜读童师论述半月形文化带的宏文，觉得思路、视野宏阔，方法严密，但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却体会不深。直到做中国民族史和藏学研究有年，有所积累并逐渐触类旁通，才深切体会到半月形文化带是极富思想内涵的学术概念，为认识中国历史和民族活动带来了全新视野，堪称原创性的突破。 李零著《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 学术史和思想史，归根到底是概念史。一个蕴含新思想、新视野的学术概念，犹如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我们在过去视而不见或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事实中找到一条能将之串连起来的“思想之绳”。半月形文化带正是让我们能深刻洞悉中国历史，把民族史领域中诸多纷繁杂乱的事实串连起来的“思想之绳”。 此外，不能忽略的是，童恩正提出半月形文化带在方法上给我们的启迪。这就是不囿于学科藩篱，把考古材料的阐释同历史、民族、地理、人类学紧密结合，并辅以生态学视角。这种熔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于一炉的视野和方法，正是其在学术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这一切并非偶然，童恩正中学时“偏爱理科”，一生热爱科幻，在科幻文学方面有极高天分和成就，被誉为“才华横溢的考古学家兼科幻作家”。在走上考古专业道路后，仍以极大热情和精力投入科幻文学创作。童恩正能提出半月形文化带，与他在科幻文学领域丰富的想象力不无关系。学术创新与想象力犹如孪生兄弟，二者有密切内在关联。诚如李水城指出：“今天回过头看，童先生'两栖’爱好的个性不仅激发了他的学术创作灵感，也大大丰富了他的研究领域。”古人云“工夫在诗外”。以问题为纲，文理交叉的思维和突破学科界线的视野，或许正是学术开拓的精髓所在。 童恩正科幻作品《古峡迷雾》 最后谈谈“半月形文化带”的称谓问题。目前学界对半月形文化带的称谓较为多样，表述各异。常见的有“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半月形地带”“边地半月形带”“半月形文化带”“童恩正带”“童恩正线” 等等。国外有学者将其称作“中国弧”（China’s arc）。称谓多样化有其积极意义，反映学界对该概念浓厚的兴趣和关注。本文所以用“半月形文化带”，只因该称谓相对简明，易于传播，含义也较明确。一个学术概念能否广泛传播并为大众接受，与称谓关系极大。故秉持“简明”原则。至于“童恩正线”的称谓，主要问题是“线”和“带”有明显差异，把“带”称作“线”并不合适。而称“童恩正带”，有仿“胡焕庸线”之嫌，有生硬、牵强的意味。笔者以为在没有更准确、恰当的称呼前，直接称“半月形文化带”，或许更简明、直观，更易传播和理解。 胡焕庸 学界常将“半月形文化带”与“胡焕庸线”相提并论，合称“双璧”，原因是二者均着眼于从东北到西南的视角。其实，仔细揣摩，两者存在一个根本差异——“胡焕庸线”表现的是东、西之间的巨大反差；“半月形文化带”呈现的却是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一条文化地理带，它既是农牧结合带，也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迁徙流动最为频繁、最为活跃的地理带。更重要的是，诚如童恩正指出，此半月形文化带“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紧紧环抱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并与之密切互动，在中国历史发展及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意义上说，半月形文化带承载着历史、考古、民族、地理、语言、生态和人类学的丰富内涵，堪称理解中国民族和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作者：石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若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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