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113届美国和加拿大病理学会（USCAP）年会于2024年3月23日至2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举行。 USCAP年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病理学专业学术会议，每年都有数千名来自医院、私人实验室、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病理学和分子、毒理学、肿瘤学和免疫学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出席会议。 USCAP是病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之一，是全球病理学领域知识传播的全球领导者，拥有超过1万名病理学家会员。USCAP通过促进研究、组织科学性会议和出版科学性杂志来丰富、发展和传播有关人类病理学和比较病理学的知识。 作为病理人，兼具学术使命和学者担当，杂志作为国内病理领域学术媒体平台，报道学科前沿进展。若您已积极参会，欢迎您把听课内容或学习体会进行整理，传达会议病理领域新进展，与国内病理同道们进行分享。因由不同整理者提供，部分会议内容会有重复，读者可以综合参考。 资料可发至邮箱：cjpa@cmaph.org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1556：骨同源盒蛋白（OTP）在鉴别胸腺和肺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应用 1556：The Utility of Orthopedia Homeobox Protein in Distinguishing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of Thymus and LungNicole Mendelson1 , Brooke Westling1 , Jennifer Boland Froemming1 , Julian Molina1 , Anja Roden11Mayo Clinic, Rochester, MN背景：研究表明，与来自胃肠道和胰胆管的神经内分泌肿瘤相比，骨同源盒蛋白（OTP）是肺部起源的神经内分泌肿瘤（NET）的一种具有敏感和特异性的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目前尚无特异性标志物来区分肺和胸腺神经内分泌肿瘤（NEN）。我们旨在研究OTP在胸腺NEN和肺NEN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以确定OTP是否有助于区分两者。 设计：在机构病理数据库中寻找1990-2021年切除的肺NEN和胸腺NEN，包括典型类癌、非典型类癌、小细胞癌（SCC）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CNEC）。对该类样本进行OTP蛋白（兔多克隆，HPA059342）免疫组化实验，由2名病理学家镜下判读并复核。肿瘤分期按第8期UICC/AJCC分期标准进行分期。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3例胸腺肿瘤病例（包括9例非典型类癌，2例LCNEC，2例鳞状细胞癌）和43例肺肿瘤病例（包括15例典型类癌，6例非典型类癌，17例鳞状细胞癌，2例LCNEC，3例LCNEC合并鳞状细胞癌），队列汇总见表1。除了1例鳞状细胞癌罕见存在<1%的肿瘤细胞阳性表达外，所有胸腺肿瘤（13/13，100%）的OTP均呈阴性。相比之下，13例（共15例，86.7%）肺典型类癌和5例（共6例，83.3%）肺非典型类癌弥漫性表达OTP，3例（共17例，17.6%）鳞状细胞癌和1例（共2例，50%）肺LCNEC显示局灶性OTP强阳性表达（5%-60%的肿瘤细胞）。3例LCNEC合并鳞状细胞癌的病例中，鳞状细胞癌的OTP染色均为阴性（图1）。 结论：OTP可能是鉴别肺类癌和胸腺类癌的一个有用的标志物。它也可能有助于鉴别肺内鳞状细胞癌和LCNEC。我们将进一步行TTF-1免疫组化染色，以确定该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此外，还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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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肺腺癌组织学亚型的组织空间分析；人工智能模型的建立及其在全景图像中的应用 1558：Peritoneal Spatial Analysi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Histological Subtyping; Establish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Whole Slide ImageEisuke Miura1, Katsura Emoto1, Tokiya Abe1, Akinori Hashiguchi1, Tomoyuki Hishida1, Asakura Keisuke1, Michiie Sakamoto11Kei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injuku-Ku, Japan背景：组织学亚型是肺腺癌（LUAD）的主要预后相关因素之一。病理医师通过组织学亚型的比例，进一步确定主要亚型和WHO分级。然而，它的空间分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因此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人工智能（AI）模型来分类LUAD的组织学亚型并采用全载玻片图像模型（WSI），探讨临床病理因素与组织学亚型的比例和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 设计：我们利用LUAD典型的病理组织学亚型图像，开发了一款人工智能模型。通过识别附壁生长型、腺泡型、乳头型、微乳头型、实性型、筛状和浸润性黏液腺癌等肺腺癌的组织学亚型，将该模型应用于147例LUAD切除标本的WSI。对所有在肿瘤标注区域内裁剪的图像进行分类，计算各亚型的百分比，并建立组织学亚型的分布图（图1），并统计分析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无复发生存期（RFS）情况。 结果：我们的AI模型在训练集上达到了99.7%的准确率，在由典型的组织学亚型图像组成的验证集上达到了90.4%的准确率。在WSI的应用中，根据AI模型分类，75.5%肿瘤的主要亚型与病理学家确定的亚型相匹配。由AI模型确定的主要亚型和WHO分级导致的分层RFS曲线与其它研究相似。然后，我们重点研究了高级别（HG）成分（微乳头型、实体型和筛状亚型）的分布，并将肿瘤分为肿瘤中心型、周围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HG型。在含5%-20%HG组分的肿瘤中，中心型肿瘤的HG模式具有更高的恶性潜能（p<0.001），而含其他比例HG组分的肿瘤则没有这种趋势。 结论：我们建立了新的AI模型用于肺腺癌的组织学分型，且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利用AI模型可以实现亚型定量和亚型分布分析。LUAD组织学亚型的分布尚未取得更好的结果，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1559：Lung Carcinoma with TERT Promoter MutationsAisha Mohamed1 , Miao Cui2 , Diana Oramas Mogrovejo3 , Emilian Racila1 , Hao Wu4 , Minghao Zhong31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edical School, Minneapolis, MN, 2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St Luke's-Roosevelt Hospital Center, New York, NY, 3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N, 4Yale New Haven Hospital, Yale School of Medicine, CT背景：TERT启动子（TERTp）突变是人类癌症中最常见的非编码突变。然而，TERTp基因突变在肺癌等常见肿瘤中较为罕见。因此，本研究系统探讨TERTp突变肺癌的临床、病理及分子特征。 设计：我们回顾性地检索了2018-2023年的肺癌发病结果数据库。Oncomine是针对>150基因的靶向NGS检测，包括TERTp突变。我们收集临床、病理和分子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并通过TCGA数据库的数据并与之进行比较。 结果：我们用Oncomine结果搜索了约800例肺癌，其中18例（2%）肺癌TERTp突变病例，男女比例是8：10。值得注意的是，这18例中不存在鳞状细胞癌或小细胞癌病例。多数病例TTF-1阳性（12/18），P40阴性（6/18）。所有存在MMR的病例都不存在TERTp突变。已知该18例病例中13例患者的PD-L1状态：8例为阳性，5例为阴性。TERTp突变c.1-124C>T与c.1-146C>T比值为14：4。其他最常见的突变包括TP539（11）、KRAS（8）和CDKN2A（2），TCGA数据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结果。 结论：我们对具有TERTp突变的肺癌进行了大规模的队列研究。TERTp突变发生在约2%的肺癌中罕见突变。值得注意的是，TERTp仅在肺腺癌和（TTF1-和P40-）NSCLC中有表达，而在鳞状细胞癌和小细胞癌中无表达。TERTp突变与PD-L1阳性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在分子水平上，TERTp似乎是肺癌的驱动突变，与EGFR、MET、ALK、ROS1等其他可靶向突变无关。 1560：Pulmonary Histopathologic Manifestations of IgA Vasculitis in AdultsSamantha （Sam） Moore1 , Brandon Larsen1 , Henry Tazelaar1 , Yasmeen Butt1 , Maxwell Smith11Mayo Clinic, Scottsdale, AZ背景：IgA血管炎（IgAV，以前称为过敏性紫癜）通常在儿童时期发病，表现为典型的皮肤、肾脏、关节和腹部四联征，但也可能累及其他器官。IgAV罕见累及肺部，通常发生于成人弥漫性肺泡出血（DAH）。尽管临床文献对此有详细记录，但成人IgAV肺部组织病理学特征尚不明确。 设计：在我们的病理会诊档案中发现了9例IgAV和肺部疾病患者（6例男性，平均年龄57岁）。我们回顾了9例患者的临床病史、影像学表现和病理切片。 结果：所有患者均在发现肺部疾病之前或同时被诊断为IgAV，两例患者既往有吸烟史。这些患者中，大多数表现出IgAV的典型症状，包括肾脏（6例，75%）、皮肤（3例，38%）、腹部（2例，25%）和/或关节（1例，13%）受累，且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咯血（4例，50%）和非特异性呼吸道症状（4例，50%）是常见的表现。在6例影像学资料完整的患者中，均显示双侧磨玻璃密度、实性结节、网状结节影和/或树芽结节影。病理样本包括楔形切除术（6例）、经支气管活检（1例）和尸检材料（2例）。组织学上，6例（66%）表现为急性或亚急性DAH，伴有纤维蛋白（6例，66%）、透明膜（3例，33%）和/或机化性（5例，55%），同时伴有明确的毛细血管炎（4例，44%）或可能的毛细血管炎（2例，22%）。7例（77%）可见既往出血的证据，包括含铁血黄素的巨噬细胞聚集和/或矿化弹性组织增生，其中2例仅为陈旧性DAH。另有1例（11%）显示出机化性肺炎，但无DAH证据。其他检查结果包括淋巴组织样增生（5例，55%）、滤泡性细支气管炎（1例，11%）和胸膜炎（2例，22%）。两例（22%）患者出现慢性纤维化型间质性肺炎，且均为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SIP）型，只有1例表现为DAH，并未见肉芽肿。 结论：据我们所知，这是迄今为止报道的最大一组成人IgAV肺部组织病理学病例。大多数患者表现为急性DAH伴毛细血管炎。少数患者存在既往DAH、机化性肺炎（无DAH）或NSIP的证据，这与IgAV的免疫介导性质相符。虽然许多患者接受了免疫抑制治疗，但肺泡出血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并发症。 1561：肺类癌小活检样本的预后免疫组化：Ki-67指数和OTP缺失可预测组织学的非典型性，Ki-67指标可预测无进展生存期 1561：Prognostic Immunohistochemistry on Small Biopsies of Pulmonary Carcinoid Tumors: Ki-67 Index and OTP Loss Predict Atypical Histology, and Ki-67 Index Predicts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Julia Naso1 , Sarah Jenkins2 , Anja Roden2 , Eunhee Yi2 , Ying-Chun Lo2 , Melanie Bois2 ,Joseph Maleszewski2 , Marie- Christine Aubry2 , Jennifer Boland Froemming21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Vancouver, BC, 2Mayo Clinic, Rochester, MN背景：肺类癌通常需要分为“典型”和“非典型”两种类型，需要对大量组织进行复查，而在小样本中通常是不可行的。这意味着在手术切除之前无法获得预后分级信息，对于临床上不能手术的患者，可能永远无法获得预后分级信息。因此，需要一种能够在小样本中提供类似预后信息的工具。Ki-67和OTP的免疫组化染色在手术切除的肺类癌研究中显示出了良好的预后价值，但这些标记物在活检/细胞学标本中的预后价值尚不明确。 设计：对139例肺类癌小活检/细胞学标本进行Ki-67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对至少500个细胞进行自动图像分析，计算标记指数。对70例组织充足的病例进行了OTP免疫组化染色，将>20%肿瘤细胞核染色样本评分为表达保留，≤20%的肿瘤细胞核染色评分为表达缺失。采用单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与切除后复发/进展相关性。 结果：较高的Ki-67指数与较差的疾病特异性无进展生存期（ds-PFS）相关，3%和4%的Ki-67表达阈值与ds-PFS具有相似的强相关性（P<0.001，危险比（HR）≥11）。Ki-67阳性率＜3%的患者三年ds-PFS为98%，而Ki-67阳性率≥3%的患者为89%（P=0.0006）。将101例手术切除的患者分为典型或非典型类癌，结果显示，Ki-67阳性率≥3%与非典型组织学相关（P=0.0008），以Ki-67阳性率≥3.21%作为鉴别典型和非典型类癌的最佳阈值(AUC为0.67)。尽管由于样本量较少而受到限制，我们发现OTP缺失与非典型类癌显著相关（P=0.04），但与ds-PFS无关（P=0.24，HR=3.45）。 结论：肺类癌小活检标本中，Ki-67阳性率≥3%与较差的ds-PFS和不典型类癌显著相关。用于风险组分层3%的Ki-67阳性率与目前用于胃肠道高分化神经内分泌肿瘤的阈值相同，因此可以考虑在各器官系统之间进行统一分类。小活检样本中OTP缺失与非典型类癌组织学相关。Ki-67和OTP免疫组织化学标记可能有助于改善基于小活检样本的类癌患者的风险分层。 1562：基于HE的深度学习模型预测NSCLC的免疫表型 1562：HE-Based Deep Learning Model Predicts Immune Phenotypes in NSCLCJosh Och1 , Boleslaw Osinski1 , Sina Zomorrodian, Rohan Joshi1 , Nike Beaubier2 , Martin Stumpe11 Tempus Labs, Chicago, IL, 2 Tempus, Chicago, IL背景：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被认为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应答的生物标志物。然而，从苏木精和伊红（HE）染色的全载玻片图像（WSIs）中肉眼识别TILs是一项昂贵且耗时的工作。此外，缺乏TIL评分标准的共识可能导致病理医师评价结果不一致。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采用基于影像学的深度学习模型，将非小细胞肺癌（NSCLC）肿瘤的HE WSIs分类为炎症性肿瘤（TIL浸润）与非炎症性免疫表型。 设计：我们收集了来自原发部位切除的NSCLC肿瘤的HE染色WSI（在Leica Aperio GT450上扫描），由4名病理学家独立评估，并分为以下三种事实标签：免疫炎症型、免疫隔离型（间质TIL浸润）或免疫荒漠型（无浸润）。WSI被随机分成训练集和测试集（50:50），其中一名病理学家被排除用于模型训练。在训练集中，如果其余2/3的病理学家达成一致意见，则每个WSI被分配一个基本事实标签。我们利用先前开发的深度学习模型，在1mm²的小区域中计算肿瘤和间质区域的淋巴细胞数量。如果足够多的小区域（slide threshold）在肿瘤区域（tile threshold）中有足够数量的淋巴细胞，则WSI被称为“免疫炎症型”。通过调整tile threshold和slide threshold，以最大化F1分数来区分炎症和非炎症（免疫隔离型或荒漠型）病例。最后，在独立保留的测试集上评估模型性能，并与被排除的病理学家的答案进行比较，每位科学家重复4次。 结果：总体而言，我们的深度学习模型获得了平均77.5%的准确率（95% CI 73.3% - 81.7%），这与病理医师的平均准确率（平均80.3%，95% CI 69.0% - 91.6%）没有明显差异。该模型的Cohen's kappa系数（平均45.4%，95% CI 34.9% - 55.9%）也与被排除的病理学家（平均49.2%，95% CI 25.3% - 73.0%）没有明显区别。该模型与病理学家的结果代表性比较如图1所示。 结论：这个深度学习模型在区分炎症型和非炎症型样本方面表现与病理学家的结果一致。未来的工作可以将包括将模型扩展到预测隔离型和荒漠型、识别三级淋巴细胞结构，并验证模型预测与治疗反应之间的关联。 
Table 1 
1563：肺透明细胞间质瘤：8例患者的临床病理、免疫组化及基因组学研究 1563：Clear Cell Stromal Tumor of Lung: A Clinicopathologic,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Genomic Study of 8 Cases Igor Odintsov1 , Alexandra Isaacson2 , Karen Fritchie2 , Yin （Rex） Hung3 , Lynette Sholl1 , Christopher Fletcher1 , William Anderson4 1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Boston, MA, 2Cleveland Clinic, Cleveland, OH, 3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Boston, MA, 4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 背景：透明细胞间质瘤（CCST）是一种发生于肺的间叶性肿瘤，其特征是梭形细胞具有不同程度的透明胞质和丰富的血管，以及复发性的YAP1::TFE3基因融合。由于其罕见且除了TFE3外缺乏支持性证据的免疫组化标记物，对其诊断可能具有挑战性。迄今为止，报告的病例不到20例，关于临床行为的数据也很有限。虽然大多数看起来是良性的，但攻击性行为也很少存在报道。我们提出了一个多机构的CCST队列，以进一步描述其临床病理和分子特征，同时也评估了YAP1免疫组化（IHC）的诊断效用。 设计：确定了8个CCST（包括先前报告中的2个）。对TFE3和YAP1 C末端（YAP1-CT）进行IHC染色。使用TFE3进行荧光原位杂交（FISH）（n=2），靶向DNA测序（NGS;n=2）和靶向RNA-NGS测序（n=3），评估患者的肿瘤分子变异情况。另外，有1例患者是由转诊机构提供的分子信息（通过靶向RNA NGS）。 结果：该队列包括8例患者（5例男性，3例女性，结果汇总详见表1），中位年龄为60岁（范围：35-85岁）。肿瘤中位大小为3.7cm。肿瘤细胞呈纺锤形至卵形细胞，细胞质苍白，嗜酸性或透明。常见一个分支的鹿角状血管网络（图1）。所有肿瘤均显示TFE3核阳性（8/8；100%）。大部分病例YAP1-CT表达缺失（88%；7/8）。通过FISH（n=1）或靶向NGS（n=5）发现，在7例YAP1-CT的表达缺失的病例中，有6例（86%）发现TFE3重排。所有通过NGS检测的TFE3易位的肿瘤均表现出一种特征——YAP1（第4外显子）::TFE3融合。一个病例虽然FISH没有检测到TFE3重排，但在DNA NGS上存在YAP1::TFE3融合。因此对于YAP1表达缺失的肿瘤，还需要进行额外的分子检测YAP1::TFE3融合。截至目前，其中4例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0个月，未发现局部复发或转移。 结论：这一系列研究扩展了对CCST的临床病理和分子特征的理解。我们已经证明了YAP1表达的缺失与YAP1::TFE3融合的存在相关，并强调了该标记物与TFE3联用的诊断效用。我们的临床随访数据表示，具有这种表达类型的实体瘤通常临床结局较好。 
Table 1.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clear cell stromal tumor.
IHC–immunohistochemistry;NGS–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D–not determined/done;ANED-alive with no evidence of disease. * Per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referring institution. 
1564：是否需要多部位活检来诊断肺移植排斥反应？ 1564：Are Multisite Biopsies Needed to Diagnose Lung Transplant Rejection?Kelly Olson1 , Arielle Columbres2 , Julia Farkas2 , Ethan Laumer2 , Jefree Schulte11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adison, WI, 2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School of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Madison, WI背景：肺移植每年都在增加，移植后评估排斥反应的活检数量也在增加。通常情况下，会提交一个部位或一个肺叶的经支气管活检，但有时可能会从多个部位或多个肺叶进行额外活检。我们试图评估与仅进行一个部位的标准相比，用于评估排斥反应而进行的额外活检是否可以提高排斥反应的检出率。 设计：回顾性分析2017—2021年1家机构1024例移植后肺活检报告。既往根据标准ISHLT指南对排斥反应进行分级。共对895例活组织检查进行了排异分级，其中736例活检为单部位样本，85例活检为至少两个部位样本。使用卡方检验计算采集一个肺区域和采集多个肺区域的病例之间检测排斥反应的差异，同时计算多个地区抽样病例之间的差异。 结果：736例单部位肺活检中，131例（17.8%）发生排斥反应，而85例多部位肺活检中，有9例（10.6%）发生排斥反应。单部位和多部位活检在排斥反应检测方面没有差异（X2=2.8，p=0.09）。在多部位活检组中，3/85（3.5%）例患者在两次活检中均查见排斥反应，6/85（7.1%）例患者在仅单次活检中查见排斥反应（p>0.05）。 结论：患者可能会接受多次肺活检以评估排斥反应，但在本研究中，多次活检与单部位取样的病例相比并没有显示出更高的排斥反应检出率(p>0.05)，同一患者的多个部位取样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 1565：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MET2号外显子跳跃突变：肿瘤细胞的潜在抑制性自我调节机制 1565：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s with MET Exon 2 Skipping Mutations: A Potential Inhibitory Self-Regulatory Mechanism by Tumor CellsEjas Palathingal Bava1 , Omar Abbas1 , Joseph Montecalvo1 , Zhiqiang Wang21Henry Ford Health System, Detroit, MI, 2HFHS, Detroit, MI背景：MET（间充质-上皮转化）癌基因的激活代表着癌症治疗的新兴分子靶点。MET在多种人类肿瘤中失调。虽然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可靶向突变的作用已经得到深入研究，但MET2号外显子跳跃突变在肺癌中的作用在文献中尚未得到评估。 设计：利用ArcherDx 50基因FusionPlex实体瘤panel检测确定携带MET2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同时，采用Illumina MiSeq仪器进行Trusight 48基因panel检测，并利用Agilent Alissa平台对DNA变异数据进行分析。对2019年诊断为NSCLC并携带MET2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患者进行了回顾性整理，并对其临床病理和分子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病历回顾对患者进行了3年的临床随访。 结果：经ArcherDx panel进行分子检测的患者中，有1/3显示出MET 2号外显子跳跃突变。我们的患者群包括40例患者（20例男性和20例女性）携带MET 2号外显子跳跃突变。平均年龄为69.1岁（范围：42-90岁）。33例患者（82.5％）为吸烟者，并且38例患者（95％）在初诊时已有转移。在3年随访期内，有29例患者（72.5％）已故。已故患者的平均生存期为诊断后的16.4个月（见表1）。75%的病例中存在与MET 2号外显子跳跃突变共存的1/2级突变，即KRAS（n=13）、MET（n=11）、BRAF（n=7）、EGFR（n=6）、TP53（n=6）、RET（n=3）、VHL（n=2）、STK11（n=2）、MLH1（n=2）、ERBB2（n=1）和NRAS（n=1）。 结论：MET 2号外显子跳跃突变可通过降低编码功能性Met受体的mRNA的丰度，被证明是肿瘤细胞的潜在自我调节机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可能会触发这种调节事件，以平衡肿瘤的恶性生长与MAPK途径基因等共存的致病性突变之间的关系。这些观察结果新颖，可能有助于阐明调节肿瘤生长的机制，促进影响预后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并有助于设计治疗靶点。
1566：囊性纤维化患者气道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可作为慢性肺移植物排斥（CLAD）的预测因子 1566：Eosinophils in Airways in Post-Transplant Cystic Fibrosis Patients as a Predictor of Chronic Lung Allograft Dysfunction （CLAD）Tanvi Patel1 , Bradford Bemiss2 , Elnaz Panah3 , Girish Venkataraman4 , Vijayalakshmi Ananthanarayanan51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Stritch School of Medicine, Maywood, IL, 2Northwestern Medicine, Chicago, IL, 3Loyol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Maywood, IL, 4University of Chicago Medical Center, Chicago, IL, 5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hicago, IL背景：囊性纤维化（CF）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可导致慢性感染、气道炎症和早期死亡。CF患者可行肺移植以延长生存期，但急性感染、移植肺排斥和慢性肺移植物排斥（CLAD），可能会发生移植物功能障碍。CF患者难以区分感染和排斥反应，对气道炎症环境进行分类可能有助于预防长期移植物功能障碍。因此，我们推测富含嗜酸性粒细胞或中性粒细胞的炎性环境可能与较高的CLAD风险相关。 设计：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至2021年1月接受肺移植的CF患者的临床资料。从活检切片中收集了形态学数据，包括炎症程度（轻度、中度、重度）和炎症环境的表征（富含嗜酸性粒细胞、富含浆细胞、富含中性粒细胞）。采用1996年至2007年国际心脏和肺移植学会（ISHLT）标准进行评分。同时收集同期肺功能检测结果和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的微生物学资料。研究主要以首次移植后是否存在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BOS）或生存状态（存活或死亡）作为时间尺度。 结果：研究共纳入40例患者，其中17例为女性，23例为男性。患者初次移植的平均年龄为35.5岁。再次肺移植的患者有5例，其中1例为二次肺移植。在这些患者中，有27名在移植后仍然存活。如图1所示，大气道中富含嗜酸性粒细胞组显示出较差的无BOS生存率。然而，嗜酸性粒细胞与排斥反应评分无明显相关性。真菌感染与较高的ISHLT-A和ISHLT-B评分显著相关（p<0.01）。真菌感染的存在与生存状态（存活或死亡）显著相关（p=0.027）。 结论：嗜酸性粒细胞的存在与移植后CF患者较差的生存/结局（BOS或死亡）相关。任何真菌感染的存在都被证实会显著恶化移植患者的预后。早期（2002-2014年）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与后期（2014-2020年）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之间，真菌和细菌感染率存在差异，这可能与2014年左右新增使用诱导免疫抑制有关。
1567：吸烟诱导的肺部疾病中的树突状细胞亚群特点 1567：Dendritic Cells Subpopulations in Smoking Induced Lung DiseasesHelmut Popper1, Alissa Blessing21Medical University of Graz, Graz, Austria, 2AKH Wien, Medical University Vienna, Wien, Austria背景：树突状细胞（DC）是机体免疫应答的主要抗原提呈细胞，较少人了解它们在调节先天免疫系统方面的发挥的作用。尽管各种DC已在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中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在朗格汉斯细胞（LHC）仅在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LHCH）中进行了研究，对它们在呼吸性支气管炎间质性肺病（RBILD）和脱屑性间质性肺炎（DIP）中的作用了解甚少。DC有几个亚型，如浆细胞型（pDC）、单核细胞型（moDC）、未成熟型（imDC或preDC）、经典型（cDC）、滤泡型（foDC）、指状突型（idDC）和LHC，它们在加重免疫反应或诱导耐受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设计：选择了20例RBILD、16例DIP和14例LHCH病例。所有患者均为过度吸烟者，大多数较年轻，性别分布偏向男性。其中，有一例DIP在双肺移植后复发。使用S100蛋白、HLADR、CD11b（ITGAM）、CD11c（BDCA1、ITGAX）、CD14、CD15、CD33（Siglec3）、CD35、CD64、CD83、CD123（α-IL3R）、CD303（CLEC4C/BDCA2）、CD207（朗格汉）和CD274（PDL1）抗体进行了免疫组织化学检查。 结果：使用S100蛋白抗体和HLADR作为树突状细胞的常规标记，在所有吸烟诱导的肺部疾病中都观察到了树突状细胞的增加。朗格汉斯细胞不仅在LHCH中可见，而且在RBILD和DIP中可见不同数量的朗格汉斯细胞，但不呈结节状聚集。在这些与吸烟有关的疾病中均发现表达未成熟标记（CD123、CD303）的未成熟DC或前DC。RBILD中也可见cDC和pDC，而moDC则很少见。在纤维化区域和非活动性疾病区域，可以看到更多的pDC，这可能是逐渐耐受的迹象。 结论：吸烟诱导的肺部疾病中，各种亚型的树突状细胞浸润气道，表明吸入的香烟烟雾含有不完全燃烧的植物蛋白质，引发抗原呈递细胞的涌入，迫使发生免疫反应。pDC的存在表明，有某些机制通过引起免疫耐受来下调免疫反应。 1568：利用自监督学习和变换器架构在数字病理学中通过HE图像自动检测非小细胞肺癌中ALK和RET基因融合事件 1568：Automating Detection of ALK and RET Gene Fusion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hrough HE Images: Harnessing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and Transformer Architectures in Digital PathologyXiaozhe Qian1 , Wenbin Guan2 , Songxin Zhu1 , Daoqiang Tang1 , Xiang Li3 , Weiwei Wei3 , Lifeng Wang4 , Xiaojing Zhao11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Xinhua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3Guangzhou, China, 4Xin 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背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全球最常见的癌症，表现出多种遗传改变。ALK和RET基因的融合为特定NSCLC亚组提供了潜在的治疗靶点。然而，传统的检测基因融合的方法既耗时又耗费资源。随着数字病理学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全切片图像(whole slide images, WSIs)为自动化检测提供了一个很有前景的途径。 设计：我们从两家著名医疗中心获得了2016—2022年期间的NSCLC苏木精-伊红(HE)切片。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后，将切片数字化，形成WSIs。然后，将包含103例病例的数据集分割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并将WSI进一步划分。利用一种基于自我监督学习的特征提取技术，我们获得了全面的切片图像特征。随着Transformer的模型逐步被用于研究和教育多模态人工智能平台(RE-MAP)，用以预测ALK和RET基因融合的存在。采用NMPA批准的基因检测试剂系统对标本进行检测，以检测结果作为判断ALK和RET基因融合的金标准。 结果：基于Transformer的模型具有稳健的预测性能。对于ALK融合基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ROC)在内部验证集达到0.85，在外部验证集达到0.83，表明该模型具有较高的区分阳性和阴性病例的能力。同样，对于RET基因融合，该模型在内部验证集的AUC-ROC为0.80，在外部验证集的AUC-ROC为0.76，表明该模型具有很大的诊断潜力。 结论：本研究强调了将自我监督学习与数字病理学中的Transformer架构相结合，在预测NSCLC中特定基因融合方面的巨大潜力。这些进展为更准确、及时和经济的诊断铺平了道路，增强了NSCLC患者的精准治疗前景。未来的努力可能会将这一方法扩展到其他癌症亚型和分子改变，从而加强人工智能在肿瘤学诊断中的作用。 1569：Radiology-Pathology Correlation in Diagnosing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Emilian Racila1 , Liberty Bonestroo1 , Diana Oramas Mogrovejo2 , Brooke Gagner31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edical Center, Minneapolis, MN, 2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N, 3Fairview Health Services, Minneapolis, MN背景：病理活检标本的病理评估代表着诊断间质性肺疾病（ILD）的金标准，然而，在肺移植之前只有三分之一或更少的ILD患者接受了活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ILD的放射学评估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仅依靠放射学检查是否足以进行准确诊断仍不清楚。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ILD的诊断仅基于放射学评估，我们评估了在我院接受肺移植的ILD患者中，植入肺的病理学检查与先前放射学诊断之间的相关性。 设计：在此研究中，我们纳入了在2021年至2023年间进行了单侧或双侧肺切除术的75例ILD患者。我们对可用组织标本（每个肺叶至少采集两个中央和两个周围组织样本）进行了病理学评估，根据每种疾病的形态学特征，以确定ILD的证据。 结果：研究对象包括24例重度肺气肿（PE，32%）、19例典型间质性肺炎（UIP，25.3%）、10例结缔组织疾病-ILD（CTD-ILD，13.3%）、9例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SIP，12%）、3例合并发生肺纤维化和肺气肿（CPFE，3%）、3例囊性纤维化（CF，3%）、3例COVID-19引起的ILD（3%）、2例过敏性肺炎（HP，2.7%）和2例肺动脉高压（PAH，2.7%）。病理学和放射学诊断之间15例（20%）存在不一致性。4例放射学UIP的病例在病理学检查中被诊断为NSIP（3例）或CPFE（1例），3例放射学SIP的病例被诊断为UIP，2例放射学评估怀疑CTD-ILD的病例分别被诊断为UIP（1例）和PE（1例），每个CPFE、HP和胸膜肺纤维弹性组织病（PPFE）的病例实际上是NSIP（前两者）和CTD-ILD。最后，2例确诊为合并COVID-19感染的患者在肺部其他组织或结构的背景下被诊断为NIP或UIP。 结论：在ILD评估中，放射学诊断与最终病理诊断结果之间存在显著的不一致性，因此应该考虑对临床上所有能够接受活检的患者进行病理活检，特别是在放射学检查中诊断为UIP和NSIP的患者。 1570：小细胞肺癌的免疫微环境因样本部位而异，但不受ASCL1/NeuroD1/POU2F3亚型的影响 1570：Immune Microenvironment of 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Varies With Sample Sites But Not With ASCL1/NeuroD1/POU2F3 SubtypesVilasinee Rerkpichaisuth1 , Treah May Sayo2 , Catherine Meador3 , Maria Ganci4 , Anna Rider4 , Mari Mino-Kenudson3 , Yin （Rex） Hung41Faculty of Medicine, Siriraj Hospital, Mahidol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2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Lung Center of the Philippines, Boston, MA, 3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 4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Boston, MA背景：尽管小细胞肺癌（SCLC）是一种高度突变但免疫原性较差的肿瘤，可以根据转录因子为基础进行疾病亚型的分类，但关于免疫微环境如何与影响SCLC的亚型分类，以及与临床病理特征相关的数据仍然有限。 设计：利用63个SCLC样本的队列通过组织微阵列（每个样本取肿瘤中心直径3mm的组织），我们评估了亚型标记物（ASCL1、NeuroD1和POU2F3）、神经内分泌标记物（突触素、嗜铬素A、CD56和INSM1）以及TTF1的免疫组织化学表达，使用H-scores进行评估。我们评估了PD-L1联合比例评分（CPS），并估计了肿瘤内CD163+M2型巨噬细胞和CD8+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的密度（包括在上皮内和基质区域中CD163+和CD8+细胞的相对比例）。数据通过线性回归或具有Bonferroni校正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分析（显著性：p<0.05）。 结果：这份研究包括来自63例患者（36例女性，27例男性；年龄为44-87岁，中位数为66岁）的小细胞肺癌样本（36例来自肺部，18例来自淋巴结，7例来自脑部，2例来自其他部位）。其中，45例（71%）为ASCL1主导型，13例（21%）为NeuroD1主导型，5例（8%）为POU2F3主导型肿瘤。NeuroD1主导型多为转移性病变，43%的脑转移瘤中发现了NeuroD1主导型。而这三种SCLC亚型与神经内分泌标记物以及TTF1的差异表达均具有相关性（两者在POU2F3主导型组中表达最低），但未观察到SCLC亚型或TTF1/神经内分泌标记物与PD-L1 CPS、CD163+巨噬细胞或CD8+T淋巴细胞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样本部位（肺、淋巴结和脑）与不同的免疫相关参数强相关。与肺相比，脑和淋巴结转移灶中PD-L1 CPS、总体肿瘤内/间质CD163+巨噬细胞以及总体肿瘤内/上皮内/间质CD8+T淋巴细胞均较低。PD-L1 CPS与总体肿瘤内/间质CD163+巨噬细胞和总体肿瘤内/上皮内/间质CD8+T淋巴细胞呈正相关(p<0.005)。 结论：SCLC免疫微环境与ASCL1/NeuroD1/POU2F3亚型无关，而与样本部位、脑转移灶和淋巴结转移灶中PD-L1表达水平、瘤内M2巨噬细胞和CD8+T淋巴细胞显著相关。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器官/部位特异性因素对SCLC免疫抑制环境的差异调节。 1571：在经外科切除的肺鳞状细胞癌中，半定量评估的肿瘤免疫微环境可能不是影响预后的因素 1571：Semi-quantitatively Assessed Elements of 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May Not Play a Prognostic Role in Resecte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LungVilasinee Rerkpichaisuth1 , Keiko Kunitoki2 , Treah May Sayo3 , Maria Ganci4 , Anna Rider4 , Yin （Rex） Hung4 , Mari Mino-Kenudson51Faculty of Medicine Siriraj Hospital,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2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and Sciences Center at Houston, Houston, TX, 3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Lung Center of the Philippines, Boston, MA, 4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Boston, MA, 5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背景：尽管最近提出了一种肺非黏液性腺癌的浸润分级系统，并能预测患者在切除后的预后，但是目前尚未建立肺鳞状细胞癌（SCC）的分级系统。尽管少数研究报道了肿瘤出芽、最小癌巢大小、核大小和肿瘤气道播散（STAS）等因素可作为SCC的预后因子，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此外，关于切除的SCC中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的预后作用报道也存在争议。 设计：我们评估了2007年至2017年间切除的SCC中的以下变量：基底样特征、角化程度、肿瘤浸润模式、最小癌巢大小、肿瘤出芽（在200倍放大倍率下的热点区域）、核特征、有丝分裂、坏死、STAS以及气道间隙充填模式以及其他常见的不良特征。此外，还半定量评估了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程度和密度（0-3），并评估了三级淋巴结结构的数量和生发中心的存在。这些组织学变量以及临床参数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变量分析（使用逐步Cox回归模型）与患者的预后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结果：该研究中包括251例接受手术切除的SCC患者（113例女性和138例男性，平均年龄为70.2岁）。肿瘤分期为IA期106例、IB期50例、IIA期15例、IIB期49例、IIIA期28例和IIIB期3例。单变量分析显示，年龄较大（p<0.05）、淋巴侵袭的存在（p<0.05）、较高数量的肿瘤萌芽（p<0.01）和STAS的存在（p<0.01）与较短的无复发生存期（RFS）和总生存期（OS）相关。通过多变量分析，肿瘤萌芽（p<0.01）和STAS（p<0.001）是RFS的独立影响因素，而年龄较大（p<0.05）、肿瘤萌芽（p<0.01）和STAS（p<0.01）是OS的独立影响因素。然而，无论淋巴细胞还是中性粒细胞浸润均不是患者预后的预测因子。 结论：在这个队列中，肿瘤内在特征中的两个因素，肿瘤萌芽和STAS，已被证实为切除SCC的预后因子，并且它们可能被视为SCC分级系统的组成部分。然而，通过半定量评估的TIME因素并不具有预后意义。另外，一项与之相关的研究正在进行中，该研究将通过免疫组织化学和数字平台对免疫标记物进行评估。 1572：炎症标记物和基质细胞YAP-1和CD31表达对小细胞肺癌患者化免联合治疗疗效的预测价值 1572：The Predictive Value of Inflammation Markers and Stromal Cells YAP-1 and CD31 Expression for the Efficacy of Chemoimmunotherapy In SCLC Patients Giovanna Sabella1 , Elisa Roca2 , Giovanni Centonze1 , Marco Gentili1 , Alessandra Fabbri1 , Alessandra Cucinella3 , Antonio Antonio Santo3 , Fiorella Lombardo3 , Giorgio Madonia3 , Massimo Milione1 1Fondazione IRCCS Istituto Nazionale Tumori Milano, Milan, Italy, 2University of Brescia at ASST-Spedali Civili, Brescia, Italy, 3Ospedale Pederzoli, Peschiera del Garda, Italy 背景：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是一种侵袭性强、致死率高的肺癌，具有获得性耐药的特点。大量证据广泛地提出了一个新的SCLC亚型模型，其分型由四个关键转录调节因子表达的差异确定：ASCL1、NeuroD1、YAP1和POU2F3。我们的研究旨在探索潜在的标志物，以指导合理的靶向治疗，从而改善该疾病患者的临床预后。 设计：本研究纳入了36例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的手术标本，进行了回顾性研究。根据接受的治疗（化疗vs化免联合治疗），评估了与临床病理特征和免疫组化标记物的关联。所有这些数据都与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结果：接受化免联合治疗的患者年龄较轻（68岁vs75岁；p=0.004），并且相对于仅接受化疗的患者，较少需要年龄特异性管理（G8老年评分）。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和外周血红细胞血红蛋白（Hb）与红细胞分布宽度（RDW）比值（HRR）通常与死亡率相关，在两个治疗组之间有显著差异（p=0.04）。我们分析了常用于评价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评分标准，包括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ECOG PS)评分、吸烟、肝转移、乳酸脱氢酶（LDH）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结果提示这些评分亦有助于识别可能从免疫疗法中受益的SCLC患者。此外，在两个治疗组的肿瘤内基质细胞中，检测到了CD31的中位表达均较低（≤6 vs >6），且具有显著差异（p=0.005）。有趣的是，将化免联合治疗组进一步分层为进展性疾病（PD）和非进展性疾病（非PD）类别，我们发现在PD患者中肿瘤内和肿瘤外的YAP1表达增加（9/10，90%，p=0.04），提示YAP1可能参与化免联合治疗后的SCLC肿瘤进展。 结论：初步结果表明，一些炎症标志物可能为影响SCLC的预后生物标志物，而YAP-1可能是一类与降低生存率相关的负面预后标志物。 1573：基于转录组检测的高风险评分更常见于WHO/IASLC第3级侵袭性肺腺癌，而不是主要模式和简化模式WHO/IASLC分级 1573：High-Risk Transcriptomics Assay-Based Risk Score is More Often Seen in WHO/IASLC Grade 3 Invasive Lung Adenocarcinomas than Predominant Pattern Based and Simplified WHO/IASLC GradingSeniha Irem Sahin1 , Christie Neil2 , Brittany Cody3 , Timothy Burns4 , Taofeek Owonikoko5 , Gabriel Sica61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Pittsburgh, PA, 2UPMC Presbyterian Hospital, Pittsburgh, PA, 3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Presbyterian Shadyside, Pittsburgh, PA, 4UPMC Hillman Cancer Center, Pittsburgh, PA, 5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tlanta, GA, 6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PMC, Pittsburgh, PA背景：IA-IB期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 ESLA）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的复发可能是由于检测不到的微转移或循环肿瘤细胞所造成的。2020年WHO/IASLC（I级）对ESLA可对患者进行预后分层，并与主要模式（p级和简化i级）进行了比较。同样，经过验证的基于转录组的风险评分检测方法（Risk Reveal；Razor Genomics）可以识别可能从辅助全身治疗中受益的患者群体。目前这些方法的一致性尚不清楚，本研究的目标是比较这三种分级方法与风险分层的相关性。 设计：在这项描述性研究中，最初纳入了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接受手术切除并接受Risk Reveal评分的30例ESLA患者。最终分析排除了两名被诊断为微侵袭性腺癌（MIA）的患者。根据已发表的数据（Woodard等人，Clin Lung Cancer，2021），将中度和高风险患者分类为分子高风险（MHR）复发，并研究了分级方法和其他病理学变量之间的差异。 结果：在28例患者中，32%被分类为分子高风险（MHR），而68%为分子低风险（MLR）。所有MHR患者都接受了辅助治疗。除了一例接受了阿雷替尼治疗的MLR-ALK易位肿瘤外，MLR患者未接受额外治疗。ⅰ级中1级（G1）、2级（G2）、3级（G3）分别为0%、20%、38%，s级分别为0%、33%、37%，p级分别为0%、47%、14%。MLRⅰ级G1、G2、G3级分别为100%、80%、62%，s级分别为100%、67%、63%，p级分别为100%、53%、86%。MHR与内脏胸膜侵犯(VPI)相关(MHR为44%;MLR为5%)，但与淋巴血管侵犯无关。ML与EGFR突变相关(MLR中40% vs MHR中14%)。1例MHR患者随访期间复发。 结论：在所有三种方法中，分子风险与组织学G1均有良好的相关性。虽然G2和G3级肿瘤的MHR呈上升趋势，但有相当数量的肿瘤被评分为MLR。有趣的是，所有实体型肿瘤均为MLR，而1例MIA为MHR。这些结果表明，除了分子风险外，驱动突变和脏层胸膜侵犯等其他因素对确定个体患者的风险评估是很有必要的。
1574：基于POU2F3和SOX-10表达分型的肺基底样鳞状细胞癌亚型，与神经内分泌标志物表达和生存的相关性分析 1574：Pulmonary Basaloi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ubtyping Based on POU2F3, SOX-10 Expression and Correlation with Neuroendocrine Marker Expression and Survival AnalysisSeniha Irem Sahin1 , Omid Savari2 , Brittany Cody3 , Gabriel Sica21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Pittsburgh, PA, 2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PMC, Pittsburgh, PA, 3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Presbyterian Shadyside, Pittsburgh, PA背景：肺鳞状细胞癌的组织学分类包括非角化型、角化型和基底样鳞状细胞癌（BSCC）。BSCC的预后较差，可通过可能的神经内分泌(NE)标志物表达来区分，据报道高达20%的BSCC表达了突触细胞转录因子POU2F3。此外，在头颈部BSCC中已经证实了SOX-10转录因子的表达。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检查了肺BSCC中POU2F3、SOX-10和NE标志物的表达，以确定这些标志物的表达在肺BSCC中的发生率和意义。 设计：该研究纳入了2010年至2023年之间被诊断为BSCC的39例患者。所有P40阴性肿瘤均被排除。所有肿瘤均进行了POU2F3、SOX-10和NE标志物（突触素、嗜铬蛋白A和CD56）的免疫组化检测。NE标志物的表达被报告为阳性/阴性。POU2F3和SOX-10的表达通过强度和百分比（H-score）进行评估：1%-100％、强度分为1+、2+、3+。对于同时表达两个标志物的肿瘤，主要标志物用于亚型划分。同时进行纵向临床随访和病理检查。 结果：在39例患者中，30.7%（n=12）为POU2F3阳性，28.2%（n=11）为SOX-10阳性，48.7%（n=19）为POU2F3和SOX-10双阴性（DN）。表达POU2F3阳性患者中66.6%存在CD56的表达，表达SOX-10阳性患者中72.7%存在CD56的表达，而仅36.8%的DN肿瘤的中存在CD56的表达；SOX10阳性肿瘤中突触素和嗜铬粒蛋白为阴性；而POU2F3和DN肿瘤中，突触素和嗜铬粒蛋白的染色上有不同程度的阳性反应。Kaplan-Meier曲线表明，与表达POU2F3或SOX10的BSCC相比，DN肿瘤倾向于具有较差的总生存率（p=0.102；请参见Kaplan-Meier曲线）。 结论：大部分肺BSCC肿瘤表达POU2F3或SOX-10。与DN亚型相比，大多数表达POU2F3或SOX-10的肿瘤也表达NE标志物CD56，并且可能改善总生存期。基于这些标志物对肺BSCC进行亚型分类可能有助于进一步预测预后。
1575：Clinicopathologic Findings in Young Patients with Mesothelioma Ariel Sandhu1, William Breen1, Dawn Owen1, Aaron Mansfield1, Tobias peiker1, Shanda Blackmon1, Anja Roden1 1Mayo Clinic, Rochester, MN 背景：间皮瘤是一种罕见的原发于浆膜表面的恶性肿瘤，好发于6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由于间皮瘤在年轻患者中罕见，因此相关研究有限。我们旨在描述年轻间皮瘤患者(≤35岁)的人口统计学、疾病分布、病理特征和转归。 设计：回顾性分析机构间皮瘤的病理学数据库(1992-2023年)，筛选任何部位的间皮瘤的年轻患者（18-35岁），并收集研究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人口统计学、临床表现、影像学报告、病理学报告、治疗和转归。 结果：共纳入26例年龄≤35岁的间皮瘤患者。患者人口统计学、临床特征、疾病部位、组织学亚型、治疗和随访情况见表1。既往肿瘤包括霍奇金淋巴瘤、平滑肌肉瘤、精原细胞瘤和伴有高度不典型增生的管状绒毛状腺瘤（各1例）。35岁以下的间皮瘤患者多起源于腹膜，男性和女性的发生率相同。与老年患者相似，上皮样间皮瘤是年轻患者中最常见的亚型。大多数年轻间皮瘤患者死亡，少数患者无病生存超过23年。 结论：由于部分间皮瘤患者的解剖来源和长期生存的差异，提示部分青年间皮瘤患者的发病机制和自然史可能与老年间皮瘤患者不同。这表明，分子研究可能提示不同年龄的亚型，进一步的分子分析是必要的。
1576：基于机器学习的分类模型来解决TBLB中的诊断挑战 1576：Machine Learning-Based Classification Model to Address Diagnostic Challenges in TBLBHisao Sano1, Ethan Okoshi1, Yuri Tachibana1, Luka Brcic2, Andrey Bychkov3, Junya Fukuoka41Nagasaki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 Nagasaki, Japan, 2Medical University of Graz, Graz, Austria, 3Kameda Medical Center, Kamogawa, Japan, 4Nagasaki University, Nagasaki-shi, Japan背景：当从经支气管肺活检（transbronlung biopsy,TBLB）中获取缺乏肿瘤或非典型细胞的肺结节标本时，区分完全良性的样本和潜在的肿瘤错误取样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这类病例通常被归类为非诊断性病例。我们的目标是开发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TBLB标本分类器，并特别关注分析TBLB中存在的微环境组织学反应。 设计：最初，肺部专家建议使用6种潜在的组织学标志物区分良性和恶性疾病，包括界面性支气管炎/细支气管炎（IB/B）、浆细胞浸润、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淋巴组织聚集、弹力纤维增生和机化性肺炎，并由两名病理学家评估这六种病理结果。随后，对这些评估达成了一致意见。首先使用两名病理学家评估的平均值，如果平均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另请一位肺部专家审查研究结果，并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判定。基于临床随访，我们收集了251例良性和恶性结果明确的TBLB病例，并将这六项发现与临床结果相关联。数据被随机分为分层训练集和测试集（75%/25%）。最后，我们比较了各种标准机器学习算法的交叉验证性能。通过随机分割训练集和测试集，平均100次重复10次交叉验证，选择性能最好的模型。 结果：五种标志物与良性疾病表现出独立的轻度至中度关联（AUC范围为0.57-0.75），一种与恶性疾病表现出轻度关联（AUC=0.66）。在这五种疾病中，IB/B是良性疾病的最强预测因子（AUC=0.75），而纤维弹性增生是恶性疾病的唯一指标。在测试的机器学习算法中，XGBoost模型表现最好，分类的AUC为0.76。最终算法可在https://github.com/eokoshi/AI-TBLB-Assist上找到。 结论：我们成功开发了一种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区分肺结节的良恶性TBLB组织，特别是在肿瘤细胞缺失的情况下。良性疾病最可靠的指标是界面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
1577：缝合边缘评估/真实边缘评估（STATMA）的影响：肺癌边缘评估的标准化术语和进一步研究 1577：The Impact of Stapled Margin Assessment/True Margin Assessment （STATMA）: A Case for Standardized Terminology and Further Study of Margin Assessment in Lung Cancer Shahistha Sayeda1, Michael Bonert1, Christian Finley1, Asghar Naqvi1 1McMaster University, Hamilton 背景：切缘状态是已知的影响肺癌预后的一个预测因子，然而其评估标准并不规范。基于广泛使用的手册和文献，通常会使用深度组织边缘评估（DTAM），而缝合钉深处的组织代表真正的边缘。2017年之前，DTAM一直是各个研究的内部标准。2017年，内部标准改为缝合边缘评估/真实边缘评估（STATMA），即如果肿瘤涉及手术缝合钉深处的组织，则提示对缝合钉钉入的部分组织进行评估。此后，边缘阳性（Mpos）被定义为：缝合组织受累或真边缘受累。本研究旨在回顾性地评估STATMA对边缘状态在DTAM方面的影响。 设计：检索了2011-2022年所有癌症切除术的概要报告。自定义计算机代码检索到诊断或报告中包含“staples”一词的所有报告。以迭代的方式，使用几个标准对报告进行排序，从而对可能的STATMA病例具有敏感性。所检索的报告进一步归类为STATMA存在/STATMA不明确/STATMA缺失。 结果：共检索到2810例肺切除术。通过该算法发现163种可能的STATMA病例，其中有56例为STATMA阴性，27例为STATMA不明确，Mpos发生率为4.3%（122/2810）。在病理学报告审查中确认了80例病例，其中STATMA存在的患者中14例（17.5%）存在Mpos。在评估STATMA的大多数病例中，82.5%为边缘阴性（66/80）。（见表1） 结论：当地的报告语言/实践使得对DTAM与STATMA的评估具有挑战性。标准化（明确）的术语将有利于进一步研究边缘评估。82.5%的STATMA病例为边缘阴性，这一结果提示，DTAM对切缘状态的评估可能较为激进。在DTAM阳性病例中，到STATMA可能需要其他适当的病理资源，但可能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管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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