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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郑国渠创建及工程变迁的若干问题* 徐海亮 张卫东 摘要：借鉴水利史的“他山”研究——环境史、军事史、新构造活动和田野考古有关成果，回顾郑国渠创建及工程变迁中的兴修动机、渠首引水有无大坝等有关争议问题，进行辨证分析。冀望进一步还原和认识郑国渠的历史和工程变迁的自然地理和社会背景，以维护其系统科学原则，弘扬水利国学精神，推动古代水利工程保护。 一、从秦韩军事斗争看郑国渠创建初期的有关史实1980年代，读了姚汉老辨证韩人“郑国”为秦兴筑郑国渠一文[1]，深感读史书需明了宏观背景，莫停留表面，别人云亦云轻信褒贬。正史中涉及的人与事，也有需逆向思维乃至拨乱反正的。当年，恰好登封王城岗遗址在发掘中，受考古人之托，解析郑州登封阳城的韩国军塞供输水系统问题，顺便梳理了秦国兴筑郑国渠时期——秦韩对峙与军事斗争的事实。 秦韩相斗，在黄河南争夺的一个焦点，就在负黍（又名黄城，登封西南大金店一带）、阳城（今登封南阳城）一带。公元前376年韩军灭了郑国，迁都新郑，故都宜阳至伊、颍之际成为韩秦争战的前线。前392年秦曾伐宜阳连取六邑，前335年拔宜阳。此后，秦军攻伐韩国主要循伊河、颍河谷地，前308年、前302年秦军两次攻拔宜阳。而中路函谷关秦军击韩形势却大为失利，前298年韩国曾与齐、魏共同抗秦，获胜。但是，前293年，秦军攻伊阙，韩军惨败，韩将被俘，损军24万。且秦军在黄河北，攻取16年前归还韩国的韩旧地武遂二百里，秦韩军事斗争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秦军转为压倒强势。此后韩方确实有可能策划拖延秦军、消减秦军凌厉攻势的各种军事、外交、经济方针，但已不成气候。 秦军加紧了攻韩，左路秦军南渡黄河，于前283年击管（今郑州地），前263年攻成皋（郑州西北汜水地），前249年取之，兵临韩国京畿之下。同时，前264年秦军绕道围攻颍河下游的汾陉塞，围攻要塞负黍、阳城。两军恶战数年，秦军终于前256年相继攻下二城。从此，韩都完全暴露在秦国左右二军夹击之下。秦庄襄王时，秦韩关系处在秦军直捣中原的压倒优势下，前249年以韩国腹地阳翟（今禹州）富商、政治家吕不韦为相；吕不韦出生魏地，经商韩、魏，广纳门客，重用中原经世人才，为秦国崛起引进中原水利技术，前246年策划兴建郑国渠，也正在这个阶段，韩名士、良匠入秦则顺理成章。必须强调的是：就在吕氏关中力役郑国渠同时，秦师自阳城出，击新城（密县东曲梁），直指韩都（今新郑地），于公元前234年攻韩都，前230年入城灭韩，一点也没有因大修水利延缓灭韩的战略实现。 在长达百多年的战火中，阳城经历了长期（郑、韩）军事要塞营建与维护。阳城城市供水、储水、输水系统，在拉锯战争背景下应运而生，完善与系统化。春秋战国中州水利技术，居于诸国首位。前郑国率先进行了水利、土地、法制变革，韩国继之；战国魏人引漳灌溉水利工程和韩人引嵩箕山水等等先进技术，也被吕不韦及其罗致的人才，带到了关中，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强军后勤。西周青铜铭文所记，周初封之郑地，正值雍水之北，泾水之西，水工“郑国”恰好是回到了先祖故里兴作。况且从旱涝气候变化研究看，前270—前201年，华北正处于长达70年的偏旱时期，包括关中在内的大中原地区，在前269—前228年间年均降水偏少3.8% [2]。长年的征战与连续枯旱，也迫使秦国传统的黄土雨水农业生产方式进行重大变革。 陷韩人“郑国”于“间谍”之门，是嬴政亲政，吕氏下台，宫廷斗争的必然产物，纵有韩国“疲秦”之议，但中原水利技术的引进，实则获得了强秦、灭韩的直接、客观结果。郑国渠灌溉罕有的成效，朝野已见，所以秦室驱赶吕氏，逐客去韩，并未累及“郑国”和郑国渠水利工程。[3]从秦韩军事斗争的历史过程来看，“郑国”此人为韩间谍兴作水利工程并非历史的事实和本质问题。 所谓“郑国”者，是因其原籍郑国（后灭于韩）而得名。在当时秦韩军事战争中，秦国能任用敌国的人来修建一项似可“疲秦”的大型水利工程，一个侧面反映了秦人对水利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从这一点来看，“郑国”可以说是一位回到祖籍关中，投身秦国政治、经济变革，以水利工程促进秦统一大业的水利改革家。 二、从区域构造升降看郑国古渠变迁1991年全国近代水利史学术会在泾惠渠管理局召开，组织考察郑国—泾惠渠渠首，笔者也是第一次听说构造抬升影响引水、渠口迁移，这是单做黄河下游研究时缺乏的基本概念，从此，开始把构造升降影响与古代水利工程变迁、河床变迁结合起来。研究泾河古代水利工程沿革历史，自然离不开黄土高原和泾渭流域的构造升降问题，甚至构造和泥沙是一个制约灌区的关键问题。它涉及与水利史关联的一些学科、领域，有助于认识郑国渠全貌，特摘取如下： 泾惠渠灌区所处的关中断陷盆地，南依秦岭，北连黄土高原，西狭东阔，渭河横贯其中。盆地两侧地形向渭河倾斜，由洪积倾斜平原、黄土台塬、冲积平原组成，呈阶梯状地貌景观。渭河北岸，泾河以东的泾、石、洛河冲洪积三角洲平原，宽达10-24km。 地震地质界有人认为，泾河与郑国渠处于泾河断裂与渭河断陷北缘大断裂带控制下，郑渠引水口自秦至汉、宋到元、明、清5次迁移，皆因渠首和渠身经由的泾河一级、二级阶地相对于河水间歇抬升有关。这一点，古今凡谈及泾惠渠都有共识的。
易学发根据渠首地理位置和高程，推算出郑国渠、白渠、丰利渠、新渠、通济渠、龙洞渠所在位置的抬升速率，其相对抬升率分别为3.3、3.1、3.0、2.5、5.2、2.0mm/a，其中以秦-汉（宇宙期）、明-清（小冰期[4]），区域相对抬升率为最大，目前尚不知全新世构造活跃是否与气候严寒阶段耦合。其他人也述及了基于构造和气候因素的泾河历史变迁问题。[5] 渭河下游河道，成为泾河的相对侵蚀基准参照，渭河的下切，渭河阶地的形成，反映出泾河一、二级阶地的抬升幅度及时间，与泾水阶地灌溉兴废相关联。杨金辉认为：春秋后“渭河的下切侧蚀增强，原河漫滩离开河床成为阶地，因此一级阶地的最终形成应是春秋后期。此外，西周都城沣镐建在斗门镇附近的二级阶地前缘，也可能是因为此时一级阶地尚未最终形成，其前缘受渭河及沣河影响，处于不稳定的河漫滩阶段。从侧面说明第一级阶地形成时间是西周以后。[6]中科院地理所的渭河研究组，亦认为“渭河河漫滩离开河床成为第一级阶地，可能是春秋时代”[7]。所以，在郑国渠兴建之前，滩地抬升转为阶地业已发生。兴利后不久，因引水口高仰，泾水不济，以及泥沙淤积，就不得不移渠首引水口。遂有汉代白渠之兴。两汉之际，有关崩岸的记载频繁不适宜期”，恰是灾害频仍、灌溉水利下滑时期。 张猛刚研究渭河中下游河流阶地演化：彬县泾河一级阶地上最底层的古土壤为黑垆土(S0)，而S0的C14年龄为8800±1160年(据安芷生 1990)。彬县泾河一级阶地的年龄就采用S0的实测年龄，为1万年。此为泾河中游构造地貌的估算数据，供参考。 泾河上游的构造活动，也对郑国渠构造背景很有参考价值。如：方家沟位于甘肃省镇原县南川乡东南，泾河一级支流洪河流域中游西南岸，以沟掌台地上的十六国末期赫连伦墓地和沟口汉墓群考古为根据的历史地貌研究，发现“自唐僖宗乾符六年(879A D)前后，方家沟沟口附近的现代侵蚀沟开始发育，裂点以平均3.472m/a的速度沿着主干沟道向上游延伸”[10]。笔者研究流域环境演化和水文变化现象，认为黄河及其大小支流流域性的气候变化、构造升降活动，与来水来沙变化，往往是全系统性振荡波动的，是流域上下游呼应的。[11]从地震地质界的有关成果来看，陇东乃至关中地区的这一幕强烈的新构造升降运动，大致不会晚于中唐。进一步讲，如果将泾河取“脱离体”看，可以将宋代以前泾河流域的地质构造升降视为“单纯的”泾河河床下切问题，这是由泾河河口侵蚀基准点变化引起的，所以，到北宋兴复泾河灌溉工程时，不得不大幅度迁移，把渠首开在了更上游的基岩出露地带。 三、从考古成果看郑国渠渠首引水有无大坝问题1991年泾惠渠学术会最深的一个印象，即在对于郑国渠引水属于“有坝”还是“无坝”型式的争论上。当时一些老前辈——水科院姚老、宁夏吴总、河南何总、泾惠渠的叶总等，和代表们从郑国渠渠首，一起步行考察到现今渠首，热烈讨论，陕西考古人秦建明则向大家介绍考古发现与推测，一路则争论纷纷。25年过去，学界就郑国渠已经发表不少论文和专著，笔者自己没做工作，对当年是否是无坝引水，仍未结论。但觉得倘把郑国渠作为精神与物质文明的伟大遗产，大力弘扬宣传，还有一些领域需要继续做工作，认识客观，宣传保护科学到位。 坚持有坝引水的秦建明研究员，1980年代和西北大学赵荣一起做了系列考古工作，主流媒体报道，《考古》杂志予以刊发[12]，他后来在个人博客发表的《秦郑国渠首拦河坝工程遗址调查》，收入考古文集公开出版[13]。武汉大学的朱诗鳌教授，也专门来郑国渠考察，认定了残存的古代坝体，后在博客上有专文《郑国渠大坝探源》，也收入个人的坝工文集出版[14]。笔者最近专门联系请教二位，他们仍坚持当年意见，不过1990年代以来，他们也没有再做过新的田野工作与检测研究。惟有另一些高校与地震地质、水文部门做过相关研究。 秦建明等人在水利考古方面主要成果是：查勘了历代引水口17处，梳理了多个渠系；发现郑国渠首拦河坝，坝体东起东岸木梳湾村南的塬嘴，西至西岸石坡村北的山脚，并作钻探，部分坝体有夯层结构，层厚约18－20厘米；查勘了在东坝体上的古引水口，以及切穿王桥镇西塬嘴的古引水渠道和附近的退水渠；考察原库区淤积物和溢洪结构。他们查勘与钻探、判断的内容，已经超过水利史通常的文献、野外工作方法与范围，但以上认识和结论，没有得到水利史界的进一步联袂调研，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笔者认为，考虑到郑国渠水利工程在中国水利史上的地位，需要对考古工作者做的系列工作与结论，进行深入的辨证，得出最接近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渠系的梳理与分划，怎样最科学，有利于后人全面地认识泾惠渠发展史。秦与朱的认识正确程度如何，他们指示的大坝土体，究竟是人工开挖渠道时的散漫堆积物，还是着意阻拦、引导、抬高一级阶地上的上滩洪水？土体堆积（或兴筑）的年代测定怎样？引水渠与退水渠确实存在吗？有溢洪结构物吗？能否进一步分析历代引泾灌溉的季节——历代仅仅是汛期的引洪淤灌（夏灌、伏秋灌），还是有冬麦的冬春灌？ 朱诗鳌教授是笔者母校著名的坝工专家，也是对中外水利史有贡献的研究者，他赞同考古人的有坝认识，应当包含有更多水利人的专业理念。他发现在阶地坝体中含有多层类三合土的坚硬夹层，推测是便于短时洪水过面或防渗设置。秦建明非水利学者，没有注意到也不认为坝体中有这种物质。那么这种类三合土是古人翻土或清淤时偶然的掺和物质，还是筑坝时的有意识添加物呢？需要进一步辨证。所谓坝体是否人工夯筑或兽力碾压践踏，也需要用水工的检测技术判定，而不是简单说干容重达到了1.4而已。朱列举了历代关于渠首工程的文献记载，认为明万历四十年袁化中《泾渠议》才第一次明确提出泾河的拦河工程“ 立石囷以壅水”，提出到1923年李仪祉断然认为郑国渠有坝，第一次估算出坝高30米。[15]朱老师谈到如不考虑泾河河床下切与坝体的耗失，坝高约为29—33米，与一些文献记载大体吻合。毕竟李仪祉也是在同样的假设下做出的估算。一些重要的坝工文献，以及一些水工前辈（如李仪祉、潘家铮）都认可郑国渠为有坝引水，如何辨析这一说法，需特别严谨。而且朱教授也对“无坝”进行过思考：“通过考古调查用数据确证当时的泾河河床高程很高，高到足以不建拦河坝就可开渠引水。经初步估算，要高到比现河床高程高19m左右才行。”但通过考古遗址比较透明否定了假设。这一估算值无疑是合理的，1991年考察时，就有古引水口与现今河床深泓高差15—20米的说法，若以考古认定的坝体上游阶地表层（秦代）淤积的卵石层与现今河谷平水位比较，高差有20余米。这是2200年来泾河北岸阶地间歇抬升与泾河河床间歇下切正负叠加的高差数额；估算其间泾河在瓠口附近下切的累积幅度，大致为15米左右。不过，卵石层究竟是郑渠前还是郑渠后的洪水堆积，还需考证。目前的考古探索，水文考古尚不到位。泾河的天然历史洪水系列需要完善。专门研究历史大洪水的黄春长教授，认为泾河有4200— 4000和3200— 2800a.B.P特大洪水，[16]都发生在郑渠兴建之前。这些洪水和其后的洪水对于泾河瓠口上下河床与滩地（含阶地）的塑造有过什么作用？对后代郑渠引水的焦获泽的演化有过什么作用？工程之前这里河湖水文关系究竟如何？对郑渠的规划与工程有何重大影响？郑渠、白渠运行后还有过什么大洪水，它们对当下分析郑渠—泾惠渠灌溉水利会有什么影响？这些历史水文与河流地貌、河流泥沙问题仍需要水利界深入思考与研讨。 上述构造升降幅度，与前面所述的泾渭流域相关研究数额，以及在比邻的扶风、岐山考察周原地区漆水河、七星河、美阳河、湋河诸水先秦以来的变迁、下切概况，似可衔接。相关问题是，秦、朱皆认为若郑国渠自流引水，当时泾河河谷不能低于439米，而阶地的秦汉灰坑最低处已达436米，所以河谷应该更低，据此他们否定了自流引水的可能性。对此分析笔者不能苟同。一个，秦汉最低灰坑高程不能代表当时聚落高程，此灰坑当为先民选择的河边低洼区，如有聚落（尚未发掘）完全可以择高在440米左右，需要在两岸阶地上作文物普查和进一步锥探、探方，才能下结论。第二，此灰坑在泾水右岸，可能属泾阳-渭南断裂的南盘，即下挫盘上，灰坑处秦汉时的高程应该高于436数米，计算没作还原。其三，按朱老师勘测采用的今河谷420米计，秦代的河谷深处大致在432—435米左右，而可能引水的阶地高程，较今还要低数米（阶地有显著抬升），大致在440米以下。可见，大水上滩时（一级阶地正在从滩地转化形成中），略有引导和壅堵，即可引水。这里两种可能的计算，都不是精准的，需要进一步测定与确认该处构造升降、河流下切的数据，才好说明有坝引水推测是否全面无误了。考古调查认为的“秦汉时代的泾河河谷深度与今相去不多。当时，洪水在无坝状况下也同样很难溢出河谷”，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现状河谷是发生严重下切后的遗存，古泾河下游属于宽浅型河床，洪水完全可以上滩上阶地，否则左滩怎能残留一层至多层卵石呢。 从这一估算，感到当年在泾河河谷中也完全可能设置竹笼低堰，壅高来水，阶地上也完全可能筑坝壅水，导流入渠。郑国渠既然可以在干渠与冶谷（今称冶峪河）、清（今称清峪河）、浊（今称浊峪河）、沮（今称沮河）诸水交叉部位设置“横绝”工程，为何渠首附近的干流上不能筑堰坝壅水呢？早在西周时期，周原就有岐山山前洪积扇的东北-西南向的河流上（因岐山抬升，该河演变成现代南北向的齐家沟）庞杂的引水渠系，成为西周京畿生活、生产（灌溉与大型作坊）与苑林环境的供水水系，为何到秦代不能引用西北地区早就采用，中原地区也早就有的有坝引水技术呢？对于关中水利史有独到研究的李令福教授认为：建造之初筑导流堰壅水入渠，后支流六辅渠建成，直引泾水成为主要引水方式。[17]这一认识值得参考。两汉之后的泾河水文变化，对全面研究灌区的水源、引水模式、灌溉季节、灌溉制度和管理，都非常有参考价值。研究黄河及流域支流古水文变化的刘振和认为，泾河历史上存在冬灌与春灌，而且自11世纪以来泾河径流量一直在减少之中，平均衰减达0.2m3/（s·a）。[18] 在时代相隔不远的广西灵渠工程上，大小天平溢流堰，体现了与都江堰不同的工程设计思想。都江堰是鱼嘴分水，无坝引水；灵渠则是有坝引水，只不过是一道低坝、潜坝。有坝引水，何以灵渠做得，郑国渠做不得？“立石囷以壅水”，恐怕也不是到明代才发明的吧？ 另一处相似度很高的工程是四川乐山夹江县东风堰，是康熙年间县令王世魁在青衣江上创建的引水工程，据说最初是竹笼潜坝拦河壅水，侧面引水入渠。与泾河郑国渠类似之处是，青衣江河床逐步下切，东风堰前身毗卢堰、龙头堰取水口曾两次上移，现在已成为混凝土坝引水工程，其历史演变过程与郑国渠情况极其相似。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乐山东风堰最初叫做毗卢堰，创建时期的县令王世魁竟是陕西三原人；同时夹江县有大批陕西来此戍边的军民，当地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地名居然叫做“老泾口”，地方志解释是陕西移民因思念家乡而命名的。这些四川的三原老乡从老家带来了哪些郑国渠流传下来的基本信息呢？ 笔者认为若按迄今探讨与发现，还不能断然否定有坝（暂且不讨论高坝低坝）说，对上面涉及的所有的专业问题，还需要借鉴考古文化、地质地貌科学多学科的“他山之石”，按水科学内各学科专业技能（包括水文考古、河床变形、水利典籍），做历史复原的深入工作，科学地告诸世人从郑国渠到泾惠渠的方方面面。况且《史记》《汉书》所记郑国渠“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虽然没有直谈筑坝，但那个“凿”字含义可能不简单，是否就滩地挖土开渠那么简单？郦道元《水经·渭水注》中“泾水”阙失，对于关中特别熟悉的郦氏，仅仅在后人整理的卷16“沮水“条中连带述及“凿泾引水”（按郦注惯例，郑国渠这么重大的工程，似应放在“泾水注”正卷中，且北方的沮水在书中排列在卷16位置似乎不妥，后世编排者把它误为南方的“沮水”了）。阙失的泾水本注，可能叙述什么呢？这些都是需要再做工作补充引证的。 水利史尤需借鉴考古研究新成果，从读文献和野外考察走向实证和思辨，浙江良渚古文化遗址堤坝的考证，给水利史研究以新的启示。最近，刘瑞以《郑国渠、白渠的走向及相关问题研究综述》为题，回顾了以往对郑国渠和白渠的研究，根据2013年开始的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勘探和试掘，认定原判断白渠所经的位置并不存在渠道，在栎阳城北的石川河北侧勘探发现一条东西向的大型沟渠，其时代与汉唐白渠的时代吻合。[19]事实是否这样？白渠究竟在哪个位置（对渠首渠道的位置提出疑义）？怎样回答古代水利工程出现的新问题？这就对我们主要凭借文献和野外考察的以往研究认识提出了新挑战。 感谢朱老师和秦研究员，这次笔者探讨联系给予的热情支持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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