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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至1948年春，毛泽东转战陕北度过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组织架构十分简单和神奇，以组织架构的优质配备（同时领导人的化名生动贴切寓意深刻），为战胜当时强大无比而且占据数量优势敌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5年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就悍然发动内战。1946年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失败后，于1947年春改为对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蒋以其嫡系胡宗南部队为主力，集结25 万人马，妄图一举占领延安，摧毁我党中央。此时西北地区我军主力只有 2.5 万余人，敌我兵力之比是 10：1，而且我军装备差，弹药少。面对敌强我弱和敌人的疯狂叫嚣，毛泽东深谋远虑，及时正确地估量了敌我态势，主动放弃延安。于1947年3月18日下午主动撤离延安，开始了艰苦卓绝而又彪炳史册的转战陕北之旅。从离开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从榆林的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整整一年零五天，是毛泽东在陕北度过的最后一年，也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年。
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依次途经延安、延川、清涧、子长、绥德、子州、靖边、安塞、横山、米脂、佳县、吴堡等12个县，住过38个村庄，行程2000余里。按当时行政区划看，在延安所属4个县停留10天（延川1天，子长9天），其余时间均在榆林度过，其中，在当时属于榆林靖边，以后划转到安塞的王家湾度过了56天。也就是说，毛泽东转战陕北370个日夜中，360天在榆林度过。所以榆林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转战陕北的主战场。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迂回于山川峁梁间，巧避敌人飞机、大炮的围追堵截，在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下，充分利用陕北的山涧沟壑与敌周旋，发挥军事才能，充分用“蘑菇战术”，高瞻远瞩、挥洒自如地在辽阔的西北战场，导演了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争史剧，并适时调整战略部署，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更在离开陕北之前迎来了敌我双发力量对比的大转折，为东渡黄河，迎接新中国的曙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转战陕北10天后，受毛泽东委托，28日周恩来离开陕北去晋西北布置工作，其他四位书记和党中央则于3月29日到达榆林清涧的枣林则沟，毛泽东住在吴进增家的窑洞里，于31日中午离开。期间，3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枣林则沟会议。 会议决定，为安全起见，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朱德）不能全部集中在陕北，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由中央书记处的3位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刘少奇为中央工委书记，中央工委立即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毛主席党中央审时度势，将几位书记暂时按分工分成了两部分，可谓既未雨绸缪又形散神聚。中共中央继续留在陕北，稳定了陕北地区的军心和民心，扭转了西北的战局，同时做好了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的准备，在解放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特别是毛泽东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能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这次决策充分展示了毛泽东舍我其谁、壁立千仞的伟人情怀。
4月10日，周恩来从晋西北回到青阳岔，4月11日，中央正式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邓颖超等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统筹后方工作。自此，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中央后委的分工格局正式形成。 为了加强前委工作，前委机关的代号由先后改用过“三支队”、“九支队”及“昆仑支队”等番号，“三支队”由任弼时担任司令，陆定一担任政委。期间，周恩来向众人提议，为了保持行动以及人员的保密性，所有人都应当为自己取一个代号。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提议表示非常赞同，随即说到：“此次战役我们一定得胜，我就叫个李得胜吧。”（寓意撤离延安取得胜利），随后周恩来提议自己叫胡必成，寓意革命事业必定成功的意思（周恩来当时留着胡子）。周恩来话音未落，毛泽东还为任弼时起名“史林”（谐音司令），为陆定一起名“郑位”（谐音政委）。
小小的化名，不仅对保密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鼓舞广大干部的战斗意志和信心起到了极大的鼓舞，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毛泽东大无畏的革命家精神和不怕艰难险阻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如化名谐音所预言的，在离开延安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国革命就迎来了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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