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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吐谷浑占据青海一地长达数百年，663年被吐蕃征服后其文化开始迅速“吐蕃化”，吐蕃时期青海海西地区发掘的多处墓葬反映出很强烈的吐蕃文化影响。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吐谷浑丧葬文化的面貌知之甚少，但甘肃慕容智等吐谷浑墓的发掘，为研究吐谷浑墓中的鲜卑文化因素提供了参照。对近些年来吐蕃时期青海海西地区的墓葬材料进行梳理并与多地鲜卑墓分析对比，认为无封土及墓上建筑、烧祭习俗、使用梯形棺及彩绘木棺棺板画、仰身直肢葬、毁器等葬俗，以及风帽、“山”字形帽等冠饰所体现的应为鲜卑文化因素，这为进一步深入了解青海地区相关族群构成和丧葬习俗提供了借鉴和思考，也为日后辨识和分析吐谷浑相关遗存提供了参考。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中部，柴达木盆地的东南隅，是古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节点，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汇聚之地。这里早期的居民是羌人，诺木洪、卡约文化被认为与其有着密切关系。4世纪初，鲜卑人进入青海，建立了吐谷浑王国，统治了当地羌人和其他族群，663年，吐蕃北上征服吐谷浑后，吐谷浑成为吐蕃的属国，直到842年吐蕃王朝灭亡，青海吐谷浑得以自立[1]。鲜卑族在青海地区盘踞三百余年，但公认的鲜卑墓葬却较为少见[2]，目前海西一带发掘并公布资料的墓葬年代大多处于吐蕃统治时期，这些墓葬多数带有浓烈的吐蕃文化特征，却又与西藏地区典型的吐蕃墓不尽相同。早期发掘报告中将某些墓葬直接定性为吐蕃墓[3]，但后来随着材料的增多及对其认识的逐步深化，对这些墓葬的文化归属及族属又产生一些新的认识，许新国、霍巍和周伟洲等学者[4]指出，海西地区这些墓葬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相关，对这些墓葬所蕴含的鲜卑甚至吐谷浑文化因素进行论证。许新国根据哈日赛墓地的发掘成果，总结出一些有别于吐蕃墓的葬俗，如无封土堆和梯形石墙，采用木椁室和使用彩绘梯形棺葬具等，仝涛认为，这种推测是合理的，并补充仰身直肢葬、彩绘木棺等也应为吐谷浑的丧葬习俗[5]。肖永明结合年轮测年将墓葬封土是否带梯形石边框作为区分吐蕃墓葬和吐谷浑墓的标准之一[6]，孙杰则从墓葬形制、葬具、殉牲习俗等方面对海西地区这一时期墓葬中所蕴含的鲜卑文化因素进行探讨[7]。综上所述，随着相关资料的陆续公布，学者们已意识到海西地区吐蕃时期墓葬中所蕴含的鲜卑文化因素，只是因这一时期相关墓葬资料或零星披露或散见于发掘者的研究论文中，学界目前关于鲜卑考古学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内蒙古以东地区，这些地区鲜卑墓葬数量较多，特征及族属也较为明确，青海地区鲜卑考古研究相对来说较少[8]，加之青海地区早于663年和吐谷浑有关的墓葬发现较少，导致学术界对整个吐谷浑文化面貌了解有限。青海之地的吐谷浑本源文化因受到了羌、汉、吐蕃甚至西域文化的影响[9]，文化因素构成复杂。目前部分学者们对海西一带墓葬中鲜卑因素的判断或基于其与典型吐蕃因素不同，或可用材料不多、论述较为简单。近两年，甘肃喜王慕容智、肃南大长岭和马场滩等吐谷浑墓的材料陆续公布，这些墓葬保存完整、墓葬形制完整、墓主人身份明确，为研究吐谷浑墓中的鲜卑文化因素提供了参照。本文对近些年来吐蕃时期青海海西地区的墓葬材料进行梳理，并与甘肃、东北、内蒙古多地的鲜卑墓分析对比，试图寻找出其中包含的鲜卑文化因素[10]。白兰本是白兰羌之地，后被吐谷浑占领，是吐谷浑进入青海后经营多年的地方，不仅是吐谷浑的建国根基，更是吐谷浑稳定政权的“后方大本营”，学界对于白兰的地望始终存在争论，主要以周伟洲、黄颢为代表的认为白兰在柴达木盆地东南缘都兰一带[11]和以李文实力证的白兰在巴颜喀拉山之东果洛藏族自治州一带[12]两种看法为主。从考古发现的遗存看[13]，笔者倾向于白兰之地望应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南缘这一说法，其主体在今都兰县，周边的乌兰县、德令哈市等可能也在其范围内，即现在海西地区之内。目前发现的初唐之前海西地区与吐谷浑相关的墓葬主要集中分布在德令哈地区，如巴格希热图、德令哈市水泥厂北、德令哈布格图阿门等墓地，肖永明根据树木年轮定年认为这些墓葬年代属于吐谷浑时期王国时期，推测其墓主人可能是与吐谷浑人及吐谷浑统治下的白兰羌人有关[14]，随后仝涛更是指出其应属于吐蕃征服之前的吐谷浑遗存[15]。除海西地区之外，西宁陶家寨M1、互助泽林村墓葬、共和合洛寺M01～04、西宁山陕台等墓地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葬俗等方面亦发现浓厚的鲜卑因素，结合相关历史背景，初步推测这些墓主人可能和鲜卑族有关。可以发现吐蕃占领吐谷浑之前，海西及其周边地区的部分墓葬体现出了鲜卑文化的因素，鲜卑葬俗多实行浅埋，不设封土，可能是这个时期发现墓葬数量不多的原因之一。进入吐蕃时期，海西地区发现的墓葬数量急剧上升，目前公布的墓葬总数在千座以上，大部分集中在现在的乌兰、都兰县和德令哈市，相关墓葬主要有乌兰泉沟、大南湾墓地、都兰热水墓群、香加乡莫克里、哈日赛墓地、哇沿水库、郭里木乡夏塔图墓地等。这些墓葬绝大多数未经正式发掘和清理，已掘的墓葬也缺乏系统资料的公布，相关资料多散见于发掘者的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中。本文选取以下几座经正式考古且学术界认为与鲜卑族有密切联系的墓葬进行讨论[16]。2018血渭一号墓是一座木石结构的多室墓，整体结构包括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由茔墙、祭祀建筑及封土、回廊组成；地下部分由墓道、墓圹、殉葬遗迹、照墙、甬道、墓室等组成。F1的北墙和西墙处发现有人为故意放置的羊肩胛骨，羊肩胛骨下的地面上有火烧的痕迹，东侧也有一处炭灰和红烧土面，F2东北角也发现灰烬和红烧土。发掘者推测该墓封土应呈覆斗状，高度至少在1.5米以上，台阶式墓道，墓道朝向东南[17]。该墓出土了金银器、丝绸、玉石器和纺织物等，带有强烈的吐蕃、中原和中亚地区波斯、粟特的风格，证明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发掘者推断该墓葬的大体年代为8世纪中期，墓主人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18]。泉沟一号墓是带墓道的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由墓道、前室、后室和两侧室组成，因遭到破坏，无法确认地表封土的情况。墓圹填土内发现一殉人，仰身直肢葬，有随葬品。台阶式墓道，墓道朝向东北，墓室门外侧面有一段鹿角和一处烧火祭祀遗迹。前后室四壁均绘壁画，墓主人至少为两个成年人个体，可能为夫妻合葬，葬具为彩绘漆棺，葬式不明。泉沟一号墓出土了金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和陶器等多件遗物，发掘者推测其年代在663年到750年之间，“墓主人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或即王室成员之一”[19]。泉沟一号墓是迄今为止在青藏高原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吐蕃时期的壁画墓，台阶式墓道且朝向东方、无墓上建筑、殉人的葬式等与典型吐蕃墓有别，发掘者认为上述现象可能体现了一种源自本土的丧葬传统。哈日赛墓地墓葬分布于临河的山前缓坡地带，201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简要刊布其中两座墓的资料[20]，2019年又清理墓葬7座，这些墓葬以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为主，墓道朝向东南，也有偏洞室墓和竖穴土坑石室墓。墓葬地表均无封堆，除M5外，其余墓葬均无墓上建筑，部分墓葬墓上或周边有烧祭现象，保存完整的墓葬棺木均为梯形棺，可辨别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随葬陶器、铜镜、金器、漆器等存在明显的人为毁坏现象，发掘者推测该墓群的年代约为7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出土的彩绘棺、风帽等具有鲜明的民族与文化特色，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表明与鲜卑文化存在一些关联。发掘者认为，该墓地和青海及周边区域的同类型墓葬代表了吐蕃墓葬的一个类型，可能与鲜卑文化甚至吐蕃化的吐谷浑有一些关联。共发掘夏塔图1、2号两座墓葬，位于德令哈东30千米处的巴音河南岸，墓葬分布于山前缓坡地带。两座墓葬均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葬具皆为彩绘棺，葬式不明，发掘者认为，墓上方存有高约1.5米的封土，无墓上建筑[21]，两座墓的年代为8世纪中期[22]。该墓的彩绘木棺板画尤为引人注目，描绘了吐蕃时期丧礼宴请的重要场景，数名人物形象的帽冠不是吐蕃时期常见的缠头与覆巾，而是黑色垂裙皂帽或“山”字形帽，一些学者认为，该帽饰与文献记载的鲜卑帽有关，可能是鲜卑帽的一种；仝涛认为，这种人物形象应是鲜卑人无疑[23]。从上述四处墓地中可以发现一些与典型吐蕃墓相左的葬制葬俗，吐蕃王朝征服吐谷浑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推行一系列吐蕃化政策，但部分鲜卑的因素仍得以保留和继承，同时，由于海西地区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长期的民族融合与人群交流互动使得该地文化较为丰富，反映在相关墓葬上就是其构成文化因素复杂，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并存的状态。本文以上述四处墓地的考古发现为主，通过分析墓地选址、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出土遗物和图像等，尝试对该墓地所蕴含的鲜卑文化因素进行探析。上述的四处墓地多依山面河，位于山前台地，形制均为带东向墓道“甲”字形墓，即带长方形斜坡墓道，多处墓地的墓道带台阶。北魏时期的鲜卑墓葬如山西的湖东北魏一号墓[24]、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25]、司马金龙墓[26]、丹扬王墓[27]、方山永固陵[28]等和唐代吐谷浑王族慕容智墓[29]等墓葬也带有这种长方形斜坡墓道，而吐蕃墓少见墓道。其实长方形斜坡墓道少见于早期鲜卑墓中，但这种形制在汉唐时期十分普遍，夏艳平认为，“据现有资料可知，'甲’字形墓在唐代可能被吐谷浑文化所吸收，且可能是吸收河湟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特色”[30]；且除郭里木夏塔图墓地不明外，2018血渭一号墓、泉沟一号墓和哈日赛M5、M7均为台阶式墓道，韩建华认为，这种带台阶的墓道体现了明显的吐谷浑文化特征[31]；此外，长方形斜坡墓道均朝东这一特点，也与传统吐蕃墓葬朝向高山有别，长岭M1和马场滩1、2号墓及慕容智墓等吐谷浑贵族墓的墓道皆朝向东南，结合文献中对鲜卑人“穹庐为舍，东开向日”[32]的描述，笔者认为，这些墓道的朝向极有可能与鲜卑有关，是吐谷浑人的习俗在葬俗上的体现。这四座墓葬普遍使用柏木覆盖墓顶或筑墓的结构，而目前在西藏地区已发掘的中、小型墓葬中这种情况较为罕见[33]，典型吐蕃墓多使用石料而非木料。许新国在论述哈日赛墓地时曾提及其在普遍采用木椁室、葬具等方面与典型吐蕃墓不同，并认为该墓地墓主人为吐谷浑人[34]，这似乎暗含木椁室似与鲜卑存在一定的联系。 （二）葬俗 鲜卑墓多无封土和墓上建筑[35]，《宋书·索虏传》记载拓跋鲜卑的葬俗“死则潜埋，无坟垄所处”[36]，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吐谷浑在青海统治了300多年，目前发现的墓葬却屈指可数，可能是地表不设封土[37]。前文中已提及在663年之前青海地区吐谷浑时期的相关墓葬均未发现封土，而663年后迁入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如喜王慕容智墓、大长岭M1及马场滩M1、M2也均无封土。而吐蕃墓封土的结构复杂多样，形状各异，封土的大小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相关，青海吐蕃时期的墓葬中，如热水墓地、2018热水血渭一号墓、郭里木乡夏塔图墓地等大中型墓地均有封土或封土痕迹，不过按现有资料看，多为矮封土，与典型吐蕃墓相应等级墓葬所具有的高大封土堆不同，说明此时部分吐谷浑人的一些葬俗已经开始吐蕃化，明确没有封土的只有哈日赛墓地[38]。从年代上看，哈日赛较其他墓地时间稍早，可能此时吐蕃化的程度还不深或还并未涉及到丧葬习俗上，从随葬品看，哈日赛墓地的主人虽非普通平民，但其身份与热水墓群或泉沟一号墓的主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大概率不会是王族或高级官吏，这可能是哈日赛墓地得以保留较多鲜卑葬俗的原因之一。2018血渭一号墓、泉沟一号墓、哈日赛和夏塔图墓也均未发现梯形石边框，但是，青海吐蕃时期位于海西地区的哇沿水库多处墓葬[39]和热水墓群中的七座墓葬均带有石砌边框，肖永明认为，“石砌边框可能是一种族属表示，带有石砌边框的吐蕃时期的墓葬可能是吐蕃人群及其后裔的，而不带的则属于吐蕃统治下吐谷浑人的墓葬”[40]。虽然将石边框作为判断族属的依据稍显单薄，但石边框的确与吐蕃文化相关，就吐谷浑邦国时期青海地区的墓葬来看，带梯形石边框的墓葬也的确较其他墓葬体现出了较多的吐蕃文化因素。2018血渭一号墓、泉沟一号墓、哈日赛墓地和马场滩M2[41]等在墓上祭祀建筑、墓门外侧、殉葬遗迹、开口、墓室等均发现有烧祭现象。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看，烧祭习俗为杀马和烧死者旧物，考古发现鲜卑族相关墓葬存在烧祭的现象，如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墓门处小坑中有焚烧过的炭屑痕迹[42]，辽宁北票房身M8的随葬品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墓内“填充大量木炭”[43]，安阳孝民屯墓墓室内发现了黑色灰烬[44]。《宋书·索虏传》记载，拓跋鲜卑“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吐谷浑作为慕容鲜卑的一支发现类似迹象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吐蕃墓不论是在已发掘墓葬中，还是相关文献记载均未发现相关现象，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烧祭现象可能是源自鲜卑族的丧葬传统。在海西地区的墓葬中，凡是有葬具的，均为梯形棺。甘肃喜王慕容智墓的木质葬具与吐谷浑墓葬中常用的梯形棺相似，由弧形棺盖、箱式棺和棺座组成，前宽后窄、前高后低，只是形制更为复杂。这种前高宽、后低窄的木棺被认为是鲜卑族棺的重要标志之一[45]。最初分布在呼伦贝尔高原区，扎赉诺尔的桦木棺首先打破了以完工墓地为代表的简单围铺桦木板的样式，做出前宽后窄的棺式，一般为有盖无底、头宽尾窄的梯形棺。扎赉诺尔墓葬以后发现的历代鲜卑墓葬所出葬具基本为梯形棺，如内蒙古中部地区东大井墓、下黑沟墓、石家沟墓地，明确的慕容鲜卑遗存有大凌河流域的朝阳王子坟、北票仓粮窖墓地等，北魏时期的美岱村北魏墓、内蒙古固阳县北魏墓、大同南郊北魏墓、太原北齐娄叡墓等。由此可知梯形棺是鲜卑一脉相承的葬具，反观吐蕃基本不用此类葬具。德令哈郭里木墓葬中出土的彩绘木棺在甘肃大长岭M1[46]也有发现，此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此都有过研究[47]，基本认同德令哈彩绘木棺板画的主人为吐谷浑人，其中，仝涛先生在《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一文中，结合文献和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北方鲜卑贵族受汉文化影响，将彩绘木棺吸收为其葬俗之一，从多处发现的彩绘棺板画也能看出鲜卑民族在文化交流和互动中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48]，这也为判断都兰及其周边墓葬的族属提供了一个主要依据。由于海西及其周边区域墓葬盗掘严重，大部分墓葬的人骨都被扰乱，葬式不明，仅有哈日赛的部分墓葬中可辨别葬俗，均为仰身直肢葬，乌兰泉沟一号墓中墓主人葬式不明，殉人为仰身直肢葬，从随葬品推断此人有一定的身份，应为墓主人的“共命人”。鲜卑墓鲜有人殉，殉人也不会有随葬品，但这种极具吐蕃特色的人殉采用的葬式却不是吐蕃地区流行的屈肢葬或二次葬，而是鲜卑墓葬普遍的葬式仰身直肢葬，可能是吐蕃和吐谷浑文化互相融合在葬俗上的体现，哈日赛墓葬中的仰身直肢葬体现的大概率应为鲜卑葬俗。哈日赛墓出土了4件能辨明器物形制的陶罐，其中M4∶5和M7∶4口沿均残（图一），M4∶5陶罐下腹有两个近圆形的孔，甘肃慕容智墓也出土了1件口沿及器耳残缺的陶器（图二）[49]，都是很明显的毁器行为。毁器这种葬俗不只在鲜卑墓里有，也见于其他民族的墓中，但却是鲜卑丧葬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50]。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已发掘的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的墓葬中，出现“毁器”行为的墓葬基本上贯穿两部鲜卑的发展历程。其中慕容鲜卑出现“毁器”葬俗的有公元2世纪初至2世纪下半叶的北玛尼吐墓群，2世纪末至3世纪上半叶的六家子、新胜屯、舍根和毛力吐墓地，3世纪中至4世纪初的房身村、王子坟山墓地，4世纪上半叶至5世纪初的仓粮窖、三合成、十二台乡砖厂88M1和孝民屯墓地，5世纪上半叶的冯素弗墓和本溪鲜卑墓等[51]。慕容鲜卑墓中“毁器”行为主要集中在陶器这类随葬品上，体现在口沿和腹部上的人为损坏的残缺，而拓跋鲜卑则体现在金属器一类的随葬品中，内蒙古地区的拓跋鲜卑就有“毁镜”习俗[52]。孙危认为这源于中国北方民族一贯的丧葬传统，鲜卑极有可能继承了东胡或匈奴的“毁器”习俗，这一习俗也被契丹人继承，称之“抛盏”，也有学者认为“毁器”习俗是受原始宗教灵魂不死观念的驱使，是万物有灵的具体反映[53]。人为毁坏的东西，也就“死”了，这类东西就可以继续被死者使用。吐蕃的随葬品是不会做类似处理的，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哈日赛墓地陶罐及其“毁器”行为体现的是鲜卑的葬俗。1. M4:5 2. M7:4 
图二 甘肃慕容智墓彩绘双耳罐 MS:73 墓葬中墓主人的服饰也是判断其族属的关键[54]，但除哈日赛墓之外，其余墓地因受到破坏，具体信息不清。哈日赛墓中墓主人保存较为完整，头戴垂裙覆带的风帽，用双层面料缝合而成，由帽顶、帽身、帽耳、披风、飘带组成，帽顶呈六边形（图三），这种垂裙风帽与吐蕃传统的缠头装束或覆巾有着明显区别，学者们根据北魏墓葬中大量陶俑及壁画戴风帽人物形象认为这种带有垂裙的风帽是典型的鲜卑首服[55]，这种后垂披幅之帽流行于鲜卑各个阶层之中，形制一般不分男女。《梁书》也有载：“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著小袖袍，小口衿，大头长裙帽。”郭里木夏塔图墓和乌兰茶卡采集的彩绘棺板画上也绘有头戴风帽的人物形象[56]，甘肃慕容智墓出土了戴此类风帽的木俑（图四）[57]。鲜卑帽这种极具特色的形制与地理环境有关，孙机先生认为：“一来由于北地苦寒，垂披幅有助于保温；二来也可能与蔽护编发有关。”[58]
图三 哈日赛墓出土的风帽 
图四 头戴风帽人物形象 1.乌兰茶卡彩绘木棺板画上的头戴风帽人物形象 2.甘肃喜王慕容智墓中尖顶风帽俑 3. 郭里木彩绘木棺板画上头戴风帽骑马的人物形象 棺板画中除了垂裙风帽外，还发现有多人头戴“山”字形帽（图五）[59]，其装束也与棺板画中其他戴吐蕃缠头的骑射武士明显不同，此人可能非吐蕃人而是“前来奔丧的宾客”[60]，这种形制的帽子在乌兰泉沟一号墓[61]、山西大同市沙岭北朝鲜卑族墓[62]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的壁画[63]中也出现过，这种帽子极有可能是鲜卑人的冠饰[64]，曾流行于居住河西一带的民族中[65]。
图五 头戴 “山”字形帽的人物形象 1、2.郭里木彩绘木棺板画 3.乌兰泉沟壁画墓 4.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 通过对海西地区这四处墓地的形制、葬俗和冠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有部分葬制及葬俗明显不见于典型吐蕃墓，正如仝涛所说，墓葬等级的高低会反映在墓室的规模、建墓材料数量、随葬品的多寡上，“但不足以导致墓葬形制、葬式和葬具形式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复杂性可能要归因于这一区域的不同族群”[66]，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青海之地以吐谷浑和吐蕃两大文化体系为主，我们可以合理认为这些丧葬习俗体现的极有可能是吐谷浑的本土文化。其中，无封土及墓上建筑、“毁器”行为、梯形棺、仰身直肢葬等葬俗及帽饰，通过与其他鲜卑墓的对比，常见于早期鲜卑墓，基本可以明确承自鲜卑，而长方形斜坡墓道、墓道朝东、使用彩绘木棺板画等葬俗虽然少见于早期鲜卑墓中，也应不是鲜卑文化固有的习俗，但有可能是鲜卑在不断迁徙和后期的发展中从中原、河湟地区等相关文化中汲取而来的，其直接来源可能与汉至唐时期的鲜卑族群有关，这一方面说明鲜卑文化强大的延续性和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出吐谷浑对本民族文化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吐谷浑盘踞青海百余年，活跃在青海之地的族群有羌、汉、鲜卑、吐蕃等，各民族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同时，海西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极为便利，商贸发达，在长时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这里的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吐谷浑被灭国后，吐蕃与吐谷浑的王族通婚，扶植吐谷浑小王，任用吐谷浑贵族[67]的同时，不断采取各种方法加快吐蕃化的进程，在文化方面渗透或者“同化”其民。从考古发现看，青海吐蕃时期青海墓葬形制与西藏吐蕃墓地的有着明显的共性，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地域特色以鲜卑为主，羌、汉、西域等多种文化的融合，可以认为是“吐蕃考古学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68]，只是目前考古资料稍显单薄，此观点还需要更多新出土材料的支撑。海西一带是慕容鲜卑最早在青海立国的地方，也是羌中道（吐谷浑道）的重要节点，吐谷浑人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海西地区大部分墓葬或未被发掘、或受到破坏，损失了很多关键信息，导致目前对吐谷浑本土文化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通过上述对海西地区墓葬中的鲜卑文化因素的探讨，不仅为进一步深入了解青海地区相关族群构成和丧葬习俗提供了借鉴和思考，也为日后辨识和分析吐谷浑相关遗存提供了参考。[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青海都兰哈日赛墓地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3CKG021）的阶段性成果。附记：本文中部分材料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肖永明研究员提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1][65]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
[2]目前认为具有鲜卑因素的墓葬仅有西宁陶家寨M1、互助泽林村墓葬、共和合洛寺M01～04。参见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4]许新国等学者提出应当将这些墓葬看成“吐蕃文化的一个区域类型来对待”，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6—25页；霍巍认为，都兰热水吐蕃时期墓葬的族属应为“吐蕃占领或统治下的吐谷浑人”，霍巍：《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周伟洲认为，部分吐蕃时期的墓葬虽被吐蕃文化所影响，但吐谷浑文化仍占主要地位，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5]仝涛：《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8年第6期；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下同，第165—170页。[6][14][40]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7]孙杰：《青海海西地区5—8世纪墓葬文化因素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79页。[8]李国华：《青海出土鲜卑动物形牌饰研究》，《北方文物》2018年第4期。[9]哈日赛墓地M6为偏洞室墓，这类形制的墓葬在鲜卑墓葬中极为罕见，一般认为，这种墓葬形制的源头在西北地区，在典型的羌文化如火烧沟文化、卡约文化中发现较多，哈日赛墓地的偏洞室墓可能受到了羌人的影响；众多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丝绸又有很明显的中亚粟特、波斯等风格。[10]文中仅探讨青海都兰地区墓葬中包含的鲜卑文化因素，对墓葬的族属和人种等问题不展开讨论。[11]周伟洲、黄颢：《白兰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第5、6页；松田寿男著，周伟洲译：《吐谷浑遣史考（下）》，《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第四期），1947年，第123页（黄文弼并未考证白兰具体地望，而是采用清人丁谦考证其在“柴达木盆地”一说）；聪喆：《白兰国址辨》，《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朱世奎、程起骏：《吐谷浑白兰地望新考》，《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蒲文成：《吐谷浑研究三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等。[12]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3—377页；李文实：《白兰国址再考》，《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持相同观点或相似观点的有：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74—76页；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刘铁程：《白兰新探——族源、地望及其与玛卿邦热的关系》，《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李文学：《吐谷浑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4—42页。[13]都兰县及其周边的乌兰、格尔木、德令哈等地分布着数百处古遗址和墓葬群，遗址中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大部分的遗址均属于以塔里他里哈遗址为主的诺木洪文化遗存，其中期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000年左右，大约在青铜时代晚期。诸多遗址中发现了魏晋至唐的遗物，这些说明都兰在汉以后也并未荒废，一直都有人类活动，反观果洛藏族自治州，至今并未发现已定性的汉代以前的遗址，只有零星几个墓群。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15]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98、99页。[16]周伟洲、沙武田认为，1999年发掘的都兰县热水墓群中的四座墓的主人应为吐谷浑贵族，其中热水墓99DRNM3有长方形斜坡墓道，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鲜卑因素，因此，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17]台阶面上还发现有大量绿松石、黑白石片、金饰片、铁块和彩绘木板等遗物，但因该墓被多次盗掘，怀疑盗墓贼对遗物进行过扰乱，故这些遗物原始位置不清。[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2021年第8期。[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20]发掘者根据考古类型学推测该墓的年代为6世纪到7世纪初，但仝涛认为，此推测可能缺乏说服力，因无碳十四测年及其他证据，此处暂不采用。[21]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与环境研究所、青海省文物研究所：《跨度为2332年的考古树轮年表的建立与夏塔图墓葬定年》，《考古》2008年第2期。[23][48]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3辑），第169页。[24]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文物》2004年第12期。[2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26]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27]怀仁县文物管理所：《山西怀仁北魏丹扬王墓及花纹砖》，《文物》2010年第5期。[28]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29][49][5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30]夏艳平、裴宇：《甘青地区唐代墓道殉马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23年第1期。[31]韩建华：《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考》，《中原文物》2022年第1期。[32]《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79页。[33][60]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3页；第141页。[34]许新国：《连珠纹与哈日赛沟吐谷浑古墓》，《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35]位于山西的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永固陵地面有高大的圆形方基封土堆，但这种有封土的鲜卑墓并不多见，永固陵或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大部分鲜卑墓少见封土。[36]《宋书》卷95《索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2页。[37][54]仝涛：《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8年第6期。[38]焦力吉日格力草场墓葬因未发掘，具体情况不明。[39]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22年。[4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2022年第10期。[4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1期。[43]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45]韩孔乐、罗丰：《固原北魏墓漆棺的发现》，《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46]仝涛根据大长岭的选址特征、彩绘木棺上的内容、墓道殉牲和墓主人的服饰、发辫等将大长岭墓葬定性为吐蕃墓葬，同时认为：“大长岭墓葬和青海都兰地区的同类型墓葬代表了青藏高原北部地区吐蕃墓葬的一个类型，这类墓葬与其他吐蕃墓葬的主要区别是地表不设封土，或仅有简易的封堆，流行彩绘木棺和仰身直肢葬式，这类墓葬很可能与吐蕃化的吐谷浑人有密切联系。”仝涛：《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8年第6期。[47]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上）》，《柴达木开发研究》2004年第2期；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下）》，《柴达木开发研究》2005年第1期；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3辑），等等。[50][53]金成淑：《慕容鲜卑随葬习俗考》，《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51]孙危：《鲜卑“毁器”葬俗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52]马颖：《内蒙古地区拓跋鲜卑“毁镜”习俗研究》，《文物天地》2021年第4期。[55]包铭新、李甍、孙晨阳主编：《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匈奴鲜卑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56]仝涛绘制，截取自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21年，下同，第269、272页；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72页。[58]孙机：《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0页。[59]仝涛绘制，截取自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第269、272页。[61]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2期，第104页。图截取自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第302页。[6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第16页。原文中形容为“鸡冠帽”，但其形制与“山”字形帽基本相同。图截取自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第269、272页。[63]张宝玺：《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墓壁画》，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64][66][68]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第302页；第140页；第139页。[6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作者：郭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夏艳平（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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