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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中国书法》 第3期 从 怀 素 说 起 朱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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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涣·赠零陵僧《全唐诗》扬州诗局 清康熙44年—46年[1705-1707] 中华古籍资源库 为了立场和观点，对资料加深理解，这是当年的时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中，也深受其影响，包括笔者。当然，笔者必须先作自我检点。
李邕擅长碑志之文，……虽然其中有不少文思俱佳的妙品，但亦不乏敷衍应酬之作，更有甚者，纯出于某些政治动机而为宦官幸臣撰写称谀文章。如应宦官窦元礼之请，为其父天生撰写碑文，其无位立碑，已经违反当时礼法，李邕明知僭逆而仍然为之，并且迎合所需，滥加溢美。其他如《赠虢州刺史杨历碑》（内侍杨思勗之父）《有道先生叶国重碑》《赠歙州刺史叶慧明碑》（道士叶法善祖、父）等等，莫不受人贿谢，肆意谀鬼。谀鬼者意在生人，借助谀伺，冀望援引，这种附托权门，回易求利的行径，不仅有违中庸之道，而为明贤善良者所不齿，亦有乖于玄宗前期“励精求治”的统治思想。
       ← 左 右 滑 动 观 赏 → 再说怀素，一九八一年笔者有一篇论唐代书法的文章曾在《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上交流，其中有句话：“怀素在张旭基础上，增益浪漫主义，把草书艺术推向更加热情奔放、狂逸宏博的艺术境界，成为我国古典浪漫主义书法艺术的典型。”（《唐代书法的源流》）显然这是套用文学批评的术语，而以传世的《自叙》墨迹本为依托。至于什么是浪漫主义？书法艺术有无浪漫主义？古典与现代的分界何在？怀素草书是否即是古典浪漫主义艺术的典型？代表作是否即是传世的《自叙》？等等问题，一经认真考索，都是值得研究的，更何况传世的《自叙》根本是一件赝品。《自叙》出自伪托，笔者已有专论，见拙著《唐代书法考评·怀素《自叙》考》，这里不再赘述。 同样上当的还有范文澜先生，他在《唐代佛教中说：“唐代宗时长沙有僧怀素，以草书驰名当世。怀素历引颜真卿等名士称谀的辞句作自叙一篇，显然是好名的僧人。” 以孤证而论作者，并非始于范文澜先生，也并非仅止于范文澜先生。这种现象书法史研究中所见犹甚，诸如以《书谱序》论孙虔礼的学术思想和以《张好好诗》论杜牧的行草、重刻且甚见磨损之《孔子庙堂碑》论虞世南的楷书。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只好如是，这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自叙》学术界所见疑窦甚多，而且怀素尚有其他的资料。视存世资料而不察，以伪鼎相论，实在冤枉了怀素和尚。 资料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只有通过资料的审核和整理，才能进入成熟的研究。 苏涣的“徇名”，即使记以为怀素自言，也仅是孤证。
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 《全唐诗》扬州诗局 清康熙44年—46年[1705-1707] 中华古籍资源库 笑傲江湖，目中无人，且臧否前贤，摧破格律，怀素实在是狂。 “大笑羲之用《阵图》”。《阵图》即是当时社会所稔熟的王羲之《笔阵图》，其轻视草圣，诚狂之有。然《笔阵图》非出王羲之，早在唐初孙虔礼《书谱序》已经说明：“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怀素或未疑其伪，然以狂逸之才而笑浅近之作，本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唯知贱实翻贵名”（鲁收《怀素上人草书歌》）的环境中，或成惊人之举。况且座中高朋，大都名士雅客，即使作歌相颂述的诗人们，亦并非一一能书，能理解其中三昧，套用现代语来说，是圈子外的一群好事者。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他们“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热情，满堂所绝倒的叫呼，是在于怀素的表演，而不是怀素书写的艺术。怀素其一少年和尚，面对无知俗客，略作俯视，稍加卖弄，也是情理中事，亦何狂之有？其“狂”，盖俗流眼中不近寻常的逸态。这是一。二，以书艺会友，当场表演，怀素虽非始作俑者，但场面之大，声势之浩，恐前无古人。且挥洒粉壁、素屏，自与书写鱼笺、缣绢迥异。“粉壁长廊数十间”（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其悬空作业，饱墨淋漓处，非疾运不可。用笔急速，迫使身手敏捷，手笔之迅疾，心情之迫遽，其飘忽不滞，匆促不暇，当不免有失儒雅。有鉴于此，不难发见，存世诗篇，即使出于诗人醉后兴会，或随意抒发，带有夸饰甚至不理性的成份，其称述的，也多是书写时所出现的逸态，而这种逸态是基于以伏案书写为惯事的诗人们的观察。 这种异乎寻常的草书手法，放荡骄姿的行径，即使发生在世俗的普通士人身上，也是一种轻狂，如中唐诗僧皎然眼中的陈氏童子：“书家孺子有奇名，天然大草令人奇。……飙挥电洒眼不及，但觉毫端鸣飒飒。有时作点险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长掣浓入燥，少室枯松欹不倒。·······王家小令（王献之）草最狂，为予洒出惊腾势。”（《抒山集》卷七）怀素作为出世的和尚，当然更不在话下。 “大笑羲、献将齐德，切（窃）比锺繇也不如”，这当是狂言。这种狂言，虽与苏涣“羡价齐锺、张”说，甚见矛盾，但怀素之狂，显然！ 文人自狂，自古有之。以书法家为例，早的不说，同时期的李阳冰，自言是仓颉的后身，秦相李斯之后，数千年间，篆书独步天下，“斯翁之后，至今小生，曹嘉（喜），蔡邕，不足言也。”（李肇《国史补》上卷）最贴近的还有张怀瓘，做翰林之前也名怀素。其高自矜饰，行书自量可比于虞世南、褚遂良，而草书则自诩独步于数百年间，包括锺繇、张芝和王義之、王献之在内。著名的评右军草书：“格律非高，功夫不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云，即出自他的《书诂》，其狂比之怀素，盖有过之。且时在乾元元年，怀素远游前四年。 张怀瓘，书迹无存。以李阳冰而论，自两汉至唐，千年间以篆书相称，固无出其右者，独步之说，亦见宋、元诸贤之首肯。斯足见其狂之有由。 李肇《国史补》上卷：“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按李肇所记，以其序：“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刘餗《隋唐嘉话》）而有不当。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卡，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云，所纪之事，既出弃取，“自言”云者，盖为实状。 或谓此乃晚年之自诩。若是，则以壮游之先即在零陵时为例。
李白·草书歌行 《全唐诗》扬州诗局 清康熙44年—46年[1705-1707] 中华古籍资源库 同时有卢象，时贬职永州，为司户，其诗句有“初疑轻烟澹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云，后人引之以述怀素草书之形似。
颜真卿与怀素洛下论书，时在大历七年九月后，乃其中年，陆羽“晚岁”之记，盖误。参阅其《怀素上人草书歌序》：“故吏部尚书韦公陟，睹其笔力，勖以有成”云，韦陟，乾元三年（七六〇）四月始为吏部尚书，八月即卒，见《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怀素师从邬彤，时在宝应初年出游之前。邬彤，盖张旭弟子，亦以草书名世，唐末吕总《续书评》列评唐人善草书者自张旭至怀素十二人，彤列第六，且有谓如“寒鸦栖林，平冈走兔。”宋朱长文《墨池篇》有称：“流便可喜”。陈思《书小史》评述更高，有“善草书，好（妙）得其法，时人比之张旭，盖亲得张公之旨。”若是，怀素草法，盖出其人，为张旭之再传。 怀素生于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以李白《草书歌行》“少年上人”所称，其宝应年间初离零陵时，年仅二十有余。以一少年而悟草圣“孤蓬惊沙”之法，其狂之有由，亦狂得可爱。 怀素并非狂妄无知，或所谓极端的自高自大者也。 怀素对书家是尊重的。 唐 怀素 行草书藏真帖律公帖（部分） 纵28cm 横41cm 宋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 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晚游中州，所恨不与张颠长史相识。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法若有所得也。 又，怀素壮游中州，江潭一路诗人并加称谀，如李白之“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夭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窦冀“吴兴张老（旭）尔莫颠，叶县公孙（大娘）我何谓。”马云奇“贺老（知章）遥闻怯后生，张颠不敢称先辈”云云，其肆意评述，大抑张旭而扬怀素。而颜真卿对此大唱反调，一点不留情面。他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作为诸多称述诗句的集序，实际上对这种抑旭扬素的论调作了否定，他说：“吴郡张旭，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楷法精详，特为真正。……忽见师作，纵横不群，迅疾骇人，若还归观，向使师得亲承善诱，亟揖规模，则入室之宾，舍子奚适。”换句话说，怀素当时连做张旭学生的资格都没有。份量很重。怀素对此，未见作愕然状，或有所回避，有《洛下帖》为证。 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晚游中州，所恨不与张颠长史相识。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八法，若有所得也。 观其以后所书《论书》《苦笋》诸帖，用笔稳沉，不见“迅疾骇人”之状，盖有领悟。郑杓《衍极》云：“鲁公之书，怀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语言、文字之苴乎？是为知言。 怀素对待书家的态度迥异于俗辈。其是狂，抑是非狂？ 怀素之狂，其实狂在草书，且时在青、中年时期。当年怀素自京还乡之后，不见再出远游，更无见有好事者称狂的应景诗篇。这种现象，可以断定怀素草书的迅疾无常，或所谓狂者，并在大历之前。即使“狂”日，其间也见有清健秀丽之作。试看： 四，《自叙》明记书于大历十二年（七七七），盖怀素中年之作，它与晚年的《论书》《苦笋》诸帖有何因承关系？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菅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柟楩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引） 唐 怀素 草书论书帖（传） 纸本 纵38.5cm 横40.5cm 辽宁省博物院藏 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后来足可深戒，藏真自 风废，近来已四岁，近蒙薄减，今所为其颠逸，全胜往年。所颠形诡异，不知从何而来，常自不知 耳。昨奉二谢书问，知山中事有也。 书学研究甫兴，目前最重要的一步是力争穷尽有关的资料。资料愈充分，分析判断愈容易，结论也就愈见可靠。颜之推谓“读天下书未编（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勉学篇》），以书学研究而言，也未必，一则读竟天下之书，不可能，二则也无必要，但尽可能详细地占有研究对象可信的基本史料，是十分必需的。那种读了数则资料，便妄下雌黄，不解原意，乱讲三千，实在太过轻率。至于粗览一通二通书法作品便凭灵感大作文章者，其才子欺人也罢，轻浮不实也罢，已不属于书学研究范畴，姑容另文评述。 三，文献资料的整理。将所有的书法墨迹（包括出土的古文件）、碑帖（包括甲骨、金文）逐步从编目、录文，达到摄影出版。（《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给予当时收集整理有关资料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必须继续加以重视。 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剑舞，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准其顿挫之势也。 这条资料显然出自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所异者，张旭讹作怀素而已。 只是因其熟典，多加汰弃。如若冷僻，其张冠李戴者，不加善思，或当误信之。 资料如是，书迹更甚。存世墨迹本诸如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陆柬之《陆机文赋》、褚遂良《大字阴符经》、贺知章《孝经》、徐浩《朱巨川告身》等等，甚至孙虔礼《书谱序》，都是大可怀疑的。只是因其流传有绪，孤证难稽，加上常俗所存，尚可以启蒙初学，如岳飞的“怒发冲冠”《满江红》词，无须加以刻意求正，一一辨谬。虽然如此，但作为严谨的学者，尤其书法史研究学者，当有鉴识，审慎处置。艺术欣赏决不能与作品考证相混淆，科学研究带不得半点感情色彩。 当然，因循旧说，是轻松的。他可以不花力气而作高论，或对或错，反正责任是别人负的。这种盲从前贤，泥古不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现象，自古有之，也是一种传统，它有如吸假烟、吃假酒，有的是水平不够，品尝不出真假；有的是条件有限，靠别人进贡，明知是假，弃之可惜。不花钱，图便捷，也只有用假的份，这是没有办法的。 唐 怀素 草书食鱼帖（传） 纸本 纵34.5cm 横52cm 潍坊丁氏旧藏 重视书学，开拓研究新领域，历史的责任，已经落在我们这一代学者身上。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掌握直接可靠的史料，并扩张研究史料和研究工具，不作空头书学家，才能胜任之。 以人为本，个案研究，尤其书家的研究已益见重要。 一，书家书迹的考查和整理，包括有著录而未见的，进行编目和录文，以明书家书法发展的轨辙。 二，书家的生平包括出身和交游的考察，最好能编一年谱，至少作一大事记，或年表，以明其一生概况和家庭、友朋的影响。 三，时人，或后人对书家及其作品的评述，包括对书家政治、思想和作品真伪的评述，以明时人，或后人对书家及其作品的态度。 求真，务求论据确凿，论证充分，论断平允。必须把书家及其书法艺术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发展的观点，辨证地进行综合考察，然后实事求是，既不溢美，又不苛求，加以全面的评价。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材料说话，才能彻底清除那种先立观点，然后取舍材料，为我所用，或加深理解。 求新，就是要努力探索，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发掘新资料，提出新见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有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见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梁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云，值得我们重视。近世出土的文献资料，尤其敦煌文书的发现和隋唐墓志的研究，为当前方兴未艾的书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新问题。充分利用新材料，尽量解决新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书学研究者的求新，即所谓预流的重要途径。 求真与求新，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统一体，新的前提是真，求真的目的是出新，也便是产生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独创性的见解，是治史之功力所在，也是书学研究者的整体素质包括理论素养，史学根柢，实证推论和撰写水平诸方面的集中体现。 唐 怀素 大草千字文（传）（部分） 宋拓群玉堂帖 唐 怀素 小草千字文 绢本 本文选自《中国书法》1997年第3期第23—28页 相关链接 《中国书法》文丛丨傅申：确证《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从《流日半卷本》论《自叙帖》非怀素亲笔（下） 《中国书法》2020年第09期 “唐代草书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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