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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上的燕子，丁家滩，北京。摄影/宋大叔 作者：孟庆延
来源：原刊于《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古典根源与现代路径： 作为总体视域的历史社会学 孟庆延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历史社会学是什么？它究竟是一种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还是一个相对宽泛的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学是否有自己的明确的“独门绝技”和特定的“研究对象”？这些问题，随着国内社会学研究历史转向这一趋势的出现，成为了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 斯考切波曾经指出，历史社会学不应该也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分支。本文旨在重新回到社会学本身的学科发展史来审视这一问题，重新回到古典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中理解历史社会学的定位。作者认为，历史社会学本身实质上重新唤醒社会学生命力的一种方式，与其说它是一个分支学科，毋宁说它是激活社会学想象力的一种总体视野。 从古典社会学的传统来看，历史社会学理应成为今天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与研究视野，我们也应该以更包容的心态，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充分挖掘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等在内的研究传统，以此推进当下的社会学研究。 摘 要：近年来，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历史转向的趋势，历史社会学也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而蓬勃兴起，并涌现了若干重要的研究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历史社会学？这是一门分支学科还是一种理论眼光？历史社会学究竟有哪些理论脉络与研究传统？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跳出既往对历史社会学的理解范畴，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总体视域加以理解，并通过对经典社会理论的重新检讨，勾勒作为总体视域的历史社会学的古典根源与现代路径，并讨论其本土形态。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古典理论；年鉴学派；韦伯；陈寅恪近年来，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历史转向的趋势。所谓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是指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历史研究。相较于历史研究者以实证史学的路径来还原历史事实不同，社会学的历史研究更为关注基于史料的理论关怀与理论建构。与此相对应的，是历史社会学在国内的兴起。从纯粹社会学分支学科的角度上来看，历史社会学的主要范式是美国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其代表人物包括巴林顿·摩尔和西达·斯考切波等。史密斯认为，作为分支社会学的历史社会学在美国的兴起实际上是二战后社会学家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其核心在于探寻社会自身得以变化与延续的机制，揭示历史演进背后的社会结构要素。二战后兴起的历史社会学作为分支学科，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学生运动等社会运动兴起，同时伴随着二战后美国学术界对帕森斯宏大社会理论的反思。拉赫曼将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界定为“资本主义的起源”、“革命与社会运动”、“帝国的历史形态与社会基础”、“国家政权的形成”、“不平等的社会演进”、“性别与家庭的社会演进过程”等。但是，历史社会学究竟是否只是一门分支学问？在中国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下展开历史社会学研究，是否只有宏观比较历史分析这一传统与范式？应星认为，历史社会学并非一门新兴学问，而是对社会学创生形态的一种重返方式。渠敬东则强调社会学作为一门同时面对观念与经验、制度与民情、历史与现实的总体性学问，其实质是面对现代社会的诸多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总体性学问，从而指出了社会学在发端之际的历史面相。实际上，无论是斯考切波还是史密斯，都非常注重从社会学的古典传统中发掘资源。斯考切波将历史社会学理解为“一种持续的、一度复兴的研究传统。这种传统致力于理解大规模结构的和基本变迁过程的实质与影响，回答历史基本问题的旨趣。”史密斯认为历史社会学有两次浪潮，其中第一次浪潮就是从孟德斯鸠和休谟再到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最后到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时期。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便是针对时代与人类历史的总体问题而非专门针对“社会”而衍生的学问；对于当前渐渐兴起的国内历史社会学而言，在面对本土丰富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之时，以何种方法、何种范式，围绕哪些问题展开研究便是我们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检讨，首先需要厘清历史社会学的古典理论传统，以及这些古典传统在学术发展与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分别以何种形式进入到有关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中来。在本文中，笔者尝试重新勾勒历史社会学的古典理论根源，通过对社会学经典研究传统的梳理，在学术史与知识社会学的视域内，重新检讨历史社会学的古典理论基础及其流变，以此为基础检讨当前国内历史社会学发展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与基本范式。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将马克斯·韦伯看作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先驱者而是将其视作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领域内的知识专家。纵观韦伯的学术生涯，尽管其著述繁多、理论深厚庞杂，但是其核心问题意识却有着高度的内在同一性，即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性与其社会基础（尤其是宗教）之间的关联。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儒教与道教》，再到《古印度教》、《古犹太教》等，韦伯似乎一直致力于宗教社会学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本质上蕴含着具有古典意义的历史社会学命题，韦伯想要探讨的乃是世界主要宗教与文明类型之间的内在关联。韦伯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于，为什么资本主义文明首先自西方产生？换言之，为什么其他地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文明？进而，韦伯在其研究中广泛使用理想类型（idea type）这一概念来对包括支配类型等在内的现代政治、经济与文明形态进行分类分析，同时使用“身份群体”的概念来分析各大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担纲者”。需要注意的是，韦伯的身份群体概念并非一种职业区分，也并非后来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社会地位区分，本质上乃是对某一类型的人群的精神气质的强调。苏国勋曾指出，涂尔干论述的是社会在各种不同实在领域中的外部表现（社会事实），即关于发挥功能的社会的概念；而韦伯则不谈结构，主要探讨社会生活的本质，研究社会的精神气质，通过分析驱使人们行动的“动机”来把握社会行动的“意义”。韦伯在讨论文明起源的社会条件与伦理基础这一核心问题时，经由对宗教伦理生活形态的讨论，最后深入到历史担纲者的精神气质中去理解制度与文明的起源问题——他所勾勒的宗教改革后的清教徒入世禁欲的精神气质，实质上构成了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把核心钥匙。而对精神气质的关注，又同韦伯自身对社会行动本身的意义的探究有着密切关联。在韦伯看来，理念（idea）与利害（interest）是人类行为的不同面相，但前者实质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同时，韦伯早期有关罗马的研究，实质上是对其老师蒙森《罗马史》研究的继承。韦伯所开创的关于各类型文明起源的社会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历史取向，它一方面开启了有关文明与制度起源的社会学研究这一核心问题意识，构成了日后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脉络，及其对精神气质与担纲者的强调，也对今天开启面向本土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社会学之所以是应对人类社会时代巨变产生的学问，是因为社会学古典传统中的重要理论家都在以各自的分析进路来回应现代性这一时代问题。卡尔·马克思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角度阐释机器大生产这一技术与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总体社会影响，并将其作为“自变量”来解释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历史变迁。尽管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历史阐释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人类社会的五阶段发展论本质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在结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层面给出的社会学解释。单从这点上来看，马克思的核心关怀就带有历史社会学的古典韵味。雷蒙·阿隆认为马克思受到了三种学术传统的影响，即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德国的哲学传统以及法国的历史学传统。除了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做出总体的理论阐释之外，马克思还对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有着深入剖析，这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历史社会学遗产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曾专门撰文对路易·波拿巴的发动的雾月政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这篇文章实质上开创了事件社会学的基本分析脉络。他将结构史与事件史分析集中到焦点事件中，将结构、局势和行动者三个层面的分析维度在对同一个事件中展开，从而使得雾月十八日政变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结构面相。如果我们将马克思对雾月十八日政变的分析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学术史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该文呈现出的结构-局势-行动者的三重分析逻辑，一方面与后文笔者将要提到的法国年鉴学派的“结构-情势-事件”的分析框架有着内在的某种共同性，即都强调在更为宏大、层级结构更为多样的体系下去理解历史事件的发生机制；另一方面，这一分析进路实质上构成了日后休厄尔提出的以事件社会学的分析脉络考察历史与文明演进的研究进路的古典根源：休厄尔提倡以事件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展开关于历史的社会学研究，强调要考察历史事件是如何被制度与结构形塑的，也要关注行动者本身的策略选择和现实局势是如何引发事件本身的演化。由此，卡尔·马克思不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给出了关于历史的总体社会理论阐释，同时也以其独特的分析策略为我们今天开展历史社会学研究留下了重要的理论资源。3、年鉴学派：结构-情势-事件与中长时段的古典传统在18、19世纪学科分化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的理论先驱，实质上都是面对着时代问题而非学科问题而展开研究的。在法国的史学传统中，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立了《经济与社会年鉴》杂志，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著名的年鉴史学派。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代表性著作是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在问题意识上，这部巨著处理的乃是从9世纪中叶到13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与变迁这一主题，并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考察了这一变化的社会逻辑；从视角上看，布洛赫针对兰克史学为代表的旧史学展开全面批判，提出了新的总体历史理论，主张研究历史的全貌，包括经济、社会、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等多个方面；在方法上，反对以叙事政治事件为主的旧史学，主张研究“结构的历史”。由此，布洛赫对封建制的考察涉及到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政治体制以及包括政治行为等诸多层面，以依附关系的发展为主轴，勾勒了9世纪以来欧洲强有力的军事首领和武装追随者（封臣）之间形成的等级制度纽带，并用比较历史的方法探究了封建制度在欧洲社会中呈现的普遍特征与区域特征。年鉴学派所开创的长时段与比较历史的方法，实质上构成了后来作为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但是，以往研究忽略的是，以布洛赫为核心的年鉴史学派，在总体理论和问题意识层面主要受到了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传统的影响。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强调对“客观”的“社会事实”的研究，尤其侧重于探讨社会事实背后的结构与形式要素。无论是对于自杀的类型学研究，抑或是对现代社会分工形式以及宗教生活的探讨，这一古典传统都强调挖掘社会事实的形式与结构要素。实际上，涂尔干有关宗教生活基本结构的研究以及现代社会职业分工的研究是在古郎治《古典城邦》研究的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社会学（社会结构）的视域下围绕传统与现代这一现代性的核心议题展开的。布洛赫在总体取向上继承了这一脉络，因而强调要通过“对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及把它联为一体的原则进行剖析并作出解释”来体现“整体”史学的观念。同时，布洛赫在自身的研究中还借助涂尔干“集体意识”的概念，对早期君主神圣能力的形成给出了社会学取向的诠释。由此，涂尔干所开创的古典社会学传统，经由马克·布洛赫以及年鉴学派进入历史学研究的脉络中，构成了今天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古典根源之一。综上所述，历史社会学实质上有着自己的古典传统，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再到涂尔干，这些社会学的奠基者以不同的路径切入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总体问题意识。在学科尚未充分分化的社会学的古典时代，他们在既有的史学与哲学学术发展基础之上，围绕新的问题意识与时代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一方面开启了西方学术史从古典史学研究到社会学研究的学科转换，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今天在社会学的视野下处理历史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随着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商业贸易以及战争等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二战前后的很多社会学家依然在古典社会理论家所开创的问题传统中展开自己的研究，包括福柯、埃利亚斯等社会理论家、年鉴学派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的史学家以及以摩尔、斯考切波为代表的美国历史社会家在充分挖掘历史社会学古典根源的基础上，围绕民族国家形成、现代社会中的权力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各自的研究，构成了历史社会学的现代路径。二战期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给人类造成了深深的震撼与创伤，同时，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工商业日益发展的另一个事实是，人本身越来越成为“被统治者”，越来越“异化”，面对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反思 “现代文明”。其中，福柯和埃利亚斯分别围绕各自的议题，从身体技术和权力技术为起点，剖析现代社会中的国家形成与治理技术问题。福柯与埃利亚斯对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剖析，都是从身体技术以及权力技术这一范畴作为切入点展开的。福柯的著作《规训与惩罚》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于现代刑罚体系是如何采用种种权力技术，来规训、管理和控制人的人体的。他认为，权力技术通过现代社会中冠以理性之名的刑罚与监狱体系对人的身体实行了持续而具有正当性的强制，以此对现代人做出区分，对那些违反理性原则的人以“全景敞视主义”的方式进行监督与规训，最终，现代社会中的权力技术驯服了肉体，可以使之被驾驭、使用与改造。福柯在其另一本著作《疯癫与文明》中，以同样的视角揭示了现代医学体系如何以理性为标准，区分疯子与常人。从总体上看，福柯以其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现代社会体系中权力的运作机制，这样一种弥散于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机制与身体技术实质上构成了现代性的特征，并以“理性”为其正当性构筑了现代社会的历史基础。埃利亚斯同样以权力技术为切入视角，讨论了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来个体行为与心理控制机制的“文明化”进程，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第一卷中，埃利亚斯用了大量的篇幅，列举了丰富的资料去分析人的身体行为，例如就餐（其中包括吃肉食、关于刀叉等的使用）、撇鼻涕、吐痰、卧室内的行为（性行为）等，作者分析了这些行为在长时段内的细微变化，而整个“文明化”的过程也就浓缩在这些身体行为的变化之中。尽管同样关注权力与身体技术规训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演进，但是与福柯不同，埃利亚斯同时关注的，还有另外一层问题，即中世纪以来西方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国家的形成。他将上述从个体文明化到民族国家形成的双重历史进程联系起来，给出了看上去毫无关联的历史现象独到的历史社会学诠释——在这些现象背后，实质上是西方社会中伴随着人口增加、技术进步、社会分工细密化、商业贸易的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即市镇的形成、骑士阶层从自由骑士到宫廷骑士的演化（骑士依附于宫廷）、君主通过越发细密的分工网络对税收与暴力的独占，上述社会层面的变化一方面促使个体行为与心理控制机制的形成，一方面又构成了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简言之，埃利亚斯对个体与国家形态的文明化进程给出了一个社会发生学意义上的诠释。概括来说，福柯的权力理论及其通过权力技术剖析现代社会运作特征的分析路径，构成了后来围绕革命的社会过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资源；而埃利亚斯一方面受韦伯的社会学传统影响，在分析中尤其关注不同的身份群体独特性情倾向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尤其注重从现象背后“抽离”社会结构性要素，从而展开关于文明与国家形态的社会发生学研究，也构成了独特的历史社会学路径，为后来诸多历史社会学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二战后，法国年鉴史学派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布罗代尔时期。他继承了年鉴学派的第一代“总体历史”的传统，完成了《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巨著，他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提出了长、中、短的历史时段理论，分别概括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呈现了地中海世界社会变迁的不同维度，并提出了“结构-情势-事件”的经典分析框架。布罗代尔的研究确定了年鉴学派的基本研究路径：从主题上看，他进一步告别了过去纯粹“政治史”的历史叙事，将史学讨论的侧重点进一步扩展到总体史层面，包括气候、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总体历史变迁成为其主要议题；从阐释路径上看，布罗代尔尤其注重挖掘历史现象与时代变迁背后的多层次要素，特别是他所提出的以结构-情势-事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成为了日后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20世纪70年代，年鉴学派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以勒华拉杜里、雅克·勒高夫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年鉴学派的前两代学者的研究进行系统反思。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布洛赫还是布罗代尔，在提出总体史的历史理论与叙事书写的同时，也削弱了“人”在历史研究中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勒华拉杜里还是后来的戴维斯，都尝试将“人”重新带回史学研究中。但是，与兰克史学将重点放置在历史大人物和政治精英不同，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人尤其强调书写“普通人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后来历史研究中包括社会史、心态史以及家庭史等诸多新趋势的出现。勒华拉杜里的巨著《蒙塔尤》一方面继承了年鉴学派的固有传统，从长时段考察了这个法国南部小村庄的“生态”，另一方面，他将着墨点放置在了皮埃尔·莫里为代表的小人物身上，通过对他的深描，呈现出了丰富的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与心态情感。《蒙塔尤》运用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告别了“宏大历史叙事”。《蒙塔尤》描写的是一个很小村庄中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而这个村庄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点点滴滴中呈现出来。这样看来，如果皮埃尔·莫里的个人生命历程可以成为蒙塔尤村庄的“代表”的话，那么蒙塔尤这个小村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时的法国文化。另外，这部作品告别了“英雄史观”的叙事，里面的主人公实际上都是“普通人”，也就是历史中的“无名者”。勒华拉杜里之后的戴维斯，同样推进了年鉴学派的这一微观史转向，其著作《马丁·盖尔的归来》讲述了16世纪法国乡村中的一个离奇的故事，作者通过对多种史料的分析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历史想象，重述了马丁·盖尔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生活世界，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当时法国农村社会中的夫妻关系、亲属制度以及日常生活的习俗与法律程序之间的复杂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戴维斯将民族志与历史书写结合在一起，开启了以历史人类学为代表的微观史学研究进路。在这里讨论年鉴学派第三代以来的微观史转向，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社会学的古典根源与现代路径有下述意义：其一，这一微观史学的转向实质上与福柯的权力理论之间有着内在关联。福柯的权力分析不仅具有国家这一面相，同时亦包含普通人的权力运作问题——他尤其关注“无名者”的生活，这一取向实质上奠定了微观史学转向的理论基础。其二，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的这一转向，并没有弃绝既往的长时段传统，而是主张将普通人与日常生活放置在更长时段的结构与情势变迁中。换言之，如果说过去年鉴学派更为重视“结构-情势-事件”这一框架中的前两部分的话，那么第三代学者则更为重视后者。由此，年鉴学派这一重要的史学传统，既影响了后来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和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微观转向有着潜在的影响，从而构成了我们今天检讨自身历史社会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脉络。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在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学开始发展，经由巴林顿·摩尔、西达·斯考切波以及查尔斯·蒂利等学者发扬光大，作为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也就此发展起来。从所处的时代背景上看，以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是对帕森斯宏大社会学理论以静态的方式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反动；从研究的主题上看，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最初以民主制度、革命运动爆发的社会基础与社会过程为核心议题；从研究的整体风格上看，与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的微观史学转向以及叙事的兴起不同，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更为侧重通过比较对历史变迁与社会现象给出理论性阐释，在“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中寻找现象背后的“最大公约数”。例如，摩尔的著作《专制与民主的起源》分析了三种不同国家形态的不同历史路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并从中归纳出了农业的商业化程度、贵族与农民关系以及农业秩序三个核心要素，在对比分析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六个商业化的农耕社会基础上，指出上述三个核心要素在国家形态现代化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斯考切波则以比较历史分析对法国、中国与俄国的革命过程进行了社会学诠释，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农业官僚制旧政权的垮台以及新政权建立的制度性结果是什么。同时，她提出了“社会革命”与“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勾勒出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革命爆发的社会过程与历史结果。总体上看，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风格偏重直接的理论阐释而非叙事，即将不同的文明形态与历史过程置于同一可以比较的分析框架之下，这一研究传统也由此成为了当下历史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路径。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比较历史分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同样有其理论根源，这又分为结构分析与比较方法两个脉络：其一，韦伯所做的对世界诸文明类型与宗教体系的分析，实际上构成了比较历史分析的重要源头。韦伯思想在20世纪初经帕森斯传入美国之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帕森斯却对韦伯思想进行了“去历史化”的改造，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复杂理解也被化约为工具理性色彩更重的现代化问题。其二，涂尔干社会学传统和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析范式，尽管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后在美国社会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思与反叛（美国比较历史分析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其对直接理论解释的追求、对普遍规则的诉求却在比较历史分析的传统中保存了下来。由此，美国比较历史分析并不注重历史的细节与枝蔓，而是追求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总体比较以此抽象归纳一系列共同要素。社会学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并生根发芽，自民国以来产生了一大批卓越的社会学家与社会学研究，由于政治与社会局势的变化，社会学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重新恢复和发展，历史社会学也在最近成为了重要的研究热点与趋势。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当前的国内历史社会学的勃兴状态，我们需要进一步清理本土的历史社会学传统，并具体面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为基础的文明问题，进一步拓展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视域。在本部分中，笔者将结合目前国内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状况，讨论不同的研究传统本身的理论基础与问题意识。一般而言，陈寅恪往往被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加以认识，很少被社会学所重视。实际上，陈寅恪作为学贯中西的杰出历史学家，其受到社会科学、特别是韦伯学术传统的影响极深。因而，如果从问题意识以及基本范式来看，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实质上是被今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这忽略与遗忘的历史社会学传统。陈寅恪在其制度史研究中明确提出制度源流这一有关文明研究的问题意识：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南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在陈寅恪的制度史研究中，制度的渊源与流变构成了理解一种独特文明类型的核心。陈寅恪对制度源流的关注，实际上与埃利亚斯关于文明演进的社会发生学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而所谓“历史因子”，又是不满足于单纯叙事的历史学研究，而要从历史现象背后提取包括“家族”、“地理”、“文化”等共同要素重新建构历史书写的基础逻辑。进一步来看，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无论从问题意识还是从分析概念，又都和韦伯的理论传统有着密切关联。在问题意识上，陈寅恪关注中古史，是因为他试图通过对隋唐政治制度的考察回答下述基本问题：隋唐之际，一方面面对着外来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面对着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宗教系统的冲击，在这样的局面下，华夏文明是如何将这些不同的传统纳入到自身的文明系统中，从而使自身得以发展与延续的。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本质上和韦伯关于文明类型与宗教基础的讨论殊途同归。在分析概念上，陈寅恪在其研究中大量借鉴“社会阶级”这一具有社会科学色彩的概念揭示制度背后的复杂社会历史要素。在对隋唐制度的研究中，陈寅恪尤其关注山东豪杰集团与关陇集团，并结合具体的政治情势变化，从社会阶级的角度讨论了科举制兴起与府兵制衰落的内在机理。实际上，陈寅恪的社会阶级概念，是一个混合了地域、血缘与文化的概念，他通过这一概念，重在呈现韦伯意义上的某一身份群体的独特精神气质，并以此为核心呈现制度源流及其发生过程。从问题意识再到分析概念，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实质上都构成了对自身文明类型何以生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从而构成了我们今天面对自身文明开展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2、礼制秩序与社会结构：关于差序格局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作为一个经典概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传统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原则，并成为学术史中关于传统社会研究的重要理论传统。随着历史社会学的新近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借鉴新的思想资源，从新的视角围绕差序格局背后的礼制秩序与社会结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周飞舟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丧服制度角度对“差序格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拓展。他指出，丧服制度实际上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历史源头，因为差序格局的核心乃是“伦理本位”，在对有关丧服制度的相关经学文献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他指出“亲亲”与“尊尊”共同成为这一制度的基础原则，而两者的结合，从家族延续到政治，塑造了传统社会从政治到社会的一系列基本关系。林鹄围绕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及至两宋时期的儒家宗族理论的核心部分进行了讨论，在对宗法、丧服等制度进行总体勾勒的基础上，跳出既往宗族研究中的单纯功能主义与理性主义阐释路径，重点讨论了这些制度安排背后的“制度精神”与人性基础，安文研从丧服角度讨论了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人伦原则，指出丧服制度中的属从服制是对亲亲之服的延伸，而徒从服制则是对尊尊之服的补充。吴柳财则对《礼记·曲礼》这一经学文献进行了社会人类学解读，揭示了传统社会中礼制结构内在包含的复杂人伦结构与天人关系，作者认为，礼所体现的情感与意义乃是社会生活之神圣感的源泉，所谓礼仪就是将任何社会带入这种境界的重要过程与机制。上述研究围绕传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这一经典社会学议题进行拓展性的研究，并将的结构问题扩展至伦理层面展开深入讨论。表面上看，这延续了费孝通借用结构-功能主义这一理论根源的基本范式和议题，但实质上却已经将研究推展到了“及心”的理念层面。3、帝国形态与政治治理：关于传统政制与政治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面对中国独特的文明类型与政治秩序这一社会科学核心议题时，目前社会学界诸多历史社会学研究分别依循不同的理论传统，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各自的研究。周雪光以“帝国逻辑”为基本分析框架，重点讨论了帝国治理逻辑与传统官制之间的内在关联，并重点发掘了魏晋以来的“官吏分途”这一制度的内在理念：它一方面是帝国面对的越来越大的治理规模的制度因应，另一方面，它也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复杂结构性关系。曹正汉以“风险论”为理论视域，解析传统中国的集权与分权关系这一经典议题，他认为体现了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基本逻辑。赵鼎新则尝试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对周代以来中国上千年的历史演化给出系统性的解释框架，他以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为核心要素，对前现代中西历史演进模式进行了宏观层面的历史比较；归纳出了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大一统局面的历史要素，并以此为基础归纳中西历史发展模式差异的原因。上述研究都有各自的理论诉求与传统，周雪光在其研究中更多借鉴韦伯官僚制的相关概念，讨论官吏分途的历史流变；曹正汉以风险论和政府行为的最小风险，其背后实质乃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及理性主义的基本预设；而赵鼎新的研究则明显带有美国比较历史分析的色彩。除了上述研究之外，亦有学者围绕费孝通的“双轨政治”概念，对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治理展开了研究。渠敬东将双轨政治放置在传统社会“封建”与“郡县”的总体框架之下进行理解，从而在利益冲突与权力结构之外的更为总体的政治体系下理解封建与郡县之变。他指出，传统社会中的封建制一方面通过等级尊卑秩序建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关系；同时又通过天命为核心的神圣观界定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由此将民众与民生问题纳入传统政治的基础问题之内；而郡县制的推行，并不意味着封建制的终结，因为在郡县制的治理结构中已经植入了封建的精神内核，使行政与教化并存于道。在中国本土的社会学传统中，对于帝国体系下的政府行为与政治治理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其中，瞿同祖关于清代地方胥吏行为与政治治理过程的研究是该研究议题的代表作品。周飞舟等人发展了这一研究传统，他们以《官箴书》这一独特的史料为核心文本，对郡县制之下地方政府的治理体系展开了研究，付伟则通过对官箴书的分析，剖析了清代地方政府公文系统的理念与实践，尤其讨论了儒家“文以明道”的基本理念对清代公文系统的总体要求，以及在公文写作和传递中，书吏和幕友所起到的特殊角色。王绍琛则通过对清代州县官莅任他乡所遇到的结构性困境为讨论对象，探讨了清代地方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有关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研究领域以及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其中，90年代中后期以孙立平等为代表的口述史研究传统围绕土地革命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以福柯的权力理论为基本底色，通过口述资料的搜集构建历史叙事。以共产主义文明为核心议题，从微观机制与运作逻辑的角度，揭示了宏大革命背后的社会进程与历史效果。这些研究或者侧重对土改历史进程的微观重建，或者以诉苦这一权力技术为核心，讨论其在国家观念形成以及形塑集体记忆中的实践含义。口述史研究传统一方面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意识，即以共产主义文明为核心的问题传统，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过程-事件”这一重要的分析策略，形成了国内社会学界对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早期典范。这一研究传统一方面汲取了韦伯关于文明类型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挖掘了福柯的权力理论，以此洞察共产主义文明的具体微观机制与运作逻辑。随着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进一步融合，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界亦有学者借鉴新的理论资源，来对革命问题展开全新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应星、孟庆延等借鉴传统史学中的历史长编法，并借鉴韦伯、陈寅恪等人的制度源流的问题意识，通过将具体历史担纲者的社会行动的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结构性背景中去理解行为的实质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勾勒制度担纲者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倾向，同时将宗族、土客、地缘等地域社会的民情状态带入到研究中来，努力通过典型个案的研究，从政治文化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共产主义文明。关于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并非无源之水。一方面，这一研究脉络实际上继承了口述史研究传统中的主题问题意识，即对共产主义文明的历史社会学探讨；另一方面，又在口述史研究所依循的福柯理论基础上，拓展了自身的理论视域，将包括陈寅恪、韦伯以及埃利亚斯的理论传统纳入进来，进一步以制度源流这一发生学为问题意识，围绕具体担纲者的精神气质开展了新的研究。5、地域民情与士人传统：关于思想与民情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目前的社会学研究中，从学术思想与伦理实践角度对清末明初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兴的研究论域。如果我们将历史社会学作为理解时代变迁的总体视域，就会发现，这些研究都在处理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发生的近代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中的核心议题。杨清媚通过对民国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对知识社会学引介过程的比较，突破了既往社区研究的藩篱，将社区研究与知识分子研究联系起来：一方面既对燕京学派进行了再检讨，另一方面也将社区研究这一学术史问题放置在更为宏大的现代国家转型背景下加以理解。侯俊丹则从另一角度检讨了燕京学派的清河调查与清河实验，她将清河调查和清河实验放置在燕京学派的学术传统中进行理解，清晰地呈现出早期学者对19世纪末转型期中的中国现代社会形态的判断和理解。田耕以民国以来的社会调查运动为考察对象，揭示了这些社会调查所具有的在清末民初重新发现“社会”的历史意涵，并同现代国家转型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思想形态与伦理实践构成了我们理解清末民初的近代社会转型和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中，魏文一将梁漱溟的学术思想放置在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结构瓦解和人心困顿的双重危机这一总体背景下进行理解，呈现了在承担社会整合和道德教化职能的传统绅士没落的情况下，倾向于变革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刚健有为的入世态度；杭苏红则以许广平为例，讨论了民国以来新女性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个体本身所具有的群体观，以及这样一种“无根之群”的群体观念对现代社会转型与个体形成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侯俊丹则将研究视域集中在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后浙江地区士人所推行的社会重建运动，以温州永嘉学派的保守主义路径为例，具体讨论这些士人重建社会的实践背后的伦理基础及其具体困境。毫无疑问，历史社会学以这一名词出现在学术场域，并在现代专业分化体系下成为诸多分支社会学的一支，乃是20世纪60年代战后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形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仅限于“中层理论”的层面。已有学者指出，从社会学诞生的历史背景看，社会学的出现实质上应对的乃是19世纪以来的时代剧变，它尝试将观念与经验相结合，将现实与历史相结合，将制度与民情相结合，形成对以往的学问形态的一次彻底的清算。由此，当我们今天尝试在社会学研究中纳入历史维度的时候，历史社会学便不应仅仅作为一门分支学问呈现出来。当我们面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制度到民情、从政治到社会、从思想到组织等多个层面的转型过程的时候，单纯的面向理论归纳以抽象某些共同要素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以及侧重历史细节的纯粹叙事书写都不足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中国这一复杂的历史转换。因而，与其说历史社会学是一个分支学科，不如说实在重新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视域，进而拓展我们自身对中国社会加以理解的历史维度。这样一种作为总体视域的历史社会学，则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回到社会学的古典脉络中，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年鉴学派以及陈寅恪、费孝通等一系列“古典”传统中重新挖掘理论根源，通过本文初步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古典根源直至今天也并未消失，而是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生了诸多现代转换，并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研究传统。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当前学科分科体系下不同学术传统的理论根源，才有可能真正重新回到社会学诞生之时的时代使命中去，真正激活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而真正将历史社会学作为一种总体眼光纳入到面对自身文明的科学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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