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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今晚依旧是写刚播出的国产剧—— 《我的阿勒泰》
这是我们给这部剧写的第二篇剧评。 我们想要再写一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足够好，这样的作品让我们充满了想要去谈论它的欲望。它本身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解读空间，一篇文根本装不下，我们希望尽力让主创那些有趣的设计表达抵达更多的观众。 我们依旧会尽量写得让没有看过原著的朋友也能读懂，也能对原著和剧产生兴趣。 在上一篇里，我们聊了导演如何拍大自然和人的关系，聊了角色身上的多重身份冲突，这一篇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女主出发，聊她极为容易在剧里被忽略的两种身份。 作家，女性。 女主叫李文秀，也就是原著里的“我”，因为原著《我的阿勒泰》是作家李娟的童年回忆录，所以李文秀和“我”，基本就可以被认为就是作家李娟的显身。
关于这点，剧集也在头两集原创了不少关于李文秀追求写作梦想的段落——从她听讲座，坚持写作，提问作家的问题，到把笔记本视为珍宝，为了保护本子不惜被辞退，都属于此。 后面剧情我们可以知道，被辞退的李文秀将同时奔赴两种生活，一种显性的，是阿勒泰自然的生活，我们上一篇聊了很多了。 另一种是隐性的，是写作的生活，但还有一种是更难被发现的，是一条更为基础却极其隐秘的线索，常常为我们所忽略，那就是——女人的生活。 后面这两种生活，在故事第一集，她奔赴这些生活之前，就发生了一次非常奇妙的交汇——
李文秀在学校楼梯处扶正了一位作家的相片：弗尼吉亚·伍尔夫。一百年来事关“女性·写作·自然”这一主题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一位灯塔般的女性写作者。 文秀翘起脚尖，才勉强够得到她安静而温和的侧面肖像。 《我的阿勒泰》沿着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交汇展开，为观众带来国产电视剧极其少有的、质朴强韧的女性表达。 一 女人写作，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写作的女人 我们先弄清楚伍尔夫放在这里的意义。 1928年，作家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做了两场演讲，主题是“女性与小说”。演讲中她质询，为什么整个繁茂的伊丽莎白时代，没有一位出现哪怕一位女诗人？
伍尔夫将这一切归结于生活。生活是切实的，但同时又是一切社会文化，礼俗，性别角色这些抽象之物的外显。 “在16世纪，怀着诗才出生的女人是不幸的，她的内心将充满煎熬。她需要释放脑中的一切，然而她的生活条件和本能都与这种心境为敌。” 伍尔夫后来将两场演讲的内容整理成书，给出了那个最知名的论断：如果一个女人要写作，那她必须拥有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我目力所及，《我的阿勒泰》是第一个把这个理念具像化的中国电视剧。 《阿勒泰》的编导在第三集用一个绝妙的交叉剪辑，刻意制造了一场误会。 这一集开头，文秀在网吧给前辈作家发邮件，附上自己的散文习作，希望能得到老师能点评；
下一幕，镜头切到乌鲁木齐，前辈作家收到一封邮件，是一位听过自己讲座的女读者来稿，也是首次尝试写作。作家一看，作品文采斐然，浑然天成。于是，他们迫不及待给这位来稿者打电话约见面。 观众想当然认为，这就是文秀和作家的交流。但第三集末尾，和两位作家坐在咖啡店里的竟然是另一个陌生女人。她满脸写着为难：
……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 ——弹幕里飘过无数的“冒名顶替？”、“这是被顶替了吗？”。
我不是要批评观众的条件反射。毕竟，现实和狗血影视剧一直教我们这样揣度陌生人。 但令人唏嘘的是，我们潜意识里就是觉得，“女性与写作产生关系”并非一个常规现象。相比男性，女人有志于写作，有写作天分，能写出作品，似乎都是天选的偶然。 这与伍尔夫的看法正好是相悖的。 《我的阿勒泰》这段神来之笔还在继续。在场的年轻男编辑争辩：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你真的很有天分。 老作家却已经表示理解：我知道，弗尼吉亚·伍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两个男人的不同反应，也许就源于他们对“女人如何生活”认知程度之深浅。 这一段剧情时长不过三分钟，我们就已经目睹了一个女性写作者的凋谢。几句话，一切诗情、才华都消亡于日常。这是李文秀另一种人生可能，也可能是刘文秀、张文秀，任何一个有志于写作的女人，最普遍的人生处境。 这甚至也是李娟、滕丛丛这样的女性创作者的另一种人生可能。这一处看似闲笔，却和女澡堂片段一样，显现出《我的阿勒泰》的情感基调。它不仅是对女性处境的现实表达，也展现出女性编导的姐妹同情，她们应该谦逊地认为，自己能成为少数的女导演，女编剧，有幸运使然。而不够幸运的女人，只能被淹没于婚姻和母职之中。
男作家常常觉得自己万里挑一，女作者则更关注自己有幸身为万中之“一”背后被淹没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女人。这也是伍尔夫关注的，一百年前，她已经这样追溯人类写作史。 “我在此询问，为何伊丽莎白时代女人不写诗歌，而我并不清楚：她们受过什么教育？是否有人教会她们书写？她们是否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女人在二十一岁之前就生儿育女？” 这个质问今天一百年后仍然有效。 二 婚丧嫁娶，沐浴捣衣——自然和游牧的女人 李文秀回到阿勒泰山麓，她遇到了男人，女人，马匹，牛羊。但在主线上，《我的阿勒泰》仍然聚焦在女性困境上。 截止发稿，该剧的三条主线已经明朗： 一是文秀如何走上写作之路。二是托肯能否争取到带着孩子改嫁的自由。三是张凤侠如何走出丧夫之痛。 男人们也有自己的故事，但他们的故事里，拘束总是更少一些，心境总是更松弛一些。有一个显著对比是： 在《我的阿勒泰》里，女人们都在苦苦谋求某种“改变”，职业身份，婚姻关系，落脚之处，情感寄托，连老年痴呆的奶奶都在怀念沈阳老家——但改变很难，她们都面临十足的现实阻力。
与此对应，阿勒泰的男人们似乎是更平静，更自洽的。 醉酒冻死在暴风雪里的木拉提，人生最后一句话都充满乐观，“张凤侠，说不定我再回来就开上那个，唔唔唔，摩托车咧”。 同一组爱情，朝戈是轻松惬意的，他仰卧草场，脸上是真挚惬意的笑。而在另一边，托肯为了争取与朝戈恋爱结合的自由，已经数次抹泪。
苏力坦是村里最后一个坚持从仙女湾转场去夏牧场的人，因为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改变，也无需改变。这个“全世界最后一支纯正的游牧民族”中坚守着最正统的游牧生活原则的男人，总是那么威风凛凛，惜字如金。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对他来说和牧场枯荣、牛羊聚散一样，仿佛一阵风刮过。
游牧和写作一样，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和世界产生关联的生产方式。同样的，对于男人来说，生活总是更轻便、自主一点。 纵马奔驰的巴太无比快乐，身姿洒脱。江布尔说，这样“刁羊”，是他们男人的游戏。但其实站在山坡上的女人，也感受得到这种快乐。
被野狼追到树上的张凤侠母女手足无措，远处苏力坦镇静自若，抬枪便击毙野兽。对于游牧民族的男人来说，马背与火枪自有其浪漫，有其神性，跨马端枪就可以主宰一种生活，他们不急于改变什么。而女人，就像托肯说的，“男人们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女人要做饭，洗衣服，还要看孩子，想出去一趟都没时间”。 这一刻，游牧女人，和城里女人重叠了。和那个没有写作自由的女作者一样，阿勒泰的女人也没有爱情自主。到这里，我们就不能再对《我的阿勒泰》女性困境的表达视而不见了。
——但阿勒泰毕竟可爱，这里的男人和女人都可爱，也都可怜。因为《我的阿勒泰》并没有使用革命语言，它温和地寻求一种理解、共情、协同。 这种温和的诉说，让固执的男人们不那么面目可憎。巴太那么自在自得，但也需要服从父亲苏力坦。苏力坦恍如阿勒泰的化身、游牧生活的具象化，但面对交枪命令也只能像小孩子那样说谎。对于女人们，温和的立场也同样有效。托肯这样牵挂孩子、唯一能看到的一点点光亮“仅仅是”改嫁另一个男人的女人，可能并不“进步”，但在《我的阿勒泰》里，我们观众自然而然就理解了她。
《我的阿勒泰》有人类学的视野，只有在一种普遍而慈悲的目光下，我们才能看到人们是这样可爱，也这样的可怜。 伍尔夫的性别关怀一定程度上也充斥着文化人类学色彩。她首先肯定，男人和女人各有历史，历史又塑造了两性不同天赋与气质。但理想的个体一定是“雌雄同体”的，最好的生活形态，一定是尽可能驱散性别意识的。但在那之前，现实要求我们关注普遍女性困境。 《我的阿勒泰》完美做到了这一点。 写在最后 2010年《我的阿勒泰》出版。这年冬天，李娟跟随一个哈萨克家庭转场，前往遥远的冬牧场。据说整个冬季，李娟都生活在一个地下一米深的地窝子里。 李娟成名至今，都极少抛头露面。她仍然是一个十足的阿勒泰人。 乍听起来，“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个表述似乎和阿勒泰、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十分矛盾，但其实两者并不相悖。 房间这一意象，只是伍尔夫对城市女性争取生活自主空间的最小限度表述。在长远意义上，它作为一个譬喻，鼓励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尽其所能追求自我生产，自我追求。在阿勒泰是这样，在城市化的生活里也是这样。 因此，无论是伍尔夫的房间，还是李娟的阿勒泰，都不是限定性质的，它们只是示范了一种女性写作者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写作者，而是一切女性生活的时间与空间。 音乐/ 配图/《我的阿勒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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