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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界是指中国同缅甸的边界，边界线全长2186公里。由库阳山口至中、缅、老三国交界的南腊河口。    边界问题 近代以前两国之间没有什么领土纠纷，可是进入近代以来，中缅边界向中方境内大大内缩。到1960 年中缅两国最终划定边界。 中缅边界变化的原因  朝廷对边疆土司的控制力下降 历史上土司制度主要存在于西南地区，是“元明清王朝在部分少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土司在辖区内依然保存传统的政治机构和权力。”土司制度其实就是中央政府用羁縻手段来控制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方式。中央政府对其管理不同于内陆，有时很松散，甚至只是名义上的统辖。一般说来，土司地区离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区域越远，中央王朝对其影响就越小。当中央王朝国力强大时，会产生强大吸引力或压力而使其内附，一旦中央王朝国力衰微，对其统治有所减弱时，这些地区就很容易脱离中央王朝管辖。在近代，中国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力逐渐削弱，大量土司统辖地区趁此脱离中国版图，导致中国西南边疆大片领土丧失。 如今缅甸果敢（麻栗坝）地区，此地北、西临（出国境今称萨尔温江），南至萨尔温江支流南汀河，东接今中缅国境线。麻栗坝地区在历史上由杨姓土司管辖，一直属于中国。进入近代，清王朝对其统治逐渐放松。土司与清朝关系渐行渐远，在英国吞并缅甸时投向英属缅甸。1891 年张成瑜《侦探记》载：“麻篱坝亦是一个土司，因木邦土司与之交好，洋人使之叫来投，兼之硔弄地方、于市、中猛各处，凡相连之土司尽被木邦土司说来投降。故洋人不费半分财力，安享麻篱坝一带地方。此皆木邦土司困桑董红之力，实即困桑董红万死之罪也。”“此一带尽是汉人，有杨街长汉官驻扎”。但由于杨街长这个“汉官”与木邦土司困桑董红来说服了麻栗坝得杨街长等一齐投降英国。  怒江 传统疆域观念导致疆土丢失 《尚书·禹贡》提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的五服说。《周礼·夏官·职方氏》提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番服的九服说。五服、九服的说的共同点是以王畿为政治统治中心，再由近及远地将所统治的地域划分成若干区域从而在领土、疆域观念上形成服事观。这作为一种边疆观，它形成了以一个政治中心为内核，逐渐向四周扩散，达到由治到不治的过渡的一种观点。自汉代以后，《尚书》、《周礼》被列入儒家经典，服事观作为儒家学说的内容之一，其深远影响一直到近代。 按服事观看，近代以前的中缅关系可具体化为一种宗藩政治关系。所谓宗藩政治是“明清以来……（朝廷）同周边大多数国家一直维持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或叫藩属关系……有时也称朝贡关系。”[缅甸就是清朝的藩属国之一，因此清廷对中缅之间从未明确划界，仅依靠模糊的所谓习惯线相处。另外，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华夷观也使得清统治者极为藐视缅甸这一类属国，清朝往往以天朝上国自居，公开称属国为蛮、夷，对与属国临近的中国边远地区多称之为“蛮荒之地”、“未开化之地”等，如对中英划界前始终属于中国的阿瓦山葫芦地称：“滇省永（昌）、顺（宁）西南檄外生蛮名卡瓦，……今生蛮葫芦酋长……，化外未通职贡。”其实葫芦地直接向内陆交纳课银，接受顺宁等府管辖，并非化外之地。朝廷认为这些地区没什么价值，有时随意抛弃。  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与侵略 首先，英帝以谈判、勘界甚至武装侵略等方式吞并中国直辖的一些领土。（勘界是一门科学，背后是国家实力和天然条件，明显中方落后西方）1885 年前后，英国侵占了缅甸。这时中缅间的关系也就变成了中国与控制缅甸的英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中缅之间边界问题也就成为中英之间的外交问题。英国利用原来相对模糊的所谓中缅边界“习惯线”大肆侵略中国领土。面对英国的威胁，清王朝也希望（被动）与英国完成划界。1886年7 月中英两国签订《中英缅甸条约》，其中规定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但对滇缅边界没有明确协议。英国就利用没有明确协议大肆入侵中国领土。1894 年中英两国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1897 年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附款》，1898 年、1899 年进行了勘界。至此，中英大划定了中缅边界北段自尖高山向南至南汀河、南段自南卡江至湄公河的界线。中缅边界走向大体定型。总的来说，两次划界使中国丧失不少土地，如麻栗坝地区，八关以外的地区等，甚至八关中的天马、汉龙、虎踞、铁壁等关及其附近地区也划入英属缅甸。（英国失去统治权，完全可以不被承认，但是自己又搞不懂搞不定，只得认这笔糊涂账） 1886 年前后，英国侵入阿瓦山区的葫芦酋长地（今缅甸麻栗坝以南，公明山以北地区），遭到当地人民强烈反抗。当时清朝官吏和当地的土司都认为葫芦地是中国的，然而1894 年签订的《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条约对阿瓦山区的规定有模糊之处，硬说葫芦酋长地与英属缅甸之间的边界成为“中缅南段未定界”。1934 年英国为夺取该地银矿而派军入侵，制造了“班洪事件”。1941 年英国借中国抗战处境艰难，以关闭滇缅公路为要挟，划定中缅“一九四一年线”，把葫芦酋长地绝大部分划归缅甸。  1897 年《续议滇缅界务附款》中规定孟卯三角地带（今境外缅甸南坎一带）为中国之地，但后来又以“永租”名义占据。尖高山以北地区中缅边界原来就相当模糊，加之地理气候条件恶劣，当地部族势力独立性强，但此地区历史上一直与中国联系密切。1894 年《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却规定“今议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国界。”从而未定界。但此后英方一直图谋以高黎贡山作为中缅界线。1910 年英军侵入片马地区，制造“片马事件”，表明英方控制地区已达到高黎贡山。  其次，一些历史上曾属中国、到清代也与中国密切保持联系、但绝不属缅甸的大片土地在英帝国主义作用下被并入英属缅甸。如茶山地区，即今缅甸恩梅开江至高黎贡山之间地区。明朝曾在此地设茶山长官司：“茶山长官司永乐五年析孟养地置，属金齿军民司。嘉靖元年属府。东有高黎共（贡）山。”明末清初，茶山长官司已废，但茶山大部地区仍归腾越厅（今云南腾冲一带）管辖；这只说明清廷对茶山地区的管辖较明代为松驰，但仍属中国领土。这一地区在19 世纪末被划入英属缅甸。茶山地区以西的恩梅开江至迈立开江之间的里麻地区（即所谓江心坡地区），明朝在此地设长官司：“里麻长官司永乐六年七月析孟养地置，直隶都司。”明末后废。《清一统志》：“废里麻长官司，在厅城东（应为西北），与茶山接。”清朝虽未加以直接管理，但这一地区仍与中国有一定联系。而且一直未曾属于缅甸：“原里麻长官司之地，为缅王势力所不曾及。”这一地区最终也被英国划入英属缅甸：1926 年，英军数千人侵占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之间的江心坡。  以上地区在历史上不曾属于缅甸，更不属于英国，中国又曾管辖过，而且一直与中国联系不断，应该说是有可能并入中国版图的，但在中国现代版图形成最关键的时刻，正是中国国势最衰微的时候，中国根本无力将这些地区真正纳入中国版图，只能任其被英国侵占而并入英属缅甸，最终成为独立后缅甸的领土。  1948 年缅甸独立，独立后的缅甸继承了英属缅甸版图。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缅两国边界划分就提上了日程，经多轮谈判完成了划界。这次划分是两国从实际出发做出的，缅甸传统上是一个对我友好的国家，中缅“胞波”友谊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不久，缅甸即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缅甸没有参与美国主导的东南亚国家的对华遏制和封锁，20 世纪50 年代，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以，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刻，它同情和帮助过我们。在所有周边国家中，缅甸同中国的关系远远超过同印度、泰国的关系。这实际上使美国主导的东南亚国家的对华遏制和封锁有了一个缺口。基于此，两国本着现状和传统习惯线划定了疆界，这个划定只是在近代形成的中国与英属缅甸国界上稍微作了些调整。中国收回原英军侵占的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区，遵照历史，中方将英国永租的孟卯三角地区移交缅甸，中方还收回“一九四一年线”割去的阿瓦山班洪、班老等地区，等等。《中缅边界条约》是一份本着历史和现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中国从大局出发，未向缅方索取更多领土，从而维持了中缅“胞波”友谊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和平稳定。  元朝缅中行省 元朝在孟加拉湾的统治便是缅中行省。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面积约67.66万平方千米，放在我国省级行政区中可排第五位。缅甸陆地邻国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是：孟加拉国、印度、中国、老挝、泰国。缅甸人口约5753万（2022年），共有135个民族，缅族约占总人口的65%，人数较多的还有克伦族、掸族、克钦族、钦族、克耶族、孟族、若开族等，华人约占3%。 缅甸多山，森林覆盖率约为45%，西部有那加丘陵、若阿山脉，北部有枯门岭、甘高山、高黎贡山，东部有莱别山、掸[shàn]邦高原，南部有他念他翁山、比劳山脉，中部有勃固山脉。缅族生活在中南半岛最西边，大致在若阿山脉、帕特凯山、高黎贡山、掸[shàn]邦高原围成的盆地中。伊洛瓦底江从北往南贯穿整个缅族区域，河水滋润缅甸土地，这里成为相对隔绝的一片沃土。 缅甸母亲河伊洛瓦底江，长约2170千米，平均水量约为1.5万立方米/秒，是缅甸水量最大的河，和我国珠江不相上下，放在我国仅次于长江。中国古称伊洛瓦底江为大金沙江，明朝旅行家徐霞客指出：“云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转（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南流下海（伊洛瓦底江）。 在农耕时代，缅族生活安宁，与外界无争。缅甸人亲切地称中国人为胞波，意为兄弟。南宋时期，云南地区有一个大理国，疆域直抵缅甸东北部。大理国自成一脉，与宋、夏、金、吐蕃等并存于世。当蒙古崛起于漠北，上述朝代和国家悉数灭亡。 蒙古对大理的征服相当顺利，事后元朝封地头蛇段氏为“大理总管”。不过缅甸的蒲甘王朝同样觊觎云南，渗透矛头指向衰弱的大理国。元朝进军云南的同时，蒲甘王朝开始招降大理境内的土邦和部落，并一度与元朝在当地的影响平分秋色。蒲甘王朝的都城蒲甘修建于849年，当时蒲甘只是缅甸众多小国之一，位于伊洛瓦底江中游。1044年（北宋庆历四年），阿奴律陀即位国王，开始征服周边小国，蒲甘王朝始于此时。蒲甘王朝控制了伊洛瓦底江流域，也就是今缅甸的平原地区。鼎盛时期蒲甘城有上万座佛塔，如今依然在原野、田地间星罗密布2000多座佛塔。 1273年（元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忽必烈遣使赴缅，要求对方向元朝进贡，而缅甸国王干脆扣留了使者，蒙缅关系急速恶化。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南宋景炎二年），缅王那罗梯诃波帝纠集大军向云南进攻，妄图驱逐元朝在当地的势力，尽管缅甸声势浩大，却不敌久经沙场的草原骑兵。元军仅仅动用700精锐骑兵，便大破缅甸数万之众。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元灭南宋，缅甸蒲甘王朝的好日子到头了。 随后元朝连年派兵南下缅甸，元军最大的敌人并不是缅甸士兵，而是蚊虫、瘴气和疟疾。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三月，蒲甘王朝国王那罗梯诃波帝(1254～1287年)“犯干额、金齿，其地在太平河旁，距蛮莫凡七十里，其首领已内附，因向元廷告急”。阿禾告急于云南，向元军求救。元朝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忽都等率七百部众昼夜兼行，驰援阿禾，以少胜多，追破其十七寨，转战三十余里，贼及象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沟，虏甚众，其脱者又为阿禾、阿昌邀杀，归者无几。从此，拉开了元朝与蒲甘王朝征战的序幕。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至此，辉煌了244年的缅甸蒲甘王朝在蒙古铁骑的血腥火影下灭亡，辽阔之疆域，四分五裂，成为若干掸邦，或臣服于中华，或俯首于暹罗，而复内战时作。 在征讨蒲甘王朝的过程中，随着军事力量的推进，元朝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设置和统治，将云南行省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皆入元朝版图，并设置了柔远路、茫施路、镇康路、镇西路、平缅路、麓川路、南睒、老告军民总管府、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云远路军民总管府、木连路军民府、蒙光路军民府、木邦路军民府、孟定路军民府、谋粘路军民府、南甸军民府、蒙憐路军民府、蒙莱路军民府、缥甸军民府、孟隆路军民府、木朵路军民总管府、孟爱等甸军民府、通西军民总管府、木来军民府等统治机构，通过推行土司制度，任命当地民族势力上层进行间接统治，开创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新纪元。 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缅王那罗梯诃波帝被儿子所杀，蒲甘王朝分崩离析。元军付出七千人伤亡的代价后，进入蒲甘城，成立缅中行省。缅国（蒲甘王朝）仍然存在，其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这和朝鲜半岛的征东行省（征日本行省）相似，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的左丞相。 缅中行省存在于1286年-1290年，虽然时间不长，但随后缅国（蒲甘王朝）还是元朝的藩属国，元朝饮马印度洋的说法是真实存在的。不过1297年蒲甘王朝就灭亡了，缅国分成了多个小国。 明缅之战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朝为遏制缅甸东吁王朝对中缅边疆地区木邦、孟养、孟密、蛮莫、孟艮、八百、老挝、车里、陇川、干崖、南甸等众多土司的侵扰，筑八关于腾冲之边。腾越“八关”的设置，成为明清时期中缅边疆变迁的重要历史事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明代腾越“八关”设置的背景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平定云南后，明王朝为加强对西南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改行省为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诸府州县司；置都指挥使司，领诸卫所；置提刑按察司，分巡安普、临元、金沧、洱海四道，并察诸府州县司卫所；并称三司云”，推进云南政治与中原内陆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考虑到云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以及“云南诸夷杂处，威则易以怨，宽则易以纵”的现状，通过“受之爵赏，被之章服，俾自为治，而用夏之变与焉”的手段，在云南布政司设“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其中，在今中国、缅甸、泰国、老挝等交接地区设置了麓川宣慰使司(辖境在今德宏州及边外若干地区)、木邦宣慰使司(辖境相当于今缅甸掸邦东北部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兴威)、孟养宣慰使司(辖境相当今缅甸八莫、开泰以北，伊洛瓦底江以西，那伽山脉以东地区，治所在今缅甸孟养)、缅甸宣慰司(即阿瓦王朝，曾臣属于明王朝，其地在木邦以西，孟养以南，今缅甸曼德勒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底兀剌宣慰司(在缅甸宣慰之南，旧蒲甘伊洛瓦底江以东即洞吾之地)、大古剌宣慰司(在伊洛瓦底江入海三角洲之白古，即马革为得棱子地)、底马撒宣慰司(在萨尔温江入海，丹那悉林地带，南至土瓦)、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其地在今缅甸掸邦东部和泰国清迈地区)、老挝宣慰使司(其地在今老挝境内)、车里宣慰使司(辖境相当于今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等十宣慰司，孟艮(在今缅甸南掸邦景栋一带)、孟定(在南定河流域及以南地区)二御夷府，任命当地民族头人为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等职，通过土司制度笼络当地民族上层为其“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达到“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的统治目的。明处最盛之时，明代西南疆域包有今日缅甸(除阿拉干外)全部、泰国北部(景迈)地区、老挝北部(琅勃拉邦)地区、越南西北部(莱州)地区。 蒲甘王朝灭亡后，缅甸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在上缅甸地区，掸族头人他拖弥婆耶于1364年建立阿瓦王朝。在下缅甸，孟族头人伐丽流于1287年建立了白古王朝。西部的阿拉干族也纷纷自立，从而开启了缅甸长期的南北对峙局面。同时，由于南下的掸族势力迭侵上缅甸，导致缅人大量南迁以避其祸，致使东吁地区成为缅族势力的根据地。他们利用相对和平的环境大力发展农业，积蓄力量。从洪武十八年(1386年)到洪熙元年(1425年)，阿瓦和白古王朝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战争，实力大为削弱，而东吁由于远离战区，未遭战争破坏，人口不断增多。正如哈威《缅甸史》所载：“掸族之略境，既逼缅族南迁至东吁，从而增强其人力，况彼掌有叫棲，该地为上缅甸最富之区，又为阿瓦门户。”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明吉瑜登上王位时，东吁已经发展成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登上了缅甸的政治舞台。嘉靖十年(1531年)莽瑞体(《琉璃宫史》记为德彬瑞梯)继明吉瑜为东吁国王后，开始走上了统一缅甸，向外扩张的道路。 嘉靖十四年(1535年)，莽瑞体首先攻打下缅甸，因这一地区海道商贸发达，比北部地区富裕。1539年莽瑞体攻占白古，灭了白古王朝。随后，又雇佣葡萄牙约700名雇佣兵，携带枪铳小砲攻打卑谬。1541年，继续南下攻打当时白古最富有的马都八镇。攻占马都八后，莽瑞体屠城三日，“宫殿城镇，均被焚为废墟。被捕之王子与其眷属，虽有善为处置之前诺，卒被全部残杀，男女均罹难，贵族之被系石于颈，投入水中者，不下数十人。商人之余产均被充公输官”。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莽瑞体在白古用孟族和缅族两种仪式加冕，称为两地之王。1546年，东吁王朝远征阿拉干，在阿拉干的积极防御下未能获胜，后在僧侣的调停之下相约和好，班师回朝。1551年，莽应龙(《琉璃宫史》记为勃印囊，1551～1581年在位)继位后，继续了莽瑞体的扩张政策，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灭了阿瓦王朝，再次实现了缅甸的统一。 东吁王朝实现缅甸统一后，便于嘉靖末年开始北上，与木邦、孟养、孟密乃至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司等掸族土司相争夺，造成西南部边疆更大的动乱。在东吁王朝强大的军事威慑下，边疆土司纷纷倒戈，降附缅甸。嘉靖十一年(1532年)车里宣慰使刀糯猛投靠缅甸，“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嘉靖三十年(1551年)，缅甸攻入孟养、八百、老挝，势力日益扩张，木邦也“臣服于缅，反为向导，以窥中国矣”；万历元年(1573年)缅兵攻至陇川，“岳凤遂尽杀士宁妻子族属，受缅伪命，据陇川为宣抚。乃与罕拔、思哲盟，必下孟密，奉瑞体以拒中国”；万历七年(1579年)缅甸进攻孟养，土司思个败走腾越，途中被下属押送缅甸莽瑞体，缅甸杀死思个，尽并孟养之地；万历九年(1581年)，东吁王朝进犯姚关；万历十年(1582年)岳凤引导缅甸军队袭击干崖，夺了罕氏的大印；万历十一年(1583年)莽应里诱杀木邦土酋罕拔，并木邦地，并焚掠施甸。攻破施甸后，“焚掠施甸，剖孕妇以卜，男寇永昌，女寇顺宁。腹破得女，乃焚攻顺宁府”。继而又攻破盏达，进而窥探腾越、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诸郡。“盖自麓川、孟养、盏达三不援救，而后诸夷确然知中国之不可恃，而甘心臣缅矣”。 腾越“八关”的设置 面对缅甸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朝廷以南京坐营中军刘綎（刘綎(1558年-1619年4月18日)，字省吾，南昌人，明朝杰出的抗倭将领、军事家。大将军都督刘显之子，万历年间武状元，有“晚明第一猛将”之称。刘綎先抗缅甸，后升任副总兵，因纵容兵甲导致兵变被剥职。随后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和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先后入朝抗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开始播州之役，随后平定杨应龙之乱。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刘綎在抗击后金军队时于萨尔浒之战中殉国。）为腾越游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提兵五千精锐进剿缅军。此时，莽应里“亦西会缅甸、孟养、猛密、蛮莫、陇川兵于猛卯，东会车里、八百、孟艮、木邦于猛炎，复并众入犯姚关”。在当地土司军队的配合下，刘、邓军队在姚关以南的攀枝花地大破缅军，杀死耿马土司罕虔和湾甸州土司景宗真，俘虏景宗真之弟宗材。攀枝花大捷后，刘綎率兵收复陇川、孟密，一直打到了阿瓦，扭转了明缅战争中的颓势。 刘綎击败缅军后，“夷缅畏綎，望风内附者踵至”，木邦土酋罕凤、迤西土酋思义都杀了缅甸使者，投归明王朝。孟密安抚土舍思混也派其弟思化前来投降，献出了大象和缅王发给的印章。陇川叛酋岳凤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率众投降，“尽献所受缅书、缅银及缅赐伞袱器、器甲、刀枪、鞍马、蟒衣并伪关防一颗”。然而，云南地方官吏图近功而无远谋，将前来投诚的岳凤及其子曩乌，俘解京师，以“岳凤父子本以华人，甘为逆党，三宣六慰，远近震惊，实神人所共愤，王法所必诛者”为由，最后将其磔于市，尽诛其妻子族属。诸夷得知岳凤全家被明朝所杀，产生了惧怕和疑虑，于是“猛密思忠惧，复率锡波思奇投应里，诸夷复多叛”。正如光绪《腾越州志》所载：“岳凤乞降，既受之矣，又复有功，其降可宥，其功可赏，而反诛之，凤则冤矣。而坐失事机，不尤可叹，恨哉！”。冤杀岳凤，尽失民心，致使投明之边疆土司转而附缅，这不得不说是万历年间明朝在处理边境问题上的一大失误。 万历十二年(1584年)，刘綎在威远营与边境诸夷盟誓，以期“以夷攻夷之效。财不费而国威愈张，师不烦而军威益振。共集堂堂之阵用，成赫赫之功”。同年，明廷以平陇川功，赐云南巡抚刘世曾一品朝服，加侍郎衔；黔国公沐昌祚加太子太保，赐蟒玉；升刘綎、邓子龙（邓子龙（1531-1598）明代抗倭名将。字武桥，号大千。别号虎冠道人。江西丰城杜市镇邓家村人。魁伟敏捷，骁勇善战。）为都督同知、副总兵。 然而，中缅之间的战争并没因此告一段落。万历十三年(1585年)以后，缅军继续入侵边境各地土司。万历十五年(1587年)，缅甸进攻孟养，攻克密堵、送速两城，后被金腾兵备李材收复。同时，八百大甸上书请明朝出兵助其摆脱东吁王朝统治，但明朝并没有给予及时回应。万历十六年(1588年)，蛮莫思顺等投缅，莽应里以兵攻孟密，当地土司不能收，孟密遂失。万历十八年(1590年)，莽应里为报密堵、送速两城之怨，再次进兵攻打孟养，并占猛拱、猛广之地。万历十九年(1592年)，莽应里围攻蛮莫，被邓子龙击溃。万历二十年(1592年)，莽应里派阿瓦、孟养兵进攻蛮莫，邓子龙率军迎击，双方大战于控哈，斩首百余级后，缅军退屯沙洲，明军无船进攻，相持月余后，缅甸撤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缅甸纠集猛拱、孟养、孟密等地土司大举入犯，号称有大军三十万，战象百头，分兵三路入寇，“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腊撒、蛮颡，一入杉木龙，并出陇川”。当时云南巡抚陈用宾正驻镇永昌，命参将王一麟夺回等炼，中军卢承爵出雷哈，都指挥钱中选、张先声出蛮哈，守备张光胤出打线，分路出击。在这次交锋中，缅甸以老弱士兵及象、马为诱饵，多次被明军俘获，使明军将士产生了轻敌思想，急于冒进，终落入缅军包围，损兵折将。 自明代嘉靖年间起，随着缅甸东吁王朝的崛起，以及实现了缅甸据蒲甘王朝之后的又一次统一后，其势力不断北扩，侵扰明王朝在洪武、永乐时期设置的木邦、孟养、孟密、蛮莫、孟艮、八百、老挝、车里、陇川、干崖、南甸等众多土司。莽应龙时期，东吁王朝已将北缅、掸邦、与暹罗等均入版图，各地所征集之兵，数近十万，武功之盛，盖为缅甸恒古为以后者也。莽应里(1581～1599年)时期，东吁王朝与明王朝更是连年征战不休，尤其是万历九年(1581年)以来，“滇民服甲枕戈，行齎居送，如孟养、孟拱、景迈、雍会、猛乃、夕波、落著，及雍罕、允墨等贼为莽奔走，或犯蛮莫、扰三宣，岁无虚日”。连年的征战，使得云南“刍粮之耗费者以数十万计，士马亡佚者以千百计。而小民之转输，数钟致一石，驿递之困难，数家供一差，全滇萧然”。而此期间，中国明朝则日益衰败，明世宗、神宗竟有二十余年不视朝政。嘉靖时期，严嵩专权，加之北有蒙古鞑靼俺答汗寇边，东南沿海有倭寇经常侵扰，国力日衰。神宗万历年间，虽经张居正改革，经济社会有所革新，然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万历新政随之终结。之后，明廷又发动平定西北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和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在明朝内忧外患之际，虽然缅甸东吁王朝侵扰日深，然“夫缅之为滇患也已久，然以北虏南倭视之，实狐鼠已耳”，在整个“重北轻南”的边疆治理体系中，中缅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引起明王朝足够的重视，也不是其边疆政策的重点。 另一方面，明初为加强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在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推行土司制度进行统治外，还在元代的基础上推行卫所和屯田制度，设立一套完备的军事统治制度，并迁徙内陆居民到云南进行屯戍。其中，在中缅交界地区先后设置了永昌卫(永昌府治西南)、金齿卫、镇安所(永昌府施甸)、镇姚所(永昌府姚关)、右甸所(顺宁府右甸)、腾冲卫等。其军士来源，“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僣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按照明代户籍管理规定，卫所军士既入军籍，则为世籍军户，妻室同行，到指定地点屯田戍守，不许改变和随意迁动，也不能逃亡。然到了明朝中后期，屯田被豪强不断侵占，亩数日减，大量军士逃亡，卫所制度逐渐衰落。正如冯应凤《地方紧急军情并并述边境始末疏》所载：“滇自岳、罕伏诛后，定兵额止一万二千，而数年以来缅不犯。自十七年，两营鼓噪，将削而兵不满三千，缅遂乘虚而起，蹂蛮莫，逐思远于逸西，似有因也。” 因此，云南巡抚陈用宾（陈用宾（1550年－1617年），字道亨，号毓台，福建晋江人，任云南巡抚）为防止丢失西南边境更多的土地，在刘綎、邓子龙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筑八关于腾冲之边，曰万仞、曰神护、曰巨石、曰铜壁、曰铁壁、曰虎踞、曰天马、曰汉龙，每四关设一守备戍之”。关于八关的建设情况，详见于天启《滇志》，兹辑录如下： 铜壁关，在布领山顶，台周三十丈，高二丈二尺，楼高五丈四尺，公署二所。控制蛮哈、海墨、蛮莫等要路。巨石关，在户冈习马山顶，台周三十丈，高二丈五尺，楼高五丈八尺，公署一所。控制户冈、迤西要路。万仞关，在吊桥猛弄山，台周三十丈，高二丈八尺，楼高七丈三尺。控制港得、港勒、迤西要路。神护关，在盏西邦中山，台周三十丈，高三丈，楼高五丈四尺，公署一所。控制茶山、古勇、威缅、迤西等路。铁壁关，在等练山，台周三十丈，高二丈五尺，楼高五丈七尺。控制蛮莫等要路。虎踞关，在帮杭山，台周三十丈，高二丈六尺，楼高六丈二尺，公署一所。控制蛮棍、遮鳌、光脑、猛密等路。天马关，在邦欠山，台周二十六丈，高二丈三尺，楼高四丈四尺，公署一所。控制猛广、猛密、猛曲等路。汉龙关，在龚回要害，台周二十六丈，高二丈六尺，楼一座，公署一所。控制猛尾、猛广、猛密、猛育、垒弄、锡波要路。 根据史籍所载，明万历所设八关大致地望为铜壁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巨石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息马山上；万仞关，故址在今云南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神护关，故址在今云南腾冲县西北孟卡山上；铁壁关，故址在今云南陇川县西北；虎踞关，其地在今陇川县西南境外；天马关，故址在今瑞丽县西南境外；汉龙关，故址在今瑞丽县南部境外。可见，八关之设，虽意在抵御缅甸东吁王朝的侵扰，然从所设地望可知，明朝八关已将明初在中缅交接之处所设之木邦、孟密、孟养、蛮莫、八百、孟艮、老挝等土司俨然拒之关外，预示着明朝统治者主观上放弃了对以上地区的控制权。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朝因设八关、二堡于三宣要害之地以防御缅甸。为解决戍守八关二堡军士的口粮生计，明朝又于猛卯(今云南瑞丽)筑平麓城，并于户撒、腊撒、杉木龙等地大兴屯田。二年小成，免其赋；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赋之。 麓 川之战 ▲巅峰的麓川算上势力范围，极为广大，虎踞西南，即便缅甸也雌伏其下。 明朝初年，朱元璋一手训练出的百战雄师威不可当。在著名的定边之战中，沐英大将军以三万步骑大破八万麓川军（号称30万），使得霸权尚未稳固的麓川土崩瓦解，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拆分，龟缩到老巢瑞丽一带成为一家土邦。然而麓川的韧性实属惊人。明英宗时代，麓川又一代雄主思任发试图振兴家业，规复旧土，却被大明名将王骥、蒋贵三征麓川，终于身死国灭。但麓川之役也令明王朝发兵数十万，作战九年，大量军事资源囤积于南方，是导致土木堡之变的间接因素之一。三征麓川之后，麓川思氏失去了老巢麓川路以及在当代云南境内的全部领地，龟缩到缅甸北部，从麓川王国变成了木掸王国，并渐渐去除王号（绍法），成为缅甸北部的普通土司。 ▲麓川之役后麓川放弃老巢瑞丽，收缩到缅甸北部的孟养 在麓川之役后期，缅甸阿瓦王朝恐惧麓川军善战，和木邦一同协助明军作战。①但缅甸北部的孟养险远多山，联军终究未能彻底摧毁麓川的势力，以结盟告终。在明军撤回后，逃到缅甸北部的麓川土邦又渐渐积累起实力。大明嘉靖年间，被赶到缅甸北部的麓川市长，纠合了木邦和孟密的市长，一起攻破了阿瓦王朝的都城阿瓦城，把阿瓦王朝的国王莽纪岁（兼任大明缅甸宣慰司宣慰使）给干掉了。②思伦扶持自己的儿子思洪发为阿瓦国王，来控制缅甸。武德充沛的麓川又一次实现了一城灭一国的奇迹，看起来麓川又要借着缅甸的马甲复兴，大明又要有麻烦了。不过，麓川思家没有解决好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民族矛盾。 ▲征服阿瓦王朝的又一位麓川雄主思伦 按照缅甸方的说法：思氏父子在阿瓦进行残暴的统治，残杀缅族僧侣，毁坏佛塔，焚烧佛经。这些暴行，激起了缅族人民的强烈愤慨。无论有没有夸大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麓川人无法解决和缅人的民族矛盾，他们的统治遭到了缅人的抵制。缅甸东南部东吁土司的青年领袖莽瑞体利用了缅人对思氏的仇恨，招降纳叛，扩大实力，又攻灭了之前被阿瓦王朝压制的白古王朝。1542年东吁王朝进军卑谬。思洪发在卑谬惨败后，就一蹶不振，各地缅族人民纷纷起义。1543年思洪发被缅臣明吉耶襄所杀。 ▲东吁王朝开创者莽瑞体 后来莽瑞体被刺杀，比莽瑞体更加能征善战的妹夫莽应龙继承其位（此人是缅甸三大帝之一，曾开辟了历史上缅甸的最大版图），北上侵犯大明，却在戛撒之围中被名义上依附于明朝的思氏家主，孟养土司思个打得惨败，几乎仅以身免。戛撒之围中，思个凭借不到两万的战兵，借助地形优势分层次抗击，诱敌深入，切断粮道，以寡围众，逼得莽应龙号称多达20万的大军宰杀象、马充饥，以至于人相食，最后莽应龙只得寻求陇川宣抚司岳凤的帮助。岳凤率2000兵打开包围一口，才使得莽应龙杀出重围，死里逃生，逃亡路上又被思个追击，死伤惨重。这一战的精彩卓绝，荡气回肠，这里只能简单描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明军在戛撒之围时能够及时赶到，莽应龙就必定葬身孟养了。 缅甸三大帝之一莽应龙 其实明朝金腾署事罗汝芳已经发兵支援思个，却被云南巡抚王凝要求撤退。此事实在让人扼腕遗憾。为什么明朝云南官方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呢？一是王凝此人着实颟顸，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明朝许多人眼里，麓川思氏的威胁甚至还要高于缅甸，如果让思个一次歼灭20万缅甸大军，建立起来的威望无疑使人震慑恐惧。麓川思氏没有暗主，几乎每一代都是英主，这一点是非常惊人的。最后明缅战争的后期，明朝在大胜的局面中却选择撤兵，抛弃了麓川思氏。一方面万历三大征进行得如火如荼，丰臣秀吉和杨应龙确实牵制了大明大部分可用的资源兵力，另一方面，思氏对明朝多年以来造成的威胁，使得明朝难以用最大的决心来保护思氏。而最终孟养沦陷，明朝失去了对缅北掸邦高原的控制，也着实令人扼腕。 ①《明史·列传第二百二·云南土司二》：（正统）十一年，缅甸始以任发及其妻孥三十二人献至云南。任发于道中不食，垂死。千户王政斩之，函首京师。其子机发屡乞降，遣头目刀孟永等修朝贡，献金银。言蒙朝廷调兵征讨，无地逃死，乞贷余生，词甚哀。帝命受其贡，因敕总兵官沐斌及参赞军务侍郎杨宁等，以朝廷既贷思机发以不死，经画善后长策以闻，并赐敕谕思机发。十二年，总兵官黔国公沐斌奏："臣遣千户明庸赍敕招谕思机发，以所遣弟招赛未归，疑惧不敢出。近缅甸以机发掠其牛马、金银，欲进兵攻取。臣等议遣人分谕木邦、缅甸诸宣慰司，令集蛮兵，克期过江，分道讨机发。臣等率官军万人驻腾冲，以助其势。贼四面受敌，必成擒矣。"从之。《明史·缅甸传》：嘉靖初，孟养酋思陆子思伦纠木邦及孟密，击破缅，杀宣慰莽纪岁并其妻子，分据其地。缅诉于朝，不报。 清缅之战 一战 中古至近代，缅甸与暹罗是东南亚一对誓不两立的世仇，如吴越，如英法。贡榜王朝崛起不久就连续发动对暹罗的攻势，1760年，缅王壅籍牙在围攻暹罗大城时病亡。其长子孟洛继位后，驻暹罗缅军总司令发动叛乱，虽被镇压下去，但直到1763年孟驳继兄登上王位后，缅甸才最终稳定下来。于是，缅甸继续其暂时停顿的扩张势头，向北收服掸族土司，向东攻击南掌（今老挝），向南攻击暹罗，于1766年包围大城，并于第二年3月攻陷大城，四百多年历史的暹罗大城王朝灭亡。这是贡榜王朝武功最盛时期。但它在北方经营掸族土司的行动遇到清朝的反击，双方从边境土司小冲突开始，冲突规模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精锐主力对撼的大场面。国内空虚的缅甸被迫只留三千兵驻扎暹罗，全军归国抵御中国进攻。郑信由此得以击败国内其他割据势力，击退缅军，重建暹罗。但清朝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是它造成此中南半岛一大变局，既削弱了缅甸，又挽救了暹罗，而是耿耿于怀在全盛时期无法打服“南荒小夷”。 缅甸在收复原缅属各掸族土司后，以小部队配合土司部队向中国所属土司（以下通称内陆土司）征收传统的“花马礼”（即贡赋钱粮，掸族土司在历史上经常向中缅两方都缴纳贡赋），内陆土司有些屈服，有些并不屈服，并向云南当局请求支援。中缅最初冲突，发生在乾隆27年（1762年）。该年冬，缅属木邦土司与少量缅军共2000余人侵入内陆土司孟定、耿马地带，劫持孟定土司，焚烧耿马土司衙署民居。当时中国在云南武装大略分为三类，绿营、土司所辖土练、边境矿厂所辖厂练。耿马土司率土练、厂练反击追杀，在滚弄江畔击败缅人，先后斩杀二百余人。耿马土司为了息事宁人，最终还是通过木邦向缅甸缴交了传统的“花马礼”。当时的云南当局虽然分兵沿滚弄江布防，但依然偏向绥靖，不想多事。第二年，边境矿厂某厂长率人过江擒杀木邦缅兵，反倒被认为“杀良冒功”而处死。 但缅甸并没有收敛的意思。耿马、孟定处稍为平静些，内陆车里土司（今西双版纳）地带依然不平静，自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缅属孟艮土司与缅兵连年入界骚扰。特别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骚扰规模遽然升级，缅人进入车里多处地方勒索钱粮、掳掠民众。原因在于缅甸打算以主力部队经清迈、万象一带南攻暹罗，车里是其进军线路侧旁，收取钱粮和民众为大军后勤服务的需求急剧上升。新任云贵总督刘藻（刘藻(1701年-1766年)，初名玉麟，字麟兆，山东巨野人。清朝雍正帝时期举人。官累至云贵总督、贵州巡抚、湖广总督。曾任观城教谕。主编《曹州府志》。）一方面清楚边情紧急，一方面也清楚乾隆对云南边事的不肯再绥靖，于是紧急调兵追剿，但除擒获五人，毫无战果。七月，缅人饱掠之后自动退走。但刘藻竟然以缅人闻风遁走、清军大捷上奏。缅人不给刘藻面子，十月份，再次以数千人规模入侵车里，占领车里土司所在地橄榄坝，兵锋深入至内陆思茅，并发文中国，宣称十三版纳为缅甸领土。当地土练一触即溃，刘藻先后调动九千绿营兵围追堵截，缅军游动作战，清军虽然陆续收复橄榄坝多处地方，但基本都是缅军自动放弃，清军没有什么像样的胜果。反倒是一路清兵（600人）在援救猛阿途中，陷入缅军埋伏，被击溃，死伤百余人。乾隆大怒，将刘藻革职。点过翰林的刘藻向来以善揣上意而屡次升职，这次看到乾隆暴走，心理压力巨大，自杀了事。中缅第一次战事，至此，草草了结。 二战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刘藻因为未能实现乾隆提出的“穷力追擒，捣其巢穴”的战前目标，自杀身亡。没几天，乾隆器重的边境大吏杨应琚（汉军旗人，以大学士衔任云贵总督）到达云南。此时，清军乘缅军撤退之际，至四月先后出边占领缅属整欠、孟艮土司所在地，但缅军一路坚壁清野，清军并无多大收获。清军各留兵八百名并内附掸族土官驻守整欠、孟艮。 清朝云南许多官员因为表面上的军事顺利，主战热情高涨，鼓动杨应琚继续对缅作战。虽然内部也有不少反对意见，认为缅甸声势颇大，不宜擅开边衅。但杨应琚对缅甸局势茫然无知，认为缅甸分为莽匪和木匪两部分，内部分裂涣散，并不足畏。主战派在杨应琚支持下，多方招抚缅属土司，并且发檄文号称“调兵五十万，大炮千樽”大举进军，以威慑缅甸。六月时，乾隆还想着把整欠、孟艮驻兵撤回，不大想继续用兵。因为杨应琚的坚持，猜测乾隆或者还临时翻阅了《明史·云南土司传》，对缅甸蔑视之情油然而生，所以到了七月，乾隆态度变化，正式表态，缅甸在明朝时还是版图之内，并非不可臣服之境，但要求杨应琚少花钱、少用兵就办妥此事。 对缅甸内部局势、与暹罗交战以及缅甸军力如何，乾隆君臣几乎都可以说一无所知，只幻想靠云南万余绿营兵就征服缅甸，可以说颟顸异常。 心热军功的云南文武官员，不等乾隆“圣谕”，就先动起手来。在中国威慑招抚下，七月，缅属蛮暮土司抵阿瓦未回，蛮暮土司母、妻、弟以蛮暮地归降，腾越副将赵宏榜率兵500出铁壁关，轻取蛮暮所属重镇新街（今缅甸八莫）。蛮暮土司自阿瓦回来，也向清军投降。木邦土司不久也正式内附。九月，杨应琚开始调集 14000兵准备向缅甸进攻，并先派遣3300兵进驻木邦附近的内陆遮放土司，本人也进抵永昌查看情形。 缅军主力虽然深陷暹罗，但留守部队加各地土兵依然不少。在清军发动攻势后，留守阿瓦的缅王孟驳并未惊慌失措，一面严令征暹缅军继续围攻大城，一面派遣将领莽聂渺遮率缅军数千（清方记载为三万，但据各方资料，大约只有六、七千），自阿瓦溯伊洛瓦底江而上与清军对抗，并令落卓土司攻击木邦。九月初，木邦土司无法抵挡，退往清军驻扎的遮放。新街为中缅边境重镇，扼水陆之要冲，水路顺流而下，四五日就可到达缅都阿瓦，为双方必争之地。这时边境已经警报四起，但杨应琚依然只派永顺镇都司刘天佑、腾越镇都司马拱垣率400余兵支援赵宏榜，援兵九月七日到达新街，清军总数依然不足千人。九月二十四日，数千缅军乘船抵达新街，迅即对清军发动攻击。双方兵力悬殊，清军坚持两日一夜，宣告不支，刘天佑战死，赵宏榜率残军由小道突围，退入铁壁关。蛮暮土司也率众退入云南。 杨应琚紧急调集各镇营兵赴援，命东路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带兵至宛顶（今云南畹町），打算进攻木邦。西路永北镇总兵朱仑带兵进驻铁壁关，打算进攻蛮暮以复新街。缅军部署却出乎清军意料，缅军在新街分兵两路，主力沿东北方进入中国境内，在铁壁关外楞木驻扎。另一路二千余人继续沿伊落瓦底江北上，抵达戛鸠后，东向攻入中国境内，再南下截断铁壁关清军后路。 清军对此丝毫不知，云南提督李时升于十一月十五日抵达铁壁关，第二日，命朱仑率4000余兵出关攻击。十七日，朱仑抵达楞木，在高处扎营。十八日，缅军主动发动攻势，清军虽然居高临下，但装备的基本是火绳枪，射速既慢，向下射击时，弹药又往往未发就先掉下。而缅军装备的多是燧发枪（来自英、法等国，途径很多，或送、或买、或抢），射速、火力、对环境的适应都远胜清军。结果双方交战四日，大家都互有死伤。但清军伤亡较大，首先感觉支持不住，急忙求援。提督李时升拨宛顶兵700名赴援。但清军战况依然不利，缅军树立营栅，逐渐逼近清军大营。二十三日起，清军坚壁不出。双方暂时休战。楞木缅军全数也不到六千，朱仑却以杀敌六千，取得楞木大捷上报。 战争不是靠言语打胜的。十一月二十日，缅军绕道戛鸠的北路兵二千余人，由万仞关、巨石关间攻入守备薄弱的腾越境内，仅仅十天时间，先后攻占盏达、铜壁关，清军死伤数百，游击班第战死，战火蔓延至户撒、腊撒地带，严重威胁铁壁关后路。知道缅军由万仞关攻入后，清军开始手忙脚乱。提督李时升命游击马成龙带兵900名由户撒攻击前进，又令驻南甸的临沅镇总兵刘德成率所部2100兵自后夹击。但刘德成到达木崖后，迁延不前。马成龙率部徒涉渡江时，水深没腰，火药皆湿。缅军伏兵突起冲杀，马成龙阵亡，除未及渡江的70余人，八百余兵死伤殆尽。十二月，北路缅军渡江进入户撒地带，李时升先后调2800兵至户撒抵御，双方交战不多，缅军看清军越来越多，干脆脱离接触，退往铜壁关。绿营又以大捷上报。 缅军虽然屡战屡胜，但也很清楚本国军队主力远在暹罗，长期与中国抗衡，压力沉重。所以，作战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战逼和。于是，在楞木前线，缅将莽聂渺遮请求议和，但清军要求缅甸递交降表，谈判破裂。不久，楞木及铁壁关清军被北路缅军严重威胁后路，清军狼狈撤至陇川。缅军主力四千余人入铁壁关，进军陇川。 在陇川，两军再次爆发大战。十二月十六日，缅军先锋攻击前进，被大队清军围困。第二日，缅军主力进援，双方接战后，缅军骑兵突于丛林冲出，被围的缅军先锋也乘机冲杀出来，清军崩溃，一路溃逃而回，兵员虽然丧失不多，但军械枪炮丢弃很多，而总督杨应琚仍以克捷奏闻。云南提督还想调兵三面围攻，但实在力不从心，无法有效组织反攻了。杨应琚也由从前的雄心壮志转为胆战心惊，赶紧派人到陇川命令朱仑与缅军议和。缅军十二月二十六日提出谈判的时候，朱仑派参将哈国兴接受对方条件，双方停战，蛮暮、新街等地仍归缅甸。二十八日，缅军主力开始撤兵，打算取道猛卯转回木邦。北路缅军由铜壁关取道铁壁关，转回新街。 猛卯为内陆土司，朱仑派已升为副将的哈国兴率2000余兵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初四日进驻猛卯。缅军正在猛卯附近扎筏渡江，看到清军大举追来，以为中国破盟。于是初七日开始围攻猛卯城，哈国兴受伤，一把总阵亡。十一日，二千清军来援。缅军撤退，清军追击，受到反击，损失颇大，各有一名游击、都司、守备阵亡。缅军虽然也有伤亡，但清军却上报杀敌四千，太过离谱。杨应琚继续调兵万余，进到木邦与缅军对峙。 杨应琚一味按照前线清军的奏报上报给乾隆，至今已经屡获大捷，前后杀敌至万人。乾隆不是傻子，查看地图，发现交战地方几乎都在内陆，如果是清军屡屡获胜怎么缅军反倒越打越进来了？而回想平定新疆，大小百余战，杀敌也不到万人，云南仅仅几次战斗，就杀敌超过万人？决不可能。派往云南的侍卫福灵安将真实情况报告回来后，乾隆震怒，于二月将李时升、朱仑逮捕进京处死，三月，又将杨应琚逮捕进京赐死。 广东将军杨宁接任云南提督，三月到达木邦前线。这个时候，缅属孟艮土司已经分别夺回孟艮、整欠等地，并进犯内陆孟连地带，威胁木邦清军后路。木邦缅军也不正面交战，而是在清军后面出没杀伤后勤粮队，基本断了清军粮道。四月，木邦清军后勤断绝，全军崩溃，撤回内陆。乾隆狠下决心，派满洲后起之秀明瑞接任云贵总督，继续主持对缅战事。而这时，缅甸大军已经攻占暹罗大城，准备撤军回国了。 清朝云南绿营兵几乎没怎么上过战场，器械又不精良，战力脆弱；带兵将领又多能力不强，不体恤士兵，不懂地势，不知战术；方面大帅云贵总督又是文人出身，毫不知兵。所以，中缅第二次战事，虽然士兵总数上，清兵多过缅兵，但依然屡战屡败。 三战 云南绿营兵共四万余，能用之兵只有二万余。中缅第二次战争，云贵总督杨应琚上报兵部调兵一万四千，实际共调兵二万二千，战争中，死、伤、病官兵不下万人（其中战死1899人，病故3708人），木邦失败就有游击以下五百余人被俘。木邦溃败后，缅军400余合土兵共二千兵于七月进攻车里，清军虽有两个总兵坐镇，但依然略为抵挡即闻风溃逃，缅军抢掠后很快退回孟艮。至此，单靠云南绿营兵已经完成不了对缅战争的任务。 但乾隆、军机处以及新任云贵总督明瑞，都对缅甸抱着极其轻视态度，他们向来看不起绿营，认为绿营战败不等于缅军战力强大，又分析缅军主力不过万人，只需要调集二、三万生力军就可征服缅甸。乾隆还早早打算征服缅甸后如何统治，同时命令两广总督行文暹罗，如果缅王战败逃往暹罗，务必尽力追擒，而浑然不知暹罗已经被缅甸所灭。有人还提出请暹罗出兵夹攻，乾隆一口否决，说我大清正当全盛之时，灭缅甸不过是举手之劳，如果请藩属出兵帮忙，即使打胜了，也会被属国看不起。 明瑞为外戚亲贵，在平定新疆中，也立过不少军功，调任前为伊犁将军，是员悍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四月明瑞到任后，就在盲目乐观情绪支配下，筹备各项对缅作战事宜。乾隆调满洲兵三千，四川绿旗兵八千，贵州绿旗兵一万（其中一千驻普洱，未参加远征），外加云南绿旗兵五千，合计二万五千兵，分两路进兵。明瑞亲率一万七千兵（内满洲兵二千余）为南路军，出宛顶由木邦经锡箔直捣阿瓦；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率八千兵（内满洲兵九百余）为北路兵，出铁壁关经新街进取猛密，再南下与明瑞回合阿瓦。每兵带二月粮，征马、驴、牛八万余为作战、后勤用。明瑞认为如果直捣阿瓦，缅甸将自顾不暇，加上立功心切，几乎把所有的精兵强将都带在自己身边。 九月二十四日，清军从永昌出发。十一月二日，明瑞率南路兵出宛顶进入缅境，十日，占领木邦城（今缅甸兴威）。自宛顶至木邦城六百多里，因为屡经兵火，人烟断绝。缅兵也一路坚壁清野，不与清军交战。明瑞留参赞大臣珠鲁讷率兵五千留守木邦城，自率一万二千精兵继续前进。 北路兵十一月十六日抵达老官屯（新街附近），与早已在此夹江树栅防守的数千缅军对峙。清军连日攻击，伤亡甚重。十二月，额尔景额得病身亡，乾隆令其弟额尔登额接任北路统帅。 明瑞出木邦后，克旧小，渡大叠江，经锡箔、大山等土司地，在蒲卡处杀敌数十，擒获数名缅兵，侦知有九千缅军屯驻蛮结（今缅甸南渡河以东），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率部直逼蛮结。蛮结缅军在各险要处分扎十六营固守。第二日，明瑞分兵三路，自率中路，领队大臣扎拉丰阿、总兵李全率部占住东部山梁，参赞大臣观音保、总兵长青率部占住西部山梁，逼近缅军营外列队驻守。下午，缅军自西部营寨出兵攻击观音保部，观音保率所部奋力冲杀，明瑞中路也出兵接应，缅军败退，被杀二百余名。缅军兵器以火器镖子为主，无甲胄、弓矢，平地决战不是骑兵强悍的清军对手。缅人也说，交战时候，比较怕的是清军骑射手（即满洲马甲）。缅军受挫，坚守不出。 明瑞屡次挑战不遂后，下决心直接攻营，并判断主动出击的西部缅军为强兵所在，强兵被破，其他营寨不难破，遂决定集中兵力攻击此处。十二月二日清晨，除留二千兵留守，以一万兵分十二队冲击缅军营寨。缅军善守，营内木栅为深埋地下的湿木，露出地面仍高二丈，内外均有深沟，沟旁又埋锐利竹木，缅军有木栅保护，枪炮难伤，而从栅隙处以火枪射击，则命中奇高。清军自缅营附近山梁冲击而下，第一座营寨临近山梁，很快被清军攻破。在攻第二座时，比较困难，有一名贵州藤牌兵王连看到木栅附近一处有些木料，容易攀登，从该处攀栅而过，一人在数百名缅军中冲杀，后续十余名清兵跟着攀登而进，在此掩护下，王连杀敌十余名后又拔开木栅，清军蜂拥攻入，再次夺得一座营寨。所得两营地势较高，明瑞又分兵配合其他各路攻下两营。缅军连续反击至晚上二更，见反攻无望，纷纷撤退，清军全力追杀，直到第二日黎明时分才告收兵。此战即蛮结之役，清军杀敌二千余，俘三十四名，缴获枪炮粮食牛马甚多。乾隆闻讯大喜，封明瑞为一等公，贵州兵王连也直接升为游击。 蛮结之战后，明瑞更加轻敌，继续率兵深入，绕过天险天生桥，十二月十三日抵宋赛（今缅甸送速），十七日到邦亥，前锋十八日至象孔（今缅甸辛古），距离阿瓦仅70里。但在缅甸的坚壁清野下，清军粮尽、马疲、人乏，已经无力攻城。十九日，明瑞无奈，只得下令退兵到孟笼处（今缅甸孟隆）就食。缅军侦知清军撤兵后，大举反击，对明瑞大军只是派军隔着十几里路远远跟着，时不时进行骚扰作战，但不正面作战。主要还是将主力用在木邦方向，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初二，缅军先后将天生桥、蛮结、蒲卡、锡箔等处的清军台站攻占，清军损失八百余，只有百余人退回木邦。明瑞军后勤、军情线路至此被断绝。正月初八，缅军包围木邦，珠鲁讷坚守十日后不支，自杀，兵溃，总兵胡大猷、胡邦佑等战死，道府衔杨重英以下多人被俘，但清军大部分还是逃回云南。缅军不善打歼灭战，清军逃跑能力也不错。云南巡抚派出的九百援兵也溃败而回。 这时，北路军已经败退。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北路清军攻击老官屯不下，伤亡五百余，总兵王玉柱阵亡，同时，染病官兵也不少。缅军又逐次增兵，清军被迫退至四十里外的旱塔。正月初十左右，因锡箔台站被断，云南巡抚、乾隆数次令额尔登额率兵转至木邦，接应明瑞。额尔登额听闻中途猛卯有缅军出没，就退入铁壁关内，转从陇川入木邦，额尔登额畏敌迁延不前，走走停停，数日路程走了二十多日，直到二月四日才到边境宛顶。此时木邦早已失陷，而明瑞也已陷入缅军重重包围中，但额尔登额自知战力脆弱，依然不敢出边救援。 十二月二十一日，明瑞军到孟笼，得粮二万余石，暂时缓解了缺粮窘境，明瑞在此休息十多日，过完春节后，再次出发，打算经大山回木邦，途中听闻木邦被围，于正月初十改向宛顶撤退。正月十四日，明瑞军在蛮化向尾追不止的缅军突然反击，歼敌千余，总算把尾追之敌打痛，不再追得那么紧，清军伤亡虽不大，但总兵李全也中枪身亡。缅军攻占木邦和击退北路清军后，几乎全部主力都赶赴明瑞军处，数万缅军于二月初七日，将万余清军围困在小孟育处，此处距离宛顶二百里。明瑞军在此休息三日，于十日夜，沿探明的小路突围，明瑞率领队大臣、侍卫及数百满洲兵殿后，领队大臣扎拉丰阿中枪阵亡，观音保以最后一支箭自杀，明瑞身受重伤后自缢。清军突围中共有千余官兵战死。十三、十四日，总兵哈国兴、常青以下万余官兵突围回到宛顶，其中许多伤病官兵及体弱文官都得以生还。 乾隆听闻明瑞大败、身亡讯息，震怒愤恨无比，将额尔登额逮捕进京，处以磔刑，同处北路军的云南提督谭三格也被处死。 中缅第三次战事，缅甸战略战术对头，北路坚守要隘，南路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终于将清军击败、驱逐出境，但也暴露出了缅军不擅长平野决战、不善打歼灭战的弱点。清军自最高统治者至前敌指挥，不明敌情，盲目轻敌，纯粹自取其败。但清军在作战中也给缅军沉重打击，迫使缅甸在今后作战不大敢野战，而是选择以守为攻。 四战 明瑞军大败，外加也逐渐知道缅甸内部并未分崩离析，而是新兴强权，暹罗也被其所灭等等，乾隆开始对缅甸的国力、军力有了相对清醒的认识。将其纳入版图的话不再提了，但丧师辱国之仇无论如何必须报，起码要把缅甸打痛打服，老老实实当个藩属国。乾隆于是很愤怒地不理缅甸陆续发来的求和文书，开始调集精兵强将，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任重臣傅恒（富察·傅恒(约1720年-1770年)，字春和，清高宗孝贤纯皇后之弟，清朝名将、外戚，满洲镶黄旗人。乾隆时期历任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授一等忠勇公、领班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平叛伊犁统帅。）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鄂宁为云贵总督。原来跟随明瑞出征的满洲兵调回，增调13000满洲兵以及9000贵州兵入滇，后来又加派1000满洲兵2000福建水师。同时，也放下天朝面子开始考虑联系暹罗等国共同出兵，暹罗国破消息传来后才死心。 乾隆还斗志昂扬，手下却有人开始嘀咕缅事难办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四月，先期到滇的舒赫德及鄂宁联合上奏，说征缅有五难。一是办马难，按满兵一万、汉兵三万出兵规模算，战马、驭马需十万匹，急切难办。二是办粮难，按四万兵、十万马算，单十个月就需粮42万石，全省仓粮也不过35万石，缺口很大。三是行军难，从内陆永昌到边境就路难走，边外地形更差。四是转运难，单从永昌运粮到边境，按三夫运米一石算，就需百余万人次，而如果到了边外，内陆人不愿意出边，人烟稀少，雇夫几乎不可能。五是气候难，水土不适，历次战事病故或因病失去战斗力者比战场死伤还多。两人最后结论就是，对缅甸战事胜算不大，不如设法招致缅甸投诚算了。应该说，这两人总结教训还算总结得不错，可惜不对乾隆胃口。虽然对缅战事连续失利，乾隆依然感觉良好，认为我大清势当全盛，认真起来，将缅甸打得屁滚尿流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于是怒发冲冠，痛骂两人乖谬无耻，很快将两人降职调任。 大军远征，特别是出征境外，后勤向来是大难题。明瑞全军共征用马驴牛八万余，其中马万余，驭兽多为牛只，牛只半路还被宰杀当粮，即时如此，一半粮食还是要从缅甸当地取得。二十年后，乾隆出兵越南，只是一万兵打到河内，就动用了七八万民夫，也才勉强保持供给。因此，乾隆要再次大举征缅，准备时间还是比较匆促，以马骡为例，从贵州四川湖广河南等地只搜括了两万余匹马、六千匹骡，只能规定满洲兵有马，绿营兵不给马。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四月，经略傅恒到达永昌。清军将领们大约也吸取了以往多次被缅甸断后路的教训，经多次商议后，决定进攻方向选定中缅边界北段，即一路从伊落瓦底江（清朝时称之为大金沙江）上游戛鸠经孟拱（今缅甸密 支 那之西）、孟养（今缅甸密 支 那），另一路由蛮暮、老官屯取孟密，再配以水师，全军水陆并进、夹大金沙江而下，直取木梳、阿瓦。南段与缅甸接壤的宛顶、普洱处，只保留少量兵力牵制。因为大金沙江在云南境内支流大盈江不能行船，要到蛮暮附近，才能通航，所以清军在五月就派数千兵马及数百工匠到蛮暮上游野牛坝打造战船。 七月二十日，清军誓师出征。八月初二，傅恒率八千余兵自戛鸠渡大金沙江，深入缅属孟拱、孟养土司地带，缅军原驻数千兵都退至新街附近的老官屯，并未在此设防，所以傅恒行程2000多里，兵不血刃，唯一成果是招降孟拱土司，而因为气候道路问题，傅恒迟迟未到蛮暮附近。而此时阿里袞、阿桂早已经率清军一万五千余人，造好战船，水陆并进，于九月由野牛坝出蛮暮，九月十八日在两江交会处甘立寨，发生激战，清军以火炮击沉缅军三艘战船，击退了拦截的缅甸水师，水师由大盈江出至大金沙江，陆上兵马也到达新街附近，并派数千兵渡江到西岸哈坎扎营，打通水路，控制两岸。然后由哈坎派兵2000接应傅恒南下。九月二十九日，傅恒才到达哈坎。此时，傅恒已经知道西岸难行，被迫改变原先指挥西路军沿西岸攻占木疏（今缅甸甘布鲁），由陆路直取阿瓦的计划，而是指挥东路军与新街、老官屯缅军主力决战。十月初二，傅恒过江东清军主营指挥作战。 清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已经传了一年，缅军这时也打探清楚清军进攻方向，几乎调集齐主力在新街、老官屯一带夹江与清军对峙。清军此次出征，名义上动用满汉兵六万，但因为后勤限制，实际前线只有28300兵，扣除畹町驻兵1500以及普洱驻兵3500，出关只有23300兵，再扣除沿路台站驻兵4400，新街、老官屯前线清军只有18900兵（其中水师3000）。缅军全军无精确数字，但应不下三万，而以前俘虏的数百法国兵也在缅军中服役。所以，这次中缅主力对撼，依然是缅甸兵力占优，但因为双方野战能力有一定差距，整个战役过程，还是清军长期保持攻势，而缅军基本保持守势。 十月初十，双方在新街发生激战，先是双方水师发生战斗，缅军不利，退到稍南一沙洲处据守，清军水师及部分陆军一起水陆攻击，击败缅军水师，杀敌五百余，夺得战船六艘。西岸阿里衮率精兵六百破缅军三个营寨，杀敌五十余人。此战后，缅军退守数十里外的老官屯，清军占据新街。 十月二十日，清军进至老官屯。缅军在老官屯早已扎下两座坚固大营，主力在江东大寨，数千缅军在西岸扎营，营栅伸入江中，缅军水师停泊在两营之间江面，左右策应。东岸缅军见清军刚来，便出营攻击，被清军击退，双方都没有大的战果，双方只是不时以火炮互轰。战斗结束，清军便在两岸分别扎营与缅军对峙。而缅军两营之间水面湍急，且有沙洲，清军水师暂时无法前进。第二日东岸清军派偏师到缅军南面扎营，准备断其水路。 缅军在营内挖了不少深及三尺的土坑，兵员在其间既可躲避炮火，又可隐藏目标。十月二十二日，清军斥候在大树高处观察，误判营中敌兵甚少。清军于是发动大规模进攻，傅恒、阿里衮等人还抵达栅外数十步处指挥。缅军营寨外有深壕，木栅坚固无比，外加枪炮火力极猛，清军一日内连续多次攻势都被击退，总兵德福也中枪阵亡。清军将领杀得兴起，还打算乘夜肉搏，后被制止。同日，两军水师在江上也有交锋，清军击沉缅军两艘战船。接连三日，清军进攻势头没那么猛，试着以火攻、大炮等方式摧毁木栅，结果均告失败。二十六日，清军水师发力，乘夜攻占两营间近西岸沙洲，夺战船二，俘虏十一人，缅军水师退守东岸，东岸缅军水路运输被断，清军士气大振，但陆上对缅军的火攻再次失败。二十九日，清军以地道爆炸、数百丈长藤拉倒等方式破栅，结果还是失败。十一月初一，西岸有大股缅军来援，击退西岸攻营清军，并以火炮轰击清军水师，清军水师被迫后撤，缅军水路继续畅通，西岸到东岸的补给源源不断。 至此，双方已经打得精疲力尽，都有厌战情绪。期间，除了零星小战，双方事实上已经停战。初九日，缅军来信要求停战。傅恒虽然想继续打下去，但副将军阿桂以下绝大部分将领都不想打了，于是初十日傅恒被迫回信缅军，同意停战。而且上奏乾隆，说三万一千兵，主要因为染病，现在仅存一万三千余。这里傅恒打了马虎眼，实际前线清军不到一万九，为了把情况说严重些，故意夸大前线兵员数。但清军损失确实较大，病死病倒的比战场死伤还多，如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先后病死，清军统帅傅恒也染病卧床。缅军损失虽然略少，而且战场形势略优，但缅军统帅诺尔塔（即大城征服者摩诃梯诃都罗）头脑很清醒，知道中国是大国，缅甸无力支撑与中国的长期战争。因此，双方前线将领都在未取得最高统治者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决定议和停战。几经交涉后，双方于十一月十六日正式议和，缅军14名将领与清军12名将领为双方代表，谈判定议画押，互赠礼物，正式停战。十八日清军沉炮焚舟，缅甸人大约觉得船烧得太可惜，跟清军索要，自然没要到。二十一日，老官屯清军全部撤走。这场延续多年、花费清朝911万两白银的战争终于落下帷幕。 七、余波 中缅临时和约的正式文本没有保留下来，而双方向各自国君禀报的内容又有出入，双方战后交涉还因此拖延了二十年。中方记载和约有三条，一是缅甸遵照古礼奉表进贡，二是缅甸永不犯天朝边境，三是缅甸将所有中国战俘释放。缅方记载和约是四条，一是逃往云南的所有缅属土司，中国都要交还给缅甸，并承认缅甸对所属土司的主权；二是所有战俘一律释放；三是商道重开，准许两国商贩自由贸易；四是每隔十年两国君主交换使节，互通友善书信，并致送礼物。看来是缅方的记载比较靠谱些（大约只漏了不侵犯中国边境这条），而中方的内容明显是为了应付乾隆。 不过，到最后，双方国君都对这份和约不满意。缅王孟驳撕掉前线送回来的和约文本，罚缅军统帅及其他将领的家属头顶清军馈送的礼物在王宫外跪了三天三夜。幸好缅甸曼尼坡发生叛乱，老官屯缅军不等孟驳命令，就直接进军曼尼坡镇压了叛乱，这才平息了缅王的愤怒。中国因为缅甸没送贡表（对中国而言，这个面子的东西最重要），而缅甸因为中方只放了孟拱土司，木邦、蛮暮土司安置内陆没给回缅甸，又继续禁止双边贸易，别说贡表，连中方的使者也扣下来，还发了口气不逊的文书过来，双方打起了漫长的外交战。乾隆虽然憋气，但也清楚要再次动兵，是很难很难，单气候水土问题就让他头痛死了，像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回到北京不久的傅恒就因此病死了。加上小金川再次叛乱，于是暂时放过缅甸不理。 时隔18年，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缅甸国王孟云为应付周边暹罗等国的压力，主动改善对华关系，派出使节奉表纳贡，此事才圆满结束。换句话来说，中缅关系又被重新纳入了东亚朝贡体系，中国得了面子，缅甸得了实惠。 十八世纪中缅战争，总体而言，是中国败了。像向来脸皮颇厚、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在晚年也老老实实承认，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但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暹罗因此而复国；缅甸也重新认识到中国的力量，由此建立了与中国绵延二百多年的睦邻关系。这又是当事者所始料不及的。 20世纪初，经过清政府艰苦的谈判之后，基本确定了中缅边界的走向；由于签约双方所使用的地图存在差异，各执己见，为一系列问题埋下了伏笔。英国于1910年11月下旬出兵片马地区，实行派兵占领，清政府随即外交抗议和严正交涉，但未派军到片马前线。1912年，在片马入侵事件还未结束之时，清王朝便骤然倒下了。 北洋政府时期的中缅边界纷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推翻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中华民国。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北洋政府是民国时期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对于英军对片马地区的侵占，民国政府随后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就派遣第二师师长李根源。李师长在之后的抗英战争中不幸阵亡，英军随即控制了片马、坎底（葡萄）等广大地区。使得中国内陆与江心坡被完全隔断，成为飞地。 图1 麦克马洪线 英国试图以伊洛瓦底江与怒江的分水岭高黎贡山为界，以达到侵占全部未定界地区。但在1898年曾向清政府提出"于思买卡河(即恩梅开江)与萨尔温江(即怒江)中间之分水岭西境，不得有干预地方治理之举"的条款没有实现。1914年第一世界大战爆发前，由于英国早在1898年曾要求中国"于思买卡河(即恩梅开江)与萨尔温江(即怒江)中间之分水岭西境，不得有于预地方治理之举"，试图以伊洛瓦底江与怒江的分水岭高黎贡山为界，以达到侵占全部未定界地区的目的没有实现。于是抛出了在1913年10月13日由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华民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线 狭义的“麦克马洪线”(黄线) :指现在的中印两国东段边界实际控制线；中义的“麦克马洪线”( 绿+黄线) :西起不丹,东到伊素底希山口(待考) , 包含现在的中印东段和中缅北；广义的麦克马洪线(绿+黄+红+蓝线) :从中国不丹边界开始,经过过现在的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等省,直抵帕米尔高原。 1927年，英军又先后占领古浪和岗房；同时吞并有如今一个安徽省（100个香港）那么的大的江心坡。这也是日本入侵东三省之前，中国被侵占的最大领土。甚至到了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英方仍霸占江心坡地区不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缅边界纷争 班洪事件 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南京国民政府取而代之，成为当时唯一的合法政府。但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仍四分五裂，明争暗斗不绝于耳。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针对东三省的侵略战争，顿时国土沦丧，举国愤慨。 图2 班洪事件区域 同时期的欧洲，国家社会主义横行，作为纳粹复苏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同周边国家再开军备竞赛。这片大陆同样也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由于1906年中英双方在滇缅边界南段定界上所留下的争议仍悬而未决，1934年1月20日，英国派遣2千正规军入侵班洪。以班洪王为首的佤族人率领近千余人抵抗入侵，称为“班洪事件”。直到1934年6月6日，才将英国人赶出班洪地区。这次入侵使得悬而未决的南段未定界的问题重新提上日程。在中英双方共同成立勘界委员会后，分别于1935年12月，1936年12月，两次进入阿佤山区勘查边界。1937年4月达成初步协议，决定将炉房地区划归英国。然而因为地理界线与行政区域线存在矛盾，双方仍没有达成决定性的边界协议。 阿佤山佤族山寨 江心坡 独龙江乡以西以南就是江心坡。江心坡泛指密支那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约7万平方公里，被台湾称为中国领土。本地区明代以前为孟养土司（部落）的边远地带，明代属孟养土知府的边远地带。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缅甸东吁王朝良渊王占据了孟养土知府。清初再度归属中国，乾隆后又归属缅甸，但一直未有现代意义上的划定边界。 中缅争议的江心坡，是上述江心坡的东北部分，位于高黎贡山以西，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的狭长地带，北起西藏察偶，南到缅甸尖高山，长约一千公里，阔约两百五十公里，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属于原始密林、稀有人烟的地带，以往中国与缅甸均未有明确的管理记录。 对这一区域的归属，中国的地图标示也不一致。在可收集到的地图中，最早的一张是清朝道光二十九年由清政府出版的《皇朝一统舆地图表》，中缅未定界，标在怒江以西的高黎贡山脉处。第二张是清朝光绪二十九年，经京师大学堂审定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未定界也标在高黎贡山脉处。第三张是民国六年出版的《中国新舆图》，此时英国已侵占片马，这张图将未定界位置西移，把高黎贡山脉以西的江心坡标在了中国一边。第四张是民国二十二年丁文江、翁文灏绘制，但行政总图和云南省分省地图有有差异，总图未定界以尖高山为起点，沿恩梅开江一直向北；云南分省图则以尖高山向偏西北，把江心坡一分为二。第五张是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修改后的地图，当时的国民政府被迫与英国殖民当局签订了一个边界条约，中国丢失了四分之三的阿瓦山区，即边界的“一九四一年线”。为掩饰在新签订的条约中所造成的损失，而把北段的未定界再次西移，划至枯门岭(克钦山)。至此，在民国三十年间，将边界由清代的高黎贡山脉外移，越过恩梅开江、江心坡、迈立开江直达枯门岭(克钦山)。而民国政府的有效管制区域，始终在高黎贡山脉以东，及以西的少数地区，如独龙江流域、片马等村寨，其余地方地偏人稀、尚未开发、交通闭塞，整个地区包括片马等村寨，实际被英属印度及后来的缅甸占据。 占领缅甸的英国当局，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并在1894 年签订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明确了中缅疆土的划分，但对本段的边界线留下了尾巴：“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 1911 年初,英国武装侵占片马地区,中国人民作出强烈反应,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仍属于中国,但却继续侵占。 中国历代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自元代开始，一直沿用土司制，即朝廷控制土司（部落首领），土司管理部落的办法。明代以后，逐步推行了“改土归流”， 改土司制为流官制，也有部分土司被委任为土知府，但改制并不全面，江心坡地区未设流官，仍由当地土司掌控局面，部分土司并不与中国政府同心同德。片马事件后，英国就收买当地土司，准备侵占怒江流域。为防止英国的侵犯，1912年，云南省政府设立菖蒲桶、上帕、知子罗等殖边公署，落实流官制度，掌理当地行政事务，控制了怒江地区的形势，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后来，这几个地方改设为云南省的贡山县（菖蒲桶）、福贡县（上帕）和泸水县（知子罗），这些政府驻地都在高黎贡山以东，现在的边境也是这几个县。试想，若清廷、或民国政府在江心坡地区，也能设立若干政府管理机构，江心坡就难以被缅甸占据。 地图上面的红圈区域，就是“江心坡”。 南坎 中缅边境中段，从尖高山至南定河，与我国保山市的腾冲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盈江县、瑞丽市、芒市、临沧市的龙陵县、镇康县和耿马县接壤。中段缅方土地，原来也是中国的领土，明代属孟养土知府，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并入缅甸。1886 年签订的《中英缅甸条款》,明确了双方疆土的划分和勘定了边界。 但是，英国不经中国同意，强行在我方土地上修建了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后强迫清政府于一八九七年，签订第二个中缅边界条约，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一块中国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这块领土就是南坎，也叫猛卯三角地，位于南碗河与瑞丽江汇流处，紧邻我方瑞丽市和芒市，勐卯是瑞丽地方的古地名，涉及的面积约有二百二十平方公里，主权属于中国是中英双方条约确认的。但是，南坎是没有租期的“永租”关系，与丢失国土有何不同！ "汉化"的果敢 南坎现在属于缅甸掸邦。在这块土地的东南方，则是掸邦果敢第一特区，西邻萨尔温江，东靠中缅中段边界，面积约0.52万平方公里（有说1.0万平方公里），与我国云南省临沧市的镇康县、沧源县、耿马县以及保山市的龙陵县接壤，中缅国界线长达250公里。 果敢特区人口约15万人（2004年），其中汉族9万，华侨4万。通行汉语西南官话，同时流通缅元以及人民币。学校教的是云南汉话，手机是中国移动号码，座机也是云南临沧区号“0883”，尤其是中国与果敢之间的电话通讯，如同国内电话一般，是不收国际漫游费的。电力也是中国南方电网通过云南电网向果敢老街变电站输送。果敢特区的首府是老街，老街距我国边境县临沧市镇康县县城南伞镇仅7公里。 这块汉族人聚集区的形成，与明、清朝代的变更有关。明朝时期，汉族人大批涌入云南，部分人就来到果敢。明朝末年，南明政权向西南方败退，许多汉人随着明军移入云南，后被清军追杀，被迫进入果敢等部落地区。其中迁入的一户杨姓人家，成为地方势力，他效仿附近土司的作法，统治当地的民族。1840年，杨国华因为捍卫中国边防有功，受封为世袭果敢土司，成为大清朝廷认可的汉人土司政权。 英国吞并缅甸后，同时将缅甸北方各土司纳入英属印度统治，包括果敢土司。1897年《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果敢被划入英属印度的范围。缅甸独立以后，奈温独裁统治时期，实行排华政策，禁止使用中文和汉语。当地华人为维护自身权益，将民族名称由汉族改为果敢族，将汉语改名为果敢语，将中文改名为果敢文。果敢紧邻云南省，果敢首府老街距云南镇康县县城只有短短的七公里，奈温当局的行径，怎能阻隔果敢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1941年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再开战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东南沿海被日本全面封锁，国际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难以运入；飞虎队所开辟的驼峰航线成本高昂。西迁的重庆政权急需一条救命的滇缅国际交通线。 滇缅公路 此时英国提出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物资，修筑滇缅铁路。然而由于滇缅铁路的规划路线将穿过中缅边界南段争议地区，悬而未决中缅南段未定界问题在此时又被重提。英政府借中国在抗战困难时期对滇缅铁路的迫切需求使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重庆政府面对抗战的危局，为取得英国的支持，最终在南段未定界问题上做出妥协，双方以换文的方式划定了此段边界，一般称之为“ 1941年线”。 1941年线 后因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欧洲局势也不容乐观，英国无暇他顾，两国没来得及在边界树立界桩。遗留给新中国的中缅争议边界一共有三段：北段是尖高山以北地区（包括胡康河谷、野人山、江心坡、高黎贡山与恩梅开江之间的土地），未定界；南段是签订了边界协议但还未来得及实地勘界的中缅南段“ 1941年线"；中段是勐卯“永租"三角地。 新中国时期终结中缅边界纷争 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 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所涉及的“麦克马洪线”问题 无论是谈到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中缅边界谈判，还是谈到正在进行时的中印边界谈判，都无法绕开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问题。 众所周知，中缅边界问题与中印边界问题是有非常大的同质性的——都与英国殖民主义的近代侵略历史直接关联——印缅都曾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都在独立以后全面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外交遗产——包括与北方邻国中国之间的双边陆地边界遗产。当然，也都涉及历史遗留下来的“麦克马洪线”问题。 缅甸与中国云南省西部和西藏的察隅部分地区相接壤，中缅有约2200公里长的边境线。在历史上，由于中国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与缅甸地区的各级各类政权长期保持着事实上或名义上的宗藩关系，不存在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体系意义上的边界问题。一直到19世纪英国连续发动三次侵略缅甸的战争、吞并缅甸并建立殖民主义统治秩序以及不断发动入侵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英国在缅的殖民统治者与中国历届政府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关于缅中边界问题的条约或协议，如1886年的《中英缅甸条款》、1894年的《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1897年的《续议滇缅条约附款》以及“一九四一年线”等，大体上勾勒出了中缅边界的基本走向。但是，无论是已经划定的边界线还是没有划定的边界线，双方——尤其是中方，均认为其中存在没有满足甚至是损害各自领土要求的地方，都保留有不同意见。缅甸独立建国以后，新政权全面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关于缅中边界的划分状态以及对中国领土侵占的既成事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中缅边界谈判开始以前，两国边界线的实际状态是：第一段自中印缅三国交界点至尖高山为未定界；第二段自尖高山至南丁河(现为南定河)为已定界，其中，南畹河和瑞丽江汇流处的勐卯三角地区为缅甸“永租”地；第三段自南丁河至南板江(现为南卡江)为“一九四一年线”；第四段南板江至中缅老三国交界处为已定界。 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地区，主要是指尖高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南起北纬25°35′尖高山，北至北纬28°15′康藏高原，东起东经98°30′高黎贡山，西至东经90°与印度拿戛部落和阿萨密交界处，即中国西藏察隅以南、尖高山以北、高黎贡山以西、印度阿萨姆以东地区。该地位于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的交会处，属伊洛瓦底江流域。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中缅边界谈判开始以前，中缅(英)双方因均坚持对此一地区的领土和主权要求而始终未能达成划界共识和划界协议。其中，在屡次提出以“高黎贡山”划界的无理要求被中方断然拒绝以后，缅英当局分别于1911年和1926年对片马地区和江心坡地区进行了非法的军事占领。自此，尖高山以北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的广大地区基本上为缅英当局事实占领，缅英当局单方面地实现了以“高黎贡山”划界的愿望。1929年，为了应对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问题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中国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外交部特派尹明德为滇缅界务调查专员，负责组织调查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情况，以供国民政府划界时参考。在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基础上，1931年，尹明德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该文件详细报告了自清末以来至中华民国初年缅英当局在滇缅边界侵占中国领土的经过，并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划定中缅边界的建议线，主张国民政府应“明白宣布以阿萨密、户拱间之巴开山、龙岗多山为界”。③这样就将尖高山以北包括户拱、江心坡、坎底、恩梅开江上游各源地区及中、下游以东地区等全部划入中国版图。“尹明德建议线”为国民政府所采纳。1942年，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规定“尹明德建议线”为中缅边界之“北段未定界”位置的正确绘法。此即独立以后的缅甸政府所耿耿于怀的——“当中国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早已提醒过我们这一问题的存在，同时，他们出版的地图和代表他们发言的当局都将缅甸的大块土地划归属于中国。”④1947年，英国承认缅甸独立，中国国民政府曾经一度希望以此为契机彻底解决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问题。国民政府内务部方域司司长傅角今在接受南京《中央日报》记者专访时说：“现缅甸转瞬即将为一独立自立国家，中缅二国，历史悠久，两国人民交谊素睦，此段未定国界，必不难于极和谐之空气中解决。”⑤而当时国内学界也一片乐观：“吾人对此重生邻邦，除寄一无限希望外，对中英久悬之滇缅未定界问题，亦愿趁缅甸光复之伊始，于中缅交欢之情感下，得以和谐解决，奠下中缅友好的关系基石，当为中英缅三方所一致之欢迎。”⑥但事实上，由于国民政府一直忙于内战，并未与缅方就该问题进行实质性商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自己对于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问题的历史演变、现实状况及其解决之道的认定和基本立场。 1954年中国外交部在其编印的内部资料《中国缅甸边界历史简况》中讲道，“缅甸原为中国属国，中缅本无界务可言，一八八五年英军以两周时间侵占缅甸后，中缅界务问题因而产生。”“中缅界务：西起印度之阿萨密，东至南阿河流入湄江之中、宁边界止，全长约一千六、七百里，共分四段。即：1、自尖高山起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之野人山地为北段无约的未定界。2、自尖高山起南行而东转直抵萨尔温江支流南定河的工隆渡止为北段已定界。3、自澜沧县南帕河流入南定河起，至南马河流入南卡江处止，为南段有约之未定界(此段经国民党在重庆一九四一年换文承认为已定界，即一九四一年后，但尚未立界标)。4、自南马河流入南卡江处起至南阿河流入湄江处止为南段已定界。”“中缅北段未定界，根据中缅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第四条规定：'今议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再定界线’，按此段未定界本应及早勘划，但因满清政府昧于边界情况，英国蓄意北侵，加以界务纠纷此伏彼起，而南段未定界又久悬未决，因而此段未定界就不能不被搁置。”“英国在云南边境的侵略的方式：在已定界则私移界碑逐渐蚕食我境的方式，在未定界则更明目张胆强行占领，并设地方官以治理，所以几十年来遂有片马、江心坡等事件发生。” 1957年7月9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中讲道，“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并且认为建议中的各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第三是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地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就是一九一一年初英国对片马地区的武装侵占……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我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的划定，向缅甸政府提出以下的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 这里，周恩来所提及的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的解决办法中，刻意回避了其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 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问题，是指：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策划“中、英、藏”三方在印度的西拉姆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议”，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24日至25日，单独与中国西藏地方代表以秘密换文的形式，非法划定了一条所谓中印、中缅之间的“边界线”，通称为“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西起不丹的东北角，贯穿中国的康藏高原，东至伊洛瓦底江与萨尔温江分水岭的伊索拉希山口。它的西段即从不丹的东北角到中印缅三国交界处的底富山口一段，是印度独立后中印东段边界的争议地区；它的东段即从中印缅三国交界处的底富山口到伊索拉希山口一段，该段涉及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问题的大部分争议地区。中国学者金宗英的研究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炮制“麦克马洪线”的目的“一是妄图借此改变不丹以东的中印东段边界，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二是借此为解决中缅北段未定界的长期悬案创造条件，把尖高山以北除独龙江以外的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流域全部土地据为己有。” 中缅双方在边界谈判中对于“麦克马洪线”问题的不同立场以及最终的“互谅互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中缅边界谈判过程中，一直尽可能地不提或少提“麦克马洪线”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对于该问题之原则立场有任何变化。 历届中国政府的态度都非常明确地不承认“麦克马洪线”，认为它是非法的、无效的和没有约束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继续坚持这一基本立场不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印、中缅边界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对于“麦克马洪线”的态度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不予承认。但是同时，为了不激化矛盾，为了给最终解决该问题创造条件，中国政府采取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提出建议：在最终解决该问题以前，双方均应“维持现状”。 但是，非常巧合的是，在中缅边界谈判开始之时，中缅边界北段之大部分——中印缅三国交界处的底富山口到伊索拉希山口，中缅两国军队的实际控制线、中国政府所一贯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与这一段的“麦克马洪线”是基本重合的、交叠的。所以，这就成为中缅双方共同讨论解决划定、勘定这一段“未定界”的依据和基础。当然，双方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具体政策是不一致的。中方主张，非法的、无效的和没有约束力的“麦克马洪线”是中方不能承认、不能接受的，中方认为，双方应该以“传统习惯线”或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麦克马洪线”为基础来划定、勘定中缅边界北段这一段“未定界”；缅方主张，这段边界就是“麦克马洪线”的一部分，是两国之间已经划定的边界，要求中方予以承认、接受。有鉴于此，中方坚持根据自己的意见并考虑到缅方的感受和接受程度来“互谅互让”地协调双方的立场。 在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与其总理吴努举行双边会谈第一次接触中缅边界问题时，现在没有公开的资料说明双方是如何就“麦克马洪线”问题交换意见的，但是，此前周恩来在访问印度与尼赫鲁进行双边会谈时所表明的观点——“麦克马洪线不仅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画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因此，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⑩目前国内学界均推测并相信这也就是周恩来对吴努所表明的观点。 在1956年10月吴努访问中国与周恩来全面商讨如何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时，双方都谈到了中缅边界北段的“未定界”问题和“麦克马洪线”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留下的，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不能负这个责任。现在两国独立了，又是友好国家，新中国政府可以根据新的情况与新的关系，可以从现实情况出发考虑'麦线’问题，但不能用'麦线’来划界。”(12)周恩来对吴努讲：“对北段的划界……认为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按照传统习惯线划界，就是在尖高山以北、恩梅开江以东。”“中缅北段边界可以划到接上'麦克马洪线’的一点为止，但是，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这一点现在我们也不宣布，便于缅甸做工作。”(13)另外，周恩来在同年对尼赫鲁介绍中缅边界谈判的情况时，也特别提到“麦克马洪线”问题，周恩来说：“这个线是不合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自然也不能承认。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印两国人民不负这个责任。现在中国、印度、缅甸都独立了，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加以现实的解决。”(14)因此，国外学者所说的在1956年10月周恩来与吴努“北京会谈”时，中方已经答应“北段边界传统习惯线包括麦克马洪线可以被接受”的观点，(15)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恩来在“北京会谈”中一直强调的是“传统习惯线”。1960年“中缅边界协定”签订以后吴努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讲，当时周恩来代表中方所提出的关于北段“未定界”之划定方案是：“在北端自伊索拉希山口至印度边境，中缅边界则遵循传统线。” 1957年2月，缅甸总理吴巴瑞致信周恩来，提出：由于缅甸国内的压力，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缅甸独立时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边界状况(17)，并且附了缅方主张的划界地图。由于其与中方的主张存在严重分歧，故当时周恩来没有对吴巴瑞的新建议作直接答复。 1957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专题报告。此前有许多政协委员“想不通”：为什么在中缅边界北段的“未定界”问题上，“中央采取低的方案，只提出归还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寨子，而不提出过分的要求？”对此，“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的目的是求和缓，而引起一个很大的紧张，这很不利。’他还说：'这是我在人大常委会报告里着重谈的，得到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主要根据。因为现在两国的情况不同了，是友好的国家，所以我们提出的解决北段的要求不能太高。我们的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必须结合起来，取现实的态度来解决。’” 1957年7月9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其中部分内容，就是再次阐述中国政府解决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问题的基本原则：“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我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的划定，向缅甸政府提出以下的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 1957年7月26日，周恩来致信吴努：“我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已通过决议，同意中国政府继续根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同缅甸政府进行具体协商，以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全面的公平合理的解决。”(20)周恩来在信中附了三张地图，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各项具体意见，并以此作为对吴巴瑞当年2月来信的正式答复：“一、关于尖高山以北地区，中国政府重申，中缅边界的最北部分，即从伊索拉希山口往北直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你访问北京期间我们共同谈定的习惯边界线划界；至于伊索拉希山口至尖高山的一段，中国政府重申除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同意以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 1957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周恩来与吴努的特派代表吴敏登连续举行双边会谈，继续就边界问题交换意见。在第一次会谈中，吴敏登除了坚持吴巴瑞当年2月致周恩来信的基本立场，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引起周恩来的注意。这就是中缅边界北段从伊索拉希山口的一段到底富山口的一段，也就是中国称为“传统习惯线”而缅甸称为“麦克马洪线”的一段边界，在吴巴瑞信中所附的图上和周恩来信中所附的图上有很大的出入。新的问题就是：现在中缅双方都有“默契”，这一段边界都认定、都称谓为“传统习惯线”，但是究竟什么是“传统习惯线”？吴敏登说：“缅甸认为应该按伊洛瓦底江流域，因为这是符合地形的。在一九一四年那张临时版地图上是标明了经纬度的，但是，如果按经纬度，可以发现是没有包含地形的。在麦克马洪的备忘录中，讲得比较含混，说以伊洛瓦底江和布拉马卜特拉江的分水岭为界。实际上，缅甸认为只提伊洛瓦底江流域就可以。自然，这些地方非去看看才能知道。我们很难说我们的地图就是正确的。但是，它能代表伊洛瓦底江流域。如果中国能接受伊洛瓦底江流域为界就容易了。”他还谈到：“在一九一四年原图上独龙江直流到我这张图上的红线(麦线)，而经勘测后发现是流到我这张图上的蓝线(吴巴瑞信中图)，因此现在采取红线就是没有意义的。”(22)对此，周恩来指出：“关于北段(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你说并非强加于(中国)西藏(地方)，这不符合事实。”(23)在第二次双边会谈中，周恩来指出：“去年在北京，我曾对吴努说过，这条线(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法的。它所以是不公平的，是因为当时中国并不了解那个地方的地形，当时的达赖喇嘛之所以没有反对，也是因为不了解，因此是强加于中国的。它所以是不合法的，是因为它是由英国和(中国)西藏(地方)简单地换文确定的，是个密约。当时中国政府没有加以批准，这在中英文本上都是注明了的。因此，我们是很不愿意承认这条线的。 但是为了中缅友好，为了安定我们之间的边界，我们在中缅边界这一段愿意按照习惯线来解决。”周恩来在研究两张地图时发现，它们之间对“传统习惯线”不同的划法，造成面积的差别达一千多平方公里，这比片马、古浪、岗房和缅甸用来交换勐卯三角划地加起来的面积还大。如果按照吴巴瑞信中所附图来划界，中国就要损失很多土地，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公正地解决这两条线的出入呢？周恩来说：“我的看法是进行实地勘察”，同时，也要“根据友好关系来考虑”。他指出：“如果勘察的结果缅甸确实管到那个地方，中国可以否定麦克马洪线，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愿意采用麦克马洪线。”(24)在第三次双边会谈中，周恩来强调：在北段，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传统习惯线”，我们不愿用“麦克马洪线”这一名称，因为我们不愿承认英国和(中国)西藏(地方)订的密约。它是地方政府订的，未经中国政府批准，而且目前(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也反对这条“密线”，认为它是不公平的。确定“传统习惯线”必须经过勘察。 对此，1960年吴努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评论说：“经过最慎重的考虑后，我们派了大法官吴敏登赴北京向中国政府说明……我们就有关北端的传统线请求他们接受独龙江流域除外的伊洛瓦底江上游北段分水岭作为边界。假如这个在周恩来总理1957年7月20日信里的第一附图所含蓄的原则加以接受的话，便可授权联合勘察队去确定这分水岭怎样通过。换言之，我们没有请求他们接受我们的地图是正确的，而仅仅请求他们同意在确定这段边界时，应无保留地遵循分水岭原则。……关于北部边界，周恩来总理一方面表示对缅甸的见解可作大体上的接受，但对于分水岭原则，在未派出联合勘察队进行调查之前，不便有所表示，同时，他提议应立即勘察。” 1957年12月，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等应邀访问中国，继续同中方就边界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谈中，周恩来再次“说明中国政府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中缅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中缅两国政府对此都不负直接责任。为了推动两国就边界问题尽速达成协议，建议两国先成立边界委员会，首先勘察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中缅边界线。在这段边界上，除独龙江流域外，可以大体按照分水岭进行勘察。这样就给解决边界的其他部分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后，周恩来恳切地讲：“我们的这一建议，希望能获得缅甸政府的同意。” 对此，1960年吴努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评论说：“吴巴瑞副总理和吴觉迎副总理于1957年12月间赴中国作亲善访问并与周恩来总理就边界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的讨论。……关于北端的传统线，周恩来总理自与大法官吴登敏会晤时，即已纠正了他的立场。他说中国政府同意这段边界线，除了独龙江流域之外，大体上应沿分水岭予以勘察和确定。……鉴于没有任何立即解决的方案，既已明白，周恩来总理遂继续提议成立一个边界委员会以便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印度边境的中缅边界进行勘察。” 1960年1月，缅甸总理奈温应邀访问中国，与中方继续就边界问题进行商谈。最后，双方共同确定了“一揽子”解决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问题的基本原则：除双方另有协议的个别地段外，基本依照传统习惯线划定、基本依照分水岭划定。 中缅在处理“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默契”并不意味着中方传统立场的改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缅边界谈判中，由于中方始终坚持原则问题绝不让步的立场，同时又在具体处理问题时充分考虑和照顾了缅方的感受和接受程度，来“互谅互让”地协调双方的立场，因此，在解决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问题上，中缅双方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默契”，即一方面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以与其基本重合的、交叠的“传统习惯线”或实际控制线为依据、为基础来划定、勘定这一段边界。最后，双方相继签订的“中缅边界协定”、“中缅边界条约”、“中缅边界议定书”，也正是按照这一基本原则和“默契”全面、彻底地解决了该问题。中方始终认为，对于中缅边界问题——包括所涉及的事实上无法回避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双方根据“互谅互让”的原则、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加以妥善解决，并不意味着中方对于“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基本立场有任何改变，我们仍然坚持对于“麦克马洪线”问题一贯而明确的基本立场：它是非法的、无效的、没有约束力的，中方不予承认、不予接受。1962年10月8日，周恩来在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并向他介绍当时的中印边界局势时，曾经专门谈及该问题：“'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国同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在西姆拉会议期间秘密签订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来未进行过实际勘查和测量，只是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不丹向东，经过中国境内一直划到中缅边境的部分地区。这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它之所以未进行勘查，原因很清楚，历届中国政府从来未批准这条线，自然也不可能在中国境内进行勘查。所以这条线只存在地图上。中缅解决边界问题时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双方作了实际勘察，规定了边界。这条边界线有些地方与麦克马洪线相符，有些地方并不相符。” 对此，当时英国《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对于中国政府处理“麦克马洪线”问题之态度和立场的分析，也许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断然否定过去同英国达成的边境协议，而在事实上却准备就以英国所建议的边境线作为谈判的基础。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是包含在'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些边境线的来源，这些条约是英国强加给中国头上的，而不是英国所建议的边界走向本身。北京并不愿接受这样的划线，中国在历史上也的确反对过这样的划线；但独立的缅甸继承了英国的主张，而缅甸政府又是同中国友好的，因此北京准备以此作为谈判解决的基础。”(30)吴努也曾经直接讲过类似观点的话：“中缅边界问题的整个历史表明，中国人是不容许把任何东西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英国政府曾经许多年试图迫使中国人接受尖高山以北以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之间的分水岭为界，但是中国人不干。因此当英国人放弃对缅甸的主权时，这段边界仍然没有划定。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同独立了的缅甸谈判时很愿意地同意了这段边界应该沿分水岭划定，只除了很小一部分，即在片马地区的大约十三里的地方。”(31)即西方学者所理解的：“只要抱有一定程度的善意，要找到一个可以满足双方主要要求的公式，应当是可能的。当然，这样一个公式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双方都要作出某些让步；但是目标应是使让步达到最小限度，并设法使双方的让步互相平衡。有些观察家会同意，在1960年初已经为中缅边界找到了这样一个公式。”“现在的中国政府是会愿意接受一条重新谈妥的和麦克马洪线大同小异的边界的，只要这一条边界不带有1914年3月换文所含蓄的意义。”(32)这些认识，无疑是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的，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它代表了西方学者相当普遍的观点。 所以，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就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当年中缅边界谈判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问题，达成了一个“互谅互让”和“互利、双赢”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中缅双方都有妥协和让步，但是，比较而言，中方的妥协和让步可能略大一些。 但是，必须同时明确指出的是，这一切妥协和让步都是有原则底线的，即中方在中缅边界谈判过程中一直坚持的以“传统习惯线”为基础进行划界和勘界。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问题，事实上涉及两部分内容：一是北纬25°35′尖高山以北、恩梅开江下游小江流域地区；二是小江流域以北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上游诸支流地带(包括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一段)。在晚清，清政府与缅英当局之间的划界争论主要集中在小江流域地区，英方一直要求以高黎贡山为界。虽然从地理条件上说，高黎贡山分水岭是一条很好的自然边界线，但这样的一种边界线与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中缅之间分界的传统习惯线并不相吻合，所以长期得不到清政府的接受和承认。至于小江流域以北的江心坡等广大地区，缅方的影响力、控制力从未达及此地，所以，清政府也始终根据传统的“封贡关系”将其视为中国领土之组成部分。 当然，后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华民国时期，缅英当局利用中国国内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局势，对尖高山以北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的广大地区逐步进行蚕食、占领和经营，事实上已经单方面地实现了以“高黎贡山”划界的愿望，事实上已经单方面地使高黎贡山成为双方在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地区的实际控制线——虽然其始终也没有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于中缅边界谈判采取了“尊重历史”和“尊重现实”相结合的现实主义立场，对于中缅边界北段之“未定界”问题，一方面强调要充分考虑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另一方面也表示要适当照顾已经成为既定现实的实际控制线。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经过综合因素的考量，认为我们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也是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的，是可以根据现实情况作出一些调整的——包括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因为，对于刚刚独立的中缅两国而言，目前双方都可以接受并且可以达成“默契”的传统习惯线，实际上就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双方实际控制线。 对于这一点的深层考量，也就是1957年周恩来曾经多次在国内进行过比较全面而系统的阐释和说明，如在1957年3月16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中缅边界谈判“这一个工作，还是需要很认真的，又很慎重的；又要站稳民族立场，又要照顾到友好关系；又要划得合乎实际，又要能够不损失我们的主权。这的确是一件艰难的工作。”周恩来强调，要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必须解决得是公道的、合理的，能够给人家一个范例，就是中国现在解决边界问题是合理的，使大家放心，能够和平共处。这是一个现实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处理我们国家的边界问题。”(33)如在1957年7月9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时，周恩来指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同时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34)中国政府在中缅边界谈判过程中所提出的以传统习惯线(即实际控制线)为基础来圆满解决中缅边界北段的“未定界”问题之具体方案，正是依据这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而拟订的。 不可否认，这里的确有中方作出的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方作出的这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都是服从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尤其是“睦邻”外交的大局、新中国缔造和平、和睦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大局，服从于中缅友好关系发展的大局、服从于圆满解决中缅两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而全面、彻底地消除可能引发双边关系紧张或不正常的各种现实或潜在因素的大局，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是利大于弊。即如周恩来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如此的划界办法，“不是割地求和，不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安排，也不影响我国的军事和经济生活。”中缅两国之间“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的基本政策是依据我国的国策，即首先是争取世界形势的和缓；第二是要与亚非国家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预防大国主义情绪。”(35) 而且，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在中缅边界谈判中，“互谅互让”是双方都认可和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是双方面的，而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土地互换”的一些具体案例，也包括前文中所提到的在中缅边界谈判的中后期，缅方一度向中方曾经提出过的将历史上一直划归中方的独龙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也交给缅方的无理要求(36)，被中方经过“联合实地勘察”后以“缅甸确实没有管到那个地方”为理由和事实根据而予以否决，最后，缅方被迫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而接受了中方的划界意见，即前文所提到的中缅边界谈判的最终解决方案——“中缅边界条约”中“但书”之法律表述：“缔约双方同意，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一段边界，除片马、古浪、房岗地区以外，按照传统的习惯线定界，也就是从尖高山起，沿着以太平江、瑞丽江、怒江、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北，直到在西靖丹以西独龙江南岸的一点，由此跨过独龙江，然后继续沿着以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和察隅河为一方和除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以外的全部伊洛瓦底江上游支系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为止。” 关于中缅边界谈判中的所谓“尼赫鲁'受骗’事件” 由于“麦克马洪线”问题不仅存在于中缅边界问题中，更存在于中印边界问题中，所以，印方对于中缅边界谈判的进程及其结果，一直是高度关注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友好时期，中方也是经常与印方主动交流关于中缅边界谈判的情况的。对于中方在中缅边界谈判中，一方面坚持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主张目前“维持现状”，双方均不单方面改变和越线的基本立场和具体政策；一方面坚持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主张以与其基本重合的、交叠的“传统习惯线”、实际控制线为依据和基础来划界、勘界的基本立场和具体政策，印方认为，这事实上是表明中方已经承认了、接受了“麦克马洪线”。那么，既然中方在中缅边界谈判中已经承认了、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同理，印方就有权利要求中方在中印边界谈判中，也必须承认、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东段的“已定界”。如1956年9月，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时，收到了尼赫鲁的一封私人信件，尼赫鲁在信中指出：目前印度和缅甸报界刊登了很多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消息，虽然，有一些是夸张了的，但是，也给英美等国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他对此事对“更为广泛的方面”造成的影响表示关切。他明确地讲：“从任何方面来说，过去的协定和相当时期以来已与惯例、习惯和传统所接受的在这人稀山多的边境地区的边界和位置都不应当予以触动和改变，除非经过友好的协议。”(38)这里，尼赫鲁事实上表达的就是印方对于“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基本态度；如中印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对话开始以后，印方所一再阐释的——“中印边界线是沿着不变的天然地形的、是精确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所公认的、基本没有争议的、并且得到了协定和外交交涉的确认的，因此，它虽然没有经过两国政府以明确的边界协定正式加以规定，却已经过历史的过程而客观地划定了的”(39)立场，重点也是谈及该问题。 1959年中印关系逐步恶化并连续发生边疆地区的外交纠纷和武装冲突以后，印方开始指责中方并对外制造舆论，说中方在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对话和谈判中违背了以前承认、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诺言，“欺骗”了印方。 1958年12月，尼赫鲁致信周恩来，其中写道：“1956年末时，你光临了印度。……我们进行了长谈。……在会谈中你提及了中缅边界。你告诉了我关于你同吴努在北京会谈的情况。……就在那个场合，你向我提到中印边界，特别是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这条麦克马洪线包括中缅边界的一部分和中印边界的一大部分。我记得你告诉我，你不赞成把这段边界叫做麦克马洪线，我答说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但是为了方便，我们还是把它叫为这个名字。你那时告诉我，你已经接受了同缅甸接壤的麦克马洪线边界，而且不管很久以前发生过什么事，鉴于中印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你打算也承认同印度接壤的这条边界。……我们谈话之后我立刻写下了一篇笔记，以便我们有一个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以供我们个人机密使用。下面我从笔记中引用一段：'周总理提到麦克马洪线，并且再次说到，他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条线，不过当然当时的中国政府曾经处理过这件事，而且没有接受这条线。联系到同缅甸的边界争端，他曾研究了这件事。虽然他认为这条线是英帝国主义者确定的，是不公正的，然而由于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由于中国同有关国家——即印度和缅甸——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认为它应该承认这条麦克马洪线……’我记得同你谈这件事谈了相当久。你亲切地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1959年3月，尼赫鲁致信周恩来，其中写道：“麦克马洪线——如你所知，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从不丹的东部边界东延，划定了中国同印缅的边界。……以前我们讨论时，特别是1957年1月你访问印度时，我们很满意地注意到你准备接受这条线作为这个地区的中印疆界，而且我希望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达成谅解。” 1959年8月13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称：就印度而言，麦克马洪线是国界线，“这根据条约规定是确定不移的，根据惯例和权利也是确定不移的，而从地理上来说，也是确定不移的。”他说：周恩来在几年以前给我们的印象是：考虑到一切的情况，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是两国之间的国际疆界。 1959年9月11日，尼赫鲁召开记者招待会回答有关中印边界的提问。有记者问：“昨天你在联邦院的讲话中说，周在1956年和你会谈的过程中，曾经三次重复说，他接受麦克马洪线；你并且说，你不完全相信你的记忆力，因而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你有没有和周交换过这些记录？”尼赫鲁说：当时没有，“很久以后，我的确把记录摘要寄给他了。白皮书上发表了这个摘要。在当时，我没有寄给他。”他又说：“周恩来没有确认这些会谈的纪录。” 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其中写道：“你我曾于1954年在北京、1956年和1957年之交在印度讨论过印中边界、特别是东段的问题。正如你所知道，东段边界泛称为麦克马洪线。我不喜欢这种叫法，但为方便起见，我建议就这样叫它吧！当我同你谈这个问题时，我以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就边界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确切位于何处达成协议。” 1959年11月4日，印度外交部就中印边界问题发给中国驻印大使馆一封照会，其中讲道：“正如过去提请中国政府注意的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亲自对印度总理说过，中国政府准备接受被称为麦克马洪线的印度东北边界。” 与印度官方的立场几乎完全相同，印度的一些学者也一直在呼吁：在“承认”“麦克马洪线”问题上，“中国人不要反悔！” 对于印方这样对中方关于“麦克马洪线”问题之基本立场的“误解”和歪曲，中方当然不能承认和接受。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在对尼赫鲁1958年12月14日来信的复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过去我曾经同阁下，也曾经同吴努总理谈过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再谈一谈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你所知，'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很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我曾经告诉过你，它从未为中国中央政府承认。当时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虽然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但是西藏地方当局对这条片面划定的界线实际上是不满的，他们的这种不满，我也正式地告诉过你。当然，也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令人鼓舞的重大变化：这条线所关系到的印度、缅甸已经相继独立，成为同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由于以上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这都是我几次向你谈过了的。 但是我们相信，基于中印友好关系，对这段边界总可以找到友好解决的办法。”(47)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在对尼赫鲁1959年3月22日来信的复信中，就此问题又专门进行了澄清：“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鉴于阁下在最近给我的两次来信中，对于我过去曾经向阁下说明的这一点，显然有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清楚地作以上的说明。” 1959年9月13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八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说明时指出：“中国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以前维持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中国的军队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1956年底周恩来总理曾经明确地向尼赫鲁总理说明了这一点。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尼赫鲁总理把周总理的话解释为中国已经承认或者准备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且据此指责中国现在改变了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引起了彼此的不信任感。” 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就中印边界问题发给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一封照会，明确指出：“使中国政府感觉意外的是，印度政府一再宣称中国政府早先是同意边界已定和接受了印度政府对边界的主张的，只是到了最近才改变了立场。……为此，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中国政府认为边界未定、有待两国谈判解决的态度是一贯的。印度政府指责中国政府改变立场是不符合事实的。……印度政府还提到两国总理1956年底在印度的会谈，认为当时周恩来总理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谈话，意味着中国政府承认这条线。事实是，周恩来总理在提到所谓麦克马洪线的时候说，这条界线是非法的，是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所承认的。他同时说明，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到两国的友好，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并且表示希望以后能找出解决东段边界的适当办法。周恩来总理的这段申述，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中国政府对于这条线的承认。” 以上就是一度被印方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尼赫鲁'受骗’事件”的来龙去脉。对此，中国长期处理对印度事务的资深外交官、学者杨公素评论说：“1956年的一次谈话，尼赫鲁认为周恩来已承认了'麦线’，在1959年西藏叛乱分子闹事失败后，尼赫鲁丢失了控制西藏的可能，他就在边界问题上压中国，想把他记录的这篇谈话公开出来，逼中国承认'麦线’。经中国复照一澄清，他就大为恼火，在议会中声称他受了中国的欺骗。他这种说法在1962年煽动的中印边境武装入侵失败后，更为印度议会(人民院)所接受，一时掀起反华的浪潮。” 解决纷争 中国成立后，内战所造成与遗留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随后朝鲜战争打响，边界争端的处理也未着手。一部分败退到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李弥残部（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参阅本账号前期文章《西南边境上的“移民”讲着中国话，为何最后成为真正的“遗民”？》）于1951年开始反攻共和国，后于1952年被击溃，并追击进入“ 1941年线"以西地区，当时缅甸军队尚未到达该地区。 1955年底，中缅双方的前哨部队在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发生一次武装冲突，缅甸军队趁机占领了中缅北段边界的部分地区，史称 “黄果园事件"。至此，中缅边界纠纷才再一次被提上日程。 1960年4月，周恩来应缅甸政府前总理奈温的邀请访问缅甸。双方于4 月19日发表的中缅联合公报，签订了重大意义的“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与“中缅两国边界问题协定”。5月 28日，缅甸国会批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与 “边界协定”。1960年10月1日缅甸总理吴努和奈温将军应邀访华，两国正式缔结《中缅边界条约》。 其中《中缅边界条约》第二条称，“鉴于中缅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双方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盂卯三角地（南坎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权关系’，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中国方面把这个地区（面积约220平方公里，85平方英里）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份。”新中国主动放弃殖民帝国通过不平等条约遗留下来的“非正义领土”的正当权力，把它交给缅甸。 对于发生“班洪事件”的阿佤山区，北京虽不承认“1941年线”的合法性，但在实际划界的时候却以这条线为准，同时处理边界时也是以此为基础，中国收回了班洪、班老的几个部落。此外，中缅互换了几个村寨，交换面积大抵一致。 1960年的中缅条约签署之后，北区与南区两大区域完全丧失。北区常被称为“江心坡”， 1926年被英国派兵强行占领；南区也就是时至今日还有武装冲突的果敢，被1897年不平等条约割予英国。三小区域在法理上全属中国的情况之下，还是失去最重要的南坎。也就是说，中国在中缅边境，失去的上百个香港的领土。中缅之间1909平方公里的争议面积，中国最后只得到18％的争议领土。 表面上看中缅边界条款对于缅甸有利，然而新中国需要向当时的国际社会表明的是，对于周边邻国并不存在领土野心。中国政府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边界的划定；中国能够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中缅边界划分为中国与周边邻国解决边境纠纷树立了良好的示范。此后，中国又相继与尼泊尔、朝鲜、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营造了和平的外部环境。这才使得中国在20多年后能够腾出手来搞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解决民生问题，最终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中缅边界谈判开始以前，两国边界线的实际状态是：第一段自中印缅三国交界点至尖高山为未定界；第二段自尖高山至南丁河(现为南定河)为已定界，其中，南畹河和瑞丽江汇流处的勐卯三角地区为缅甸“永租”地；第三段自南丁河至南板江(现为南卡江)为“一九四一年线”；第四段南板江至中缅老三国交界处为已定界。 1957年7月9日，“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地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就是一九一一年初英国对片马地区的武装侵占……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我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的划定，向缅甸政府提出以下的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 1956年10月31日，“中央决定在中缅南段，承认'一九四一年线’，并将驻防在该线以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撤回到该线以东。”1957年7月，'一九四一年线’是英国强加于中国方面为中国人民所不满的一条界线。但是，考虑到中缅两国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除要求对这条线作某些调整以外，同意在佧佤地区基本上按照这条线定界。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调整是把一直同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 1960年签订的协议，也就基本按照这两个方案将北段和南段未定界进行了划分。 片马 勐卯三角地（英语：Meng-Mao triangular area），又称南碗指定区（Namwan Assigned Tract）、南碗三角地、南坎三角地。但是南坎这个小镇并不属于这个三角地。 1593年12月，明云南巡抚陈用宾在腾越州西南修建云南八关，其中天马关位于猛卯三角地区。早在中英议定边界之前，未经清朝政府同意，英国私自于天马关内修建了一条连接南坎和八莫的公路。1892至1893年间，驻英公使薛福成向英国交涉，要求索回天马关内公路地带。英国表示很为难：这条路对我很重要。交涉结果是1894年3月1日，薛福成与英国外交大臣罗斯伯里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明确这一地区为中国领土，但公路允许英国官员、商民行走，英国也获得了筑路、运兵的权利。“ 第二段之边界……循南碗河向西南方而行，下至该河转向东南处，约在北纬二十三度五十五分，其线由此往南，稍向西，至南莫江以南，盖归英国。循南莫江而行，至南莫江分开处，约在北纬二十三度四十七分，溯南边一条之支江而行，至蛮秀南边高岭之脊，约在北纬二十三度四十五分；即循此脊岭而行，此岭脊系向东行，稍向北，至瑞丽江（即龙川江）与南莫江相会处，以蛮秀地方及天马关、欣隆、拱卯各村归中国；此数处在以上高岭之北首。即溯瑞丽江而上，至此江分流处……“ 勐卯三角地 南坎镇 阿佤山区 边界之城 缅甸，有四个重要地区与中国云南接壤，它们分别是克钦邦、果敢特区、佤邦、掸邦第四特区。四个邦都有各自的特点，瑞丽口岸对面主要是克钦邦产翡翠，四个邦中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是佤邦，果敢是最早独立成立特区的，第四特区最小但是地理位置特殊和中国关系也好。听说，缅北的四个地区的形成跟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部关系非常大，历史渊源也特别长久，在此就不一一说明。 腾冲市 与猴桥口岸接壤的是保山腾冲，面积 5845 平方公里，居住着汉、回、傣、佤、傈僳、阿昌等 25 种民族。全县辖 18 个乡镇， 2004 年末总人口为 61.6 万人。 腾冲北、西北与缅甸毗邻，与缅甸克钦邦山水相连，国境线长 148.075 公里。 腾冲自古就是西南边陲的重要通商口岸和边防重镇，“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就通过腾冲进入缅甸。历史上商贾云集、贸易繁荣，首开世界翡翠加工先河，是东南亚珠宝玉石集散地，被喻为“极边第一城”。 沿腾密公路，腾冲县城至境内黑泥塘山口中缅边界南4号桩，国内线长84.4公里，国外线经甘稗地、昔董赛罗、瓦宋、弯募至无钦邦首府密支那，国外线长142.6公里，腾密公路总长227公里。沿中印公路，由密支那至印度雷多，总长446公里。密支那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是中印公路的中间站，为仰光至密支那铁路的终点，伊洛瓦底江航运的起点，江面宽2公里，高有码头和客货轮船，有铁路和公路通往印度各大城市，是中国通往鳊洋陆路交通最近的一条路线。 现在，腾冲境内有国家一类口岸——猴桥，还有滇滩、自治、三岔河等 16 个口岸和通道。 思茅市 思茅市，4.5万平方公里，有十个县（市），有人口248.03万人，下辖的澜沧县、孟连县、西盟县分别同缅甸接壤。除陆地相连外，还有澜沧江、李仙江、南卡江三条水路通往国外。澜沦江出境后称湄公河，通往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李仙江出境后称黑水河可达越南莱州，直至河内。南卡江则通往缅甸。 澜沧县地处西南边陲，国境线长80.563千米。有28个民族。孟连县中缅南卡江界河畔的勐阿镇、中缅南段200号界桩处的芒信乡是边境贸易的重要通道，孟连已列为省级开放口岸。与缅甸掸邦第二特区邦康口岸对接，国境线长133.399公里。县城经芒信通道至缅甸大其力360公里,到泰国清莱府415公里,或由景栋本行到仰光1347公里，县城经勐啊通道至缅甸曼德勒586公里。 西盟县位于云南省西部，是一个以佤族为主，有拉祜族、傣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民族自治县。它与缅甸相邻，是中国仅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全县人口约8万多人，佤族占72%以上。 西双版纳州 西双版纳州位于中国云南省南端，与老挝、缅甸山水相连，与泰国、越南近邻，土地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国境线长966公里。西双版纳既是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和基地，也是云南对外开放的窗口。 西双版纳辖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和11个国营农场，总人口近84万人。南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 112.39 公里。总面积 6959 平方公里。 景洪市是以傣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市，辖区总人口近40万人，市内世居民族有傣、汉、哈伲、基诺、拉祜、彝、布朗、瑶、佤等 13 个民族。占总人口的 67.27% 。 勐腊县中缅线长63公里，5镇8乡，全县总人口近18万人，勐腊口岸西部与缅甸隔江相望，63公里，有5条公路通达边境口岸到打其力。 勐海县中缅国境线长146.58公里，12个乡镇，总人口30万人。勐海县打洛口岸西和南与缅甸掸邦第四特区首府景栋距离86公里，距金三角186公里。 临沧市 临沧市辖1区7县，即临翔区、凤庆县、云县、永德县、镇康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市所在地为临翔区，临翔区距省会昆明598公里。 西至西南与缅甸交界，国境线长达290.79公里有耿马孟定、镇康南伞、沧源3个国家二类口岸，有17条边贸通道及诸多的边民互市点。 沧源口岸是全国仅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是国家二类口岸，区含芒卡和永和贸易区。与缅甸掸邦第二特区南登口岸对接，国境线长太147.083公里。芒卡贸易区距缅甸佤邦南登特区4.07公里。永各贸易区距缅甸佤邦绍帕区3公里。 南伞口岸镇康位于云南西南部，西与缅甸掸邦特区果敢县陆路相通，为西南古丝绸之路支道，今为对外开放的内陆窗口，是云南通往缅甸乃至东南亚各国的重要通道。沿边区位特色突出 镇康县境内有3乡12村与缅甸山水相连，共有6个边民互市点；是中国通往东盟各国的前沿和“桥头堡”，从南伞口岸到缅甸掸邦第一经济特区老街市9公里，两县市政建设基本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境旅游城市，至缅甸重镇腊戌197公里，至缅甸古城曼德勒484公里，至缅甸首府仰光1142公里。 孟定口岸与缅甸边境重镇滚弄、户板、果敢相连，国境线长47.35公里，是云南进入缅甸腹地便捷的陆上通道。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与缅甸相连，国境线长47.35公里，从边境清水河到缅北重镇户板，滚弄分别为15公里和24公里，到缅北重要商品集散地腊戌161公里，到缅甸首府仰光1162公里，是云南通往缅甸的重要门户和陆上捷径，全县辖有11个乡（镇）、1个华侨农场和孟定、勐撒两个国营农场。全县总人口25.28万人，有汉、傣、佤、拉祜、彝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1%。1990年，孟定镇被批准为国家二级开放口岸，口岸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边境贸易飞速发展，被誉为“黄金口岸”。 德宏州 德宏州南、西和西北与缅甸联邦接壤，国境线长达503.8公里，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出口，境内有九条公路与缅甸北部城镇相通，有瑞丽、畹町两个国家级一类口岸；盈江、章凤两个国家级二类口岸。 瑞丽市地处云南省西南部中缅边境，其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依，形成了“一个坝子，两个国家，三省（邦）交汇（中国的云南省，缅甸的禅邦、克钦邦），四座城市”（即中国的瑞丽市和缅甸的木姐市、南坎市、九谷市）以及“一寨两国”的独特自然景观。瑞丽国境线长169.8公里，是云南省边境线上界碑和渡口最密集的地段。 有瑞丽、畹町2个国家一类口岸。全市总面积1020平方公里，辖6乡3镇4区2个农场，总人口11万人。姐告边境贸易区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城区东南方向4公里处，面积2.4平方公里，姐告边境贸易区西临瑞丽江，东南北三面与缅甸最大的边境口岸木姐市毗邻。中国的320国道经姐告出境与“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相连通，姐告是“中缅”、“中印”公路的交汇点，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最便捷的口岸。其地理位置特殊，具有得天独厚的口岸优势。姐告边境贸易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唯一实施“境内关外”特殊管理模式和特殊投资优惠政策的边贸特区，国家有关部门和姐告边境贸易区管委会根据特定区域，特殊政策的原则，实施特殊的投资贸易政策和管理方式，在区内实行特殊的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 盈江县地处云南西南部，现有人口26万人，主体民族有汉、傣、景颇、傈僳、德昂等民族。盈江口岸是省级二类口岸与缅甸克钦邦第二特区拉咱口岸对接，国境线长达214.6公里；距缅甸八莫150公里，距密支那180公里，距仰光1200公里，距印度雷多540公里，是通往印巴次大陆的黄金口岸通道之一。 陇川县地处德宏州西南部，西与缅甸毗邻，国境线长50.89千米，是云南省通向缅甸以及东南亚重要通道，也是缅甸政府特许的通道之一。县政府驻地章凤是省级二类口岸，距州府芒市141千米，距省府昆明925千米，距缅甸八莫县92千米。陇川是以景颇族、傣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县， 2003年，辖区总人口 17.01万人。章凤镇 位于陇川坝尾，是陇川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西北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16.3公里，总人口36344人。 怒江州 怒江州片马口岸是省级二类口岸。口岸位于泸水县片观镇人民政府所在地，中缅边界北段10号至25号界碑之间，与缅甸大田坝口岸对接，边界长64公里，距泸水县城96公里，距缅甸北部城市密支那224公里。口岸有三条公路通向国外，交通十分便利。该口岸是中缅边界北段10号至47号办碑638公里长的边界线唯一的一座口岸，成为中国滇藏两省、区通往南亚的一个重要通道。 花果之乡、黎明之城——芒市
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单字市，傣语为"黎明之城"， 德宏州府所在地，是一个以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僳僳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边境县市，民族风情浓厚，各种民族美食也应有尽有，被称之为“美食天堂”，芒市整个城市像一个大的植物园，街道以芒果、菠萝蜜、桂圆、坚果等等果木为主，因此也有花果之乡的美誉。它也是进入德宏州和缅甸的交通枢纽。
东方珠宝城、国家试验区——瑞丽 瑞丽，这个以风靡全国的杂志《瑞丽》同名的城市，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毗邻缅甸国家级口岸城市木姐。是中国唯一按照"境内关外"模式实行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是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国西南最大的内陆口岸。中缅贸易60%进出口业务是从瑞丽口岸进入的。 中缅边境名镇——畹町 畹町"系傣语，意为"太阳当顶"，所以人们喜欢把畹町叫做"太阳当顶的地方"。畹町人口二万多，市区仅五千多人，是全中国最小的城市之一，是云南的三个边境开放城市之一。最为出名的应该是畹町桥，这是中国西南之门户,320国道之终点,滇缅公路之锁钥，从这里前往缅甸边城南坎、九谷、木姐和腊戍。 瑞丽市西南约11公里，有一个世界少有的边境人文地理景观小寨--银井。有名的中缅边境71号界碑矗立寨中，国界线从该寨中央蜿蜒划过，是个典型的“一寨两国”边境地区。 这里还是“母系氏族”，生女孩就是生了“赚钱货”摆酒席大宴宾客；生男孩就是生了“赔钱货”脸上无光。女孩全部招女婿上门，结婚不离家。男子被招进门后先做三年苦力，其中一项就是上山砍柴，要砍够五年的柴。三年合格才能正式拜堂，否则就被赶出女方家。被赶出两次的男子基本就嫁不掉了。 瑞丽地势平缓开阔，无天然屏障，交通便捷，贸易兴隆，城市功能配套齐全，是中国大西南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金大门。瑞丽拥有两个国家级口岸（瑞丽、畹町口岸），两个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合作区（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畹町边境经济合作区）。2000年4月，国务院又批准设立姐告边境贸易区。是中国唯一按照“境内关外”模式实行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瑞丽是古代南方丝路的重要通道，是中缅两国贸易的中转站和集散地，也是发展国际陆路运输业的交通枢纽。 福贡县 隶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的怒江峡谷，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部。东与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交界，南与泸水市相连，西与缅甸接壤，北与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相邻。边境线长142.218公里。位于东经98°41′～99°02′，北纬26°28′～27°32′之间。南北最大纵距112公里，东西最大横距23公里。福贡县总面积2756.44平方公里。 盈江县 盈江地处云南西南部、德宏州西北部，是一个山川秀美、资源丰富，区位独特，开发潜力巨大、后发优势突出的边疆少数民族口岸县。国境线长２１４．６公里，自古以来有３３条通道通往缅甸。盈江县国土面积辽阔，民族众多，人口密度低。南北平面距离114公里，东西相距54公里，东北接腾冲，东南连梁河，南面同陇川毗连，西、西南和西北与缅甸联邦接壤。全县国土面积4429平方公里，占德宏州总面积的38.4%，县域内有面积超过4.5平方公里的平坝10个，其中，盈江坝面积为516.13平方公里，是云南省八大平坝之一。 傣家村寨 边境“美市” 中缅边境上的贸易产品 景颇风味，叶子包烧和竹筒烧肉 烤鱼 小老鼠，一个特别补的菜，它的名字叫三叫菜。 缅甸妇女在卖野猪肉，20多块一斤。 竹虫 青虫 黄草，石斛 土蜂蛹 蟋蟀 翡翠原石，价钱在几千到百万元，摆在地上卖。 毛淡棉 缅甸，曾经长期与世隔绝，近年来正打开国门，以全新的姿态面对世界。如同处女地一般的缅甸吸引了许多大国的目光，加之 缅甸地理位置重要，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印度的“东望”战略都把缅甸视为重要节点国家，日本也努力增加在缅甸的存在感。 英国诗人吉卜林经过毛淡棉时写下的短诗《去曼德勒的路上》无疑最负盛名，诗中写道：“去曼德勒的路上，有阳光、棕榈树和叮当作响的风铃……”就如同这首诗所描写的那样，西方视野中的缅甸也因此被定格成了一个充满东方浪漫情调的世外桃源。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缅甸独立也已60多年，风光却与吉卜林当年并无二致。阳光从椰子树间轻轻滑入宽阔的萨尔温江。粉红色的余晖中，袅娜的少女不时从身旁摇曳而过，头顶着一篮篮鲜艳的水果，重负之下，身姿却和她们的笑声一样轻盈。微风拂过金色的佛塔，塔顶的风铃沙沙作响，和远处沙弥稚嫩的诵经声汇聚在一起，平添出几分宗教的肃穆。一切宁静如昨，似乎这个地方早已被时间遗忘。 毛淡棉曾经无限繁华，它的兴与衰，也是整个近现代缅甸历史的缩影。毛淡棉地处缅甸南部的孟邦，位于萨尔温江的入海口，是天然的避风良港。英国人最初把它设为下缅甸的首府，在这里修建海港，发展贸易，渔村很快发展成了东南亚的商业重镇。整个殖民时期，毛淡棉都是缅甸造船业的中心和繁忙的商港，一边源源不断地把大米和柚木输往大英帝国的心脏，一边欣然地迎接着南来北往的各国商人。看着毛淡棉今天的城市景观，几乎无法想象出它当年繁荣的样子。 万塔之城蒲甘，正是传统缅甸的缩影 缅甸的蒲甘被称为“万塔之城”。自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当时的统治者在蒲甘附近的平原上大兴土木，建造佛寺佛塔。极盛时期的佛塔数量有数千座之多，保留至今的佛塔也超过2000多座。多年以来，缅甸在外界眼中的形象是神秘而又传统的，蒲甘就是传统缅甸的缩影。 仰光 闭关锁国多年以后，缅甸终于在近几年开启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外国公司疯狂地涌向缅甸，希望开发其富饶的自然资源，投资额成倍增长，经济大有腾飞之势。仰光毫无疑问则代表着新时期缅甸变革与发展的一面。2011年缅甸新政府上台以来，仰光日新月异，短短几年间已初具现代都市的风貌。新修的高楼大厦如热带雨季里的蘑菇，一夜之间就从路边冒了出来，疯狂地生长。市中心几幢殖民时期的老建筑曾在多年的日晒雨淋里变得有些残破，如今经过一番精心的粉刷，也重现起从前的庄重大气。市区里几条主要的道路铺上了沥青，立交桥也在腾空而起。路上的车越来越多，曾经在街上横冲直撞的破旧老爷车几乎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物美价廉的日本二手车。有趣的是，缅甸的交通规则和中国一样，都是靠右行车，但这些车直接从日本运来，未经改装，方向盘却清一色地在右边，按理说和这里的道路规则不相匹配，不过缅甸司机照样开得怡然自得，大概也算得上是世间奇景。据说缅甸交通部考虑到安全隐患，计划在未来禁止这类右舵车上路，但如今路上的日本二手车数量如此巨大，推行起来恐怕也绝非易事，不过这个法令倘若真的实行，倒是中国汽车大举进入缅甸市场的好机会。 中缅通道示意图 缅甸位于中国、南亚、东南亚的联结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最近通道。从经济性来讲，从中国通往印度的最佳通道也要经过缅甸。中国提出了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构想，以打造串起中国、缅甸、孟加拉、印度的经济繁荣带。 仰光市中心 密支那 在缅甸的大城市当中，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城市是密支那。 从中国通往密支那的公路 历史上，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滇缅公路也从密支那经 过。当时日本已经把中国东部的海上通道全部切断，中国要获得援外物资，唯一能够依赖的陆上通道就是中国经由缅甸到达印度的公路。 计划2015年前建成的铁路未建，一些缅甸沿线居民因环保、土地拆迁等问题反对，缅甸北部局势不稳定也是工程遇阻的重要因素，但更深层的根源来自于缅甸转型后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变化。 穿山越岭的油气大动脉，是工程建造的创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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