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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果然很有料》-194 【吾焉能使国富兵强】 做完这些，张居正依然有些迷茫。 在他当上首辅不久后，朋友吴旺湖发表议论：我辈原以为张公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察所言所行，不过是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 张居正一听，不禁哑然失笑：“旺湖过誉了，我哪能使国富兵强！” 明代中叶后，王阳明心学兴起，程朱理学正统地位发生一定动摇，两派争讼激烈，有以程朱非王学者，也有以王学攻程朱者，口舌之争纷纷扬扬。其中虽不乏经世致用之士，但也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以说大话、讲空话为时髦，鄙薄民生日用的迂夫子，明代人称之为“腐儒”。 吴旺湖是相当古板的传统士大夫，可称腐儒 。张居正为相后，倡言治国理政不外谋求富国和强兵两件大事。但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仁政才是帝王之道，在他们看来，只要高谈仁义道德，传布圣贤说教，让老百姓心悦诚服，就能安邦定国。 富国强兵是不值一提的事，这些人嘲讽张居正所行的改革不是王道，是霸道。富国强兵不过是聚财敛财的借口，见利忘义之举，吴旺湖因而对张居正的改革不屑一顾。 张居正并不是个谦虚的人，他的回话不是自谦，而是反讽，意思是如果我真的能做到富国强兵，那才是大好事。接着，他便引用孔子、周公和虞舜的语录反唇相讥：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虞舜教诲勿违农时，周公关心军队，“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
国富兵强有什么错？程颐、朱熹不过是宋人，你抬出这两位老夫子，我就请出虞舜、孔子、周公这几位圣人。祖师爷对祖师爷，看谁厉害？叫反对派无言以对。 从张居正这番反击可以看出，他非但对程朱理学嗤之以鼻，对阳明心学一样毫不感冒。 万历年间，明人空谈之风已经盛行。比起实际的东西，当时的人更看重的是虚无缥缈的思想，认为只要思想高尚了，做什么都不会错。以心学为例，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这帮士大夫却只谈心之力，只有知而没有行。 心学再好，终究是要干出来的。王阳明学以致用，以知行合一立下功勋。他们的心学研究局限于讲学，整天聚集在书院大搞辩论会、座谈会，凑在一起大放空炮，却不干实事。 张居正对于“王霸之辨”有着不同于世儒的理解。在他的思想体系里，空谈仁义是没有用的，整天讲学更是吃饱了撑的，只有多干实事，足食足兵才是王霸之道。 你们这帮人，都是学术不明，高谈阔论却脱离实际，其实是剽窃孔子的仁义思想（后世学术不明，髙谈无实，剽窃仁义）。我要国富民强，你们就说我“霸术”？ 这帮空谈的士大夫，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都不在我眼中。也罢，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霸术，什么才是国富兵强。 万历六年，张居正下令查封了第一批书院，当时共有六十四家书院关门；万历七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毁书院，严禁士人集会讲学。 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来指指点点，不光是朝廷上，地方上也不允许。 后世许多人认为张居正其实是法家思想，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要想跟他谈虚的，没得谈！ 然而现实并不像纸上谈兵那样轻松，要富国强兵谈何容易！ 张居正认为他还远远没有做到，对方的论调恰恰是抬高了自己。他所以能这样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是因为对改革有坚定的信念和系统的理论。 因为接下来，他要祭出的才是大招——经济改革。 【一条鞭法】 张居正的经济改革非常著名，著名到登上了历史课本，我们学习明代历史时总会看到“一条鞭法”这个名词，那便是张阁老的杰作了。 不过课本里把“一条鞭法”完全归功于张居正，其实是不怎么公平——一条鞭法最早的发明者和推行者都不是张江陵。早在成化年间，就有一些地方政府自行实施推广了一条鞭法。嘉靖十年（1530年），大学士桂萼也提出了一条鞭法，由张璁主导在许多地方进行试行。徐阶任内，南直隶也实行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由历朝许多人加以完善和试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实践。 那为什么要把一条鞭法归功于张居正呢？ 因为他推行得最彻底，最有成效。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一条鞭法到底是什么。它的内容很多，如果去翻历史书或论文，洋洋洒洒几万字能把人看晕。为了便于理解，我简单归纳一下它的精髓。 两千多年来，历代王朝的税制多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农民们最沉重的赋役主要有三种：土地税（田赋）、人头税（口赋，丁税）、徭役。此外，再加上其他各种五花八门，时多时少的附加税。 明代继承了这些税制，税收以实物的方式征收，包括本色（米、麦、粟等），折色（绢、布、丝、钞等）。交税时，政府只管收税不管运输，这就非常坑爹了，征收这些大米你得挑到县太爷的衙门口吧，挑不来怎么办呢？里甲派人征收，派人要额外的费用——这就叫加派。 县太爷还得往州里送，州里还得往府里送，府里送省里……这一层层送上去，要运费，要人力吧——加派。 这些加派实际上就是变种的徭役，明代的实物税本身不高，最可怕的就是徭役。 比方说，县太爷的衙门坏了，得修，派几个百姓去；县太爷出行，得有人抬轿子，派几个百姓去；城墙坏了，得有人修，老百姓去…官府有权力在老百姓中，按土地的大小派工派活，这个叫役。 这些还是最轻的活，古代没有建筑公司、物流公司、劳务公司，却要修建相当多的工程，有些还是超级工程，国家如何解决用工问题？ 答案还是徭役。 徭役范围极广，小至修缮市政工程、水利设施，大至修建皇宫道观、长城边墙，乃至战时非战时的运输，都会征发大量百姓用工，称为“民夫”。 这种征发是无偿的，干得好没奖金，干死了没抚恤，反正你们都是国家财产，给朝廷干点活是应该的。 明代徭役大致可分为三种，一为里甲役，即一里的事务；二为均徭，即官府经常性的差役；三为杂泛，为临时派遣的一切差役。 这三种徭役具有不排它性，不是说你今年挑一种就完事了，很可能是三者兼得。男子要从十六岁（成丁）干起，干到六十岁才能退休（免役）。原则是配户当差，以户供丁，父死子继，役皆永充。 只要你家还有男人，就得服徭役。你说地里忙不开，不去行不行？给钱就行——加派。 这个差役才是古代最可怕的东西，劳动人民被强迫从事无偿劳动，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伤害。许多人民想方设法逃籍，就是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精髓有两条： 一、把徭役和杂七杂八的各类税收，摊到土地税和人头税里合并征收。官府只管查人头和土地，谁家人头多、土地多就多交税，反之则少交税。 二、除苏、松、杭、嘉、湖地区供应京师宫廷的漕粮以外，其余地区的赋役，一概折算白银，解运方式上由民运民解改为官运官解。 以往各项科目征收时间不一，还有繁重的劳役，大家全年都要应付，农民要交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产品，还要负责物流和损耗。 现在都不用了，改为统一征收期限，统一征收管理。以后不收东西了，也不要你干活，统一改为收钱。国家把钱收上来，需要什么东西自己去采购；有什么劳役，雇人去干。 总的来说，一条鞭法是合并各类征收或解运方式。合并的特点是：合并编派、合并征收、用银缴纳、改变解运制度。 用现代的税制来理解，一条鞭法可以理解为 部分取消人头税，分摊到田赋里，是征收财产税的一种改革。到了清代雍正时期，干脆把丁税也摊入田税内征收，即所谓摊丁入亩是也。 课本上说——“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确实是没错的。 需要说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立场是中央政府，出发点是富国强兵，为了将收税、征劳役化繁为简，并不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 不过在客观上，由于改为统一征收、统一管理， 确实大大简化了行政流程，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上下官吏能插手的环节大为减少。同时，一条鞭法改革了劳役，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起到了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一条鞭法算得上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从成化到嘉靖年间，都有官员意识到有必要改革税制，为何迟至张居正才全面铺开呢？ 不是他们不想，两方面原因。 一是没钱。 这个没钱，意思是没有可流通的货币，没有可以支撑的货币体系。 大明自开国以来就缺少足够的流通货币，大明宝钞早已破产。在流通领域不要说白银，铜钱都根本不够。老百姓都玩起以物易物了，你拿什么去收货币税？ 还是隆庆开海为明朝带来了海外巨量白银输入，白银货币体系得以确定，这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得以推行的一个时代背景。 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这里面也离不开隆庆开海，海外巨量白银的输入，让白银货币化，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二是若要征收财产税，你得先明确可以用来征收的人口和财产有多少吧。古代以土地为计量标准，这就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和人口。 这个问题非常头疼，杨廷和、张璁、夏言、高拱都干过，都干得不彻底，因为阻力太大。手握最多田地的是那些王爷、高官、土豪、地主，他们手里集中了大量土地，还有各种办法漏报瞒报，隐匿财产，导致国家税收锐减。 比方说徐阶吧，他家在松江府占了几十万亩土地，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敢说。一方面，不是徐阶一人如此，侵占田地的官儿多了去了。举报徐阶，不就等于举报自己？另一方面，首辅的身份摆在那，就问你怎么查，谁敢查？ 另外，由于大批流民的存在，里甲制、户籍制早已形同虚设。太祖高皇帝制定的“赋役黄册”已成一纸空文，想靠鱼鳞皇册来统计人口数量，不靠谱。 张居正想要改变这个局面，他真正需要干的事，是清丈全国土地，找出隐匿的土地和人口，确定税基。 又回到了考成法，这就是张居正的武器。手握考成法， 张居正不怕地方官不作为。在首辅大人的严厉督办下，清丈工作得以在全国艰难推行。万历六年，张居正主导的清丈田亩工作率先在福建进行，他委任的是老乡兼好友，福建巡抚耿定向。耿定向不负所托，于万历八年基本完成福建清丈工作，卓有成效。 必然中的必然，张居正的强力改革会遭遇阻力。 这是要扒大家的皮啊，各地官员、权贵、豪强纷纷坐不住了，弹劾的声音如狂浪般袭来。 这些张居正见得多了，起初他并不在意，直到一封来自辽东的弹劾奏章，让张居正心生失望。 奏章出自辽东巡抚刘台之手，刘台，张居正的学生，他在奏疏中攻击老师坏祖宗之法，威福自己，目无朝廷，手举考成大棒，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
张居正捧着奏章的手在颤抖， 大明两百多年历史，学生公然弹劾老师，这是破天荒头一遭。古代的师生情，不像今天铁打的老师流水的学生，那时的师生都是终身关联，相互照顾提携的关系。 一个好的老师，说他相当于父亲都不为过。就算老师有不是，学生也不能背叛老师，就连严嵩那般做派，胡宗宪都不肯当人面说他坏话。这位刘台却 口口声声声称老师对他恩情深重（臣受居正恩亦厚矣），一边大义凌然地要求将老师查办。 张居正又怎能接受如此现实，他先是愤怒，怒完就哭了，哭着去找万历请辞。您想，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哭着跑出办公室，那是得多委屈啊？ 万历时年十四岁，着实被梨花带雨的张先生吓了一跳，急忙去问他妈李太后。李太后态度很坚决，说张先生绝对不能走。母子俩对张居正百般挽留，他们清楚，此时变法已到最关键的时候，张先生一撂挑子，这事没人敢接，也没人敢做。 那刘台怎么办？不好意思，只能凉拌了。 万历下旨，刘台杖责一百，发配充军，还是张居正顾念师生之情为刘台求情，最终刘台被贬为庶民，永不录用。 皇上用强力行动挽回了张先生的颜面，刘台被罚，变法总算得以顺利推行下去， 即便如此，将一条鞭法推向全国也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清丈田地同步进行的。 万历四年，张居正开始在家乡湖广试行一条鞭法，然后一个省一个省的逐步扩大范围。在推广过程中，他也允许当地官员根据自己辖区情况，制定各自的实施细则。 直到万历九年，清丈田地基本结束，一条鞭法才差不多在全国铺开。 清丈田地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一条鞭法更是触动了无数人的蛋糕，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官僚地主，核心利益受到触动，引来反弹是理所当然的事。 仅万历九年，就有松江知府阎邦宁、汝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熊、徽州府掌印官李好问等等一批高级官员，不是清丈田粮迟缓，便是对一条鞭法的推广抱有抵触情绪。 张居正听说，只是吩咐按《考成法》来办，该停俸停俸，该记过记过（戴罪管事），谁说话也不管用。再不行，撸掉他们也在所不惜。 惩办官员还容易理解一点，毕竟张江陵以首辅之尊，没有官员能当其锋芒。对于另一类人，张居正也是毫不留情，一些勋贵或宗室试图阻挠，一样遭到惩办，不是被革禄米就是革去封号，废为庶人。 总之，谁来也不为所动，谁说话也不给面子，一切看K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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