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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阴雨天气，恰逢遇上一个上好的大晴天，西迁后代在马衡老师的精心组织下，参观了浙江大学的创始之地，“求是书院”。以及当年与老浙大息息相关的几个文化旧址。
团长王宽福老师对每个旧址，作了详尽生动的介绍，大家若有所思，在此，特将所介绍的部分内容归纳如下： 一、仁爱医院教堂 1928年，法国天主教仁爱会修女郝格勒，倾其所有家产，在杭州刀茅巷建起数栋红楼，取名“仁爱医院”，即现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前身。当时的医院是典型的教会医院，医生、护士多为天主教徒。医院紧靠庆春门至艮山门之间的古城墙（现为环城东路），附近遍布竹林、桑园、水塘，闹中取静，是休养生息的极好去处。
“仁爱医院教堂”是当时教会医院的标志性建筑，这里是神父、修女、教徒们灵魂的居所，他们参与主日弥撒、勤领圣事、阅读圣经、天天祈祷。 所有红楼的建材，大多来自澳大利亚和欧洲，红色的砖墙、彩绘的玻璃窗、尖顶的桃形拱门、袒露的罗马亭柱，每一处都风格鲜明而考究，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以及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予以保护。 30年代的仁爱医院，有男、女病房各一幢、X光楼一幢、修女楼房一幢、免费病室一幢（专门收治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穷人）、施诊所楼房一幢、医师住宅12间，同时建有学前班、海星小学（杭州市刀茅巷小学的前身）、仁爱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后为杭州护士学校）各一所，这在当时也算是不小的规模了。 浙江大学自抗战胜利回迁大学路校区时，在与仁爱医院同为一路的刀茅巷，建了一定数量的教师宿舍，同时为了纪念浙大西迁时的栖息之地，特取名为“建德村”、“泰和村”。当年有众多浙大的名流教师入住这二个村。而仁爱医院即成了这二个村，以及一路之隔的浙大师生求医问药的极好去处；再则，早年这些教授们的子女，也就近选择了“仁爱会”创办的海星小学就读，就此，浙大与“仁爱医院”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也使得曾经就读于“海星小学”的浙大子女，对“仁爱医院”烙下了一份挥之不去的情结。 二、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 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旧址位于上城区大学路102号。与当年的国立浙江大学紧紧相挨。浙江图书馆前身为浙江藏书楼，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宣统元年（1909）扩建为浙江图书馆，大学路馆舍为当时的总馆。而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已被粉刷一新的“浙江图书馆”，建于1928年，是受浙江省军政府都督汤寿潜遗嘱捐资建造的。 关于这笔遗捐，还另有一番故事，那是在1914年，袁世凯政府为了获取人心，决定给汤寿潜一笔20万银元的补偿，作为他担任浙路总理四年多的未支薪俸。据说，当年汤家上下都不愿接受这笔钱。然而，汤的女婿、浙大校友马一浮，代为收下了这笔钱。他建议岳父等待更好的时机，将这些钱用于为人民谋福利。而汤寿潜则在临终前将这一巨款如数捐出，建造具有公共事业性质的图书馆，并择定前武备学堂操场为馆址，民国17年（1928）2月图书馆动工建造，民国20年（1931）3月竣工，次年9月正式开放使用。 大楼动工之时，由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奠基、落成后教育总长蔡元培题写馆名，鲁迅同乡好友、著名诗人刘大白撰写了落成记。
图书馆的整个建筑，由浙江大学全程参与，而国立艺专的刘既漂则为主要设计师，这座雄伟高大、气势恢宏，有着西方古典风格的建筑，它的立面，采用西洋古典横三段处理，中间十六根陶立克巨柱把建筑立面分割成15间。大门正中檐下，为蔡元培先生所题“浙江图书馆”匾。图书馆从落成那一刻起，就被誉为“杭州最美”建筑之一。
图书馆建成后，与浙江大学共管共用，从而，一墙之隔的浙大师生，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和阅读者。从浙大校歌歌词撰写者、马一孚先生劝时任浙江都督的岳父汤寿潜，留下了袁世凯赠与的20万银元起始；到浙大校长蒋梦麟主持图书馆开工奠基仪式；直到抗战期间浙江图书馆西迁《四库全书》，途中因经费及人力困难等问题，时任馆长陈训慈先生首先求助于浙大校长竺可桢，这一系列事件，都说明了浙大与浙江图书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图书馆李华英主任，专程赶来对“西迁后代”进行了接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同时对浙江图书馆的基本情况，以及图书馆作为一种为大众服务的公共事业，在今后的发展及全方位开放等问题，作了详尽的介绍。
聚会也请到了当年《四库全书》西迁全程参与者，毛春翔先生的儿子毛念诚。他简述了当年父亲在保护《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一路运输的不易，水路、陆路，以及如何躲避日冠的轰炸等一系列艰难险阻，并在之后八年的保管过程中的各种精心维护，直至最后安全重运杭州，现存放于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丛书，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保护和传承、国际交流、影响，以及教育和启迪国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力的巨著。在战火纷争的年代，就有着这样一些无名英雄，在默默地奉献与护卫着它，以至在战争结束，才有可能得以较完整、无损的面目，为国人所展示。 三、风雨茅庐 走出图书馆大门的左侧，大学路场官弄63号，有一处中式花园平房别墅，门口有一块黑底蓝字大匾：“风雨茅庐”，那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抗日英烈郁达夫在杭州的旧居。 郁达夫是富阳人，但一直对杭州有着独特的情愫，曾有诗：“儿时曾作杭州梦，初到杭州似梦中。笑把金樽邀落日，绿杨城郊正春风。”杭州，从此也成了郁达夫实现自己梦想的地方。同时也真切地记录了郁达夫与他心爱之人，当年“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的一段热烈、缠绵而曲折不幸的爱情故事。 郁达夫曾在文中这样写“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按此要求，郁达夫在杭州毗邻浙江图书馆仅50米的小山坡边，买了一块地皮，这里一是幽静，二是为了更贴近、方便于读书与学习，于此，从设计到施工，“风雨茅庐”几乎都是按照这些要求而做。但更确切地说，茅庐也是郁达夫为了建筑与王映霞的爱巢而专心谋划的。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座爱的小巢，之后成了被历史所关注的“风雨”之作。
1935年7月，郁达夫倾其所有家财，建好了“风雨茅庐”，并把家搬入居住，在这里寄托了郁达夫在乱世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他在这座爱的茅庐里仅仅生活了二年，这二年中，他一头扎进了爱情的甜蜜与书香的浓郁中。曾经，他这样写道：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这确实也是郁达夫对自己人生最真实的写照。 不可否认，郁达夫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性格上放荡不羁爱自由。时间久了，他厌恨王映霞处处管制他，既阻拦他饮酒又不叫他抽烟。 而风韵犹存的少妇王映霞，更是吸引了当时众多的社会名流，这其中有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军统局长戴笠。 以上原因都成了之后郁王婚变的导火线，这点王映霞也是承认的：“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做难人，导致和郁的不断争吵，以至出走，最后离开。” 1937年，抗战爆发，郁达夫以笔为戎，以文聚力，以唤醒民众。并辗转印尼、新加坡等地办报，宣传抗日，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那座曾经为他遮风挡雨过的小小茅庐，直至壮烈献身。 1940年，王映霞卖掉了这座喜忧参半的“风雨茅庐”，离开了这一曾经爱恨交织的伤心之地！ “茅庐”现已列为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因内部修缮，不对外开放，但王团长娓娓动听的叙说，仍然让听闻者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变幻莫测的风雨年代。 四、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是我们这次寻访的最后一亇站点，但它却是浙江大学源起之处。 1896年，在“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年，杭州知府林启认为，杭州已有的书院“只空谈义理，溺志词章”，不适应革新和建设的需要，主张振兴实学，创办新学，培养人才，并提出筹建求是书院的建议。经浙江巡抚廖寿丰奏报清廷批准，求是书院于1897年5月21日正式开学。
林启将座落在庆春门外的一个废弃庙宇普慈寺，改建为求是书院最早的学习场地，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发展。 求是书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高等学府之一，是浙江省第一所新式高等学府，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书院以“振兴中华，御侮图强”为办学方针，注重实学，反对科举，在教授数、理、化等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国文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强意识，造就出了浙江第一批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人才，如邵飘萍、陈独秀、许寿裳等。 1898年，求是书院第一批4位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因此，求是书院被后世誉为“开了中国官费留日风气之先”。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求是书院学生蒋百里等人组织励志社，发表文章抨击时政，遭致清廷追捕。书院以派往日本留学的方式保护了这批学生。1898年至1902年，求是书院资送何燏时、许寿裳、蒋百里、钱钧夫等32人赴日留学。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求是书院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不断新生的过程。从最初的求是书院到浙江求是大学堂，之后又易名为浙江高等学堂，直至1928年，在停学十余年之后，国民政府又将其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然而，改变的只是称谓，不变的是师生们共同形成的“惟求其是、不计利害”的“求是”学风。求是书院源远流长，延至到今日的浙江大学，“求是”精神，已然成为浙江大学师生们的精神瑰宝。
关于“求是书院”，因浙大师生及后代们均已极为熟识，故王团长未作过多的赘述。到是曾经在浙大旧址上就读中医学的吴江新先生，谈到一个新鲜知识。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浙江中医学院曾在老浙大旧址上办学。“求是书院”的几座翘屋顶老旧大殿，是中医学院的学生食堂，每天进入大殿用餐，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这里是“求是书院”的旧址，更没有人去关心爰护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医学院为提升校园建筑，改造老、旧、小项目，“书院”旧址被列入拆除改造项目。当77、78届的学生会知道了这一消息，立即联系了杭州市文保单位，杭州市派员调查落实，终以“文物”为依据，而予以保护，时至今日已被列为“全国文保”。 当年的学生会干部能有这样的文物保护意识，实为让人感慨，感慨之余，作为浙江大学是否应该感谢中医学院的学生会，若不是他们的尽力保护，浙江大学唯一留存的文脉遗迹，就荡然无存了，这将为浙江大学浓墨重彩的历史轨迹，留下深深的遗憾！ 五、聚餐 中午的聚餐安排在“新周记”餐馆。
每次聚会都会有一次聚餐，其目的一是交流互通，二是深入探讨，三是加深感情。大家都在为弘扬浙大“求是”精神，而试图作出一些有益的努力。每逢这种场合，王团长都会发表一番寓意深长的讲话，介绍新朋友，并把他们父辈在西迁及之后的工作，作一简明扼要地介绍，拈手即来，如数家珍，简直就是浙大西迁的一本鲜活字典。 几次聚餐的费用支出，各有特色，首次聚会的全部费用均由贵州湄潭县政府承担；期间也有王团长出书后所得的余款支付；但更多的方法是目前最为通行的AA制；而这次极为意外，西迁后代林宪律师为本次聚餐全款买了单。
林宪是杭州著名的经济律师。父亲林新民，1942年浙大西迁贵州时，在遵义就读于电机系，1946年毕业留校，同时加入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参与组织并领导了影响全国的学生运动，“于子三运动”。1949年5月随军南下，参与接管杭州，任杭州市军管会成员；解放后历任之江大学党支部书记；浙江大学工会主席；浙江大学自动化专业筹备组副组长；浙大化工系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等职，1984年3月离休。 柔和淡雅的灯光下，聚餐散发着温暖和谐的气息。新朋老友相聚，情意绵绵。更有“罗苑群”群友李园园的美酒作伴，心随意通，杯酒相敬，此时此刻，岁月静好、友谊长存！
再次感谢马衡老师的精心策划组织。 2024年5月2日写于华家池 2024年5月9日成稿 《求是村——我的第一村》76期 订阅号：求是村网上家园 洪保平 孙家鸣 全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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