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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说一点题外话：“我写党史一是出于爱好，二是想从党史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对于后者，我想很多读者应该都能感受得到。我自己有很清晰地认识，写党史这两年是我心智成长最快的两年。读史真的可以明智，关键就看你是怎么读，以什么角度读，尤其是读党史。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相伴，特别要感谢各位对我的包容和教诲。在这个娱乐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希望我们都能不忘初心躬行实践，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王明是1937年11月底，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任务回国的。这期间，因为王明的言论和观点披着一张“斯大林指示”的皮，让他得以在十二月会议、三月会议上呼风唤雨，无限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就连教员都束手无策，被他压制住了。1938年3月任弼时背负重任前往莫斯科，1938年8月，旧伤未愈的王稼祥从莫斯科艰难返回延安，这一次他也从共产国际带回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也将成为9月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基石。教员说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全会，这个赞誉我认为一点都不夸张，甚至十分贴切。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那六届六中全会就是最后的落锤，起到了最后决定之作用。遵义会议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恢复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部分军事领导权，而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认可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随后的延安整风又贯彻深入了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简而言之，这些会议都见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建立巩固领导地位的历程。 
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变化对我党，甚至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来说，会如此重要呢？这个问题看似很好回答，因为毛泽东带领我们赢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但细细一想，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回答，如果单说毛泽东的军事能力强、政治能力强、战略能力强，并不能完美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毛泽东再厉害，也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就建立了新中国，开国这些元勋们，各个都是狠人，更别说开国五大书记，哪个能力差？就没有一个是简单人物，能力都高的离谱。但为何唯独毛泽东如此出众，如此特殊，特殊到就连个人的领导地位变化，都事关国家命运走向呢？毛泽东一定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一定是最关键的要素，要是没有这个要素，就算组织里有能力的人再多 ，也发挥不出作用，也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承认王明是教条主义者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王明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造诣，是很高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何历史上这么多熟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却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道而驰，阻碍了革命，犯下了这么多教条主义错误呢？1938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三月会议上，因为王明在长江局胡作分为，有明显与延安对抗的倾向，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执行造成了严重阻碍。教员就想在这次会议上，将王明留在延安，并明确提出：“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让他回到长江局，以此断了王明搅动风雨的路径，结果为这件事表决时，大多数人都支持王明回到长江局，教员的意见竟意外落空了。三月会议后，王明变本加厉，开始拉拢在延安的常委，妄想通过常委人数压过延安，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但陈云等人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劝王明要回到延安与毛主席一起工作。可以说，因为王明披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皮，教员对他束手无策，只能暂时采取防守态势。这个时候，教员在三月会议上下的暗棋，让任弼时去莫斯科替代王稼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高招，发挥了重要作用。任弼时到了莫斯科之后，手写了一万五千字的报告，详细将王明回国之后的种种言行做了汇报，以及中国抗日形势和中共抗日政策和取得成果的汇报。而此前，王稼祥也有一番汇报，更早之前，在遵义会议之后，陈云也将红军长征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任、王、陈这三个人发挥了大作用）
因为这三个人都做了如实的汇报，故此 ，共产国际对教员的印象一直都挺不错，比较看好教员当中共的领袖，也承认教员是在中国革命中崛起的领导人。教员等人在三月会议安排任弼时去共产国际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揭破王明，期望能从莫斯科带回尚方宝剑，将穿黄马褂的王明，一剑砍掉。任弼时是去请尚方宝剑的，而王稼祥则是那个将宝剑带回的使者。这把宝剑明面上是针对王明的，而实际上教员却“意在沛公”。要想搞明白，这个”沛公“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斩掉这个“沛公”，就不得不先把六大以来我党的历史做一个简要回顾。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了延安，他也带回了教员最需要的东西。
王稼祥回来后，先是跟教员等人通了气，明确了这次的成果，这样教员等人就有底气了。六届六中全会能召开可真是不容易，老一辈共产党人回忆起六大和六届的几次全会，无不唏嘘不已，都是血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共六大都不是在中国召开的，而是在莫斯科召开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短短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1927年5月，因为事态紧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其中有两条是这样说的“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结果这份指示也被汪精卫看到了，国民党高层一致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原本老蒋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跟在武汉的汪精卫政权打擂台，结果这两帮人看了指示后，都决定先一致对外，先清党。5月21日，原本亲共的汪精卫政权其下属的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大肆捕杀长沙的革命群众和党员。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的共产党人于1927年8月1日，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正式摊牌。是为八一南昌起义。到了1928年6月份，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而当时共产国际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先后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五大。当时，中共也将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开会，考虑到，既然去莫斯科开会的人这么多，而国内也没有安全的地方开会，不如就将中共六大也放在莫斯科。因而，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召开，向忠发当选常委会主席。此后立三路线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在全国各地猛烈发动暴动，因为没能看清形势，方法粗暴，形式单一，导致很多很多人都牺牲了。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在中心城市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相继失败，“左”倾冒险错误受到共产国际批评和指责，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等错误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个时候教员和朱老总在井冈山会师后，已经打响了朱毛红军的名号，中央苏区也搞得有声有色。但六届三中全会并没能完全对“左”倾冒险错误进行清算，后面又出现了一些错误，瞿秋白和周恩来也被扣上了“调和主义”错误的帽子。而王明就是在这期间抓住了机会，通过背刺李立三，攻击瞿秋白和周恩来，跟自己的老师米夫通信，不断打小报告，成功捞取了一大波政治资本。六届三中全会过后，共产国际看中国这边的情况不对头。1931年初，决定派米夫去上海组织召开六界四中全会，要将中共领导人都捋一遍，扶持听从共产国际的人上台，此后大权落入留苏派手中。王明在这次大会上，可谓是风光无限，批评这个，惩办那个，最后在米夫的扶持下，年纪轻轻的王明成功进入领导层。随后王明大搞派系斗争，往全国各个苏区，都派了钦差大员，张国焘和陈昌浩去了鄂豫皖苏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三人团”去了中央苏区。1931年春，项英到了中央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来就把朱毛二人压下去了，夺权的意味很明显。但项英是六届三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很快他就被靠着反六届三中全会上台的王明新派到中央苏区的“三人团”所排挤。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中央苏区，5月，项英就被撤销了代理书记，书记的位置又还给了教员。估计王明当初也有拉拢教员的想法，但教员和王明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当王明发现这一点后，又开始接替项英，加大了打压教员的力度。而项英也靠着拥护王明路线，重新得到了重用。1931年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教员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三人团按照王明的指示，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谢氏宗祠主持召开大会（即赣南会议），这次大会基本就是冲着教员去的，大会的主要内容就是批评教员的错误，最后总结为三大错误：1、“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2、“富农路线”。王明当时认为对地主和富农要赶尽杀绝，而教员这认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应给其出路；3、“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将教员“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批评为“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忽视阵地战。按照王明的意思，教员在中央苏区是从头错到尾，党政军三项主要工作都犯了严重错误。这样的指责是很严重的。赣南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其实就是剥夺教员的军事指挥权。会后，又撤销了教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党权也被剥夺了。只给教员留了个政府相关的工作。然而中央苏区的形势，远没有博古等人想得那么简单，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很大，而教员在中央苏区也有很大的威信，在军队里也有很多支持者，不得已这期间对教员的处理又有一些反复。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又决定让教员领兵打仗，当红军总政委，可一直不愿意走城市路线的教员始终处于被打压被批斗的状态。当时博古、项英等一大批人是铁了心要走城市路线，坚决要”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清醒冷静的教员，坚决不同意，在军事指挥上也一直避免硬碰硬，就是不按照这群人的心思去打攻坚战。其中以打赣州最为典型，一群人都嗷嗷叫要打下赣州，打下个城市。当时，教员是舌战群儒，费尽口舌说明其中厉害，打不得，打不了，最后被逼的拍案而起：“不行，一打准输！”坚决不同意打赣州。但与会众人已经冲昏了头，最后多数同意打赣州，项英还恶狠狠地说：“待打下赣州再和老毛算账。”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不但未攻取，反而自身伤亡3000余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攻打赣州的阵地。结果这群人不仅没有认识到错误，反而嘴一歪，就将责任甩给教员了，说都是因为教员执行命令不坚决才会这样。这是很恐怖的，因为当一个人一旦认定了某个结论，就有了偏见，那解读一件事时，就会看不清现实，会将所有的事情都往这个结论上靠。导致越错越离谱，越离谱就越坚定偏见。1932年5月，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长信，信中对教员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可见，在临时中央眼里，教员的错误已经升级到“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临时中央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教员依然不愿意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将其作为“主要的危险”清除。1932年夏，因为前三次围剿都被教员有力化解了，老蒋决定采取新的策略，先调集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然后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这个时候，教员认为应该抓住机会，努力扩红，为第四次反围剿做好准备。结果中央苏区的领导们，见蒋介石要重兵围剿，他们也要“决一死战”，以攻城略地为主目标。但这个时候教员在前面带兵，根本不愿意听后方领导的话，双方的斗争已经不可调和了。这次后方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们，说什么也要把教员的军事权撸下来。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特别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因为矛盾太激烈，教员也知道自己无法在进行工作了，借口身体不好去修养了。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教员仅剩的一点兵权也被解除了。 随后，教员去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军权被彻底剥夺。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临时中央决定搬到中央苏区去，博古在去苏区的路上，碰到了福建省委代书记罗明。罗明此前在医院修养的时候，遇到了被打压的教员，二人有过长谈，罗明挺支持教员的“游击战争”理念。罗明碰到博古这个临时中央领导时，就想分享汇报了一下地方工作经验，提提意见：“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处在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地方武装应当先打当地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小仗中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结果罗明这番意见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被博古扣上了一个罗明路线的大帽子，成了临时中央孤立教员、搞臭教员的活靶子。很多人都被牵扯进去，一时间风向彻底变了，教员自嘲那段时间，没有人敢登自己的门，被彻底孤立了。而这期间，中央苏区涌现了“邓、毛、谢、古”四个人，坚持原则旗帜鲜明的支持教员，这些人也被冠上了所谓毛派的帽子，后来教员回忆往事，打趣说邓小平就是那个”所谓毛派的头子“。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和朱德的领导下，延续了教员的军事策略，取得了成功，然而由于第四次反围剿消耗太大，没能为第五次反围剿积攒下余钱。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乡大埠村举行。这次大会，再一次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进一步巩固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教员和朱老总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也保不住了，只能实行战略转移，开启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军事方针依然是错误的，又造成了红军大量伤亡，仅湘江战役就损失了一半多兵力，多少红军战士饮恨湘江，”十年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就是战事之惨烈的最真实写照。长征过后，一回顾就发现，此前的苏区十不存一，就剩下陕北苏区一小块地方，红军的实力更是损失了十分之九，损失太大了，牺牲了太多太多人，革命前途一度陷入绝境。从冰冷的湘江水，到海拔4000米的大雪山，再到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最后终于到达贫苦的陕北，这一路，多少好同志永远闭上了眼，倒在了路上，没能亲眼看到三面红旗在天安门迎风飘扬，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永垂不朽。这些错误导致的巨大损失，是要算总账的，也应该好好总结的。自打红军从踏上长征开始，一路兢兢战战，如履薄冰，期间又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王明回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一直没有好的机会和充分的时间，来做一个总得回顾。这一等，就等到了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从1927年六大召开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十多年的时间，承载了如此沉重的历史，又寄托了党和国家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又怎么会如此轻易揭过呢？“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当王明得知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了，还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对有关共产国际的消息，王明还是很重视的，但他重视的方式有点特别。当时，王明在武汉长江局工作，他要求王稼祥来武汉向他当面汇报共产国际的请示。王明又加了一句，如果不能来，也请将共产国际指示以电报方式迅速电告。之后延安那边给王明发电报，说让长江局的常委们都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六届六中全会：“请长江局负责人在政治局会议前早几天回到延安。”萧劲光回忆说，当时还没有摸清情况的王明，写了一封电报，让教员和延安那边的常委到长江局开会，想将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地点放在武汉。教员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我住在清凉山，靠留守兵团吃饭，哪里也不去！“王明还是不死心，又单独给王稼祥写了一封信，想让他单独来汉，向他汇报。王明又打错了算盘，他以为自己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身份谁都要让着他，但王稼祥可不是什么软骨头。当年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因敌军空袭被炸成重伤，肠子被炸坏了，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做了八小时的手术。长征路上，为了换药，王稼祥的肠子一直没有缝合插着一根管子，又因为王稼祥不愿意让小战士抬着他，坚持自己走路，加上长征的环境太艰苦了，导致王稼祥的一截肠子反复化脓发炎，最后都生了虫子。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任何人收买、利用的，但王稼祥却对教员信服有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次历史重要关头，都能见到王稼祥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王稼祥收到信后，立马就跟教员等人说了，并且回了一封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听取我的重要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他敢与延安对抗，却不敢与共产国际对抗，他害怕拒绝听从共产国际传达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尽管这个时候王稼祥已经带回了对教员很有利的指示，但教员等人并没有就因此就慢待王明，9月10日，王明和周恩来、博古等人从武汉到达延安。教员和朱老总依旧安排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亲自迎接王明等人的归来。这让王明感到很开心。1938年9月到11月，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顺利召开。
大会第一项内容，就是听取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这是重头戏，整个全会的基石就是这个指示，要是没了这个指示，还真不好办事。1、“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2、“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的话音一落，都在鼓掌，只有王明的脸立即垮了，脸色很不自然。正式发言结束后，王稼祥又补了一句，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还让我口头传达一句话：“应该告诉全党， 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话音一落，参会代表们都热烈欢呼，只有王明像是被人敲了一棒子，当场愣住了。大家都在有意无意的看王明，王明一言不发，眼神不知落在什么地方上，失了神。随后，教员做了重要发言，正式对王明的错误发起进攻。去年王明回国的时候，在延安的窑洞里大肆抨击教员的”独立自身的山地游击战“，而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教员也针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进行了精彩点评。教员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力，企图指挥各党听他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掌声）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的统一，那末，他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教员又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刘少奇发言直接批评了王明的右倾主义，随后教员跟上：“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王明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能屈能伸，共产国际的指示都这么直白了，他没有辩驳什么，对大会通过的各种决议表示同意。六届六中全会的成果有很多，教员通过这次大会从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上基本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开始形成。这为后面的整风奠定了基础。
最为关键的是，六届六中全会是对教条主义的一次清算，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教员在大会上提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后面这一句，我品读了许久许久）教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既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教员之所以如此伟大，之所以如此特殊，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情相结合的人。 究竟是完全服从理论还是把理论当成一种工具、一种武器使用？究竟谁才是主人？谁才是工具？现在是谁在使用谁？为何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教员就展现了自己异于常人的对形势发展的判断，并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不断印证教员的正确性，我想这就是关键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八个大字，反复出现在我党的各种宣传读物上，恐怕各位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但有人细细考量过这背后的厚重含义吗？要想从理论角度解释清楚，不要说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就是真写出来了，恐怕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教员曾说过：“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中共的初心使命。中日甲午战争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低谷的时期，此后，有良知的中华英雄儿女们纷纷觉醒，虽死无悔前仆后继踏上救国的道路。我们的先辈们，尝试了各种办法，采用了各种道路来尝试救国，虽有成效，可大体的路子都是直接套用外国的制度和理念，比如孙中山先生就是采用西方的方法，而王明等人一开始也是采用苏联的方法，这些方法好是好，但没有一个真正能让中国站起来，摆脱束缚，独立自主的站起来。一直以来，没有人深入中国国情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开创一套符合中国革命的理念去实现中国的革命。最后，这个历史使命交给了毛泽东，是毛泽东完成了这一使命，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曾担任毛泽东保健护士长的吴旭君回忆说：“我跟主席聊天，我称赞主席说，你真伟大啊，主席听了这句话，很慈祥地笑了，他用很平静可又很认真的态度对我说。有了功劳不要记在一个人的账上。在整个历史中，个人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你可以忘记我，但是不能忘记那些先烈们。“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指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三十年以来”指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是指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整个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奋斗历史。三段时间，向人们描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奋斗历史。而中国这条道路，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创出来的，是革命先烈们前仆后继淌出来的，那这条道究竟好不好呢？我想如果能摒弃偏见，老实评价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所做的努力，所屹立的历史位置，你自然能得出公正的结论。毋庸讳言，今天我们还有不少重大危机要处理，还有很多新问题出现了亟需解决，比如中美竞争激烈化，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住房问题，贪腐问题，新生人口问题等，这些问题有些正在解决，有些正在出台政策措施，有些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解决成效，还有些没有解决眉目。但我们确确实实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和奋斗已经闯入了第一梯队，不论从经济规模还是军事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处于第一梯队，而且也是第一梯队里目前环境较好，未来前途也比较不错的国家。这一切的起始都跟六届六中全会有关，都跟教员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思想路线有关。所以说“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国之命运”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教员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概念。
“实事求是”这四个朴实无华的大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过实事求是，因为这是个中国成语。而实事求是，是教员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实事】指的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一切事务，【求】是指研究，【是】是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既规律性。简而言之，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和探求事物的发展规律。从狭义上来说，实事求是指出了一切成事的根本方法，是一种直指事物本质的思考路线，做事方法。
王明、博古这些能将马列原著倒背如流的理论派，为何就是一直不能成事？中国革命由教条主义主导时为什么会一直出现挫折？
就是因为，王明这些人把理论和中国实际分开了，苏联的革命理论来源于苏联的革命实践，但这一套并不适用中国国情。革命是干实事，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的实践，不是请客吃饭，闲人拉呱！说到底中国革命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路还得中国人自己走。如果理论脱离了实践，理论不能服务革命实践、指导实践，反倒叫实践去契合不符合当下革命实践的理论、去削尖脑袋适应他人的经验，这样一个革命法，没有不失败的道理。而且这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和原理，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谁要违背了这一基本原理，谁就会犯错，没有人可以例外。
只有当一套符合中国当下实际的基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革命理论出现后，中国革命才能走向胜利，不然就要一直碰壁。为何一定是马列主义为基础呢？这是由马列主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开放性的本质特性决定的，本文就不展开说了。而这需要中国革命经验的积累，也需要关键人物的总结，发展革命理论。六届六中全会，教员在党内确立巩固了领导地位，批判了教条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正是有如此大的理论创新，才能说“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了中国命运。相比之下，教员都没有闲工夫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收拾王明，而王明也靠识时务暂时躲过了一劫，并没有被批斗太狠。然而事物都是发展的，教员虽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这些重要理论和观点，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爆炸性的效果。因为教条主义并没有一下就接受教员的思想路线，而那些对马列基本原理掌握不深的代表，也很难抓住要点。对于这一点，教员说不失落那是假的，但只要参会代表们知晓以后谁是老大，要听谁的就行了，后面这些事都能一步一步解决。而王明也注定不能就这么轻松逃过，对他的批斗也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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