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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馀。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苏东坡《南乡子》
不管我们身居何处，总会盼望着有这样一间屋子，一个装下世间万千的灵光洞窟，一间属于心灵的安居之所。 我们填满它，用书，用画，用几盆叶片肥厚的植物，用一张宽阔的木桌，用几把竹编的椅子。 它也填满我们，用文墨，用茶香，用书架上那些伟大灵魂的指引，用字里行间沉淀的笃定，用午后阳光织就的安宁。
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广博见闻，经世致用。日久成癖，读书就变成了习惯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读书，便自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有书就有了书房，虽然书随处皆可读，但读书人谁不希望有自己的藏书，谁不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用以读书、习文、会友呢？ 书房不必太大，有几架书，一桌、一椅、一盏灯，就有了规模，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静悟、安顿心灵的所在。
文人的书房，其实意不在书，而更在于它的环境、气氛，或者说重在营造一种境界。 清代著名学者李漁在《闲情偶寄》一书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 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 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这样一个绝无功利之心的小小空间，读书实在是涤除尘虑最好的一种生存方式。 南宋杨国宝《题所居壁》：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如是足矣。 窗外有水，有竹，斋中有几有榻，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便是理想的燕居之室，榜之曰某某斋、某某居、某某书室，皆无不可。 古代文人常为自己的书斋起斋号。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史记》传世，但未闻其斋号。《陋室铭》是一篇斋记，但“陋室”不能视为书斋名。 正式命名书斋，似起源于北宋。史传司马光有斋名“读书堂”，虽质朴但过于平白。以后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 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这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大量记载。 至明清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斋雅名。 明代归有光，在青少年时代曾厮守于一间极为窄小的书斋，名曰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作者却“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 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袁枚的“小仓山房”、蒲松龄的“聊斋”、 梁启超的“饮冰室”，皆是意蕴深远。 “饮冰室”，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形容内心忧虑焦灼，室主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斋号则寄托着主人的情与志。 古人好古，读先贤书，重历史经验，发思古幽情，追求会古通今的乐趣。书籍和器物，越古越有意思。 书画真迹、碑帖原拓、古籍善本自然是书房的珍品 ，那些文房用具也最好有些古意。 明清文人珍藏宋元版书，用旧窑或古铜的器物，成了一种雅趣。这在那时的论著或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 接近自然、远离尘嚣是书房的另一种韵致。明代李晔所说的《紫桃轩杂缀》的理想书斋环境是： 在溪山纡曲处择书屋，结构只三间，上加层楼，以观云物。四旁修竹百竿，以招清风；南面长松一株，可挂明月。老梅寒蹇，低枝入窗，芳草缛苔，周于砌下。 东屋置道、释二家之书，西房置儒家典籍。中横几榻之外，杂置法书名绘。朝夕白饭、鱼羹、 名酒 、精茗。一健丁守关，拒绝俗客往来。 筑室于山间水涯并不现实，但书房的环境，可以造出山房的趣味。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这样描述书斋环境：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芸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 云霞荡胸襟，花竹怡情性。一丘一壑，一草一花，可使望者息心，揽者动色。
翰墨因缘旧，烟云供养宜。据说真有好事者在山中囊云而归，在书斋中放出。不知效果如何，其行为真是憨态可掬。 烟云是书房的清韵，本不可强求。古书名画、四时花草、茶酒谈笑，都会散出烟云，以书房为灵魂居所的人，自然能感受到这份供养，真实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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