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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1911—2016）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才女，后来又成了大学者钱锺书的夫人，因此，在当时的文化界，她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当时的“文坛盟主”是大名鼎鼎的胡适，杨绛的名气在胡适的盛名面前，就稍显逊色了。因此，很自然地，杨绛总希望能够见胡适一面，亲眼看看胡适到底是什么样子。  ＾ 杨绛 杨绛想见胡适的念头，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的，杨绛回忆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在高中和大学都用它作课本，我当然知道他的大名。他又是我爸爸和我家亲友的熟人。”当时有一个妇女常常遭到丈夫的虐待，胡适为此愤愤不平，曾说：“离婚！趁风采，再找个好的。”杨绛的爸爸经常谈起这件事，“'趁风采’是我爸爸经常引用的笑谈。我很想看看说这句话的胡适”。  ＾ 胡适 杨绛第一次与胡适见面的机会，是胡适到苏州去登门拜访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杨绛满心欢喜，希望能一睹胡适的风采。按照安排，胡适在拜见完杨绛的父亲后，就由杨绛的两位姑母和一位女校长陪同骑驴游苏州城墙。到了那天，胡适如约前来，进到客厅与杨绛的父亲叙旧。但因为杨家的规矩——父亲来了客人，女儿是不能出来相见的，所以，杨绛尽管知道胡适就在另一个屋子里和父亲谈话，却无法去看胡适，于是，她就想等胡适走的时候悄悄地看一眼。过了一会儿，她听见爸爸出来送客，姑母等人和胡适骑驴准备出发了，连忙奔出自己的屋子，跑到院门口向外张望，“我家的大门和两层屏门都还敞着呢。我实在很想看看胡适骑驴”。但显然，她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此时胡适一行人已经走得不见踪影了。  ＾ 杨荫杭 杨绛与胡适第二次见面的机会，是在解放前夕的上海，那段时间，杨绛和陈衡哲（1890—1976，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作家、学者和诗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走得很近，胡适与陈衡哲曾经是恋人关系，因此，胡适要到上海来，是一定要到陈衡哲家拜访的，这就为杨绛与胡适的见面创造了机会。杨绛回忆说：“陈衡哲对我说：'适之也看了你的剧本了。他也说，不是对着镜子写的。他说想见见你。’”这令杨绛十分欣喜：“胡适想见见我，我很开心，因为我实在很想见见他。”于是，陈衡哲就道：“这样吧，咱们吃个家常tea（茶），你们俩（指钱锺书、杨绛夫妇），我们俩（指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加适之。” 到了见面那天，杨绛和钱锺书便照例买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带到陈衡哲家，这回终于见到了胡适：“我们到任家，胡适已先在。他和锺书已见过面。陈衡哲介绍了我……不知是谁建议，先趁热吃肉包子。我记得他们三个（胡适、钱锺书、任鸿隽）站在客厅东南隅一张半圆形的大理石红木桌子旁边，有人靠着墙，有人靠着窗，就那么站着同吃鸡肉包子，且吃且谈笑。陈衡哲在客厅的这一边从容地为他们调咖啡，我在旁边帮一手。他们吃完包子就过来喝咖啡。胡适是这时候对我说他认识我叔叔、姑姑以及'你老人家是我的先生’等话的。”  ＾ 胡适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 那天晚上，大家谈得很尽兴，胡适说他正在收集怕老婆的故事，还强调说“有怕老婆的故事，就说明女人实际上的权力不输于男人”。他们还谈到了铁托、苏联以及知识分子的前途等。当时全国解放只是早晚的事，因此，在场聊天的每个人，心情都是复杂的，杨绛记述道：“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我们大家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因为我们都是面临新局面的知识分子。”虽心境如此，但当天的谈话气氛却并不沉闷：“我们相聚谈论，谈得很认真，也很亲密，像说悄悄话。”那天胡适得出席一个晚宴，后来主人家的汽车来接他，他就告辞离去了。杨绛与胡适唯一的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回到家里，杨绛对钱锺书说：“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来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于是钱锺书便为杨绛考证了一番，证明了胡适并没有乱认老师。  ＾ 杨绛与钱锺书 此后山河易色，钱锺书、杨绛夫妇留在了大陆，胡适去了美国（后又到台湾定居），两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数十年后，杨绛在文章中回忆起与胡适的见面，文字写得很平淡，但在字里行间，还是能够读出她对胡适深深的敬意。 - END - 责编 丨 叶筱 美编 丨 黎珊 复审 丨 齐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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