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学堂君。 本篇直奔华夏文明的源头，聊一下华夏族早期的故事。 一、天文才是一切文明的源头 木有本而枝茂，水有源而流长。 要想弄明白我们的华夏文明为什么源远流长，我们民族的历史与文明为什么从不间断，其关键在于探清楚华夏文明的本源。 有人说华夏文明起源发端于农耕文明，所以农业是我们民族一切文明之源。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属于源头没有溯对。 因为农业的诞生与成型，已经是属于非常成熟的文明阶段了。 就好比探究人的生命的起点，将出生的那一天一样作为生命的起始，显然是不准确的。其实，还要往前溯源，受精卵才是生命真实起点。 所以我们除了周岁，还有个虚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因此，农业不是我们文明的起源，更往前的天文，才是我们华夏文明的起源。 甚至可以这样说，天文是一切文明的起源。没有诞生天文学的民族，是不可能有文明的诞生的。 因为我们华夏族的文明，一开始就锚定在恒常的天地自然之中，锚定在亘古不变的天文天象之上。 因此，只要我们不脱离天文，不脱离天地自然，只要地球月亮照常运转，只要太阳系银河系还照常运转，我们的文明之根，文化之锚，就永远不会漂浮。我们的历史和文明就永远有不熄灭的灯塔，就能永远有纠偏且继续续航的能力。 二、为什么天文才是一切文明的起源 上古时期的人类，最开始和动物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发展出有效的生产工具，靠采集而生，也就是采集野果子，挖块茎充饥。 这种生存方式其实和山里的猴子，松鼠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都是一种被动的生存方式，什么成熟了就吃什么。 如果这个地方吃完了，就得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觅食。这个和东非大草原的大迁徙，候鸟的迁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论力量比不上猩猿，论凶猛比不上虎豹，论撕咬比不上豺狼。生存对于我们的先祖来说，真是过于艰辛。 尤其是早期的先祖，生存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火源，更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每天都在为食物而奔波。 先祖有巢式，教会大家筑巢而居，避免了猛兽的袭击。但是鸟类也会筑巢，蚂蚁，蜜蜂同样会筑巢，从筑巢避难这一点上讲，人类依然和动物没有明显的区别。只是存活率可能高了一点点，每天依然为食物担忧。 先祖燧人氏，教会了大家用火，不至于继续茹毛饮血，吃一些腐烂有病毒细菌的食物而感染生病甚至死亡。 在这期间，熟食利于消化，有利于促进大脑发育，使我们的先祖逐渐能够掌握更多的工具制造和使用，更容易从采集转向渔猎，从吃果实块茎转向吃肉。 之前靠采摘手刨，到后面用弓箭长矛击刺射杀。但是，工具的使用也只是觅食的手段更加先进了一点，食谱略微宽泛了一点，存活的几率更大一些而已。 本质上仍然是被动的生存，自然界有什么就只能吃什么，没有就得挨饿，或者跟着气候四处迁徙。 其次，河里的鱼虾，山中的动物，毕竟是有限的，就算先祖把武器发展成激光雷达定位捕获，食物依然是有限的，支撑不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 比渔猎更先进一点的，则是游牧文明，这种生存虽然可以将驯养的牛羊扩增，但是毕竟草原的面积有限，自我生态恢复能力有限，直到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依旧需要不停的转场。 所以游牧，依然是难以诞生人口爆发式的跃迁，而且游牧的生存仍是一种相对脆弱的文明，一场异常气候灾害，就可能牛羊冻死无数，社会经济几近坍塌。 采集为生，一片丛林的野果子总量就是一个族群的生存繁衍边界；渔猎为生，一片河流的鱼虾总量就是一个族群的生存繁衍边界；游牧为生，一片草场的草木就是一个族群的生存繁衍边界。 人类不同种族文明的发展和竞争，就是在规模上和质量上将这个生存繁衍边界不断的拓宽和扩大。一旦被压缩没了，种族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种族文明越来越少的原因。 因此，我们的先祖，只有找到稳定且大规模的食物来源，才能在人口繁衍层面上打破发展瓶颈，才能在众多民族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这才是我们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不间断的根基。 我们祖先突破了这个生存繁衍的瓶颈了吗？答案是肯定的。突破的手段，就是农业文明的诞生。从吃果子块茎为主，转向吃肉为主，再由吃肉转向吃草为主。 但是，在这项重大突破之前，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一上来就是炎帝神农氏教大家种五谷。 种五谷发展农业有一项核心科技必须要掌握，任何民族都不可能绕过去这个关键技术，这项核心科技就是：天文。 天上的天文与地理上的农业也不是直接就链接上的，中间有个纽带就是：历法。 所以，逻辑上就是需要先观天象，再制定历法，最后才指导农事生产。 历法的本质是以运动定时间。 宇宙本没有时间，只有运动。一世，一纪，一年，一月，一天，都是天体运动的周期。 如果拖离天文定时间，就像原子钟，可以做到时间自身的误差很小，但是可能与天文气候脱节。但不能与天文地理气候相结合的历法和时间，是无意义的，因为指导不了生活，甚至会给生活造成混乱。 三、天文历法与人文的关系 历法中有两个关键概念，就是正与朔。 正，就是正月，为一年的第一月；朔，地球上看不到月光，这种月相叫朔，为一月的第一天。正朔，综合起来即为确定一年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说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例如夏、殷、周、秦及汉初的正朔就各不相同。 天文历法在古代是由特定的官员负责，例如我们熟悉的太史令，钦天监等，就是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员。 但是这是非常晚期的分工了，在我们民族发展的早期，天文历法一般是由提挈天地的圣王来负责，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圣外王。 之所以圣，是因为在族群中能够率先掌握宇宙自然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之所以王，是因为撑握宇宙的密码，然后教化百姓不要违逆规律，要顺应规律，带领族群更好的趋利避害，趋吉避凶，更好的生存繁衍。 为什么天文会影响地理，地理影响人文？这个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天上的太阳东升西落，影响着地上的昼夜交替，决定着地上的阴阳，冷暖，作息；天上太阳在黄道上的远近，决定着地上的四季轮转，春去秋来；天上的月亮朔望交替，则影响着地上的潮起潮落，和渔猎海事。 早期的先民，就是最开始发现太阳和月亮的周期性变化，影响着地上的气候节律的变化，从而将天上的天文与地上的地理联系起来。于是有了河图，洛书，易经，八卦。其本质是宇宙万物的模型，也是天地阴阳四时的模型。 有了这个模型，就可以比较形象的指导农事生产。不用复杂的文字，不用繁复的律令，用最简单的象数模型，表达出最精炼而深遂的思想。 四、圣王为什么能统御天下 圣王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将天空的星宿天象与地上的季节气候联系起来。是智力超群的圣人，首先发现并且总结了这些规律，并且教大家掌握这些规律。 于是我们不难想象这样一幅远古先民的生活画面： 圣人布告天下，说等过了一百天以后，在天上哪个方位的什么形状的星宿升起了之后，你们就可以开始播种种庄稼了，认真灌溉，除草，等到秋天，必定有好的收成。 如果天空中没有出现这个天象，一定不要提前播种，如果错过了这个天象，那也不要播种了，早了或者晚了，都是长不出来的。 百姓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大部分人照做，果然发现，一百天后，在天空的那个方位出现了那个形状的星宿天象，就像圣人提前知道了上天的意志一样，只是来人间提前告知百姓，于是人们觉得这太神奇了。 不仅如此，按照圣人教化的方式播种生产的百姓，到了秋天果然得到了好的收成，而那些将信将疑，或者偏不信的人，则违逆农时，而颗粒无收。 久而久之就会发现，只要按照圣人的教化，就能种好庄稼，有好的收成，来年就能吃饱穿暖，活下去。 这样的圣人就像自带上天的意志，人们为了表示崇拜，就会逐渐将其奉为神明。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层根源。 崇拜天地自然神，是因为天地日月和大地能造化万物，给了万物和人类生存的条件。崇拜祖先圣王，是因为他们像民族续航的灯塔，走在前面为大家领航，为这个民族照亮前行的路。 五、改朝换代的本质 为什么有些时期会出现圣王切换的事情，也就是后来类似改朝换代的事情？ 在民族发展的早期，主要是因为天文和历法，并不是万世丝毫不变的，而是有着细微的差异的。例如，我们粗略的知道，太阳转一周是一年，月亮转一圈是一个月。 但是如果把地球公转考虑进来，在地球上观察，太阳转一圈，和地上观察夏至日影子重合一次的时间又是不一样的；月亮自己转一圈，和观察一个朔望月的时间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而且由于轨道的椭圆导致近地点和远地点的运动速度也不一样，一个月和一年也不是完整的倍数关系。 以上这些种种客观的因素，导致很难制定一套绝对完美的历法可以万世不易。 一套历法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就是看预计的时间气候节点和天上的天文天象是否相对应起来，如果对应的越是准确，则历法越是精准。所以历法，就是天文天象，时间周期，地理气候的完美结合。 历法显示一百天后是夏至，那么到了那天，天上就应该是太阳运行至近地点，地上的观察者的正午的影子就应该是最短的，而一年的阳气也应该是最旺盛的，日长至极而逐渐缩短的。 只有这样的历法才能有效的指导农事生产，如果一写历法制定得不够精准，或者长时间得不到修正，就会出现六月飞雪的事情。 历法是夏至，天象和气候却对应不上，暴雪不止，农事生产也耽误了，这个时候基本就要考虑改朝换代了。 圣王不能做到内生外王的时候，华夏的文化就内在性的要求有德者居之。你解决不了天文历法的事情，就需要换个能够解决的人上来。 因为天文历法不是说为了简单的应对什么时候睡觉，双休，过节，过年，而是关系着全民族的农事生产和生存繁衍。 所以，华夏先祖的早期改朝换代，基本都和历法的失准和修订有关，炎帝与黄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以及尧舜禹的禅让等，都与此有关。 在上古之时，想要当首领，还要带领着族群在众多民族中发展竞争中保持优势，绝不是靠暴力征服，主要是靠智慧，一种与天地自然相处的智慧。 那些仅仅靠暴力征服发展的民族，是不可能赢得竞争和实现真正的强大的。 族群的吃住生存问题都没法解决，光靠枪顶在脑袋上奴役压榨是没有用的，是走不长远的。 只有把百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一个民族才能从根源上彻底强大起来。所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走的一条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耕经济文明。 那些照着西方多阶段演进历史观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奴隶制时代的人，就是一群不学无术的文盲。 奴隶制是整个社会发展形态以奴隶生产为主体。天天享受着非人类的待遇，拿着鞭子抽，天天在死亡边缘挣扎，中华文化显然不可能诞生这样的社会形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做奴隶的基因。 恰恰与奴隶制社会相反，我们的早期社会一开始走的就是大同社会，小康社会，不得已才滑入了私有制社会。 老子的小国寡民，孔子的大同社会，韩非子的至治之世，都是对这种公天下的美好社会的无限怀恋和向往。我们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公天下，道家，儒家，法家均是如此。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么多，失了土地这个生存的饭碗，然后变成流民，稍微觉得活着有点不痛快，稍微觉得活着没有希望，百姓就会起来造反。 从古至今这种不甘愿为奴隶的基因一直保留到华夏族的血液中，直到我们把它写进新中国的国歌中，依然是这样不曾遗忘。 上古的改朝换代，是因为领路人不再保险历法的准确完备了，天文天象和地理气候都错乱对不上了，导致没法准确的开展农事生产了，这个时候粮食就得减产甚至绝收。 而如果有些部落的天文历法能够精准，或者有人能修订较准历法，这个时候百姓生存下去的本能，就会驱动大家追随投奔他。 撑握准确的天文历法的人，永远是百姓追随拥护的对象，因为这代表着生存的希望。 后世的改朝换代，基本都是统治者没有能力带领百姓过好日子，天下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所以才会起来造反，本质上都是希望换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上来，带领大家继续生存奔小康。 所以，改朝换代的本质是民族生存的本能需要，是一种自我更新的迭代方式。如果民不聊生，还不换一个，那就可能整个族群都得嚯嚯光。 而改朝换代的方向，则万年不变。谁能撑握治天下的神器，谁就能取而代之。 上古之时，这些神器主要是天文历法，后来发展一整套图文典籍，包含天文历法，帝王之学等等。 六、华夏文明的第一笔 为什么《易经》反复提及“龙”的形象，因为“龙”指的不是具体的动物，而是指二十八星宿的苍龙七宿。 这一点和《黄帝阴符经》中讲“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中讲的“龙”也是高度一致的。 上古时期，通过对苍龙七宿或者朱雀七宿，都可以确立关键的节气，例如春分。 中原习惯用苍龙七宿，所以中原的图腾是龙；南方的楚人，则通过观测朱雀七宿来确定春分，楚人的图腾则是凤鸟。 《庄子·逍遥游》则讲了另一个天象，朱雀七宿。 因为庄子是楚人，所以在《庄子·逍遥游》中，以朱雀七宿定四时方位的天文和历法。 同理，上古蚩尤部落，是崇尚牛图腾的部落，这说明他们是以天上的牛宿来建立历法，指导部族的生存繁衍的，而不是单纯的喜欢牛这个本身的动物。 蚩尤部落能发展成可以与炎黄相对抗的力量，说明其部落一定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天文历法，其部落才得以进步，发展和壮大。 野蛮原始落后的部族，不论是人口规模，武器水平，后勤保障，显然都是无法与先进的文明相抗衡的。 历法自古以来就是有的吗？很显然不是的。 在文字诞生之前，是没有什么历法的，但是有天文的早期雏形，这个天文、阴阳，四时的模型，就是河图洛书，就是《易经》。 《易经》，本质上是一部讲天文的书，为什么讲天文，因为需要指导农事生产。 那些将《易经》下达至人伦教化之书，是一次对《易经》的降格处理；而将《易经》当成是江湖算命的书，则是对《易经》进一步降格，沦为下九流的层次。 一切文明的肇始，都在天文，而天文的起点就是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是伏羲发现这些规律，并将其凝练的表达出来。 伏羲之于天下，就如同太阳之于万物。 这些日月星辰的运转，以及阴阳二气的运化演变，都是华夏文明的最早篇章，而这篇章的第一页，就落笔画在了伏羲的河图洛书中，后来写进了《易经》里。 以上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华夏族的早期故事。 若是喜欢，请帮忙转发，点个赞，点个再看。谢谢！ 作者：慎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