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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男，1930年12月出生，国际著名肝癌研究学者，肝癌早诊早治奠基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美国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委、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上海医科大学校长。 他在国际上最早系统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主编英文版《亚临床肝癌》专著，国际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称“这一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它使肝癌手术切除后5年生存率提高一倍，使肝癌从“不治之症”向“部分可治之症”转化。近年来又投入“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在国际上最早建成转移性人肝癌裸鼠和细胞模型，并成功用于肝癌转移的研究。2次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90余次在国际会议作特邀演讲，主办7次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并任主席。任11本国际杂志编委，2本亚太区杂志主编。主编专著9本，参编国际专著16本。发表SCI肝癌研究论文288篇，被引用6759次，在肝癌领域全球排名第3（大陆第1）。1979年获美国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由此奠定了我国在肝癌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以第一作者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三等奖2项，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学科学奖，中国工程科技奖，吴阶平医学奖。还曾获白求恩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科技功臣等荣誉称号。培养并已毕业博士生59人，4人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本书主旨 简化深奥的中华哲学精髓为“三变”： 不变——存在不受干预的自然法则； 恒变——自然事物永不停息在变； 互变——对立双方的互变。 理解中华哲理，对做人、做事、医药养生、工农商学兵均有裨益。 医学是对生老病死重大失衡的适度干预，以恢复适度的动态平衡。 以广义的科学观来认识中医，是中西医能否结合的前提。 中西医结合需理解各自的哲学观，双向努力，以建立共同语言。 中西医通过长期“两条腿走路”，逐步达到互补与协调。 中华哲学思维指导下的中国新医学，将会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汤钊猷《中华哲学思维》前言 2022-06-01 发布于山东 | 11阅读 | 1转藏 修改全屏朗读转Word生成长图分享 年届九十，还要写书，一是对从医66年进行反思，二是践行“两动两通，动静有度”的所谓养生经，以防老年痴呆。回顾过去，临床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学习与研究也主要是“硬件”(医学理论与技能)。到了耄耋之年，才感到医学“软件”与“硬件”宜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这里所谓医学“软件”，主要就是指导医学发展的哲学思维。 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软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医学自显微镜应用以来，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进步，“硬件”呈井喷式发展，而“软件”则进展缓慢。 最早的医学是人文的医学，《黄帝内经》说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希波克拉底说“医生应具有优秀哲学家的品质”。随着医学向局部和微观深人，逐步远离人文，尽管人们注意到医学模式已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到“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但临床上治“人的病”(修理机器)而不是治“病的人”仍屡见不鲜。 尽管现代医学已取得毋庸置疑的进步，尤其在传染病(多为单一病因)的控制方面，但当前诸多复杂、慢性、全身性疾病防治仍缺乏宏观的战略思路。2019年笔者出版了《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感到要“创中国新医学”，有必要学一点中华文明精髓，学一点中医核心理念。 2019年有两件事让笔者夜不能寐：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提示“中国崛起”已为世人公认；二是良渚古城遗址人选世界遗产名录，提示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一样久远，而且是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笔者这个肿瘤外科医生，不得不补学一中华哲学思维：再论创中国新医学点中华文明相关的论述，还不知天高地厚贸然动笔写下这本书。笔者以为，“中华哲学思维”也许是“创中国新医学”的“钥匙”。 中华哲学既简单又深奥。所谓简单，因其可概括为“易”“道”“阴阳”或“矛盾”，而实质就是“三变”，详细一点就是“不变、恒变、互变”。所谓深奥，因为“道”可衍生万物、主宰万物，不停在变且用之不尽。虽然简单，本书却写了10余万字，自然重复不少。例如笔者对中华哲学的概括仅两百字，就重复多次；应用于新冠肺炎抗疫也重复多次，因其乃全球之痛；笔者亲属患外科疾病却免除手术也列举多次，因为亲历，故真实无误；《黄帝内经》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等引用语句重复不少，因其有助克服现代医学的“多益”思维。总之，重复乃刻意为之，旨在加深印象。 儿子汤特年曾经发来一段评述：从2007年您的《医学“软件”》开始，到《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到《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再到《控癌战，而非抗癌战——〈论持久战〉与癌症防控方略》和《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一西医院士的中西医结合观》，可以看到您对医学的思考，是逐步博极医源以探究从西医方法到中医思维再到中华哲学思维的路径。针对目前中西医结合的困境，需要思考提出一个新的医学体系包括相应的话语体系，以包含中华哲学思维，并由此对现代医学体系进行分析并探讨融合中华哲学的可能性。可能的结论是：西方科学是“法”，而中华哲学则是“理”，法在理之下并服从于理。您看看这个思考过程是否与您著书原意相通? 笔者认为这确是本书的原意。诚然，笔者对哲学是门外汉，所谓“中华哲学思维”，也只是个人管见，还是那句话，作为读书体会“供参而已”。 汤钊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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