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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寇奇 Steven.K，今年29岁，是新教育创业者（全领域PBL项目式教学）。小学一二年级的我对数学情有独钟，刚上三年级，母亲给我报了一周4次的奥数班，让我学到反胃，便立志打倒奥数。可遇见了教法独特的高老师之后，我又重新爱上数学。我因为是“富二代”，非常任性，尽挑喜爱的科目钻研，虽然高考理科接近满分，但偏科严重，与清北无缘。于是，我选了中国农大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UCD）的“2+2项目”，经济学专业。可我刚到美国，父亲就破产了。于是，我一天打三份工继续留学，累到生病都不敢去医院。因经济学老师的一席话，让我转为教育心理学，后来又顺利攻读了斯坦福研究生。毕业后，我和学长一起回北京，进行新教育创业，从此在创业路上一去不复返。这样坚持，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1995年，我出生在北京朝阳的一个普通家庭，独生子，打我记事起父母一直在做餐饮业。
父母望子成龙，无可厚非。2001年，我要上小学了。为了不让我输在起跑线上，父母几经周折，才把我送进了海淀中关村一所著名的“牛小”。
我是个听话的孩子，一二年级时学习成绩比较好，在班级里排名前十。但我对数学特别感兴趣，学习劲头很足，所以数学单科成绩总是数一数二。三年级时，坐我后面的一个同学考上了清华少年班，他只要再读4年就可以参加高考。如果不出意外，我还在读初中，他就可以上大学了。这差距真的不是一点点。
当母亲知道这件事后，焦虑得不行。因为以我当时的成绩根本上不了好初中，想进“海淀六小强”，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很多同学都在课外补习，英语、奥数，甚至还有人在学高中化学。
母亲再也坐不住了，一口气给我报了四个不同的奥数班和占坑班，周中两次、周末两次，周周如此。另外还给我报了游泳班、钢琴课、写作班和两个英语班。
当时去那个占坑班上课，来回要一个多小时，连晚饭我都只能在公交车上吃。走进教室，看着满满一黑板的公式和解题技巧，再看看课桌上一张张做不完的练习题，我一阵阵地反胃，忽然决定打倒奥数。于是我开始逃课，进了大门见母亲走了，就从后门偷偷溜出去打篮球、瞎溜达。为了不让母亲发现，等最后半小时又折回去装模作样地上课。
如此一来，我的学习成绩从班里前十名，一下子变成倒数前十名。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一次奥数随堂测，我得了个倒数第一，占坑班直接把我开了。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她的乖儿子会逃课，当时气得连打骂我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明明来接我的，却垂头丧气地独自一人回家了，我也只能自己想办法回家。那天晚上，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可母亲不甘心，又补交了5000块钱，把我送到更高级的奥数班。没料到，我在升级班遇见了一个很特别的老师。
老师姓高，年近30岁，其貌不扬，个儿不高。但是高老师上课与众不同，三个小时的大课，他只讲三道题。
高老师上课会带来很多道具，引导我们自己研究问题。比如植树问题，用几根小木棍（当作小树）与沙盘，让我们自己插自己数，自个儿琢磨解题。
他把抽象的数学难题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场景：在水塘里蓄水、在农场里数家禽、在高速公路记数据、在火车站量火车……
这样的数学课太有意思了，每研究完一个问题，我都特别有成就感，真的太爽了。从此，我比之前更喜欢数学，一有空就自个儿找题搞“研究”。
母亲看我能主动学习，焦虑自然烟消云散。小升初，我顺利进了一所海淀六小强。
初中，我依然跟着高老师学数学，没多久我就刷完了一遍中考的数学题。我越来越明白，高老师煞费苦心，就是想让我们成为学习的主人。
有了小学初中扎实的基础，我的高中学习也较顺利。有一位高中同学和我是一样的学习风格，都不喜欢死读书，我们会经常一起讨论难题，一起研究数学和物理问题。那段时间，我们互相鼓励，共同进步，成为学习的好伙伴。所以凭我的兴趣让我的理科成绩轻松接近了满分。当时，爸妈的餐饮业搞得越来越大，进行得如火如荼，让我成了个富二代。我的生活无忧无虑，花钱大手大脚，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只是不会去跟人攀比。
正因如此，我在学习上就会比较任性，感觉自己不用担心未来，就学自己感兴趣的科目，所以偏科非常严重。尤其是语文和英语，我实在没兴趣，背东西就头疼。2014年高考，语文90多分，英语130分，偏科让我跟清华彻底无缘，不过上一所985大学不成问题。但母亲和我根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认为2+2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更有价值，所以填报了中国农大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UCD）的“2+2项目”，为了发挥数学优势，就稀里糊涂地选了经济学专业，读两年农大，剩下两年去美国。家里没有人不支持我的选择，然而生活往往不会一帆风顺。
2016年，我到美国才读了半年，家里就传来了坏消息——父亲破产了，背负了一屁股的外债。家里让我自己选：要么退学回国，要么在美国自己养活自己。我不甘心中途退学，所以选择了后者。
我从“富二代”一下子变成了“特困生”。我面临的是三个大难题：一是生存问题，手里没钱，要解决房租、生活费和学费谈何容易；二是因为自尊心强带来的心理压力；三是学业也必须跟上。其实，当时我手里已经没有生活费了，正要跟母亲提钱的事，却先接到家里关于破产的电话。但我没马上去打工挣钱，就跟室友蹭饭。因为室友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平常大家在一起称兄道弟，关系不错。可他那天一反常态，嘴下特别不留情，阴阳怪气的。那顿饭让我食不知味，难以下咽。可开始打工之后，我发现自己真的吃不消。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娇生惯养，现在根本适应不了高强度的工读结合。
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工挣钱，我一天得打三份工（十四五个小时），再学习4个小时，只剩4个小时睡觉。我工作的中餐厅要求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干到夜里一点，我差不多夜里两点到家还得自学课程，学到五六点才睡觉，早上起床再去打另一份工。我记得打工第一个月的一天夜里，我突然心脏特别不舒服，但不敢叫救护车，因为美国救护车太贵，就硬撑着自己爬起来接热水，然后坐在地上睡觉。因为只有坐在地上，身体才感觉舒服一些。更让人伤心的是，父亲因生意失败，心理出现严重的问题，母亲不得不在家照顾他，家里的吃穿用度只能靠亲戚资助。我当时最多的是累，也有几分委屈，还伴随着一些不甘心。
最开始的半年，我每天都想放弃回国，但又不想回国，害怕在同学那里没面子，也想把书读完，真的很纠结，也很痛苦。后来，我坚持着，坚持着，总算读完了这两年。但就是这段经历让我蜕变了。打工期间，我给一个五年级的华人小姑娘做过数学家教。她很活泼，是个“小话痨”，也喜欢数学。她小学毕业可以考丹佛的STEM中学，毕业后就能随便挑麻省理工、斯坦福。入学考只看数学成绩，美国小学是五年制，所以她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准备考试。为了速成，我就带着她背公式、刷题，满堂灌，用上了当年我最痛恨的方法。三次课后，她就不想上了。她说我是她见过的最无聊的老师。 我不服气，告诉她，我的方式保证她考上STEM中学。她说：“这么痛苦，我宁愿不去，我们学校老师比你教得有意思多了” 。 
我跟她较上劲了，就申请去她的学校当助教。我发现他们的数学课压根儿就不是上课！美国的数学教得比想象中还浅，五年级居然还在教认识形状，学正方形、圆形和三角形。老师拿出三个不同形状的屋顶模型，“为什么会存在三种不同的屋顶？”老师一边提问，一边让孩子们往屋顶上浇水。孩子们结合生活经验，自己解释不同的屋顶是如何应对雨雪天气的。这不是跟我当年高老师的教法如出一辙吗？
考STEM中学迫在眉睫，但我也不得不兼顾小姑娘的学习兴趣呀。
于是，我放慢教学速度，费尽心思，把数学融入真实问题中，想想高老师会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每个数学问题，都从形象模拟开始，自己观察琢磨、找规律，最后一步才是总结计算方法。慢慢地，她对数学完全开窍了！
一年后，小姑娘考上了STEM中学。一家人高兴之余还对我千恩万谢，最有成就感的人应该是我，因为我也像高老师一样，可以让孩子喜欢学数学，成为会主动学习的人。原来，仅仅教一个学生成就感就这么大！我第一次对教育、对成为老师，产生了冲动。紧接着，一个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当着全班同学说：“几毫米的芯片，中国为什么做不出来？为什么科技没有美国发展得快？是中国教育出了问题。理论落不了地，实践能力差。学生被逼着学，老师说啥就干啥。教育让人没有自主学习的意愿，中国就很难突破发展的瓶颈。”我当时听了很不服气，就一个想法：对！中国不缺我一个学经济的，我要成为Steven老师！我要在美国读研，学教育专业。
说来也巧，我们2+2项目有个学长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就学教育专业，我找他取取经。他告诉我：“你想学教育就转啊，有什么可问的。我选教育，是因为教育比任何东西都深奥，也更重要。”
他就是Michael，我后来的黄金搭档。我一心执念要考斯坦福，因为考斯坦福的教育心理学，排名世界第一。定下目标后，我就开始备考。考斯坦福，对GRE成绩的要求比较高，但面试更难，比重很大。我又是半路转学教育心理学的，全新的专业，我得从零开始。
不过，十多年的学习，留给我最宝贵的是自己领着自己学的能力。我很幸运，GRE考了320分，如愿进入面试环节。除了几个专业问题，面试官问的都是我的社会经历和未来计划。考官更关心你为什么走到这里，以后你将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
Michael在哥大，和斯坦福离得不近，我跟他只有趁着假期才凑到一起，探索理想的教育形态。毕业前夕，我就决定回国做新教育创业，但是没钱没资源，教育口也没有认识的人，只好暂且作罢。2019年11月，我终于毕业回到北京。回国第一件事我得先去找钱。机缘巧合，我遇到一位特别善良的投资人。当时我完全不懂怎么谈投资，甚至BP都没有就去找人家聊。那位投资人觉得我的初心和想法很好，让我回去再想想。第一次聊完之后，我觉得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于是没过几天，我就又去找他聊。那天中午，他请我吃了顿饭，一起喝了点酒。我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声：我是真的想改变中国教育，哪怕一点点。
可是拿到钱之后不久，我们就赶上了疫情，课外教育全部停摆。刚刚租的场地做的装修全都扔水里了，连个水花都没有。在回国之初我拉的团队也散了，大家都各奔前程。留下来陪我的只有Michael，我的合伙创始人，因为新教育也是他的梦想。当时日子过得特别难，我们俩每天只能吃一份素炒饼。我很快就从140斤一下子瘦到了120斤。不过，尽管疫情的原因什么都干不了，但我们可以埋头做教研，然后在抖音上发视频。巧了，当时正是抖音的风口，我们没花一分钱，只一个月就涨了两三万的粉丝。可是这么好的赚钱机会，我们都已经抓到了，还是给放回去了。因为后来我们觉得这样太占用时间与精力，比起当网红，我们还是想做老师。
没有学生，装修好的场地也只好退租了。我和Michael只能上门去孩子家里教课。当时很少有人懂新教育，家长们对PBL教学也不太理解，我们就挨个小学去发小广告。第一个学生是因为家长觉得我们学历高，想让我们去教英语。我们就用英语教之前做好的PBL课题内容，结果孩子妈妈觉得很满意。后来，为了让孩子能听懂，就改成了中文教学。2020年年底，我和Michael都快坚持不下去了。有一次夜里长聊，要不要就此放弃。但就是这个孩子让我们决定再坚持一下，因为我们理想中的教育，在他身上真的看到了无与伦比的效果。他也一直跟我们学到了现在。一开始，他倔强、不爱学习、从不主动写作业，每天晚上写作业，都会引发家里的一场战争。而现在，他能带着兴趣去探索，凭着自驱力去探究，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正因为他的巨大变化，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和老师加入了我们的团队。所幸，我创业后，父亲的心理问题有所好转，能一个人在家休息。于是母亲去做了会计，也好贴补家用。我的事业开始慢慢有了起色，没想到爱情之花也悄然而至。2023年，有一位女记者来采访我，她是中传的研究生，我们俩见面聊得特别开心，就加上了联系方式。最开始聊我的工作，后来发现我们俩各方面都特别契合。我就开始追求她，最后我俩就在一起了。她也很支持我的新教育创业，给了我很多精神支持，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遇到了问题，只有她能让我倾诉一下，和她在一起也让我逐渐有了家的感觉，让我有了更强的奋斗欲望。现在，我们算是成功迈出了新教育创业的第一步，有了稳定的团队，有了一小批初见成效的学生，也有了几位有意向的新投资方，中国的教育政策也不断往我们利好的方向在改变。
只不过，我的经济状况依然不是很好，手上的钱都投入到公司运营中去了，依然住着出租房。不过也不用像几年前那样吃了上顿没下顿，起码生活有了基础保障，车子一直开的是十年前的老款。最早回国的时候，我雄心壮志，想改变中国教育。后来才发现我们远没有那么强大，现在我很务实，用我们的方式教好更多的孩子就是最好的结果了。未来，在事业上，至少10年内我还是会带队去做新教育，服务更多的孩子和家庭，逐渐扩大队伍，慢慢也让更多人知道新教育，知道PBL课题教学。历经苦难之后，现在我懂得了：决定做一件事之前要多想一想，别急着去做，给自己积累好资源、人脉、一部分资金之后再干。不过，内心强大的我始终保持善良，保持热情，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拼搏。虽说不一定能成功，但我相信一定能越来越顺利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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