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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在王安石离世前的一个月，回归汴京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刚写过一封抨击熙宁年间王安石对于交趾（今越南北部）军事决策的奏折，其中措辞颇为犀利—— 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 苏轼在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明为统兵的沈起、刘彝，实为此二人背后的当权者王安石—— 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谢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护，得全首领，已为至幸。 元祐元年对于北宋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大宋三百年排名第一、二名的两位名相，相继陨落，先是王安石，后是司马光。 这年初冬，司马光离世，苏轼为其撰写行状（逝者生平事迹材料总结，多用于墓志铭素材），其中提到的王安石，与之前追赠太傅的敕令中的王安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小人得乘间而入……先帝明圣，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虽安石亦自悔恨…… 元祐元年，苏轼举荐了一个叫周穜的人到郓州担任学官（教授）。到了元祐三年，这位被东坡大学士看好的学官突然写了一封奏折，建议为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庙，一时间朝野轰动。
愤怒的苏轼甚至为此弹劾自己的举官不当之罪，连写了两份超长的札子抨击周穜，文中多次提到王安石，措辞强硬、恶毒，丝毫不见当年金陵一聚的“从公之慕”，此处摘录一二—— 近者窃闻穜上疏，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 （建议对周穜执行死刑，可见苏轼的恨意之深） 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 （这里竟然用到了“平生所为”，不留一点余地，亦可见恨意。） 臣观二圣嗣位以来，斥逐小人，如吕惠卿、李定、蔡确、张城一、吴居厚、崔台符、杨汲、王孝先、何正臣、卢秉、蹇周辅、王子京、陆师闵、赵济，中官李宪、宋用臣之流，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以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
（从元丰二年到元祐三年，时间过了这么久，苏轼对当年乌台诗案中整过自己的这些新党成员，如数家珍，一个不落地都写到了扎子里，最后还来了一句：王安石实为之首） 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惟韩琦独识其奸，终不肯进。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祸患于未萌，真宰相事也。公号：无犀之谈 （将这段话与之前苏轼为韩琦作《醉白堂记》之后王安石的反应联系起来，或许更容易理解，二人的矛盾根本不可调和。） 在绝大多数为东坡作传、作评的书籍、文章中，似乎夸大了东坡的宽容与大度，读到这段，不知各位作何感想？ 当然，我在以前曾多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什么才是历史观？ 历史观，不是上帝视角，不是大历史周期范围内的评价，而是尽可能将自己代入到历史场景之中，以当时的逻辑和立场去判断历史人物。 之前我读过一篇由某位知名女性教授撰写的文章，其中提到苏轼对于女性的态度，竟然抨击苏轼“歧视女性”，很难想像，这样的观点是出自专业历史学者之笔。莫说中古时期的宋代，即便回溯百年，在晚清民国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以及自我觉醒的可能性，也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 说回本题，我们必须要认清一点：苏轼不是圣人。 正是这样一个敢恨、敢深恨的东坡，才是一个至情至性的风流人物，而不是那个被过度网红化、标签化、符号化的无条件豁达、无条件宽容的古代偶像。 东坡当然是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他在文艺版图上的诸多板块上天赋异禀，但他也有自己的乐与怒，有自己的喜悦与哀愁。 他也会在遭受诬陷、排挤之后忿忿不平、怀恨在心，他更会在失去挚爱之人时痛不欲生。 元丰七年的七月末，年近半百的苏轼，就经历了一场痛彻心扉的丧子之痛。 谢谢观赏，再见 无犀 原创 《重新认识苏东坡》至今三载余，以地点或事件为章节，讲述苏轼人生片段。 不求全，但求心与坡公片刻共鸣。 苏学已是显学，本作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这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不枉余生“苏写”。 是为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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