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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要 举世闻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年代，以现存于世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旧档为主要依据和线索，同时综合上述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可以确定为1927年；三星堆考古科学发掘工作的确切年份应为1934年，如本文的结论能够为学术界所认同和接受，则2024年将迎来三星堆考古90周年庆典。 作者：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谌海霞，四川大学博物馆馆员 摘自：《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6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举世闻名的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在20世纪以来因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而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但是，这个著名的考古遗址是何时被发现的，长期以来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近年来随着三星堆遗址3—8号祭祀坑发掘工作的开启，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年代这个问题再度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本文根据四川大学博物馆（前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汉州发掘日记》英文手稿，结合既往的研究史，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几种不同说法的根据和可能的信息来源 （一）“1929年说” 关于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年代的说法，最为流行的似为“1929年说”。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和《文物》杂志几乎同时刊登了由冯汉骥、童恩正先生署名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其中写道： 四川省广汉县所出玉石器，迄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1929年，该地中兴乡（现名中兴公社）的农民燕某曾在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当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33年冬，前华西博物馆葛维汉等人曾在此进行发掘。解放以后，四川的各考古机构亦先后在其地作过数次调查，证明这里是一范围很广的古代遗址。 ……关于1929年发现玉石器的实况，据传当燕家挖掘堰沟将文物暴露出来以后，随即将其掩盖，待夜深始将其搬运回家，其数目不下三、四百件，其中有玉圭、玉璋、玉琮、玉斧、“石璧”等。 由于冯汉骥和童恩正先生都是西南考古的著名学者，他们在文中所提出的1929年发现广汉中兴村月亮湾遗址（后来统称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这一时间点，自然很少有人质疑，多年来似成定说。但据童恩正先生1976年10月25日给编辑的信中说：“这篇稿子是我根据冯汉骥老师16年前记下的部分材料写成的，写成以后，冯老师即重病入院，无法再审阅修改，所以如有错误之处，当由我个人负责。”由此可见，1929年的提法是童恩正根据老师冯汉骥先生1960年的调查材料写成的，至于冯先生1929年的这个说法是基于何种信息来源，在文中没有具体透露。冯、童二人当年曾多次带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广汉中兴乡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该文还写道：“解放前后，笔者曾数次向燕家当时在场的人询问，但由于事隔已久，而且时值深夜，人多手杂，已不能道其详了。”由此可知，关于三星堆月亮湾玉石器发现于1929年的说法，有可能系冯氏向燕家人询问而来，只是由于“人多手杂”，甚至人多口也杂，多人转述之后，已难道其详。  三星堆玉石器 （二）“1931年说” “1931年说”似最早见于华西协合大学林名均先生于1942年发表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的调查简报、试掘报告都采用这一说法，此说后来也被《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所采用。首创“1931年说”的林名均先生在文中描述如下： 民国二十年春，因溪底淤塞，溉田不便，燕氏乃将水车干，施以淘浚，忽于溪底发现璧形石圈数十，大小不等，叠置如笋，横卧泥中，（此系事后随戴谦和先生赴遗址考察之摄影员晋君闻诸燕师爷之子转告于我者，据云燕氏以事关风水，记忆甚确，与葛氏报告中所言之排列方法不同）。疑其下藏有金珠宝物，乃待至深夜，始率众匆匆前往掘取，除获完整之石璧若干外，复拾得古代圭、璧、琮、玉圈、石珠各若干。然颇不知重视，夸示乡邻，馈赠戚友，璧及玉圈数十，遂致分散无遗，圭琮石珠等物，亦大部散落损毁，至不能集中加以研究，诚可惜也。 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从其文章中可获知，其信息来源并非林名均本人调查所获，而是由“随戴谦和先生赴遗址考察之摄影员晋君闻诸燕师爷之子转告于我者”。因此许杰先生指出：“林氏本人在当年并未介入此事，但参与了1934年的发掘清理（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所述应来自晋氏的转告和葛文的介绍。但细究他的文字可知1931年说是不可能成立的。”许杰还对此进一步推测：“假定燕家挖出玉石器是在1931年春，而董氏听说此事是在该年初春，那末两者相距时间必定很短，因为挖出器物是在董氏获悉之前。董氏和林氏都提到燕家把器物分赠各家，林氏特别指出'夸示乡邻，馈赠戚友，璧及玉圈数十，遂致分散无遗，圭琮石珠等物，亦大部散落损毁，至不能集中加以研究，诚可惜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应该不可能达到分散无遗或大部散落损毁的状态。因此可以推断，很可能林氏误读了董宜笃的原话，将两事混为一谈，结果把月亮湾玉石器坑发现的年代误定为1931年。” 1934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David C. Graham）先生对燕家发现玉石器的地点以及周围地区进行了清理发掘，发掘报告当年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六卷，报告首先转引董宜笃亲言了解月亮湾发现的经过： 1931年初春，我第一次听说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曾挖出石斧和石璧。我听说是一位农民在挖水坑时碰上好些这样的器物，并把它们送给妇女、苦力和各种人……为此我催促陶旅长（现为将军）出面问询此事并设法保存这些器物……他答应我打听一下，如有可能，他会带一些石器给我看。几天后，他带来了现存于博物馆的那五件石器……我获准短期保存它们，次日我便乘车前往成都，将其交给戴谦和保管……六月，我们去太平场对器物发现地点进行考察、拍摄。这一行包括陶旅长和他的六名侍卫、戴先生、我本人和摄影师晋先生。 许杰先生认为：“这段文字很可能是1931年说的源头，因为粗读董氏原文第一句话，很容易理解为董氏获悉此事与燕家挖出器物时间相隔不久。但董氏所言其实只是明确指出他听说此事是在1931年初春，并没有器物是在之前不久挖出的意思。” 综合分析上述两种最主要的说法，其信息的来源多为他人转述。这当中所涉及的林名均、戴谦和、晋君、董宜笃等人，林名均的信息来源系转自他人之口，而非亲闻燕家人所言，所以可信度最低。从上述文字描述来看，还有其他几位当事人即戴谦和、董宜笃、葛维汉等人应是亲自到现场拜访过燕家人的，他们的信息应当可信度最高。那么，这些当事人又留给我们哪些信息呢？ 关于1927年发现三星堆的有关信息 在既往的著述中，1927年发现三星堆遗址的说法一般很少有人提及，但并不等于这个说法毫无依据。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戴谦和先生留给我们的信息。1931年，华西协合大学地质学教授戴谦和先生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四卷对月亮湾燕家院子出土玉石器的情况作了介绍。戴氏在文中并没有直接指出玉石器发现的年份，但有如下的描述（引自许杰先生译文）： 1931年，一位进步官员把若干石器带给汉州的董宜笃［许注：汉州即广汉，董氏为一传教士］，后者又把它们带给笔者。之后我们三人一起去发现地点访问，对发现器物作了照相、研究和测量。该官员把那些器物呈送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那是大约四年前，一位进步农夫想放入一架牛拉水车，他在明代水沟下深挖到古代地层，在此发现了大型砂岩石璧，并有石质更为坚硬的凿、斧和牙璋…… 许杰认为：“戴文发表于1931年，而据文中描述他又是在同年见到月亮湾出土器物并考查出土地点。那末文中指称的'四年前’必定是1927年，这是笔者所知月亮湾发现诸说中年份最早的。戴文是有关月亮湾发现的第一篇学术文章，与发现的时间最接近，戴氏的说法自然值得重视。”笔者赞同许杰的推论，因为戴谦和是最早亲自采访过燕家人并获得可信度最高的信息者之一。  葛维汉 另一位极为重要的当事人——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也是1934年广汉月亮湾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主持者葛维汉——又给我们留下来什么重要的信息呢？经过对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旧档多年的整理与研究，我们从中发现了对于解开三星堆最初考古发掘之谜极为重要的线索——葛维汉的发掘手稿《汉州发掘日记》。笔者从中选取重要部分摘译如下： 1931年春，中国四川广汉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牧师开始听闻在太平场附近发现玉璧和玉刀的消息。随后他说服戴谦和与二十八军陶旅长一起去现场勘察并拍照，晋先生作为摄影师随行。 ……据燕道诚的次子所述，他们大约是从1927年开始在灌渠底部发现石器的，其后每年清理渠底的淤泥时陆续都有发现。这些石器起初被当成无用之物送人。董宜笃先生劝说陶旅长购买了4件玉刀和1件玉璧，并将其赠给华大博物馆。 从日记来看，1931年春，董宜笃可能是第一次听闻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的消息，并且亲自前往现场，与他同行的有戴谦和、陶旅长以及随行的摄影师晋先生。因此，1931年并非是燕家院子首次发现玉石器的年代，而是玉石器被发现之后，消息首次被透露到外界并最早见诸记载的年代。 当时燕道诚的儿子向董宜笃、陶旅长，以及后来的葛维汉本人介绍了当年发现石器的情况，信息来源可靠，可信度高。按照燕道诚次子的说法，他们最初是“1927年在沟渠底部发现石器，其后每年在清理渠底的淤泥时都会发现石器”。如果真实情况如其所述，那么月亮湾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就有可能并非一次性发现的，而是以1927年作为起点到1931年之前，这几年间陆续都有发现。在这个地点发现玉石器的年代应按照以最早发现器物的年代作为标志，董宜笃、戴谦和以及葛维汉等人也正是以这个年代（1927年）作为月亮湾玉石器最早发现的年代。 从葛维汉的日记，我们还了解到由他主持的月亮湾遗址首次考古的若干重要情况： 1933年秋，葛维汉致函董宜笃先生，希望获得关于博物馆玉器的更多信息。于是，葛维汉逐渐制定了一个计划，欲前往广汉发现玉器的地点进行发掘。 3月1日，葛维汉前往广汉，为发掘工作做最后的安排。在此之前，业已获得四川省政府的正式批准和四川省教育厅的首肯。他惊奇地发现，就在当天罗县长已经开始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进行挖掘了。但罗县长很快命令他的手下停止了挖掘，并承诺只要葛维汉愿意回来并接管发掘工作，他会耐心等待。 ……随后于1934年3月5日前往广汉，并于次日抵达现场。当天下午就在地面立桩和打围。接着测量了每个立桩处的水平高度，然后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了。 在日记本的扉页，葛维汉还记录道： 1934年3月6日至14日，在中国四川广汉附近的太平场，华西协合大学考古、艺术和民族学博物馆进行了第四号发掘。受广汉县长罗雨苍的诚挚邀请，馆长和助理按照科学方法进行了此次发掘。 至此，根据葛维汉的发掘日记和馆藏其他档案，我们可以将当时三星堆首次发掘的过程作一个历史线索的梳理： 第一，1931年6月，董宜笃、陶宗伯、戴谦和等人已经获得了关于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即本文所称的月亮湾遗址）发现玉石器的消息，并赴现场进行了踏访，核实了事实。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燕家人的采访得知，1927年他们在挖掘水渠时发现了玉石器坑。1931年经董宜笃、陶宗伯之手捐赠了琮、璧、璋、斧等6件玉石器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第二，1932年秋，葛维汉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任馆长，在藏品整理的过程中，广汉出土的古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随即与董宜笃书信联系，问其可否继续代为征集广汉古物，后渐至发展成为广汉考古发掘计划。 第三，1933年11月17日，董宜笃致信葛维汉，邀请他在农历新年之前一起去广汉进行实地考察。 第四，1934年3月1日，广汉县长罗雨苍曾“抢先”开始“发掘”，但被葛维汉及时劝停。3月5日葛维汉再次抵达广汉，6日开始采用“科学方法”对三星堆月亮湾遗址进行了首次田野考古发掘，至14日发掘完毕。 本文的主要结论 总结本文所论，我们的主要结论为： 第一，举世闻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年代，以现存于世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旧档为主要依据和线索，同时综合上述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可以确定为1927年。既往研究史中所提出的1929年、1931年等说法，虽影响甚大、流布甚广，但缺乏扎实文献依据，多系辗转传闻而来，基于史实，建议应予修改，今后统一采用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1927年之说。 第二，由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前辈学者葛维汉等人开始的三星堆考古科学发掘工作的确切年代应为1934年，距今已将近90年。如本文的结论能够为学术界所认同和接受，则2024年将迎来三星堆考古90周年庆典，这是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早期科学考古实践之一，并为随后三星堆遗址一系列重大考古的发现，取得了宝贵的早期经验，积累了初步的科学研究资料，其首创性意义十分重大。 第三， 三星堆考古是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努力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我们纪念三星堆考古近一个世纪以来伟大贡献之时，应当加强三星堆考古若干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客观、科学地去认识前人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吸取其经验与教训，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去擘画三星堆考古与古蜀文明研究的宏伟蓝图。这将为我们探寻中华文明多源一体格局的演进路径，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为坚实、科学的资料，从而更好地去推进学术研究、社会宣传、文物利用等各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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