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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历史观研究 | 谭德贵

 慧然 2024-05-13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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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机史观

国古代的先哲们,由于华夏文化传统的影响,虽也探讨宇宙本原,并形成各种宇宙观,但与古希腊不同的是,他们极少去探究宇宙本原与演化的数理方面与具体细节,重点放在对社会、历史与人生的探讨上。为了使历史观、人生观获得一种更高、更深的说明,他们又从宇宙论的高度探讨历史与人生,用李约瑟的话就是,“中国的自然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有机的非机械的性质”,“人历三圣,时更三世”而为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周易》的这种特点最为明显,“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可说是《周易》一书的总纲。故此,我们把《周易》史观称为自然有机史观。

1、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古代早已存在的一种世界观,初始含义是认为人与自然有某种神秘的感应关系。在《周易》一书里,这种神秘性已大大削弱,而是认为自然与历史、人不仅有相同的规律,而且有广泛的直接对应关系。“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昔者圣人之作《易》者,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也就是说,《易》的目的不过是“三才两之一顺”,三才的并列,是为了说明人道(历史规律)即是天道,天道是人道的终极理由,实际上宇宙间不过是一个“道”而己,这从根本上把历史观与自然观融为一体,是典型的自然有机史观。《周易》还进一步认为,自然与历史不仅是同一“道”的不同体现,而且天地人三才有一个共同的本原——太极,有形的宇宙与社会历史、人,都不过是这种本原外化的具体存在而已,“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致的,宇宙是通 过分与合两种太极运动形式而形成的,这就把历史起源统一于一种自然本原上。

2、历史的自然过程论

《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是自然过程的思想,这是非常深刻而伟大的。虽然不能等同于唯物史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思想。在三千多年前形成此思想确为不易。它表明,人类与其历史绝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的产物,是自然本身的产物。这是用人的自然属性的进化来阐明历史,因而从根本上排除了上帝等的参与。

3、历史规律的自然合理性


《周易》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来源于天地之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阵,贵贱位矣。” 《周易》认为,天地有高下,社会分等级,乃万古不易之理。一方面,用卦两体表示等级,重卦之上卦代表统治者、地位高者,下卦表示被统治者、地位低者。另一方面,用六爻位表示贵贱。每卦六爻,从初至上反映了低位到高位的变化,不过,最贵的是五不是上, 因《易》贵中,后人以此设定为:庶民、士子、大夫、公侯、天子、太庙六级。最后,用阴阳划分贵贱,六爻分三阳位与三阴位,在阴阳矛盾运动中,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阴永远处于辅助地位,这一点在乾坤两卦中表现最明显,“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并由此得出男尊女卑的观念,“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后世的“三纲五常”思想即源于此。《周易》认为这些规律的根据正在于它的合自然性,“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此意。

4、自然的人格有机泛化

西方人往往讲“人是机器”,中国哲人讲“机器是人”,即他们在探讨宇宙时, 更多地是把人的生理人格(主要是性)和心理人格 (主要是情)泛化于自然,“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主要取象于生殖器),“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之谓易”,这说明,历史不是一种无性情自然的结果,而是有机自然的产物。这种具有人性的有机自然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本体,可直接伸入经验层,对社会与历史有先验的固有的终极责任,而且形而上的解释也被认为是直接经验的,这样虽排除了神意的干扰,但却使实证法在中国古代永无市场。

历史有机演化观

人类历史是进化的,还是倒退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历史学者们爱争论的焦点。后世儒家追求三代之治,道家力图恢复小国寡民状态,法家讲历史进化,《周易》产生于上述思想之先,是一种有机进化论。

 1、 历史发展观


上面所讲的历史生成的自然过程化,已蕴含了历史发展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易》是一部讲“变”的哲学著作(易之三义最重要的就是变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则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新之谓盛德”宇宙间一切都是不断进化的,历史本身也是如此,其演化成为六十四卦卦序,以乾坤为首, 以未济为尾。

从根本上讲,六十四卦正好代表了六十四种历史形态,也可代表每一历史形态中的不同阶段(如乾为初创期,泰为收获期)这是一种典型的进化史观。 

  2、 历史变革观


《 周易》认为,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的。在它看来,历史转折的本质为“蛊”, 即腐败与革新。“蛊”是上经第十八卦,“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随卦倒象,成为蛊卦, 彼此是综卦。随和容易产生同流合污和腐败,腐败就要革新,革新也是为了众利,两者交互作用。蛊是器皿中的食物腐败生虫,象征一个历史形态的衰败,而这种衰败本身就包含着元始与亨通,预示一个新的历史形态的到来。

在此基础上,《周易》又专门设计了一个“革”卦, 用以说明变革,“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日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 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只要是顺应规律的变革就能消除腐败,推动历史发展。

不过,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周易》的历史进化观还有大循环的含义,它认为,未济以后,历史又会重演六十四卦的进化线,“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周而复始,“原始反终”乃一种历史规律,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焉”即此意。

  3、历史演化动力观


《周易》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而天之阴阳,地之刚柔,人之仁义不过是同一阴阳的不同表现而已,那么,事物发展是阴阳互耦运动的结果,历史也是阴阳(或刚柔)推动的结果,刚长柔消和柔长刚消的过程正是历史的进化过程。

本来,事物运动动力的刚柔双方是无善恶之分的,但《周易》却赋予了它强烈的伦理色彩:刚是善的、优的、代表君子;柔是恶的,劣的,代表小人,《否》 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而《泰》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历史正是在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中前进的,并且, 君子与小人斗争并不是互相吃掉,而是在和平互耦运动中前进。

另外,《周易》还注意到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圣人之大宝日位,何以守位日仁,何以聚人日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日义。”“物畜然后有秩,然后有礼”,“崇高莫大乎富贵”,“富有之谓大业”,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视物质财富,才能长治久安。这当然还是一种物质生产决定历史观的萌芽,而君子小人史观则深深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观。

历史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

《周易》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道),那么, 在历史规律面前,人能否认识它?能有反作用吗?回答是肯定的。

1.人必须服从历史规律。

《周易》认为,历史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必须顺从天地人三才之道,才能保证社会平稳发展,“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天地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象・彖》)“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也说明,人必须首先服从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发挥人的历史主动性的前提。


2.历史认知论。

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首先必须认清历史规律,只有掌握了规律,才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周易》认为,人是能够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宇宙发展(包括历史)规律的著作。


 3.人的历史主动性思想。

《周易》认为,人虽然必须首先服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却反对宿命论,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一、人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乾・文言》)自强不息是天道,对天来说,是自然的本性,不须思为, 本然如此;对人来说,是非自然的本性,必须经过思与为才能达到。它要求人们在历史活动中,要尽力为社会做贡献,顺境时要积极有为,逆境时,要待等时机,不被困难所吓倒。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虽历经多灾多难(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而仍蓬勃发展,不正是得力于这种全民族的历史能动性吗?

第二、人要具备强烈的忧患意识。《周易》认为, 人的历史能动性很大程度表现为人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可以说,整部《周易》所体现的正是“朝乾夕惕”、“居安思危”、“外内使惧”、“困而穷通”的强烈忧患意识,没有这种意识,人无所作为,国家也会灭亡。“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之所以通篇强调忧患意识,一方面因为,天道“虽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天道自然,无忧无虑,人必须发挥主动性才能保持历史发展的稳定;另一方面,周人以“小邦周”占胜“大国殷”,时时警惕重蹈覆辙,特别强调忧患意识。应该承认,这种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

第三、充分把握“时”,才能更好地发挥人的历史主动性。 《周易》是讲变之道的书,讲变化就是讲时,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代表了不同时段。故王弼曾言,“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贵时, 它要求人们发挥历史能动性,必须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主客观统一,使历史主动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此,《周易》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历史规律与主观能动性有机统一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4.圣人史观。

关于历史创造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个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周易》也不例外。在它看来,天地人三才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有圣人才能了达,因为圣人不仅有崇高的道德情操,而且是大知之人。圣人不仅能“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而且能创造经典,一般人只要按四种圣人之道行事,就可万事大吉。这实际上是突出强调圣人的历史能动性,而忽视或否认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5.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

从《周易》全书看,它所设计的是一种君主主义的政治制度。那么,未来理想社会如何?“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后世儒家的大同思想即来于此。


《周易》的历史观对后代的中国文化有重大影响,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史观到宋明理学的伦理本体史观,无不源于此,限于篇幅,本文不予探讨,但顺看这条线索研究下去,无疑会大大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本文原刊于《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04期,转自易道与国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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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谭德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清博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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