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吕不二）

储氏藏书 2024-05-13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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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二，男，1983年生，长于渭北乡野，现居西安。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在《长江文艺》《美文》《青年作家》《滇池》《朔方》《黄河文学》《文学港》《延河》《草原》等发表作品。

一

有七年没回老家了，这次来省城出差，办完事，还多出来两天，无事可干，也不想去旅游景点凑热闹，就联系了个以前的老同学。老同学姓张，叫张小强，做建筑设计的，小日子现在过得不错。我们从小学就是同学，准确地说，是从小学五年级起。那时，不管村大村小，都有村小学。村子小的，小学只有四个年级。村子大的，有六个年级。我们在各自的村小学上完四年级，就到了北甘井村中心小学上五六年级，我们就是在那儿认识的。

上学那会儿，我们虽然小学和中学一直同班，但性格截然不同。我跟着我奶过活，我奶根本管不住我，有心无力。我疯起来没边没谱，整天跟着几个浑小子，心里不是盘算着有朝一日浪迹天涯，就是想着跟一帮兄弟劫富济贫，当绿林好汉。张小强那会儿老实巴交，是众人眼里的乖孩子，坐教室第一排，上课认真听讲，笔记记得密密麻麻，可成绩一直中等。他表面看着波澜不惊，其实心里挺为自己着急，老担心自己万一上不去，哪天一口气顶不住，一松劲儿，就出溜下来了，搞不好就会万劫不复。后来，他勉强考上了高中，又勉强考了个二本。上了大学后，他似乎终于开了窍，连着拿了几个大学生类的设计大奖，又考研考到了名校。毕业后，进了大设计院，工资挺高，时不时还能接点私活，收入常常比工资高得多，如此成了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

小时候，我们其实交流無多，话好像都没说过几句，不是一路人。大学毕业后，有一阵，他常来南方我所在的城市出差，主动联系上了我。每次来，都叫我出来吃饭喝酒。第一次见他，我都不敢相认。他上学时挺矬挺黑，现在个儿挺高，目测有一米八左右，白白净净，像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城里的上层人。我学生时代长得不错，也挺注意自己的形象，每天出门前，都要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自从结了婚，一心过自己的小日子，胸无大志，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衣服凑合能穿就行，一年也照不了几回镜子。张小强以前一心扑在学习上，除了跟周围两三个人讨论问题，其余时间，都在一个人刻苦用功。现在的他，自信潇洒，侃侃而谈，远比我能说会道，跟以前判若两人。反而是我，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浑小子，如今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可以称得上懦弱，整天患得患失，好在我媳妇不嫌弃，她大概以为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我跟张小强去过一次他参与设计的项目现场，是个垃圾焚烧厂。如果提前不说，或者没有那根大烟囱，我根本不会把它和垃圾焚烧厂联系起来，还以为这是哪个大师搞的艺术街区。每栋建筑由各种几何图形勾连拼接，看似简单又不简单。组合在一起，既现代又古典，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即便有那根大烟囱，也不影响这个垃圾焚烧厂的现代艺术性。大烟囱整个被涂成了天蓝色，底下画着树木与孩子，上面画着飞鸟与白云，几乎与天空融为一体，十分和谐美好。张小强大概也看出我的惊讶，颇有几分自豪地说，也不是我一个人设计的，好几个公司联合出品，众人拾柴火焰高。又说，贝聿铭你知道吗？我说，听说过。张小强说，我的偶像是贝聿铭，我打算用一生向他致敬。我看他大大咧咧的样子，没想到还是个理想主义者，怪不得山鸡变凤凰。

张小强西装革履，开着他的奥迪A8，拉着我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转，边开车边说，我刚把老家重新盖了，里里外外，花了有五十万，我妈觉得挺有面儿。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一直挺要强，好不容易日子过起来了，啥事都挺讲究，都得让周围人高看一眼。我其实无所谓，不算太讲究，可家里人要讲究，哪怕那点讲究很幼稚很可笑，只要我能办得到，都尽量满足，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你说是不是？我说是。他说，你可别见笑，我也就是在你这个老同学跟前，难得多说几句，平时说的那些，基本是场面话，跟放屁没多大区别。我说，都一样。其实，我一点没笑话他的意思。他这么一番说下来，我简直对他有点崇拜，觉得他真是大隐隐于市，只是没跟他这么说。

在省城兜了大半圈，张小强问我想吃啥？我说，随便。他说，对历史感兴趣不？去个名胜古迹。我说，算了吧，有点怕去人多的地方。他说，那去爬山咋样？我说，还是别，上去下来都挺费劲。他说，那你说个去处。我还没说话，他使劲拍了一下大腿说，咱们干脆回趟老家得了，我也有一个多月没回去了，回去转一圈，吃个三件套，顺便家里瞧一眼，再回来，如何？我想了想说，也行。

回到县城，已经中午，找个人多的地方，吃了碗羊肉泡。吃完，肚子胀得滚圆，打起了嗝，可还是惦记着豆腐脑，尤其香那一口油汪汪的油泼辣子。于是，又来到“一条街”，也就是从前最繁华的商业街，只不过现在拓宽了，两边都盖了住宅楼，最下面是门面，开餐馆的，卖衣服的，美容美发的，做什么的都有。中间有一家继荣小吃店，也卖豆腐脑，据说店主他爸，就是以前我们上高中时，挑着担在学校门口卖豆腐脑的几个老头之一。现在子承父业，味道还算正宗，只可惜肚量有限，只能勉强吃下一碗，浇汤饸饹只能晚上吃了。

张小强要开车带着我在县城里转转，我说不用，吃了满满一肚子，不如慢慢走走看看，就当消食了。在县城闲逛的时候，张小强一直拿着手机，按个不停。我说，有事啊？他说，没事。我说，有事咱就回省城，你忙你的去，我一个人也行。他说，我正给咱联系人着呢。我说，啥人？他说，同学啊，人多了热闹，大家坐一起说说话，叙叙旧。他联系了半天，要么忙，要么在外地，要么没回信，只有两个女同学，显得比较热情，说晚上赶过来，共话当年。一个叫田静，另一个叫齐丽丽。张小强问我还有印象没？我说有，当时她俩都挺闹，我也疯，经常在一起玩，玩起来没男没女。到了初中，也都大了，知道男女有别，见了面彼此客气了很多。初中毕业后，基本就没联系过。

田静家在隔壁县，齐丽丽住在市里。下午晚些时候，齐丽丽坐车到了田静家，田静开着车带着她，来我们县城找我们。等她们到了后，一起商量着找吃饭的地方。最后，见一个烧烤大院里，装潢得挺有特色，颇有些梁山泊的味道，里面人也挺多，就走了进去。包间里都有人，我们只好坐在包间外头的一个拐角处，相对还算安静些。桌子是个八人桌，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边，张小强拿着餐单猛一顿戳，一会儿就摆了个满桌。田静烫了头发，妆化得挺重，脸比以前大，身材比较胖，白衬衣，配黑色小西服，穿一条浅白色牛仔裤，还是那么能说，嗓门还是那么大，据说在他们县住建局上班。齐丽丽身材高挑，略施粉黛，嘴唇还是那么厚，扎着马尾，头发挺长，差不多快及腰了，穿着一条米色带暗绿色碎花的棉布长裙，矜持里又有几分故作的傲气，好像上小学时也这样。听说，齐丽丽的老公，是市里某个城中村的，前年拆迁后，分了好几套房，她专门在家带孩子，过得相当潇洒。

我对田静说，你没咋变。田静说，你变化挺大，以前挺活泼的，现在挺深沉。我说，装的。齐丽丽说，就是，去了南方，也不跟我们联系，把老同学都忘了吧？我说，哪里，主要是混得太差，不敢见人，要是像张总那样，就不存在问题了。齐丽丽说，没看出来，张小强那会儿挺蔫的，现在大变样了。田静笑着说，女大十八变。张小强说，净拿我开涮，我也就过得去而已。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曾经的那些同学。有些人我都忘了，名字和长相都忘了，经它们一说，慢慢又浮出了水面，能想起个大概，但始终模糊隐约，一瞬间就可能归于虚无。有些人我记得，他们却又忘了个干净，我描述再三，几番提醒，他们始终做茫然状，一个劲儿地问我，真有这么个人吗？我们共同记得的人里头，有王军，班里个子最大，年龄也最大，据说比我们大四五岁，书念的不咋样，整天就喜欢搞怪。他爸是个赤脚医生，他耳濡目染，也略通医术，初中毕业，就回家给他爸当了助手，后来自己开了诊所。再后来，没执照，政府勒令关门，就又去城里打工了。有胡成功，是个矮子，他爸就是个矮子，每天挑着担子，在街道还有附近村子，吆喝着卖豆腐脑。大家不叫他胡成功，都叫他豆腐脑。每次叫他，他都假装要恼，弯下腰，大脑袋伸向前，准备顶对方，跟个土行孙似的，初中毕业再没见过。有王妮妮，长得一般，皮肤挺黑，爱生气，一生气就翻白眼，再生气，就哭哭啼啼，要死要活，男生女生都挺讨厌她，后来结了婚，都有了两个孩子了，又跟别人好上了，婚没离成，跟那男的私奔了，孩子也不要了。还有李延峰，长得挺白，挺爱捯饬自己，常年穿一身旧西服，冬天也不肯穿棉袄，要风度不要温度的那种人，冻得鼻涕一吸溜一吸溜，嘴里还唱着“万里长城永不倒”，初中毕业，去城里打了几个月工回来，满嘴蹩脚的普通话，回家跟他爸妈也还是普通话，气得他爸一顿好打。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后，老实多了。据说，他老婆挺凶，打起架来下狠手，他根本不是对手，算是一物降一物……饭也吃得差不多了，时间也不早了，都站起来准备散场的时候，齐丽丽说，你们记得咱们班那个张大强不？是叫张大强吧？田静说，好像是，好像学习挺好的，后来不知道咋样。张小强说，你们不知道他的事啊？他失踪了，十几年前就失踪了，到现在一直没找着。田静张大了嘴说，是不？齐丽丽说，我也听说了，唉，人生无常，大家各自保重吧。

二

我当然知道张大强，还知道张大强和张小强是一个村的。不仅是一个村的，还是隔墙的邻居。张小强比张大强晚出生几个月，出生后，父母一时半会想不到啥好名字，索性就跟着张大强，叫了张小强。

我们村离北甘井村，约莫二里地。朝北出了村子，经过一片麦场，翻过一个沟渠，上去两边是大片的麦田。麦田尽头朝左斜拐过去，是一片槐树林。槐树都有些年代了，挺高挺粗。树林边上，有个废弃的大宅子，据说是以前某个地主家的。那会儿，已经墙倒屋斜，荒草离离，破落得不成样子，值钱的有用的东西，早没了。我们都进去搜寻过好几次了，一无所获，失望至极。过了槐树林，再经过一片苹果地，就是北甘井村，中心小学就在进了村子不远处。

张大强他们村，离北甘井村比较远，少说也有五六里路。每天回家不现实，学校里又没宿舍，只能自己想办法投亲靠友。张大强那会儿，住在街道东边的王家村他姐家。上学放学，我们有一半共同要走的路，经常在路上碰见，但不熟，顶多点点头，就各走各的路。我俩虽然同班，可他个儿高，比我至少高出一头。张大强跟那些大个儿强人同学不一样，他对谁都挺客气，尤其对我们这些身单力薄的“弱势群体”，简直客气得有些过分。反而是对那些平日里嚣张跋扈的同学，一言不合就开骂，进而紧握拳头，怒目圆睁。对方见他发了威，立刻就服了软，嬉皮笑脸地让他消消气，转瞬就溜之大吉。

我自幼体弱多病，爸妈又死得早，没依没靠，经常被欺负，老想找个靠山，一直未果。自从跟张大强同班后，见他高大威猛，粗中有细，老想着找个机会，跟他交个朋友，如果能跟刘关张一样，义结金兰，那更是再好不过了，可惜他一直没给我这个机会。有一天中午，放学的路上，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跟王家村的王海峰斗起了嘴，话越撂越狠，一堆人围着瞎起哄，彼此都下不来台，说着说着，就上手干上了。王海峰比我高点壮点，我虽不占优势，可向来不肯轻易认■，无奈实力悬殊，不久就被他压在身下，笑着问我服不服？众目睽睽之下，我当然不能服。可不服他就不起身，一直骑马一样骑着我，非要我亲口说了服他才行。正在我进退两难之际，张大强出现了。他抓着王海峰的后衣领，把他一把提溜起来，义正言辞地对他说，差不多就行了，欺负人也得有个够是不？王海峰当众失了脸面，咬着牙，撇着嘴，心有不甘，欲走还留。张大强上前一步，直直地盯着他说，你有意见是不是？要不要咱俩练一练？王海峰听后，二话不说，扭头走人，干净利索。我刚想着，要不要对张大强说声谢谢，那时不兴说谢谢，该怎么说，我还没想好呢，张大强就走了。我愣在原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想着，他要是把头发梳整齐点就好了，他的头发老是乱蓬蓬的。他的衣服要是干净得体点就好了，他的衣服上老是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污渍斑点，也不合身，显得邋里邋遢的，跟英雄豪杰的形象相去甚远。虽然他本人不在乎，可我觉得还是稍微在乎一下比较好。

五年级时，我们的数学老师姓吕，是个老头，中等个，串脸胡子，整天穿一身深蓝色中山装，凶着一张脸，像极了怒目金刚。我们见了金刚不怕，知道那是泥塑的玩意，更何况我们也不是坏人，心里坦荡荡。可见了吕老师，心里都有些发毛，甚至浑身打颤，不知道他啥时候一不高兴，就给我们狠狠来个嘴巴子，或者一脚踹翻在地。吕老师打起我们来，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雨露均沾。但凡他的课，预备铃刚响，他还没进教室，在门外徘徊，或者跟隔壁某个老师闲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心跳加速，如坐针毡，不知道这节课，谁又将成为下一个“受难者”。他唾沫横飞，讲了大半节课后，开始点名，叫人去黑板上做題。他叫到谁的名字，谁就一个激灵。原本很快就能算出来的人，被他叫上去后，半天才能算出来。原本知道怎么解题的人，被他叫上去后，写了擦，擦了写，一时间乱了方寸，急出一身汗来。原本就不会的人，被他叫上去后，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是举着手，拿着粉笔，脸煞白着，用余光不停地瞥向吕老师，为随时可能到来的无影脚或者铁砂掌，做好心理准备。

班里许多人都挨过吕老师的揍，鼻血被揍出来，是常有的事。我挨过吕老师两巴掌，打得我原地转圈圈，白天秒变夜晚，星光瞬间满天，但还算比较幸运，只此一次，没有再受过二茬罪。我至今记得好几个女生被叫上去做题时挨打的场面，这其中就有田静和齐丽丽。田静平时话比较多，有点人来疯，吕老师可能觉得她欠点稳重，不太喜欢她。有一次，叫她上去做题，她写了擦，擦了写，磨蹭了半天，吕老师就毛了，走上前去，咬牙切齿地说，你不是平时能说得很吗？你说说这道题你到底会还是不会？田静右手拿着粉笔，杵在黑板前，正在思考着怎么回答的时候，吕老师背在身后的大糙手，突然就猝不及防地上来了，左右开弓，两个回合，总共四下，干净利索。打完，又把手悄无声息地背了回去，简直就如利剑出鞘又归鞘，非高手所不能及也。只见田静脸色煞白，鼻血溅出，溅了半张脸，又溅到黑板上，使黑板上的那些白色的粉笔字，如万箭穿心，多出许多大大小小的窟窿来。吕老师见状，平地一声吼，赶紧滚。田静仰着头，折了半根粉笔，塞在了流血的鼻孔里，不慌不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齐丽丽挨打那回，把我吓得不轻。她平日里嘴不饶人，动不动扬起下巴，傲气十足。我没事喜欢故意逗她几句，她也不是真生气，只是习惯性动作，她自己也知道。吕老师叫她上去做题，她走得不紧不慢，眼神里充满了不屑，她还没把题解出来，吕老师就生气了，上去一把拽住她的长辫子，嘴里叫嚣着说，你跟谁摆势呢？你以为你是地主家的大小姐？你能上天去不我问你？边说边拽着她的辫子，就往黑板上撞，一口气连撞五下，把齐丽丽撞得不停尖叫，把吕老师自己累得也够呛，这才歇了手。眼见齐丽丽额头青肿，泪流满面，如受酷刑，已然崩溃。我们一个个见此状况，目瞪口呆，唯恐这团火烧到自己身上来。还好，吕老师偃旗息鼓，让齐丽丽滚蛋。齐丽丽没按照吕老师的要求，滚回座位上，而是不管不顾地滚出了教室，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吕老师倒也没追究，只是警告我们说，学生给老师脸色看，就是目无王法，就是欠收拾，就是自寻死路，你们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我们啥也不敢说，不敢说就是默认。

面对吕老师这个活阎王，我们都想揭竿而起，把他打倒在地，除之而后快。可谁都拿他没办法，既赶不走他，也不能给他一个教训，那样他肯定得加倍还给我们，我们更没好日子过。后来，还是张大强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说起来，吕老师并没有打过张大强，甚至都没有叫他上过讲台。也许叫过，我忘记了。或者，他上了讲台，三两下就做出了题，没给吕老师发威的机会。又或者，张大强人高马大，跟班里那几个大个儿一样，属于一看就不好惹的人物，吕老师也没老糊涂，对他们选择性遗忘，说得通俗点，就叫欺软怕硬。

那天，放学路上，吕老师跟我们同行，不知道去街道买东西，还是去谁家串门走亲戚。除了极少数人，经过他身边时，心不甘情不愿地问了他一句好，其他大多数人，都双脚生风，从他身旁加速冲过，扬起一阵烟尘。张大强不怕吕老师，没想着要躲吕老师，那天只是跟别人闹着玩，追着那人跑，结果不小心，碰了吕老师一下。吕老师条件反射似的，骂了句娘，抬起手来，准备教训对方一下，一看是张大强，本已高高扬起的手，就有点犹豫。如果张大强当时说声对不起，可能吕老师的手就放下来了。可张大强也是个犟胚子，见吕老师想要打他，便来了脾气，面无表情地看着吕老师，一副“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咋样”的表情。吕老师下不来台，只能给张大强一巴掌，也就一巴掌，算很克制了，且打得比较轻，顶多只有平常的三分功力，脸都没打红。可张大强不这么认为，他的脸不是好打的，除了他妈，别人谁也没打过，谁打他跟谁玩命。他当然不好跟吕老师玩命，可要就这么算了，他也办不到。于是，他跑出去三五十米远，站在个塄坎上，对着吕老师破口大骂，把吕老师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骂了一遍又一遍。吕老师气得直跳脚，想追上他教训一番。吕老师向前跑几步，张大强也向前跑几步。如此再三，吕老师扶着膝盖气喘吁吁，张大强笑着面不改色，继续叫骂不停。吕老师狠狠地说，你小子有种给我等着。张大强毫不在乎地说，你有本事把爷爷的老二咬了去。我们这些好事者，在心里为张大强叫好的同时，也都为他捏着一把汗。依吕老师的脾气，哪怕是他張大强，估计也难逃一劫。

隔天，吕老师的课前，我忍不住拍了拍坐在我前面的张小强说，这回你哥估计够呛？张小强扭过头来，一脸茫然地说，啥我哥？我说，张大强啊，昨天那么一整，今天估计大难临头。张小强说，我都给你说过好几回了，他不是我哥。我懒得跟他掰扯这些，他除了学习，似乎啥也不关心。可再看张大强，他跟没事人似的，照常跟左右说说笑笑。吕老师进来后，张大强跟我们一样，坐得直直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黑板，该听时跟我们一样竖起耳朵认真听，该写时跟我们一样低下头来认真写，一点都不像个马上要受刑的人。吕老师也奇怪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以为他这是要留后手，做点铺垫，等到快下课时，再来个大招。结果一直到下课走人，他都没啥表示。我们都挺纳闷，觉得这根本不符合常理，绝对不是吕老师的作风啊。我们等啊等，一连等了好几天，吕老师都没啥表示。不但对张大强没啥表示，对我们所有人，竟前所未有地好了起来。从那之后，吕老师再没打过我们，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这简直成了不解之谜。

我们上完五年级，吕老师就退了休，换了一个刚毕业的老师，姓宋，长得一表人才，脾气极好，对谁都一脸笑颜，跟我们简直没大没小。一起跟宋老师来学校的，还有三四位别的老师，都是刚毕业的新老师，包括我们的班主任，也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叫王芳，长两颗虎牙，肤白，烫发，每天身上都有一股子雪花膏的香气，惹得我们动不动就抽动几下鼻子。王老师长得还算好看，收拾得挺洋气，就是脾气不太好，动不动就对我们教鞭伺候。不过，她只打我们的手心和屁股，也挺不好受，尤其是打手心的时候，感觉比挨巴掌强不了多少。偶尔，把王老师气急了，她还掐人，都是掐男生，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掐住一块肉，然后顺时针旋转三百六十度。她装作不动声色，甚至故意谈笑风生，被掐被拧的人，疼得龇牙咧嘴。她也掐过我，原因是我在课堂上老搞小动作，老趁她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跟旁边人嘀嘀咕咕，且屡教不改，过来直接给我两根手指，掐得我嘴里直咝咝，旁边田静和齐丽丽捂着嘴，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王老师转过脸说她俩，你俩也不是啥好东西。她俩当然不是啥好东西，我本来不想说话的，她俩非撺掇着我说，我没忍住，教训她们两句，她们嘴比我厉害，说得我急了眼，动作跟着大了，声音也跟着大了，结果被王老师逮个正着。王老师还算明察秋毫，知道她俩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她俩是男生，估计也得被掐得龇牙咧嘴。

六年级下学期后半段，每两个星期，就要进行一次摸底考试。有一次摸底考试前，张大强和另外两个大个儿同学，竟然缺考了。经过王老师一番询问，才知道他们竟然是去隔壁县上的某个乡赶大集去了。我也想去赶大集，我们街道一年才有一次大集，一次就三天，三天一晃而过，像梦一样短暂。我还没去别的地方赶过大集，放假的时候没有，上学的时候就更没有了。张大强他们竟然想了，也做了，还是在摸底考试的时候，这简直让我们这些人顶礼膜拜。王老师气得够呛，但没太表现出来，只是冷笑一声，说，回来了有你们瞧的。

摸底考试是在下午，张大强他们回来的时候，数学的考试时间已经过半。他们三个站在门口，齐声喊报告。我们齐刷刷地看了他们一眼，又赶紧把头低下，跟眼前的数学试卷较劲。数学考试是王老师监考，宋老师在两个班来回转悠。王老师坐在教室后面，稳如泰山。等他们连着喊了好几声报告后，王老师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还知道回来啊？集赶得咋样？他们低着头没人说话。王老师说，你们知道自己是学生不？他们没人说话。王老师继续说，你们知道今天摸底考试不？他们还是没人说话。王老师的语气越来越不好，嗓门越来越高，眼看就要火山喷发的时候，宋老师进到教室，走到她跟前，两个人窃窃私语了一番。然后，王老师露出得意的微笑，点了一下头，招手让他们几个进来赶紧答卷。就在他们坐下来答卷的时候，王老师幸灾乐祸地说，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考几分？我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王老师在这儿等着他们呢。前几次摸底考试，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六七十分的占一多半，八十几分的有几个，上九十分的只有一人。我们估摸着，这次十有八九得再创“纪录”，而创纪录者，十有八九就是“大胆妄为”的张大强他们。

可谁也没想到，张大强竟然考了个满分。王老师死活不相信，又不好说他是抄来的，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抄来的，因为全班就他一个人考了一百分。他周围那几个，顶多也就六十分出头。王老师心有不甘，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鬼，可就是查不出来。在班里总结这次考试的时候，王老师不像往常那样，点名高度称赞各科第一名，让大家努力向先进学习靠拢。她只是说，这次，个别同学考得还不错，但究竟有几斤几两，还得继续考验，希望个别同学，戒骄戒躁，把心思真正放在学习上。我们听出来了，王老师口中的“个别同学”，就是张大强。还有就是，王老师不服，话里有话，有“走着瞧”的意思。后面几次考试，张大强虽然没再考过一百分，可成绩一直都在九十分左右，保持在班级前五，且相当稳定。王老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对他无为而治。其实，课堂上的张大强，一点不调皮捣蛋。课堂外，他也不惹是生非，欺负弱小。他属于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这之前，张大强的成绩一直就不错，只是没有名列前茅。他贪玩，也敢玩，把念书不太当回事，下的功夫不多，但脑子好使，效率挺高，稍一用功，就往前冲一大截。要是较上了劲，就令人刮目相看了。但大多数时候，他吊儿郎当，谁也不把他当好学生看。偶尔考了个一百，还只用了一半时间，就不能不让人惊讶，甚至怀疑了。

三

刚上初一不久，一天放学，刚出校门不远，王妮妮喊我等等她。她从别的小学升到初中，跟我同班不久，交集寥寥。她长得一般，一张嘴整天叨叨个没完，惹得人厌狗嫌。不管男生女生，她跟谁一言不合，就大吵特吵，甚至撒泼打滚。她虽未跟我起过冲突，但我跟许多人一样，对她既厌又怕，一直敬而远之。这天，她突然叫我，简直吓我一跳。我心想着，我跟她说话都屈指可数，私下里，也基本越过她不谈，应该没惹着她吧。看着她笑眯眯的模样，又想着，应该不是坏事，但她找我能有什么好事，我想不通。她拉我走到对面的一棵国槐树下，从怀里掏出个红皮的笔记本，一把塞到我手里说，拿着。我有点懵，问她，这是啥意思？她朝我挤了一下眼睛，意味深长地说，隔壁班刘亚亚给你的。我知道刘亚亚，长得还算顺眼，可她为什么要送这玩意给我呢？我想不通。我说，刘亚亚给我这玩意干啥？王妮妮白了我一眼，又转而为笑，说，还能干啥。我好像一下明白了，又好像不明白，觉得这事挺恶心。我把日记本还给她，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转身就跑了，边跑边回头说，让她以后离我远点。这事对我来说，是个分水岭。这之前，我整天跟女生打打闹闹，坦坦荡荡，一点别的心思都没有。这之后，一切都变了，变得不那么单纯了，这真让人沮丧。一口气跑出去老遠，累得浑身冒汗，刚好碰见张大强。张大强见我气喘吁吁，问我，你被狼撵还是？我突然想起那首歌里唱的：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便笑着对他说，差不多。

我跟张大强初中依旧同班，平日里，彼此还是说话不多，但毕竟是老熟人了，见了面，也要打个招呼，随便扯几句闲话。真正跟张大强的关系更进一步，是在上初一的那年冬天。

上了初中，好几个学校的人汇聚一起，每个班六十个人，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我们班比别的班多了好几个大个儿，一个个头发都挺长，两边的头发垂下来后，能咬在嘴里，包括我们的班长周国庆。他们经常唱的一首歌，是郑智化的《游戏人间》：烦恼太多，未来太远，何不跟我一起笑看人间。他们唱的时候，挺整齐，也挺有味道。这些大个儿的新同学，跟张大强一见如故，很快就拜了兄弟，发誓共同进退。

那年冬天，他们一伙儿经常逃课，不知道在外面干些啥。老师根本管不住，说也不听，干脆视而不见。听王军说，他们老在外面干仗，比跟他们还大的社会混混干仗，且越干越勇，简直势如破竹。街道以及周边村里的大小混混，见了他们，如同老鼠见了猫。他们渐渐自信满满，有了替天行道的想法。王军的个子比张大强还高一些，在我们班年龄最大，有个十七八岁。有人说，家里已经给他把媳妇说下了。他来念书，纯属混几年光景，多认识点字，顺便多认识几个人。别看他平日里咋咋呼呼，可就是个纸老虎，你要一翻脸，跟他来真的，他就立马跟你嘻嘻哈哈。王军跟张大强他们，走得比其他人近一些，消息来源，自然相对可靠。有一段时间，教室后面的扫帚后面，老藏着几根胳膊一样粗、一米多长的木棍。下了晚自习，他们一群人趁着黑，提了木棍，叫嚣着冲出教室，又冲出学校大门，好像敢死队一般，要跟藏在黑暗中的魍魉魑魅杀个你死我活。干完回来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大喘着气，大声说话，间或大笑，兴致高昂，一看就是打了胜仗。至于过程如何，对方是何许人也，他们没说，也没人敢问。

十二月初的某一天，下起了那年的第一场雪。雪下得挺大，纷纷扬扬，一直从上午下到了傍晚，天地间一片纯白，积雪没到了脚脖子上面。几天前，七八里外的东淡村有个老头，因肺癌去世了，第二天下葬，当晚照例要放几场电影。放在往常，这点距离挡不住我们看热闹的劲头。但毕竟下了大雪，路不好走，又冷，北风萧萧，我们思来想去，不得不打消了去看电影的念头。

我们没去看电影，可张大强他们去了。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仇家，也就是过去跟他们干过一仗，被他们打得满地找牙的一伙儿社会混混。结果，又是一场遭遇战。尽管对方人数占优，但他们丝毫也没认■，顺手摸到半块砖头，或一节木棍，就直接往对方身上抡。双方从放电影的地方，打到了村子外面，又从村子外面，打到了别的村子，一直打到了街道南边的丁字路口。打着打着，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把刀。这把刀，不知道怎么，就到了我们班长周国庆的手里。周国庆不知道怎么，就把刀朝一个向他扑过来的人捅了过去，捅进去又拔出来，拔出来又捅进去，如此再三。那人一下就软了下去，倒在雪地里不动了。原本洁白的雪地里，就有了一片刺眼的鲜红，鲜红很快近似于黑。原本低吼的风声，就变成了鬼哭狼嚎，甚至变成了天地间回荡的哀乐。这时，一群正在打个你死我活的人，突然就愣住了。愣了那么一会儿后，所有人都消失不见了，包括周国庆。

张大强的肠胃一直不好，动不动老便秘，经常三五天只进不出。到了看电影的地方不久，他突然就憋不住了，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他为此很不好意思，嘿嘿一笑，对众兄弟说，我去办点事，很快就回来。谁也没理他，都知道他口中的所谓“办事”是啥意思。周围都是人，看电影的人，祭奠的人，亲朋好友，村里人，陌生人，根本没个合适的地方。张大强只好往远处走，一直走到聽不见放电影的喇叭声的地方，在一处废弃的宅子里，蹲下来解决自己的事情。他想快点，可根本快不了，这不是他想快就能快的事。大约二十分钟后，他终于完了事。等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愧疚的心情，回到放电影的地方，准备跟一众兄弟们道个歉，甚至被他们骂几句，然后继续凑这场热闹的时候，却发现怎么都找不着人了。他找了半天，无果后，又问了好几个人，最后才知道，就在他去方便的时候，放电影的地方，发生了另一场活生生的电影。两帮人火拼，打着打着就不见了，极有可能是换了地方，继续切磋去了。张大强听了拔腿就跑，一路飞奔，好比雪夜飞狐。等他到了街道的时候，已是深夜，尽管路灯稀疏，能见度有限，可他还是很清楚地看到了那片血渍，像一张巨大而狰狞的脸，让他不由得心里发慌。隔天一早，他才知道昨天晚上死了人，而且是两个人。一个是被周国庆捅死的那个小混混，另一个就是周国庆。事发之后不久，旁边门市部的人就报了警。很快，所有人都进去了，除了周国庆。周国庆知道自己这回闯的祸比较大，万一被逮住了，搞不好得吃枪子，还不如铤而走险，一走了之，天大地大，哪儿都可以是他周国庆的家。他完全没想到，警察那么快就找到了他。警察劝他束手就擒的时候，他一心只想着跑。谁不让他跑，他就准备跟谁玩命。还没等他玩命，只是挥舞了几下手里的那把刀子，就听见了隆隆雷声。其实，不是冬雷震震，是枪声。等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晚了，然后就死了。

张大强一方面觉得，兄弟们危难之际，自己却把劲儿用在了拉屎上，实在是羞愧愤恨。另一方面，他又忐忑不安，毕竟，自己也是组织成员之一。他们死的死，进去的进去，自己这个漏网之鱼，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被送入高墙。假如被送入高墙，这辈子大概率就完蛋了，光宗耀祖是绝对不可能了。可他等啊等，一连等了好多天，都没人来找他，才恍然明白，这里头根本就没自己啥事。想到这点时，张大强更是羞愤不已。

这之后，张大强一度有些消沉。后来，虽不怎么消沉了，脾气却前所未有地软了不少。以前，在他跟前不敢高声说话的人，现在动不动也敢放肆几句，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他对此好像也根本不在乎。比如，有一天，晚自习后，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们几个男生，李延峰突然站在教室后面靠窗的一张桌子上，说要给我们这些乡巴佬开开眼界。然后，就把裤子解开，脱到膝盖处，腆着肚子，仰着头，闭着眼睛，不停用右手套弄他裆下的那玩意。张大强看不惯，对李延峰说，你不嫌丢人？李延峰手没停，头也没回，说道，又没丢你的人，你操闲心也不怕累着。要是过去，张大强估计会一把把他拽倒在地，搞不好还得扇几个大嘴巴子，让他长长记性。可张大强没再说话，只是叹了一口气，转身就走了。我当时也在，没见过这场面，不知道是咋回事，挺想留下来一探究竟，但看见张大强走了，不想被他看低，也就跟着走了。

还有一次，是我们刚上初二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最后一节课，胡成功他爸挑着豆腐脑担子，将没卖完的豆腐脑，放在了门房跟前，进去门房里，跟看门的老张头下象棋，想着等下了课，嘴馋的学生们，把他剩的那点豆腐脑消费完了，就回家歇着。胡成功他爸下起象棋来，有些痴迷其中，忘了自己的豆腐脑担子还在外头，还有豆腐脑要卖这回事。刚好有几个逃课的学生，其中包括张大强，见豆腐脑担子没人看，胡成功他爸跟老张头下棋正酣，就拿了自己的洋瓷碗，猫着腰来到豆腐脑担子前，每人给自己舀了满满一大碗豆腐脑，调料包括辣椒油也都放得很重。张大强没参与这事，他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地道，劝他们也不听，也不好强求，只好任他们恣意妄为。豆腐脑缸子被偷空了这事，还是胡成功下课后发现的，然后才发现了正在下棋的他爸。围观看热闹的人很多，大家都以为胡成功他爸，这次肯定得跳脚，把那些偷豆腐脑的小贼骂个痛快。谁知他爸见状，啥也没说，一声不吭地收拾好担子，挑着出了校门，甚至一路哼着小曲儿，让人捉摸不透。胡成功不像他爸那么想得开，他握紧拳头，转着圈骂个没完，气得差点掉下了眼泪。他的头发很短，几近光头，好像随时准备着，给谁来个铁头功，苦于没个对象，最后只好恨恨地离开。

我五岁那年，过年前，我爸带着我妈，两人去县上赶集，采买年货。为了省钱，他俩走路去的。去的路上，从西边下了沟，朝东边上到沟半截，在最急的拐弯处，被一辆手扶拖拉机撞下了沟，当时就没了命，都没来得及往医院送。那之后，我就一直跟着我奶过活。我奶也是那会儿开始信的神，且越信越深。到了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奶已经升级成了神婆，动不动跟着云际禅寺的师傅，去周围的村里，给人作法驱邪消灾。以前，我奶出门，想着家里还有个我，年纪尚小，还不太在外面过夜。及至我上了初中，长大了些，能自己烧火做饭，胆子也大了，我奶就对我放心了不少。她经常出门两三天才回来，最多时，四五天才回来。出门前，给我蒸一大锅馒头，放在瓦瓮里，让我自己热着就腌菜吃。有一次，她去外面作法回来，问我说，你们班是不是有个张大强？我说，咋了？我奶说，她妈也信佛，跟我们一起作法好几回了。我说，哦。我奶又说，她妈是个河南担，也是可怜人，跟咱一样。我老听别人说“河南蛋”，但不知道这个“蛋”字是啥意思，而“河南蛋”又是啥意思。后来，去了张大强家，见了她妈，她妈才告诉我说，不是“河南蛋”，而是“河南担”。之所以有这个称呼，是因为解放前河南战乱四起，又人祸不断，许多人连饭都吃不到嘴里，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甚至，还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许多人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被迫四处逃亡，想找一个安身之所。离家的时候，一根扁担挑起所有家当，包括孩子。很多人挑着重担，拖儿带女，一路北上，落脚陕西境内。一路走来，别人见了他们，都称之为“河南担”，很形象，也满是心酸。张大强他妈，当年跟着她爸，一路来到陕西，落脚到我们这儿。家里条件不好，又是外来户，他妈长大后，婚事一时没个着落，最后没办法，只好嫁给了一个给人放羊的孤儿，这就是张大强他爸。可能是从小放羊的缘故，张大强他爸不爱说话，也不爱在人堆里待，跟家里人说话也费劲，结了婚，在家里没住几天，就又搬回到了自己以前住的那孔破窑里头，有啥事了，回来干一干，或者喊他回来他就回来一趟，不然就自己一个人待着。张大强他妈拿他爸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么个人，强求不来，只好万事自己做主自己上。有了张大强后，他妈也有了盼望。不管咋样，张家有了后，自己苦点累点没关系，希望张大强大了以后，能撑门立户，给她争一口气，也不枉她在人世走一遭。

我去张大强家，是初三第二学期刚开始，也就是刚过完正月十五。我以前成绩还算凑合，但要考上高中，没有十分把握。到了初三，突然明白过来，就收了心，课堂上认真听讲，下了课不耻下问，问的最多的人，就是张大强。我也问过张小强，可他老是不太热心，估计他自己心里对中考也没底，嫌我浪费他的时间。我去找张大强，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他每次都很热情，讲了一遍怕我听不明白，又换个方式再讲一遍，一点不嫌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的关系，就这样渐渐深厚了起来。

初一和初二年级，正月十六开学。我们是毕业班，初十就开学了。张大强没按时来，我以为他家里有事，顶多过一两天就来了。可一直到第四天，他还是没有出现。我忍不住问张小强，才知道张大强他爸去世了，后天埋。那天刚好是星期天，放一天假。周六下午晚些时候，我在街道纸花铺买了个花圈，一路擎着，来到张大强他们村，参加了他爸的葬礼。

张大强家院墙低矮，西边涯畔下，有两孔不深不浅的窑洞。北边靠墙，坐北朝南盖了两间夏房，用土夯的胡基盖的，应该有些年头了，看上去很是破落。见我来了，张大强很是高兴。他红着眼睛，不知道是悲伤所致，还是睡眠不足。他妈个子很低，目测也就一米五左右，佝偻着腰，头发花白，估计比我奶年轻不了几岁。他妈看着挺精神，走出走进，招呼这个，安排那个，头脑清楚，表情淡定自如，看不出悲伤。我本来当晚祭奠仪式完了就要回，打算第二天一大早，赶在起灵之前再赶过来。可张大强非拦着不让走，说那样太折腾，别人都安排好了，家里有地方住。我恭敬不如从命。两间厦房，其中一间安排了亲戚住。我、张大强，还有他妈，三个人住在另一间厦房里。忙完了该忙的事情，安排好了明天的事情，送走了人，准备睡觉的时候，虽说时间不早了，但我们都睡不着。张大强他妈盘腿坐在炕上，给我们讲起了她的故事，从她没出生的时候，一直讲到眼下。她娓娓道来，我卻听得惊心动魄，不敢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要如此遭遇，还能不能扛下来。讲到最后，我已经哈欠连天，他妈说到张大强的名字，也不是随便起的，那是一家人的盼望。说着说着，就说到我们班张小强，说张小强生下来，他爸妈一天学都没上过，自己的名字写起来都费劲，还想给起个响当当的名字，想破脑袋也没想出来，就干脆跟了我们。其实，当初张小强给别的同学说过，不过版本略有不同。张小强当然没说自己爸妈没文化，只是说，他爸妈图方便，名字起得比较潦草，但也还过得去，名字嘛，就是个符号而已。

第二天早上，天还黑实着，我们就起来送葬了。队伍走在村口十字，祭奠完毕，起棺时，主祭人让张大强把糊了金箔的纸盆顶在头上，跟着他大声说。主祭人说，爸哎，黄泉路上你走稳当。张大强说，爸哎，黄泉路上你走稳当。主祭人说，爸哎，奈何桥上你莫回头。张大强说，爸哎，奈何桥上你莫回头。主祭人说，爸哎，儿今个送你最后一程。张大强说，爸哎，儿今个送你最后一程。主祭人说，爸哎，来世咱们还是一家人。张大强带着哭腔说，爸哎，来世咱们还是一家人。主祭人说，行了，摔吧。张大强双手高高举起纸盆，狠着劲砸向地面。只听见一声闷响，纸盆瞬时四分五裂，灰尘四起，仿佛一声呼唤，把暂停的人们唤醒过来，急匆匆赶往村外的田野中间，让一个人尘归尘，土归土。

四

县里就一个高中，人多，没有宿舍，我们这些乡镇来的人，如果没有亲友收留投靠，只好在外面租房住。张大强和我，在旁边的西寨村，合租了间民房，房租每月四十块，很便宜。房子离学校二百米左右，出了学校的南大门，朝西拐，走到前面的丁字路口，再朝南拐，一直走，房东家就在县气象站后面。刚开始和他同睡一张炕上，我很不习惯。他别的都好，就是太邋遢，很不讲究。他经常在裤兜里，揣半块锅盔或者馒头，没事手伸进去捏下来点，掏出来放在嘴里吃得津津有味。很多时候，他只是习惯性地把手伸进去捏，把锅盔或者馒头捏成碎渣渣，仿佛这是很过瘾的事。捏成了渣渣的锅盔或者馒头，他不吃，也不及时扔掉，就那么在口袋里装着。中午回来午休时，他为图方便，常常和衣而睡，翻来覆去之间，那些馍渣渣从他的裤兜里逃逸出来，弄得满炕都是，膈应得我辗转难眠，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被迫来个大扫除。无论怎么说他，他倒是脾气好，只是抱歉地嘿嘿笑，说以后注意，可狗改不了吃屎，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高中总共八个班，张大强在三班，我在六班。前三个班是重点班，配的老师都是各科骨干。重点班的学生，几乎都有明确的目标，学文还是学理，将来想考哪所大学，报啥专业，毕了业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心里都有个打算。张大强说，他想报上海的大学，学个建筑设计啥的，听说收入挺高，还可以到处跑，一览祖国大好河山，你觉得咋样？我说，想法挺好，兄弟你加油学，希望还是很大的。他又问，你呢？我说，我咋了？他说，我是问你将来啥计划？我说，饿不死就成。即便到了现在，我这人还是这样，计划性不强，一直从事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主要是还算老实，单位领导同事还算信任，也就还有一口饭吃，纯属凑合活着，说得文一点，就叫苟活于世。

没上高中之前，我们一年也来不了几次县城。县城对于我们，好比另外一个世界，毫不夸张地说，也就比北京稍微近点。上了高中后，我没事就跟着几个同学在县城乱窜。县城好比花花世界，让我们大大地开了眼界。最让我惊讶的，是县城里的女同学，洋气又自信，要是有几分姿色，那更是撩人心弦。张大强他们班有个女生，叫孙婷婷，个子不高，脸圆圆的，挺白，活泼开朗，我见她第一眼，就怦然心动。于是，上学放学，课间休息，我故意创造各种“偶遇”的机会，穷尽办法想认识她。

我那会儿喜欢王杰的歌儿，要是路上只有我和孙婷婷，我就故意唱王杰的《红尘有你》，或者《一场游戏一场梦》，想在她跟前装深沉，让她知道我虽然默默无闻，但内心丰富，与众不同，重要的是，还有那么一股子一般人没有的忧郁气质。她有时从旁经过，听见我陶醉地唱歌时，瞥我一眼，抿嘴一笑。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白费力气，根本引不起她的注意。我想着，如此下去不是办法，必须主动出击，就写了封所谓的情书，让张大强转交给她。写情书时，张大强挺热情，很认真地给我润色，斟酌每一个词语和句子，简直比我还要兴奋。等信写好了，听说要让他去转交时，突然撂了挑子，死活不肯揽这个差事。我知道他虽然看起来五大三粗，但对于这种事情还很稚嫩，在女生跟前说话，向来都不敢直视。我让他不用当面直接给，找机会塞在桌兜里就好。我苦口婆心，他思量再三，终于答应替我冒一回险。不久，他就给我带回了孙婷婷的回信，信里说，现在谈情说爱尚早，不如先放在一边，把心思用在读书上，等上了大学，再做打算。我承认她说的在理，只是在她跟前，我忍不住就会心跳加速。这之后，路上遇见了，我们也会一起走一走，说几句闲话。偶尔，周末的时候，她还会约我去街上吃饭，死活不肯让我付钱。我努力让自己悸动的心平复，往更长远的未来去想。渐渐地，也算收了一点心，比从前稍微用功了一些。

张小强分在了五班。他一个人租房住，房子在西边丁字路口，再往西，在村口南边一户人家租了个小房子。他越发沉默寡言，上学放学的路上，一个人面无表情地疾步快走，见了我们这些老同学，客气地点点头，就自顾自地走了。有一次，他们班和我有过交集的一个男生，突然问我，我们班张小强是不是你们那儿的？我说，嗯。他说，我感觉他这个人咋怪怪的？我说，咋怪了？他说，说不上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我也觉得张小强怪怪的，我知道这种怪背后，其实是巨大的压力，对未知的未来的压力。

高一第一学期末，快过年的时候，李延峰不知道咋找到了我们的住处。李延峰穿着一身西装，里面是白色的条纹衬衫，皮鞋擦得挺亮，猴一样缩着身子。他见了我们，飙了几句普通话，见我们没有接茬，又说起了渭北话，说自己在省城的五星级大酒店工作，回来过个年，顺便看看大家。张大强问他，不冷吗？李延峰跺着脚说，不冷，哥们衬衫里套了保暖内衣。我没听说过保暖内衣，但看他那副熊样，估计也不太顶事。我们租的房子，没搭炉子，也搭不起，也没烧炕，炕上铺的电褥子，冷是挺冷，好在我们习惯了，也穿得厚。虽然上初中那会儿，跟李延峰关系一般，但毕竟是老同学，面儿上还是过得去。我们想着留他住一晚，凑点钱，请他去街上吃碗羊肉泡馍，谁料他来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坚决要走，留也留不住，估计是冻得够呛，待不住了。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有一次在街上，竟然碰见了田静。她穿得挺潮，说自己在隔壁县上中专，出来大概率可能会当老师。我说，那挺好，人民教师光荣，还是铁饭碗。她说，还不一定，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我说，那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她说，听说，齐丽丽好像出事了？我说，啊？我一点都不知道。她说，听说去佛山打工，被一个男的骗走了，有可能骗去深山大沟里，给人专门生娃去了。我说，真的假的？她说，不知道，反正家人联系不上了，都快半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你别给别人说时，可别说是我说的。我说，明白。

虽然孙婷婷希望我一心扑在学习上，无奈我玩性大，常常不能自控，动不动跟几个朋友出去玩，甚至打牌，带钱玩。我没多少钱，生活费都是我奶牙缝里挤出来的，还借了不少，可打牌技术还行，手气也不赖，赢多输少。赢了钱，就去街道打个牙祭，吃个凉拌饸饹，加几片猪头肉或者猪肘子搅里头。但玩归玩，底线还得有，输到啥程度就得刹车，不刹车，就得喝西北风，这一点我心里明镜似的。还有就是，我心里不是没想着学习，即便不是为了和孙婷婷有个结果，为了我自己，也不能太放纵。我已经给人一副小混混的印象，不好意思突然变成好学生，就时不时地，自己拿了书，去学校外头，找个没人的地方，逼着自己刻苦一会儿。最常去的地方，是我们房东家后面，不远处的那片苹果地。有一次，还碰见房东他媳妇，来地里干活。她看见我，挺惊讶，转而为喜，笑着去了别处。我则是不好意思，好像做了亏心事，被人逮了个正着。

自从上了高中后，张大强完全成了三好学生，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都说，他考上一本基本没问题，就看能不能冲个重点。除了学习，张大强的唯一爱好，就是打篮球。他一米八几的个头，打篮球优势明显。学校打篮球，基本都是临时凑对。打得多了，大家彼此也都认识。张大强去打篮球，其他人都很矛盾，主要是他的篮球动作，相当不规范，三步上篮，左右大幅度跳跃，常常撞得别人人仰马翻，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难免有些意见。但他人高马大，又态度极好，别人也就不好跟他一般见识。

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学校管理极其松散，各种帮派林立，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两帮人动不动就干仗。别说老师，校长都不敢管。刚上高二没多久，有一天晚上，张大强丢了魂似的回到房子，低着头坐在炕沿上，半天一句话不说。我正要问他咋了，他抬起头来，满是绝望地对我说，兄弟我这回闯祸了。我说，到底咋回事？他慢动作似地摇了摇头说，一言难尽。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在房子里来回踱步，突然站定说，不行，我得出去躲一躲。说完，就开始从上衣兜里和裤兜里往出掏东西，挖耳勺、指甲刀、打火机、一把三角尺、半截铅笔、一个开瓶器，外加一把零钞。他把钱装回裤兜里，把其他东西一股脑儿塞到我手上，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说，这些东西，你先替哥哥保管着。过些天我回来的话，你再给我。如果我回不来，就都归兄弟你了。他说得很动情，简直有点悲壮，颇有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意思。可我老想笑，一直强忍着，差点给我憋坏了。看着他出了门，消失在黑暗中，我仍有点懵，不知道他这又是来的哪一出。

谁料，第二天下午，张大强就又嬉皮笑脸地回来了，才告诉我事情经过。原来，当天下午打球的时候，半路插进来一个学校强人，我们学校一霸——李晓东。李晓东五短身材，但肌肉极其发达，号称行走的压路机，经常跟体育场角落里放着的一个石碾子较劲，把那个两三百斤重的石碾子，抬起来翻跟头，惊得所有人叹服不已。李晓东突然要插进来打球，没人敢说不要，也没人敢走，走就是不给面子。尽管张大强小心翼翼，结果一次上篮时，还是把李晓东撞了个趔趄。李晓东瞪着他说，兄弟，你给我小心点。说完，李晓东继续打球，似乎没有要把他怎么样。但张大强自己越想越不对劲，觉得李晓东当时没把他怎么样，不代表以后不把他怎么样。说不定，打完篮球，李晓东就会回去，给他的兄弟们安排这事，也就是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堂堂七尺男儿，以大局为重，但也不能坐以待毙，不如走为上策。结果，后来有人替他打探李晓东的口风时，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他张大强这个人。原来，李晓东当时口中的“你给我小心点”，就只是单纯地让他注意一下打球动作，没有其他的意思，是他自己多心了。

高三最后一门会考，已经忘了是哪门课了。我们原计划考试前半个小时，前往学校。临出门时，最后一遍检查东西，张大强把所有衣兜都摸了一遍，原本笑着脸，刹那间僵住了，像是被点了穴。我问他，又咋了？他又把自己摸了一遍说，大事不好了，我的准考证不见了。于是，我俩着急慌忙地在房间了一顿乱找，找了大概有十分钟，仍一无所获。我说，你再想想。他苦着脸说，我明明记得装在身上了。我说，那你再在身上找找。他说，都找了好几遍了，没有。没办法，我们只好又把房子里找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这时，离考试差不多只有十分钟了。眼看就要来不及了，我不能再陪着他了，只好抱歉地对他说，我得走了。他绝望地看了我一眼，突然仰天长啸一声说，天要绝我啊！说完，眼泪眼看就要下来了。见此情景，我差点没喷出来。我无奈地说，你再在兜里找找，实在不行就沒办法了。结果，他不抱希望地在兜里一摸，准考证就被他摸了出来。他又嬉皮笑脸地朝我摇头晃脑，说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管怎样，总算有惊无险。

高考时，我算是超常发挥，超了二本线十多分，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都是南方的学校，也都是师范类，学费便宜，还有补助，用不着我奶再為了我作难。张大强考得比我好，但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标。他原本想考南京或上海的名校，去学建筑设计，追随贝聿铭的脚步，可惜发挥欠佳，决定再战一年。

五

我上的中文系，女多男少，又是南方，漂亮女生挺多，很快就把孙婷婷忘了个干净。尽管她差不多半个月，就会给我写一封信，可我给她的回信屈指可数。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虽然不是清北，但也不差，又是首都，见识不一样，认识的人也不一样，她的以后，和我注定交集不多。与其隔空续缘，不如各自发展。在不多的回信中，我始终很客气，时间久了，孙婷婷也变得客气了起来，客气之后，就断了联系。

刚上大学那会儿，我还给张大强写过三封信，无非是大谈兄弟情义，希望他再战七月，梦想成真。张大强给我只回过两封信，每封信就写了多半张，写得龙飞凤舞，甚是潇洒。信上，说起他枯燥乏味的补习生活，说起他心里藏着的那个关于建筑师的梦，东拉西扯一番，到最后似乎无话可说，便戛然而止。

第二年，张大强如愿以偿，考到了南京的名校，也是自己中意的专业。其实，他的分数离那所名校，还有一点距离。可那年报考那所名校的人，前所未有地少，没有达到录取人数，就把他幸运地从分数线下面捞了上来。那年暑假，我回老家，和张大强在县城小聚。那是个晚上，我们吃的烧烤，烧烤摊就在马路牙子上，旁边还放了台电视机外加DVD，带着话筒，可以唱歌，一块钱一首。我们俩喝了几瓶啤酒，扯了半天闲话后，又上去点了一首臧天朔的《朋友》，我俩共用一支麦克风，搂着肩膀吼了起来：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离开我。

一曲唱罢，简直有些热泪盈眶。我对张大强说，哥们将来发达了，可别忘了拉扯兄弟一把啊。张大强拍着胸脯说，那不会，哥哥我不是那种人。我说，书里都说，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张大强瞪了我一眼说，卧槽，我要是那种货色，我他妈不得好死。

我上大二那年冬天，我奶去世。回去埋了我奶后，我就很少回去了，寒暑假，都在外面打工挣钱。张大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问我咋样。还说，他们学校食堂挺多，饭菜都挺便宜，他尤其喜欢吃盖浇饭，让我有机会过去玩，他请我吃盖浇饭。听得出来，他挺享受大学生活。我想着，不愧是名校，物价低，大家才有精力发挥创造力。只是我忙着谈恋爱，忙着玩，忙着打工，一直没抽出时间去南京找他。

大四下学期刚开学，很多人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师范院校，教书是第一选择，也是上这类学校的目的。刚上大学那会儿，我也是这么想的。到后来，想法就变了，觉得不如进企业干行政，写写材料，或者管管人，给领导打打下手，也挺锻炼人，将来路子还能宽一些。四月底，我跟许多人一样，也找好了单位，签了约，就等毕了业去上班。这时，意外接到了孙婷婷的电话，说她要出国继续深造了。我说，那挺好，我一直看好你。孙婷婷说，少贫嘴。我说，说真的呢。孙婷婷说，临走之前，见个面吧。我说，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见我这么个俗人。孙婷婷说，你啥意思？我说，有句话不是说，不如相忘于江湖。孙婷婷说，你就那么讨厌我？我说，我是不想给你添负担。孙婷婷说，那就没啥好说的了。我说，嗯，祝你一路顺风，前程似锦。孙婷婷说，少来，对了，那个张大强是不是跟你关系挺好？我说，还行，你找他有事？孙婷婷说，听说，他前不久被学校开除了。

原来张大强上了大学后，虽然有助学贷款，还有奖学金，但手头还是很紧，加上他妈一直有病，他姐家过得也很一般，他就想着自己想办法赚点钱，养活自己之余，也能贴补家用。当家教来钱慢，也挣得少，他就铤而走险，当枪手，替别人考试，自己学校或者外校，都可以，考一次，最低一千，视考试的重要程度而定。他这么搞了两年钱，一直挺顺利，没出过啥事，就越来越胆大，直到被抓。学校领导虽然也很惋惜，但校规如法，他又是惯犯，不得不严肃处理，便被开除了。我们高中的老校长知道了他的事，替他想办法开了绿灯，让他跟着当年的高三学生，一起参加高考。

我回去县上看张大强时，离高考还有三天。我去他租的房子，门锁着不见人。又去了其他许多地方，问了许多人，都没有他的踪迹。最后，在街道漫无目的地闲转，准备晚上再去租房的地方找他，碰见个修鞋摊，旁边一堆人，围在一起下棋。我不经意间一瞥，发现其中一个下棋的有点像张大强。走到跟前一看，果然是他。他还是那副邋遢样，只是瘦了一些，下身穿条黑色的运动裤，上面套着一件黑短袖，表情前所未有地平静。他每落一步棋，对面一群人都要吵吵半天，仿佛他不是跟一个人在下棋，而是和一群人在下棋。不管对面多么喧嚣，或者迟迟不肯落子，他都只低头看着棋盘，一副不急不慢的样子。轮到他下时，最多用时不过一分钟，且落子不悔，也没人教他该怎么下。我走开几步，问旁边的修鞋匠。修鞋匠是个侏儒，边摇着钉鞋机，边仰着头对我说，那小伙已经在这下了一个礼拜棋了，每天下午两点左右来，一直下到晚上七八点回去。也不知道他是哪个村的，干啥的，只知道他棋下的好，棋品也好，这一群老老少少，没有一个能下过他的，也没有一个不服他的。张大强会下棋我知道，初中那会儿，我们闲得无聊，学过一阵下棋，知道马走日，隔山炮，象走田，会下而已，没工夫也没兴趣继续钻研。他是啥时候变成棋坛高手，我不知道，大概率是上了大学以后的事。

我没有去叫正下棋的张大强，当晚，也没去找他，而是径直回了学校。我想，他既然能从容于楚河汉界之间，想必已经过了这个坎，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等他考到了新学校，我再去找他不迟。果然，听说他这次考得很不错，成绩全县前几，最后考到了上海的名校，还是他原来的建筑设计专业。他的故事，已经在整个县城传开，俨然已经成了传奇人物。许多人说，凡成大事者，必然要大起大落。张大强大起大落又大起，必然人如其名，注定是成就大事的强人。

只可惜，张大强根本就没去报名。据说，报名前两天，他买好火车票，他妈还有他姐一家，将他送到街道南边的丁字路口，看着他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临走的时候，他跟家里人有说有笑。他妈叮嘱他的时候，他也一直点头，然后就上了车，跟送别的亲人挥了手。在县城，有人看见他进了汽车站，坐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他买的是晚上八点的火车票，在省城老火车站上的车，是趟慢车，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到上海。他有没有上火车不知道，他有没有到上海也不知道，总之他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是死是活也不知道，直到过了报名时间好几天，学校打电话找到家里，问张大强同学怎么还没来报名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啊？家里人这才知道张大强不见了，赶紧发动亲戚朋友到处去找，可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始终没找到。中国那么大，他们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找到。最后，只好报了警，警察说入了网，一旦有了信，就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还说，应该问题不大，只要他露面，坐车或者住店，就能第一时间掌握他的行踪，及时把他送回来。他们便只好回来等着，想着他心里的坎是不是还没过去，是不是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自我消化去了。等消化完了，坎终于翻过去，心里一马平川了，就又自己回来了。应该是这样吧，肯定是这样吧，他们想不出别的样。好好的一个人，大小伙子一个，那点事情算个啥啊，想开了，笑一笑就过去了，他不是那种经不起事的人啊，他不是蜜罐罐里长大的啊，他再怎么也不至于……糟践自己吧。

转眼十好几年过去了，张大强还是没回来。

在张小强老家的“豪宅”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吃饭的时候，张小强他妈说，隔壁就是张大强家。我说，我知道。张小强他妈说，屋里没人，一直撂荒着呢。我说，张大强他妈殁了吗？张小强他妈说，在街道呢，跟着女儿卖小吃呢。我说，身体可好？张小强他妈说，早些年都瘫下了，浑身的毛病。我叹了一口气，说了句可怜。张小强他妈说，谁不说可怜，自己都說自己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又不甘心，老想着有一天大强就回来了，想着临死之前看一眼大强。张小强说，我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在街道买点东西，去把张大强他妈看一下。张小强他妈说，千万不敢去，他妈看见你们，肯定要想起他儿，又惹得人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去干啥啊。我们听了他妈的话，没敢去勾起一个老人的伤心往事。我心想着，说不定她老人家慢慢会淡忘的吧，可她老人家又怎么淡忘得了。又想起，那天晚上，张大强和我在县城马路牙子上一起吼的那首歌：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离开我……

责任编辑赵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