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一个王朝在扩张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军事、经济、文化层面各种新的矛盾，而解决这种矛盾最好的方式就是，迁都。 开皇九年（589），隋朝灭掉了南陈统一了天下，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作为国都的大兴城远离关东和江南两大板块：关东是北齐故地，直到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才将其灭掉；江南自孙权时代就长期与中原分离，地理上的混一并不能真正将江南混入大隋系统。 就像始皇兼并六国之后一样，六国依然存在大量的反秦势力，时刻预谋着复兴故国。如今，大隋虽然统一了天下，但分裂的惯性依然存在—— 杨坚在建隋的过程中，关东除了并州和幽州，其他地方都响应了尉迟迥的叛乱；开皇十年（590），江南也曾爆发了大范围的叛乱，几乎是全境皆反；杨广即位之后，响应汉王杨谅造反的关东诸郡有19州。 为了增强对关东和江南的控驭，文帝选择了以藩王镇抚当地的方案。早在称帝之前，杨坚就任命长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以统领北齐故地。称帝之后，文帝又以三子秦王杨俊坐镇河南，领关东兵。关东从杨勇到秦王杨俊，再到汉王杨谅，都是皇子镇守的格局。江南也是以皇子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进行镇守，周期长达十年（590年至599年），即使是在杨广被立为皇太子之后，扬州总管的职位依然由宗室来出任，杨广之子豫章王杨暕被文帝任命为扬州总管，接替其父继续坐镇江都。 只有以血缘为纽带，文帝才能保证大隋对关东和江南这两大板块的控驭。 可见，隋朝时的关东和江南就是两锅油，只要碰到丁点火花，马上就是烈火。就是杨广在为并州总管时，也曾有过割据江南的想法，杨谅叛乱也是想恢复北齐故地，都是想利用关东、江南和关陇的离心力。 而现实又是，大隋的府兵大多都是布置在关陇，无法对江南和关东可能出现的乱局作出快速的反应，杨谅叛乱时就是例证，关陇的府兵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关东战场，江南的就更不用提了。 用隋炀帝的话来说就是：“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所以，从军事角度来分析，隋朝都有必要重新再打造一座新的军事中心，以对四方变局作出最快速的反应。 再说经济。随着魏晋南北朝的过渡，关东经济逐渐超越关中，江南在汉人精英的开发下经济也逐渐崛起，出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迹象。而作为国都的长安，在隋朝初年就已经出现了供应不足的现象，为此，隋文帝时朝廷就不得不经常去洛阳吃饭。 也就是说，隋朝必须适应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在中原地区重新建造一座政治中心以缓解关陇地区的供应压力。 文化层面，关陇和关东、江南也是严重的不兼容。南北朝时期，北齐和江南的主要矛盾分别是胡汉、世庶，而北周却是关陇军事政治贵族的共同体。即使关陇在地理上兼并了两者，但文化、学术、宗教层面依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只要文化处于分裂状态，大隋就永远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而解决文化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迁都，就像北魏孝文帝为了进行全面汉化改革一样，将都城从军事重镇平城迁到了文化中心洛阳。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统一文轨。 早在北周时，朝廷就已经着手在打造洛阳城以解决军事、经济、文化层面的问题。由于周宣帝宇文赟的突然驾崩，以及之后杨坚的改朝换代、平突厥、攻灭南陈的一系列大事的牵绊，营建新的政治中心的工作就暂时被搁置。 如今，这个问题自然要由隋炀帝杨广来解决，这是历史赋予炀帝的重任，他必须得接手。  图源/剧照 因为隋朝坚持的是关中本位政策，所以，大兴国都的地位自然不能放弃，炀帝只能从实际出发在中原重新复制一个政治中心以同时解决军事、经济、文化问题。 也就是说，两都制才是解决隋朝问题的最佳方案：关陇为大本营；中原为兼顾关东和江南的第二政治中心。 这其实是历史经验，西周当时实行的就是两京制，以镐京（长安）为国都，同时营建洛邑以钳制四方诸侯。高欢建立的北齐也是实行两都制，以邺城为政治中心，以晋阳为霸府。包括曹操，实行的也是两京制。 炀帝将新都的落脚点也放在了汉魏故都洛阳，洛阳的地理位置不仅可以同时兼顾关陇、关东和江南三大地理板块，还有山河之固以为防守，并拥有漕运的便利。 本质来说，一个地方只要满足了地势险固、地理居中、有漕运便利这几个关键“参数”就能够作为国都。洛阳是这三点同时具备。用汉高帝刘邦的话来说就是：“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 最重要的是，洛阳能够就近吸收通过漕运和陆运从关东和江南运来的财税以供养帝国中枢。 在拍板之前，隋炀帝是亲自在洛阳进行过实地调研才做出最后的决定的。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二十一日，炀帝正式下达了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令，大业元年（605）三月十七日，以尚书令杨素、匠作大将宇文恺为核心的项目班子正式动工。至大业二年（606）正月初六，工程就已经竣工，前后用了仅仅十个月的工期，堪称神速。 东都洛阳复制了大兴城的结构，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成为大隋在关东地区的政治中心。这战略性的一步意味着，大隋已经从经营关陇到治理整个天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图源/网络 同时，炀帝还开凿了大运河，修筑了直道、驰道，建造了大型储粮仓库作为东都的配套设施，构建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同时辐射南北的新的政治中心。完了之后，炀帝就是马不停蹄地进行大巡游，像秦始皇当年一样以天子之威震慑地方和草原势力，保证帝国的稳定。 同时，政治中心的东移还能使炀帝摆脱关陇势力的束缚，有助于集中皇权。 实事求是地说，炀帝虽不是创业之主，但也绝对是一个马上皇帝，因为他几乎一年四季都在外考察，实地解决帝国各地存在的问题，像螺旋一样，持续旋转。那些分布在各地的行宫就是一个个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小的政治中心，方便炀帝现场办公。 所以，如果仅仅是从享乐的角度去解读炀帝的一系列动作，还是有失偏颇。但炀帝的“敬业”也有副作用，那就是，他频繁出招导致大隋的民力根本就无法承受频繁的劳役，这也给大隋二世而亡埋下了祸根。 假如炀帝在营建东都洛阳之后能够停下来，那么他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可以坐在功劳簿上享受人生，百年之后，也不失一个“千古一帝”的标签。坏就坏在，炀帝的欲望实在太强，想将三世、四世之后的事情都给干了，这已经是违背了历史规律。所以，历史抛弃他的时候也就非常无情，不讲情面。 其实大家还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除了大兴城和洛阳城之外，大隋还有一个政治中心，那就是位于江北的江都。早在攻灭南陈之后，文帝就下令将建康的城邑宫室夷为平地，以摧毁南陈政治中心的方式来抹除南朝在江南的痕迹，和他在平定尉迟迥的叛乱之后毁掉邺城是一个目的，都是为了毁灭对手在历史上的政治痕迹，加速被征服区和大隋的融合。 同时，文帝还在江北营建了江都（今扬州）新城，作为大隋统治江南的政治中心。等炀帝营建好洛阳城之后，大隋就形成了以大兴统治关陇、以洛阳统治关东、以江都统治江南的政治格局。 三都制。 比较尴尬的是，炀帝的个人命运也是随着大隋的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先是从大兴城搬到洛阳，然后再从洛阳城南移至江都，最终死于江都。 但是不管怎么说，炀帝打造两都制的方式还是解决历史问题的标准做法，同时解决了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等问题。唐朝时，洛阳依然是东部的政治中心，大唐天子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是流动办公。不管是大运河还是东都洛阳，唐朝其实都是在吃炀帝的政治遗产。 历史就是如此残酷，开创者也往往是殉道者。 元朝时，忽必烈也是以两都制的方案来解决元朝的问题：以上都为草原势力的政治中心；以大都为中原势力的政治中心。元朝皇帝实行两都轮换办公以同时兼顾草原和中原势力。  图源/网络 按照这个思路，大秦的问题也能解决，如果秦始皇在兼并六国之后也能在天下中心打造一座政治中心以适应历史新形势，可能大秦的周期还能延长。 一般来说，一个开拓性质的王朝其政治中心也是随着版图的不断扩大而动态调整的过程。如果始终以老的政治中心为基地，那么其对新版图的控驭肯定会减弱。 北魏在这一点上做得就比较好，道武帝迁都平城，完了孝文帝又迁都洛阳，以迁都的方式不断解决新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 但孝文帝的失误之处却在于，迁都洛阳之后放弃了平城的国都地位，导致代北鲜卑勋贵的待遇是一落千丈，最终导致了六镇起义，北魏灭亡。 如果孝文帝当时坚持两都制，将洛阳和平城同时作为都城经营并流动办公，那么北魏的矛盾可能会被轻松解决。 至于当时的情况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读史的人也只是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属于马后炮的角色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两都制对于解决历史大多问题都是一剂良药，是历史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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